作为一个家庭有历史问题的初中毕业生，在文化革命的年代，出路只有一条——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进行改造。我是1950年生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十几年的学校教育使我坚信不移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绝对正确，并且一定要身体历行。只是让我迷惑不解，以至心中不平的是，我要求去东北建设兵团的申请遭到了校方拒绝，理由是那里离苏联很近，怕我叛国逃离。怀着委曲和不平，我报名来到山西农村。

 

当时我心中只抱着一个信念：除去出身不好（祖父是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我哪样也不比别人差。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当时我并不清楚山西在哪里，也不知道将面临什么困难，我只是想摆脱偏见，去展示一个纯粹的自我。所以，离开北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似乎是一种解脱。记得我到山西后写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我的心情舒畅极了！”

 

当年，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传遍大小山乡。冬天农闲，正是深挖洞的季节。广袤的田野上，村子的房背后，道路旁，凡认为合适的地方都被打开了一口口的井，井下面是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地道，遍及村庄大小角落。人们是那么天真，似乎觉得苏联马上就会打到中国来。

 

挖地道一般是4个人一组，两个人在下面挖，上面一人摇辘辘，把土从井下运上来，另一人负责把土担到更远的地方。我和三个男社员一组。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扛着辘辘出村了，做好准备工作，男社员们也到了。他们下到井里挖，我在上面摇辘辘，把土一筐筐运上来。潮湿的黄土满满一筐，有几十斤重，从十来米深的井底拉上来不是件容易事。开始我得使上全身的劲，双手用力，一下一下吃力地摇辘辘把。因为一个抓不住，土筐就会立刻下滑，砸伤底下的人不说，快速旋转的辘辘把也有可能打断我的胳膊。一天下来，肩膀后背酸疼，胳膊肿了，手上也捻出了血泡，火辣辣的。我咬牙坚持着，一天、两天、三天，每天我都是头一个上工。渐渐地，胳膊消了肿，手上起了茧，我练得只用一只手就能把满筐十一气摇上来。社员们也是兴致勃勃，每天早出晚归，各小组还自发地比赛，看谁进度快。最令人兴奋的是两处地道接通的时候。当互相能听到对方的刨土声和喊话声时，大家就更起劲地加紧挖。声音越来越清楚了，终于“扑”的一声，挖去了挡在面前的土，两边的人见面了。大家那个高兴啊，真像电影里演的打了胜仗的样子。缺口继续扩大，人们吃惊地发现两边地道的高低竟相差近1米。因为没有任何测量仪器，仅凭着人们的感觉，挖出的地道高高低低，方向也没个准。记得有一条地道就偏到一户农民的房底下。下雨的时候，屋子的墙就塌进了地道，幸亏此屋不住人。还有的地道越挖越往上，离路面仅一、二十公分。拉庄稼的大车从上面走过，地道被压塌了。整整干了一冬天的地道，没派上任何用场，只是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给我们增加了一项劳动——填被雨水冲坏的地道。累白受了，汗白流了。

 

挖罢地道接着是深翻土地，“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深翻土地大会战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也是我以生命相搏的又一次自我体现。毛主席关于“要把土地深翻好，把小麦种好”的号召，驱动成千上万的农民拿起铁锹，冒着三九严寒，战斗在田野上。公社主任亲自出马，开誓师大会，连续提出口号“奋战72小时，完成深翻土地××亩”，“大干十天，夺取深翻土地战役的最后胜利”等等。村里动员了所有的劳动力，包括一些老人，凡是能拿动锹的都上了阵。

 

黄土高原的冬天比北京要冷，土层冻结有半尺厚，一锹下去一个白印，蹬锹的脚硌得生疼。人们从场院里抱来一捆捆秸杆，点燃，把土地一小片一小片地烤化，随化随翻。到了晚上，茫茫田野里，朦朦夜色中，一簇簇人影浮动，一堆堆篝火燃烧，噼叭的爆裂声夹杂着人们的嚷叫声，铁锹与冻土相碰的嚓嚓声，倒也十分热闹、壮观。

 

深翻质量要求很高，深度1尺1寸，必须一锹一锹紧挨着。公社主任亲自带人拿着标尺测量，发现不合格的就让返工。我和队里的小伙子们比着干。由于用的是新锹，锹刃不锋利，还爱粘土，加上动作不得法，干起来特别吃力。可我毫不在意，只是不停地挖，挖。终于创造了一天翻地一亩一的纪录。公社武装部长在现场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可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的喜悦，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比别人差，甚至不比男人们差，让你们瞧瞧！

 

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缺少营养，我的心脏不大正常了，心慌、乏力，出虚汗，下肢浮肿。村里卫生院的医生为我开了中药，嘱咐我一定好好休息。可在这种时候哪能歇下！我托卫生院的护士替我煎药，抽空跑去喝一次，一直坚持到会战结束。一次在我去卫生院吃药的时候，路过公社，听见公社干部们有说有笑地在屋子里打牌，心中一股怒气油然而生，心想，把老百姓轰到地里去大干，几天不让回家，你们却在暖和的屋子里玩乐，这叫什么干部！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在心里骂几句。

 

春天到了，在深翻过的土地上播下的种子三分之二没有出苗。有经验的老农说，翻上来的都是生土，生土是很难长庄稼的。我也由此知道了土还有生、熟之分。我和社员们又一头扎进同样轰轰烈烈的补苗抗旱运动中。类似这样的无效劳动还有许多。那几年，公社门口墙上的大标语“亩产粮食×××万，争创×××万”的数字年年见长，可农民仓里的粮食却年年减少。每年农民都把最好的粮食交了公粮。记得有一回队里大车坏了，老乡们全靠身背肩扛把公粮送到十几里外的粮站，而换回的只是“钱记在账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白条。

 

就我自己而言，我不计较工分的多少，不计较劳动的苦与累，以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为代价，换来了农民群众对我的承认，信任与喜爱。乡亲们真诚地夸奖我是个好姑娘，说我人品好，能吃苦，干活不惜力，啊，这就够了！当年的我还需要什么呢？一个出身不好的女学生，没有资格向社会要求什么，乡亲们的公正评价就是给我的最大安慰，最高奖赏！他们使我在人前抬起了头，使我增强了自信心，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下大林的父老乡亲！

 

确实，淳朴的乡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关心我，体贴我，用农民特有的方式疼爱着我。劳动的时候看我干活不要命，年迈的喜尚大爷说：“闺女，慢着点儿，别累着。”有时小伙子们和我们女学生赛着干，故意难为我们，老头就瞪起眼睛，嘴上胡子一撅一撅地骂他们是坏小子，直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当着老头的面放肆。

 

在生产队的评工会上，乡亲们真诚地说：“俺们不管什么出身，这闺女人实诚，干活肯吃苦，就是好娃娃。”每次男劳力10分，总能给我评个8、9分，这在男尊女卑意识严重的山西农村可真不容易。乡亲们淳朴的感情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感受到人间的真情。

 

记得有一年冬闲，队里组织一批人上山割荆条，准备编筐用。我要求去，队长说这是男人干的活，山上又冷又脏，女人去不得。我非要去，他就同意了。我们一行8个人，赶着两辆小驴车，车上放着工具，向山里走去。走到山脚下，上山的路特别窄，小车过不去，我们只得留下车，由人带着工具往山上走。冬天的山谷一片荒凉，映入眼帘的都是光秃秃的树枝和满是荆棘的灌木丛。我们找到一片比较茂盛的灌木丛开始割荆

条。这里山势挺陡，两脚必须叉开，弯着腰割条，半人多高的荆棘光往脸上扎。我好不容易割了点儿，又没法拿。周围的荆棘牵衣挂袄的，让我顾了前顾不了后，手上、脸上被划了数不清的血印子。

 

晚上，我们住宿在一个叫“苦旱”的小山村。村里只有7户人家，村长安排我们住小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只是一间房子，里面有一个土炕坑盘灶，只有土墙上用锅灰刷的一块黑板能表明它是个教室。7个男人和我一个女的，怎么住呢，带队的亢田田发了愁。他要村长另给我找个住处。村长想了想，让我住到村口的一个老太太那儿。田田送我过去，一看那家，又脏又破不说，老人还又瞎又聋。田田不放心，说“你一个闺女家住这儿我不踏实，还是回来咱们一起住吧。”我们又回到学校。田田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张小炕桌，两个小凳子，就在门背后给我搭了个“床”。另外几个人脱下三件皮大衣给我连铺带盖。开始我觉得很为难，一个20多岁的大姑娘跟7个农村男人同住一间小屋，可我更不敢自己到外边去住，只好心一横，豁出去了。再看看他们几个，都很坦然，友善地一边说笑着一边挤到炕上。7条壮汉把一铺小炕挤得满满的。我迟疑着也躺下了。我把皮大衣紧紧地裹在身上，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周围的动静，随时准备起身防卫。到底要防什么，当时好像也说不清，反正是一种本能的防备。山村里没有电灯，周围漆黑一团。透过窗子，能看到湛蓝的夜空中闪亮的星星宛如颗颗银钉。黑黝黝的山峰在近前耸立着，真好像一伸手就能摸着它们。山里的夜是那么静谧，空气是那么清新。听着炕上渐渐响起的鼾声，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羊皮大衣盖在身上沉甸甸，暖融融，一阵倦意袭来，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吃了点儿带来的干粮，又割了大半天的荆条，一人背一捆，跌跌撞撞地下了山。

 

1974年在乡亲们的举荐下我上了山西省中医学校。毕业后当上了正式的中医大夫，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在山西插队的6年，是我最积极进取的6年，是使我从一个胆小懦弱的女孩儿变成敢做敢当，泼辣倔强的女子的6年。十数年后我回到北京，过去的老师见到我都说我变了，简直像换了一个人。是的，我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那几年，我翻看的次数最多的书是从北京带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崇拜保尔，他一生的经历我记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这本书是我生活的指南。当年在日记中我这样写道：“每当我苦恼的时候，对前途失去信心的时候，我就翻开这本书。保尔在对自己毁灭生命的一闪念时斥责自己道：‘任何一个傻瓜在任何时候都能结果他自己，这是最怯懦也是最容易的出路……你是不是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挣脱这铁环呢？即使是到了生活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时候，也要我出活下去的方法，使你的生命有用处吧”“使你的生命有用处”我牢牢记着这句话。所以，尽管有挫折，有坎坷，我决没有消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偏差，却也给了我们许多许多，造就了我们这一代具有特殊心路历程的人。

 

（弘毅，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山西农村插队，1979年回北京，现在北京市某机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