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不是知青，但和知青是同龄人。

 

我是1969年初中毕业，我的同学都去了东北军垦农场，而我则因为偶然的机会于69年从北京入伍来到上海。

 

我有一个女同学叫崔惠琴，家住北京南口，其父亲是南口机车车辆厂工人。我们是一起在南口铁路中学同班同学。上学期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于69年3月份参军，而她则于同年暑假下乡，到了东北。开始我们一直通信，她来信经常象我吐诉在东北的艰苦。我当时也只有15岁，又在部队里受正面教育，对她的吐诉很不理解，就写信劝她不要这样，从此再也没有接到过她的来信。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79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我也在部队成长，成熟起来，对文革期间的下乡运动也有了新的认识。我非常想念我当年的同学，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错误，明白了崔惠琴为何不给我这个没有经历过知青的磨难，光会唱高调的同学回信的原因。

 

从79年我便开始打听她的下落，利用探亲回北京期间来到南口她家，可是她的家已经拆迁，我没有打听到她的任何音信，也没有找到我那个班里的一个同学。

 

前几年，上海美术馆举行了一次知识青年摄影作品展览，我和家人一起去参观。面队着那一张张东北知青的集体照，我一边边地看，仔细地寻找那些我熟悉然而又模糊的面孔，也毫无收获。

 

一晃又是20年，我已经步入了中年，有个幸福的家庭，女儿也上了大学，我常常回想我过去的事情，我不知道崔惠琴她现在怎么样？是嫁给当地的农民了，还是回城了，回城后怎么样，现在幸福吗？有没有下岗，我很惦记她。

 

我知道我已经无法找到我的同学崔惠琴了，我只是想在此表示一下我对她的忏悔，我想告诉她，不管她在哪里，还有一个同学在永远思念着她，为她祝福，为所有的知青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