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某些阶段往往会给一个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在内蒙古武川县插队劳动的三年就是这样一段岁月。那里是个干旱少雨、靠天吃饭的穷地方，与当地老乡朝夕相处的三年知青生活不仅检视了我们在颠狂年代的激进理想，同时也使我们有机会认识了底层的中国。青春的代价换取的是理想的幻灭，求证的是历史的错误。然而，我曾生活的那片土地却依然让我魂牵梦绕，时时想起—那干涸的田野，补钉般的房屋，还有那迟滞，仿佛永远凝固的乡亲们的目光。随着岁月的流逝，思念之情与日俱增，真想回去再看一看那片艰苦劳动过的土地，看一看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

 

　　1991年夏，我终于又一次回到我曾插过队的村子—后卜子。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曾取道呼和浩特，然后翻越大青山，一直北上。在汽车穿过呼和浩特市区时，我不时地请司机停车，采购了大批的青菜和水果：西红柿、青椒、豆角、芹菜、黄瓜、西瓜……三位同行的教师一边帮我往车上装菜，一边开玩笑说：“刘老师把这面包车变成绿色食品车了”！是啊，他们不会知道，当年我在村里插队时，最想吃的就是这些绿色食品。我们在那里俗称“后山”（大青山后之意），土地贫瘠，水源短缺，别说种菜，就连树都难栽活，我们村子周围不见一棵树。一年四季见不着青菜，当时青菜就是带给后山人最好的礼物。26年过去了，后山一定变化很大，可能村里也能种菜了，但我相信这一车青菜对于村里人来说仍是最恰当的礼物。

 

经过两个小时的柏油路、山路，我们的车向东驶入一条土路，再有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后卜子了。20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村里变化大吗？村里人还都健在吗？我已进入不惑之年，不再是那个十八、九岁北京来的女娃子了，他们还记得我吗？透过车窗我远远地看到了地处低洼处的后卜子村，还是记忆中的熟悉的那从东到西长长的一溜，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啊，后卜子，我架来看你了。

 

　　离后卜子越来越近了，一切似乎还是老样子，有几座新房，但不多。我的眼光在村子中部搜寻着，急于找到那排我们13个知青居住过的房子。啊，找到了，还在那儿，一排六间，从西边数第三间就是我曾住了3年的地方。我请司机将车停在了知青房旁边，村里的一大群孩子都围拢过来。我激动地跳下车，向孩子们打听当年的老队长，显然他们不知道我说的是谁。正在我困惑时，听到身后传来一句那么耳熟的当地乡音：“你找谁呀”？我一回头对方竟脱口而出：“是刘黛琳哇”？站在我面前的是当年村里的民办教师索万靖。离开二十年后一眼就被认出，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是难于言表的。“索老师，你好！你还记得我？”“怎能忘得了啊？”“你一直在村里？”“还干老本行。”像千千万万个民办教师一样，索老师默默地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农村的孩子们。索老师和孩子们将我们拥到了他家的炕头上，孩子们又像小鸟儿似的将我回来的消息传遍了全村。倾刻之间，索老师家的屋子里和院子里挤满了前来看我的乡亲们。当年十几岁的娃娃们现在已都是三十几岁的成年人了，当年的中年人也已是五、六十岁开外的人了。只有当年我看到这些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孔时才意识到20年的岁月给后卜子人带来的变化。挤进屋里来的大嫂、大娘们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站在院子里的人们喊着我的名字，问我还记得不记得他们是谁，乡亲们仍然记得我们13个知青的名字，向我询问着每个人的情况。我回村的消息顿时成了村里的头号新闻，索老师的屋被挤得水泄不通，我从屋里挤到屋外，为在院子里蹲着、站着的人分烟、分糖果、分西瓜、分青菜，忙着和每个人打招呼，我感受到村里人是那么惊喜地欢迎我的归来。

 

　　我在院子里看到了用小子和郭三三，他们和我年龄相仿，属于当年和我们知青打得火热的一伙儿。“三三，桂英好吗？”我问道。没想到我得到的回答竟是：“她没福气，得了场急病，几年前就走了”。我的心一下变得沉重起来，三三当年娶亲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如今却人去屋空，三三又成了单身汉。

 

　　我们来到后卜子插队的第二年，有人给郭三三从外村说了个媳妇，双方都中意快到迎亲的日子了，可三三还缺媳妇娘家索要的两样聘礼，急得郭家三口吃不下、睡不着。在农村娶媳妇可是件大事，尤其是我们后卜子这个穷村子，能娶上个媳妇真是三生有幸。三三早年丧母，是郭老汉一手将两个儿子拉扯成人，三三的哥哥身体瘦弱，爷俩一心想为身强力壮的三三娶个媳妇，一来为郭家传宗接代，二来也可以照顾一下这一家三个单身汉的生活。

 

　　由于后山是个穷地方，娘家在聘闺女的时候都要事先向婆婆家要好一些穿的及用的物品，以免闺女嫁到婆婆家后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为防止受骗，按当时的规矩，婆家来迎亲时必须将备好的衣物带来让娘家人过目，只有娘家人认可了才能将媳妇娶走，否则就只能是空欢喜一场。这本无可指责，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找个好人家？何况这衣物还要带回婆家的。

 

娶亲在村里是件大事，郭三三娶不上这个媳妇，全村人都跟着着急，村里人给他出了个主意，找我们知青借这两样备不齐的东西：一是精线毛衣，一是花棉被。当地人能穿得起的毛衣大多是手纺毛线织的，所以女孩子出嫁时都希望能穿上一件城里人穿的那种用机纺毛线织的毛衣；对于当地人来说，好看的花被面也是一件奢侈品。除了借结婚的机会，哪个姑娘敢奢求这两样的东西。

 

　　我们当时下乡插队的大多带了两床被子，找一床没盖过的花被面的新被子很容易；从我们七个女知青的毛衣中挑出一件看上去像新的毛衣还不难。使我们为难的是：我们这样做道德吗？三三将媳妇娶过来后，再把毛衣和被子返回给我们，这样对新过门儿的媳妇公平吗？这不是地地道道的骗婚行为吗？按照我们当时自身的经济壮况，又不可能将这毛衣和被子送给三三，再说村里那么多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我们能帮得过来吗？我们有条件借，却没有能力送。可“借”就意味着“骗”，这与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与我们原有的道德观点是格格不入的：反对农村的买卖婚姻，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我们该怎么办？争来争去，我们似乎感到原有的观点离我们是那么遥远，而眼前的现实是一件毛衣、一床被子就可以成全一门婚姻，就可以让村里少了一个光棍。而最重要的是郭三三一家为人忠厚、老实，是村里公认的好人家，三三本人又是个很勤快、能干的壮劳力，无论哪个姑娘嫁到他家都不会吃亏、受气的。这个忙不能不帮，我们不是把哪个姑娘骗来受罪，而是帮她嫁到一个好人家，这无论从良心上还是从道义上都是说得过去的。在说服了自己之后，我们将一件毛衣和我的一床花棉被送到了三三家。当然免不了反复向三三家表明，我们希望他们一家善待未来媳妇的心意。

三三一家及全村人对我们这一善举的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郭老汉甚至邀请我参

 

加迎亲队伍，代表婆家接新娘。这在村里显然是一件难得的荣誉。披红戴花的迎亲马车载着迎新队伍离开了后卜子，一路上车上的人尽情地说着、笑着，对于后山人来说，还能有比这娶媳妇更令人兴奋的事吗？我自然也沉浸在这欢乐的气氛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来到了新媳妇的娘家。刚一进屋就看到炕上坐满了人，这是娘家人的长辈们，他们那天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验收婆家带来的聘礼，一旦发现伪劣假冒，婆家人就休想把媳妇接走。我们把带来的物品一一摆在炕上供这些验收官们过目，迎亲的人们边说好话边紧张地等待着判决，似乎没有什么好挑剔的。突然，一位老娘娘拿起了那件桃红色的精线毛衣，左看看，右瞧瞧，我的心一下收紧了。糟糕，难道是她看出了这是件穿过的毛衣？直到老娘娘看着我说：“这是你们从北京帮助买来的？”我的一颗心才算落了地，但老娘娘的问话又让我慌了神。怎么办？只好再一次撒谎。我避开老人的目光，一声低得连我自己都难以听到的“嗯”将老人敷衍过去了。可心慌意乱的我对于后来的对话却没有心思再听下去了。

 

　　我们的光荣使命完成了，三三的媳妇接回了后卜子。从那天起，我一直感到自己对这媳妇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要全力保证她在郭家生活得理想。新媳妇叫桂英，个子不高，五官平平，皮肤却出奇的细嫩，重要的是人贤惠、勤快，嫁到郭家不久就改变了三个光棍儿汉的生活，把个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我们也很快和她成了好朋友。一个月后该是归还棉被和毛衣的时候了，原料想会是很尴尬的场面却被桂英的一番话说得令我们对这普通的后山女子刮目相看。她说这是她早已料到的，这里常有借东西娶媳妇，婚后再退还的事，就这么个穷地方，能怨谁？嫁个好人家比什么不强。穿了一个月的新也就知足了，只是不好意思穿了我们的毛衣，盖了我们的被子。当时看到这位开通、明事理的农村姑娘婚后的满意生活，我们深感到宽慰。

 

由于乡亲们的盛情挽留我们当天留了下来过夜，躺在20年前我曾睡过三年的土炕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一场政治运动使我们来到这片塞外的土地上，我们的确失去了许多；但三年的艰苦生活也使我们得到了许多，尤其是结识了这里素昧平生的憨厚农民，他们的命运一直牵动着我的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各户去道别。到郭三三家时，见到了他和桂英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子已到了快出嫁的年龄，显然是继承了他妈妈的勤快与贤惠，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我不禁想桂英的在天之灵也可以放心了。在老乡家看到的日子比20年前好过多了，通了电，打了机井，可以不完全靠天吃饭了。但与外边的世界相比，后卜子在这20年中的变化却显得太小太小。

 

三十几户人家，从村东头到村西头道别整整用了近一天的时间，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上了汽车。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送别，他们把后山的传统礼物白面、莜面、鸡、鸡蛋、胡麻油又装进了面包车，推也推不掉，这是村里人的一片心啊！同行的三位教师感慨地说，这车上一来一去装的东西和在后卜子度过的两天一夜使他们领略到了人间的真情。

 

三年的插队生活已经很遥远了，客观存在仿佛是青春时节的一段梦，一段浪漫的，只能追忆不能重临的生活。然而，它与我说来仍然重要无比。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女性，我从那里汲取了顽强的进取和生存意识。那片贫脊的土地和纯朴正直的人们赋予我的，将是我一生开掘不尽的精神资源。

 

（刘黛琳，1967年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1968年到内蒙古武川县插队。现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