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一场风暴把我卷到了黄土高原，从此，我便生活在雁北，生活在那块黄土地上，至今未能回到父母的身边。我的人生，也像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弯弯曲曲，坎坷不平。

 

留下过年

 

“集体落户”之后，我们主要是接受大队的阶级教育，了解村史，大队“文革”期间的斗争史。有时也和社员一块出工，平整土地，修水渠。四十多天转眼过去，春节到来了。

 

我们都盼望回家，尤其是听说邻村许家堡的知青，有的已经“偷跑”了，大队还派民兵去看守，堵截，大家心里更不安，焦急。

 

“你去跟大队说说，让咱们回去吧！”

 

“一定不让我回，我也‘偷跑’，反正我要回去！”

 

同学们有的向我提建议，有的表“决心”，我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大队派人来叫我到郭主任那里去。

 

“许家堡的知青‘偷跑’回去了，你听说了吗？你们咋办？”郭主任表情严肃，单刀直入，一见面就问。

 

“听说了。我们也想回去。有些同学的爷爷奶奶岁数都很大了，来的时候很不放心，想回去看看。”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人之常情；可是上边说了，要让知青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你们可以走几个，可是不能全走，你一定得留下，留下的越多越

好。”

 

要留，当然只有我留下，别人的心情都那么迫切，我怎能让别人留下我走呢？带着队里的要求，我回到住处。

 

“怎么样？”

 

“让我们回去吗？”

 

“什么时候让走？”

 

“可以回去，可是不能全回去。我不回去了，你们谁愿意和我一块儿留下。”

 

“我不走了”

 

看半天没人吭声，刘丽终于表了态。

 

第二天，我和刘丽送八个女同学上了牛车。第一次坐牛车，她们都觉得好玩，有说有笑，格外高兴。我们站在雪地里目送着牛车钻进树林。

 

一进宿舍，觉得屋子一下子大起来，空荡荡的，心里也空荡荡的，脑子里只有同学们远去的身影，只有雪地上牛车轨过的两条混着黄色泥土的痕迹。什么也不想做了，甚至连饭也不想吃了。

 

可是活还得干。我们每天和社员一块去平地，修渠，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进行访贫问苦，还慰问了几位孤寡老人，为他们打扫屋、院，洗衣服。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社员们经常请我们去作客，吃稀粥煮山药（土豆），吃稠粥（焖熟的小米饭，有的因为小米少，里面再和些玉米面，熟了以后用勺子搅），吃黄

糕、红糕（粘高梁面做的，不好吃），给我们做最好的菜——土豆烩豆腐。

 

除夕晚上，村里的一些青年和我们一起打扑克，直到天快亮了，大家才东倒西歪睡了一会儿。

 

初一天刚亮，治保主任秦玉的女儿小妹就来叫我们，让我们到他家去吃饭。

 

秦玉的家在村的最北边。也同其他人家一样，土打的房（本地人叫“土窑”），土打的墙，家里除了几个放粮的大缸外，几乎没有其他家具。一家七口人，有五口是孩

子。

 

按当地人的习惯，大年初一早上吃面条。秦玉的妻子早把面条擀好切出来放在硬片上。那面条不是白色，而是黄中带绿的。等吃到嘴里才知道，原来是玉米面做的。

 

“玉米面还能擀面条呀？”

 

“能。里边和蒿子着哪，蒿子很筋（粘），和上就能擀面条。好吃吧？”

 

“好吃！”

 

在那个时候，每天都吃稀粥、稠粥、糕，太单调了，这会儿能换换口味，的确觉得不错。大年初一改善伙食，也仅是吃一顿玉米面面条，可见当时的社员生活是多么苦啊！

 

“人家都走了，都猫（看）妈去了，你们俩咋不回，不想妈？”一边吃饭，秦玉女人一边关切地问。

 

佳节思亲，我怎能不想我的爸爸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为了节约粮食，一到冬季大人们总要在面里和些糠吃，而让我吃粮——现在人们看都不愿意看的玉米面贴饼子，在当时比蛋糕还高级。家里大人们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服：衣服做的宽大，冬天填上棉花是棉衣，春秋掏去棉花穿夹衣，夏天再撤掉里子，就变成单衣了。而我，不管家里怎

么困难，到过年时妈妈总要想法给我做一身新衣服，尽管是家织粗布，可是穿着它与小伙伴们玩耍，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孩子。

 

插队前夕，没钱买现成的衣服、鞋子，妈妈买来布，在灯下一针一线给我赶做新衣、棉鞋、单鞋，一做就是大半夜。听说雁北冷，借钱给我买了新棉猴。打发插队的女儿，妈妈好像是给出嫁的女儿办嫁装，一趟又一趟出去、回来，买了牙膏牙刷、肥皂、鞋刷，甚至连卫生纸都买好了。

 

父亲平时对孩子们的事不多问，可是在我插队起程时，父亲往日的严肃不见了，满眼泪花，坚持要送我上火车。

 

“爸，妈，你们谁也别送，你们不去我心里踏实一些，你们去了我更难受！”

 

父母听了我的话不坚持送站了，可他们还是把我送了很远很远，他们都抽泣着说不上话来，我更哭得泪人似的。拐弯时，我回头望见他们还站在那里：他们斑白的头发，在寒风中显得更苍白。

 

爸爸、妈妈，不是女儿不想家；这是需要，身不由己，你们原谅吧！

 

春节后同学们陆续回来了。县里要给知识青年树榜样，表扬了一批知青，我也在其中。县广播站的有线广播报道了我春节不回京坚持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春节的事。

 

嫁在农村

 

1969年，我已经24岁了。这个年龄的姑娘不出嫁，在农村已是罕见的。郭主任做“月老”，给我介绍了一个刚刚复员的军人。说来也怪，在插队前，北京也有人给我介绍过，并且说有了对象可以不插队，但那时我认为以这种理由留城是丢人的事，死活不同意。而这次郭主任来说，我竟没反对。他叫辛原，比我小一岁，是本村的青年农民，刚刚复员回村，他双亲全无。父亲解放前是区小队的战士，被顽固军打死，连尸骨也未收回来，母亲改嫁后也已去世，家里只有一个爷爷和一个妹妹。这些在进行村史教育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四月上旬的一天。午饭后，辛原的妹妹连梅把我领进家就出去了。我坐在炕沿上，心跳咚咚的像打鼓，不用说，我那本来就比一般人红的脸色，当时一定红得很难看。

 

他靠洋箱坐在一个板凳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面庞白晰，五官端正，气质更不同于一般农村青年。也许是缘份，一见面我就对他有好感。

 

“我一回来，三叔，（郭主任）就给我介绍你，说你人老实，能吃苦，是学毛选积极分子；可我家太穷，这你都看到了，这两间烂窑还有我叔叔的一间，这两个洋箱也有一个是他的，那些烂缸也有他的一大半；你是从北京来的，能吃下这苦吗？

 

“我家里也很穷，你的情况郭主任也向我介绍了，你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表现很好；我找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家。”

 

“我在部队里作过阑尾和静脉曲张手术。原来村里也有两个姑娘要给我，都因为这个不给了，你不嫌吗？”

 

“那些都是小手术，不会影响什么的。”

 

“这么说你同意了？”

 

“你要没意见，我也没意见。”

 

“那你要些啥？”

 

“我什么也不要。”

 

“我们这的姑娘嫁人都要五身衣裳，娘家还要彩礼，你要什么？太多了我可没有哇！”

 

“我说了我什么也不要。你别忘了我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啊！我们北京也没有要彩礼的习惯。”

 

我给家里去了信，父母都同意，并且给队里领导来了信，说一切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我们领了结婚证，婚事就是这样确定下来了。

 

婚礼办得很热闹。在当地，我是第一个在农村安家落户的女知青，可能有典型意义吧，大队很重视。结婚前，大队派人给我们修理了房屋，结婚时，村革委赠送给我们两套《毛泽东选集》，派村宣传队表演了文艺节目。可以说那是一个移风易俗的婚礼。

 

婚礼那天，辛原安排工作的通知下来了，双喜临门，我们分外高兴。

 

婚后的日子很困难，吃红糕、干菜，却也很甜蜜。辛原去上班，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小别胜新婚”，盼归的期待，分别的留恋，都给生活增添了色彩。

 

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我们遥望着嵌着深蓝天幕上的满月，望着笼在月光中的邻舍的房影，一切都那么静谧、温馨。辛原深深感慨道：“原想爹死娘嫁人，剩下我没人管，这一辈子只有打光棍了，，没想到老天爷让我成了家，还娶了你，娶了个北京人，做梦都没想到。”

 

“这是缘份，是天意吧！”

 

“你也相信缘分、天意呀？真要那样，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他把我紧搂在怀里，“现在让我这样死了我也满足了！”

 

寻找出路

 

1971年3月，我生了一个女儿。这时，同学中有人被招工了，以后陆陆续续不断有人走，可我无人问津。我等得急了，到公社去问。公社干部回答说：“你不是安家落户了吗？你是‘永久’牌的了，还想‘飞’呀？结了婚的我们不考虑，何况你还有孩子！回去吧，安心过日子去吧。”

 

1971年下半年，当地农村要招考一批农村教师，听说考上就能转成正式教师，“只有这一线希望了！”于是我四处借书，拼命攻读。白天，孩子不睡觉，又得为小姑、爷爷做饭，只有挤晚上的时间，在一盏煤油灯下几乎夜夜学到天明。晚上吃稀粥煮山药，根本不耐饿，又有孩子吃奶，彻夜不眠，常常饥肠咕咕，觉得前胸贴着后背了。两个月下来，不仅我消瘦得不成样子，孩子也因吃了火奶上了火，拥在眼上，角膜起了白翳，打针、灌药都不见效；可我仍然坚持学习不罢手。

 

1972年3月考试，我成功了。

 

在农村的学校教书工作时间特别长，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我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孩子的眼病加重了。我只好把孩子送回北京，交给母亲抚养。

 

回到大王村就听说，县里闹矛盾，我们这一批招考的农村教师不能马上转正，先作代课教师。有人对我说，根本原因，是有人想插进自己的亲信，你赶快找人找门吧，不然有被挤下来的危险。

 

付出了那么大代价，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去了，岂能甘心坐等被挤下来？没有门，去硬撞，没熟人，去多找，为了保住自己转正的这个名额，我不得不四处奔波。

 

为了寻找分管教育的一个干部，我骑车一天往返200多里路。有一次，途中遇上了一场罕见的风沙。人说：雁北有三宝，大风、黄沙、羊皮袄。那天在路上我预感到黄雾中的旋风时，就势打了一个滚翻到低处，趴在沟里一动也不敢动。眨眼间，那可怕的黄风来到了我跟前，只觉得大股大股的沙土往耳朵、鼻子、嘴里、眼里钻，呛得喘不上气来。一分多钟，旋风过去，睁眼一看，从上到下，空中还是一片昏黄；再看身上，盖了有一寸厚的黄沙。心说：“哎，工夫再大点就被活埋了！”还有一次是冬天，等找到并见过干部后已经天黑了，连夜回村。大雪过后，到处白茫茫一片，分不出那是路，哪是沟，哪是坑，松软的沙土地上盖了厚厚的雪，自行车没法骑，只好推着走。我紧捏着车闸，跟着车往下跑，突然车撞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我一跤摔在地上，翻滚着向坡下滑去；“早知这样，哪如坐在地上往下滑呢！”

 

上坡更难。我推着车上了几次都没成功，都是刚上一小段又滑下来。怎么办？先修路吧！拿什么修？用手。凭着记忆，用手寻找踏脚的窝，找着就用手扫去积雪，使它露出地面。经过半个多钟头的工作，陡坡上终于出现了由一个个黑点连成的路。我扛起车一步步向上攀登。这条不长的路，回来用了五个多小时，摔了多少跤也记不清了。为了出路，吃千般苦都不算什么，只要当地的干部能同情我这个落户的北京女知青，就有了莫大的安慰了。

 

意外打击

 

1972年春天，辛原调到榆次在省公安厅下属的第四监狱工作。

 

9月10日，学校放秋假，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决定去榆次看他。

 

一想到要和他见面，心里激动得睡不着觉。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给他带点什么呢？想来想去，只有三只老母鸡。”三只鸡都杀了，一只送给替我看门的大娘，另外两只我带着上路了。

 

乘火车到了太原，换乘公共汽车。汽车停在清徐站，我看到路边在卖葡萄。路上我又买了二斤清徐葡萄，一颗也没尝，想等到榆次跟他一同分享这甜蜜。

 

汽车朝南开，借着阳光的反照，我端详着自己的面容：粉红的面庞，衬着两条黑亮的短刷子辫儿，红润的嘴唇，格外分明。虽不很漂亮，但也很精神。“马上就能见到他了！”这样一想，心扑通扑通地加速跳起来。

 

汽车进了榆次站，人都走光了，还不见他的影子。“不是说好来接站吗？人呢？”一路问着找了去。

 

他从屋里出来了，穿着一身黑制服，脸色苍白。

 

“你说到站接我，怎么没去？害得我等了半天！”

 

“我闹肚子好几天了，去不了。”

 

“那么厉害吗？为什么不看？”

 

“厉害，看不好嘛！”

 

“我给你带鸡来了，这是清徐的葡萄，你能吃吗？”

 

“我啥也不想吃。老远的，拿它作啥？”

 

“我把三只鸡都杀了，拿来两只给你吃嘛！”

 

“我又不能吃，还不如你自己在家吃了！”他说话有气无力的，看来的确病得不轻。

 

夜里，他翻来复去，还不时出长气。

 

“你肚子疼啊？我给你搓搓？”

 

“不用了，搁伏住就好了。”

 

一夜他都像烙饼似的，颠来倒去地翻身，床不时地动，我也没睡好。

 

第二天一白天，他躺在床上，不出去也很少说话。“是身体不好没精神吧？”我猜想着。炖出来的鸡谁也没吃多少，它没有想象得那么香。

 

晚上，他出去了好一阵还不回来，饭凉了，我去找他。

 

过了一个门，走到第三个门口，就听见里面辛原在说：“我很怕，万一让她知道了咋办？她得住一个多月呢。”

 

“我想想。”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过了一会那个声音又响起来，“有两个办法，一个，尽快打发你家属回去，时间长了就难免露破绽；再一个，就是我替你跟刘政委说说去，等家属走了再处理。”

 

“刚来就让她回去，不行，她会起疑心。还是跟刘政委说说吧。我跟你说，这事真不全怪我，王××先找我的，请我吃饭，呆在我屋里不走……”我像坠入了五里云雾，回到家里站不住也坐不住，只等他快回来问个清楚。

 

“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让我知道？”辛原一进门我就问。

 

“没，有啥事？”我看出他很不自然。

 

“没啥事？你说王××是谁？她为什么请你吃饭，又在你屋里不走？刘政委处理你什么？”

 

“你，你都知道啦？你怎么知道的？”他紧张起来。

 

“这并不重要；你快跟我说怎么回事？”我嚷着说。

 

他一下子坐在床上，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地变化着，大口大口地吸烟，不说话。

 

“你快说，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对不起我的事？”

 

“我说了你别生气，你原谅我！”他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说。

 

“说吧，说了实话我或许能原谅你。”

 

“我对不起你！我和王××发生了关系，组织上知道了，正在处理！”

 

天啊！我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他调来榆次我就有点不放心，果然出了这样的事，我怎么办？怎么办啊？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往上涌，头嗡嗡响。

 

“畜牲！畜牲！伪君子！伪君子！狼心狗肺的东西，你的良心让狗吃了？我在村里受苦受累，为什么？”

 

我不能控制自己，疯了一样向他扑去，恨不得把他咬碎，嚼了，吃了，也不管是哪儿，乱打乱捶。他不还手，可是用手去架着，我打不着。他个子比我高，在武警部队又学过擒拿术，我怎么打得着他！折腾一气打不着，只得罢手，心里像塞进了千斤石，只觉得沉得堵得出不来气，四肢酥酥的麻，掐上去也没感觉，浑身像棉花，软得没有一点儿力。

 

他只是坐在那里吸咽，吸了一支又接上一支，见我只是哭不骂了，才又说：

 

“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对我们家的恩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村里人都夸你是孝顺媳妇，侍候我爷爷养老送终，端尿端屎，对连梅比亲姐姐还好……”

 

“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不想听！知道我对你好，为什么还做对不起我的事？你想过我正在冰天雪地里受什么罪吗？想过我一天跑二百多里路是什么滋味儿吗？想到我低三下四求人的心情吗？牲口，牲口——，你心坏了……”

 

我的肺都快气炸了，心团在一起，绞着疼，顺手拿起身边的烟，猛吸起来。我从来没吸过烟，可是那种情形下，失去了知觉，失去了理智，一支又一支接着吸，不呛也不醉。

 

“我错了，在组织面前我是犯了错误，在你面前我是犯了罪，你原谅我，别离开我，一辈子我会好好待你来赎我的罪！”

 

我精疲力竭了，我找不出恰当的字眼来数说他的罪恶，无法抑制自己暴怒的感情，只是吸烟，哭；哭，吸烟，只是恨，恨，恨他轻慢了我的感情，屈了我的一颗心！只有把他撕烂，撕碎，才能解我心头恨，可我不能，我是多么弱，多么小啊！

 

第二天，我面色苍白，两眼红肿，嘴唇起了一圈血泡，肿得老高，面对镜子，我认不出那就是自己。怎么办啊？离婚，让那一对狗男女去自食恶果！不行，孩子应该有个完整的家，……忍了吧！况且凭良心说，他并不是个坏人，只是太爱动情，想起过去，他半夜常常从梦中哭醒，说梦见他的妈妈、奶奶了，说自己命苦。

 

但我又经受不住这一锤，从此，我手脚就麻木，嘴上就起泡，由于过度吸烟，气管炎加重了，每年冬天，胸痛发散到下巴，不由自主地流口水，尿裤子。精神恍惚，迟钝失语，心想说这个，一张嘴却把别的说了出去。……

 

辛原被判劳教二年；王××开除团籍，留团察看处分，调到纺织厂当工人去了。

 

1975年底，我的转正问题得到解决。我当然在归队之内。1977年秋天我调到了县一中。

 

第二年，辛原回到县交通局工作。1979年我又生了个儿子。交通局对辛原很信任，器重，我觉得脸上也光彩；有了儿子，心里好多了。这段时间，我几乎年年被评为校、县、地区的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

 

然而，好景不长，令人肺炸的事又发生了。

 

那是1989年春节。正月十五晚上，县城里闹红火（民间艺术表演），辛原打钹，他回来不久，邻院与他同一个单位的白××（红火时打门旗的）就用砖头咣咣地砸我家的门，我出去问她为什么，她不答话，只是“你妈的，你妈的”一个劲骂，我问辛原，他说他与前院小张的女人（闹红火表演的）说话，白××不让，在街上已经吵了一阵。

 

辛原与人说话碍着白××什么事了？当时我已猜到了八九分。白××并没完，闹了好几天，在交通局说她跟辛原有了孩子。流产了，要到法院去告状。我心里的那个气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事我不能说它有，可也不能说它无。白××与我家是紧邻，她经常到我家串门，给我，给我的孩子打毛衣，我从没有多想过。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夫妻几乎不能作房事，辛原说可能是伤了腰。可这情景，怎么与我的榆次之行那么相似？后来听说交通局有人给他们画了漫画贴在墙上；我问辛原，他赌咒发誓，说没那回事。解不开的疙瘩，猜不透的心，我心里怎能痛快？

 

学校评定职称，我因学历不够，评不上。不甘心落在别人后面。1987年我开始自学，参加自学高考。我学得呆了，痴了，即便家里来了亲朋好友也不愿意闲谈，我要料理家务，要工作，要学习，这都要时间，时间太宝贵了，平时，挤时间学，晚上别人都睡了，我把灯遮起来学；放了假，让家人把我锁在家里学，但是，当我还剩下三门没结业的时候，重锤又一次砸在我身上。

 

1992年，局里成立了路政股，辛原当了股长，经常上路处理事故。去年秋天，我开始感到他有点不对劲，正在这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外面量黄米（与卖淫的女人鬼混）；还有人对我说，前年冬天我回北京之际，我家里来了陌生的女人；接着又有人说他常去他姨妹家，他一去，他姨妹夫就出去了，连平时他姨妹的姘夫也不去了。周围说得沸沸扬扬，我该怎么办？我真想杀了他，那样他死了，我也活不了，受苦的是孩子；我也想过离婚，又有什么意义？第一次忍了，第二次算了，这一次，哎……

 

这就是我插队雁北二十六年的生活剪影。我这个曾经真正在农村安家落户的北京女知青，几经艰苦曲折，在社会生活中，收获了赞扬、尊重，现在我在县中学是教研组长，校工会主席，又当了县政协委员，而在个人婚姻上，我却是个失败者，收获更多的是辛酸和痛苦。

 

（刘竹，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山西农村插队，至今仍在山西某县中当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