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次回村
作者：苏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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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回村
作者：苏小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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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东茹村后，我回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县城当售货员的时候，另一次是调回北京之后。两次回村相隔近十年，感受却十分相似。 一 1971年5月，县安置办公室第一次大批抽调知识青年。在五台县插队的300多名北京知青，约有100人先后被抽调到县百货公司、土产公司、副食品公司、城关供销社、银行、书店、公安局等单位，也有个别人在县政府当了干部。我在综合商店当了一名售货员。 综合商店是县城里新盖起的二层楼房。店新职工也新，售货员大部分是刚从部队下来的复转军人和北京知识青年，也有从基层供销社选调的优秀售货员，在县城商业系统十分引人注目。记得那天我提着行李走进楼上女宿舍，看到屋内整洁漂亮的床单，干净清爽的毛巾，想起昨晚相伴入眠的破屋、土炕、煤油灯，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心中感慨万千。 半城半乡的县城生活给我一种复归的感觉：电灯、自来水、手摇电话机、黑白电视机，还有烟气腾腾的电影院、出售刀削面和炒米粉的小餐馆、大而硬的饼干，都和都市生活那样接近。很快我习惯了一名县城售货员的生活。每天早晨踏着吱吱作响的木垫板走进栏柜（柜台），舞动鸡毛掸拂去玻璃上的灰尘，然后坐在木登上等候顾客到来。大约十点钟，四乡农民涌入城里，买这买那热闹到十二点钟。午后顾客逐渐稀少，我们去进货或聊天、看书，有时甚至在售货厅内打羽毛球玩。十分清闲自在。 县城的售货员没有休息日，从大年初一直干到 山里的腊月天风如刀割。我们搭乘一辆进山拉焦炭的卡车，建军外衣单薄，我便自告奋勇爬进车厢。司机和助手从驾驶室中将他们厚厚的皮大衣扔给我，我披上一个盖一个。卡车行驶三十里路到达村头时，我的手还是冻得解不开大衣的扣子。 进村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到油坊去暖和暖和。 爬上卵石堆砌的漫坡，我们走进大队部。东厢那间小耳房曾是我、建军、春兰三个女知青的宿舍。如今我和建军调到县城工作，春兰到广东上了大学，人去屋空，歪歪斜斜的木门静静地关闭，一把铁锁高悬在门楣之上。大队部白天没人办公，我们俩径直奔向后院，推开了油坊油腻腻的木门。 熟悉的热气和油香引我们进屋。“谁啦？”有人问。“阎大伯！”我和建军叫着，话音未落，只见阎大伯已拖着踢踏的步子从榨油的架子后面绕出来。他那黄而瘦的脸上绽开笑容，惊喜地说：“嗨呀，娃娃们回来了！”阎大伯的帮手老谢也搓着手问：“来了稀客了，咋想着回来啦？” 我们解释着未能回来的原因。阎大伯拿起扫帚将炕席扫干净，残破的炕席被油尘熏染得改变了颜色，发着暗淡的光。老谢爽爽地问：“吃甚吧？”我们答：“随便。”阎大伯想了想，决定吃莜面闷鱼儿。他知道我们在村里时最喜欢吃他做的闷鱼儿。 尚未温饱、不善言辞的乡亲就这样开始了对我们的欢迎。烧水、和面、洗土豆，不让我们插一下手。阎大伯是我们十三个知识青年到东茹村后结识的第一位村里人。刚进村时知青集体住小学校内，阎大伯给我们做饭吃。农村日常生活必须的烧炕、做饭、挑水都是阎大伯教会的。后来我们分散到九个小队劳动，建军、春兰和我搬进大队部院内的小耳房，阎大伯在后院榨油，仍旧常来常往。晚上收了工，吃罢饭，我们常相约到阎大伯家串门聊天，大伯家的炕总是烧得热乎乎的，有时还有些炒豆子、炒麻籽吃。阎大娘几次说要认我们做干女儿， 阎大伯是榨油好手。逢秋冬两季，各小队依次将打下的胡麻、黄芥送到油坊，阎大伯和老谢便为每个小队榨油。毛驴在屋东头拉着石磨转呵转，老谢在靠门口的大铁锅旁翻炒麻籽，一根直径近米数的粗大木杠横贯全屋，阎大伯咳着、喘着在西头榨油的架子后面忙伙，削瘦的脸上淌着汗。那些年，东茹村大部分人吃不饱饭。我们北京知青一年五百多斤毛粮的定量，按说够吃了，可大伙不操心，不算计，结果也吃不好。有时甚至连续几天只有高梁米粥，没盐没菜，大铁锅沿被染成了高梁红。在这种情况下，油坊在我们心里就独具魅力。 阎大伯榨时油时各小队多多少少要送一点细粮来，莜麦面、粘谷子、有时还有点白面。数量虽然不多，但这些粮食加上油坊里有油有酱，就算得上得天独厚了。阎大伯做顿好饭，总不忘让老谢到前院喊我们。我记得吃过黄米面炸糕、油饼、煮嫩玉米、莜面窝窝、莜面闷鱼儿。大队干部有时通达过来，也一起吃。吃的时候都是关上门，悄悄的。一怕来人多，二也因为大多是蹭饭的，总觉得有些不妥。 我最喜欢吃莜面闷鱼儿。将莜面用热水和好搓成柳叶状，放在胡麻酱炒过的土豆块上闷熟。土豆被油炒得金黄发亮，莜面鱼儿软滑劲道，吃过一碗还想第二碗。怎奈僧多粥少往往不能尽兴。 此时我们重坐油坊炕上，看阎大伯再现他的手艺。饭熟了，阎大伯取出几只粗瓷碗，从竹竿上拉下一块手巾，认真地擦拭。那手巾本是块豆包布，被油污染黑不见原色。我们迟疑了一下不约而同地说：“不用擦了……”可阎大伯执意认真擦过，然后取出筷子，抹一抹，分给我们。 我没有想到这碗莜面鱼儿留给我的却是关于一块毛巾的印象。一时弄不明白这块油腻的黑乎乎的手巾为何如此刺激我。当年习以为常的日子又真实地呈现在我面前，告诉我过去的时光里不仅有飘香的莜面鱼儿。记忆中经久不散的香味淡去了，飘走了。当阎大伯将热乎乎的莜面鱼儿端上来时，我已失去了初来时的兴奋。吃一口，再不见昨日的满口溢香。 这是我吃过的最后的一碗莜面闷鱼儿。那以后我再没走进这间油坊。三十里距离和三年时间改变了我，我吃惊环境改变后我感情和心境的变化，为此内疚又无可奈何。 又一年，听说阎大伯患了肝炎。我曾陪他去县医院看病，眼看一位大夫对他冷淡而草率仍旧无能为力。当我和建军再次回村探望他时，阎大伯只能趴在窗边向我们告别。几年后我调离五台县城，走时匆忙没有回村向大伯大娘作别。又过了三年我调回北京，一位同学来到我家告诉我说阎大伯去世了。他儿子给我捎了小米来。 东茹村的乡亲称自己是“受苦人”，下地干活儿他们叫“受”或“受苦”，能干的人被称为“苦大”。我想这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同我们相比，他们的日子苦得多，难得多。可他们却用同情温暖我们，拿出仅有的最好的东西与我们分享。当阎大娘盘坐炕头端详我们时，嘴里总念叨着：“哎，娃娃们可怜呢，从北京来到这地方。”他们默默地生，默默地去，山外没人知道他们。如今，大伯大娘都已故去，他们留下两儿两女和一群孙儿。还留给我一份永存心头的记忆，是关于莜面闷鱼儿的。 二 1977年我从五台县调往河北琢县，1979年夏天回到北京。当年同一火车离开北京的知青们，十几年中靠着十八般武艺各显神通陆续返回了出发地。 昔日熟悉的城市生活，在我眼里不再完美无缺。生活和岁月改变了我，我只能用新的标准来评判周围的人和事。离开北京的十一年里，我在北方的山区种过地，当过售货员，在河北平原的农机厂学过铣床，同最普通的劳动者们朝夕相处，和一些人成为朋友。我不敢称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不能否认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他们对生活的许多看法，习惯了他们评判人和事的眼光。这些都是城市学校里没有教给我的。离京时我还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回来已近不惑之年，逐渐成熟而且独立了。审视新的自己，观照新的环境，我觉得我可以应付生活。 五年匆匆而过。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变化又牵动了我那根思乡的神经。我又想起太行山里那个小村子，想起当年一起干活儿的朋友。不知道闺女们结婚没有？小伙子们娶下什么样的媳妇？他们的日子好过了吗？ 1984年秋天，乘到山西出差之便，我转道重返五台县。在县城，谢绝了商店里同事的挽留，同省妇联宣传部老钟同志一起，直奔东茹村。 听说地分到户了。我不由想起大队小队的干部们，他们已经改了称谓吧。记得我们插队刚到九队时，生灵当队长，人挺和气，喜欢唱山西梆子。银梅告诉我，生灵三十岁还没娶上媳妇，开会喜欢挨着闺女们坐。接着明堂当队长，明堂高个子，帽子上总捌着颗五角星，他刚娶亲，小俩口感情十分好。再后来换了绿林，绿林年长些，有两个娃。他读过不少古书，喜欢“讲古话”，也好说怪话。平时干活儿骂起人很凶，但没骂过我们，对我们“敬而远之。” 有一次打场，打麦子，用机器脱粒。绿林让我和建军把成捆的麦子从垛上掀下来，送到输送带旁打散，供两位老汉往输送带上放。绿林和另外两位老汉在机器的另一面扬场。秋日头毒，半天干下来口干舌燥，脖子里围了手巾仍感觉麦刺扎得难过。中午吃饭时建军发起烧来，双颊红红的。我只好一个人去了场院。 机器飞快地转动，我吃力地跑来跑去搬动麦捆，不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轰轰的打麦机似乎还在催促“快点、快点”。无奈只好连拖带拉。快收工时，绿林才发现场上只我一人在运麦捆。他爬上麦垛，用木叉帮我将麦子掀下来，我总算松了口气。 没有想到这一件小事改变了绿林对我们的看法。他开始关照我们，似乎要弥补自己的疏忽。割谷子茬口留得高了他视而不见，休息时甚至和我们搭两句话。在我患急性肝炎痊愈后回村干活儿时，他还嘱建军锄地时慢一点，留在后面陪陪我，免得一下干得猛了。说实话，我不是干活儿好手，在知青里无论体力还是能力均属下乘。村里人却不因此看轻我，他们着重的是态度，即你是否真正尽了力。 我与老钟刚进村，在街头意外遇到秀鸾。秀弯曾和我一起干活儿，她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若在城市，或许去唱歌跳舞搞文艺了。秀鸾的母亲早逝，父亲是小队的记工员。我们在村里时，记工员给秀鸾娶了个后妈，后妈带来她最小的儿子，这儿子就成了秀弯的丈夫。村里人说这叫亲上加亲。 秀鸾温和善良，说话慢声细语，颇有戏曲道白的韵味。你夸她两句，她便脸一红，说“羞刹了。”没想到就是这个刘秀鸾，如今站在街上摆起卖小百货的摊子。见到我，秀鸾惊喜地说，她怎么也没估计到我能回来，真是“好刹了。”我与老钟就坐在她的货摊旁聊了起来。秀鸾已经结婚，第一个孩子早夭，又生下两个女儿。丈夫江风到石家庄进货去了，那里的日用品比较便宜。秀鸾告诉我，当年一起下地的闺女们全都出嫁了，连年龄较小的一个也有了四个娃，真让我大吃一惊。看来计划生育在这里敌不过人情面子。 我们谈起江风。江风刚进村时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看他挑着水桶晃晃悠悠没精打彩的模样，不像个好后生。不想几年中长成高高大大的小伙子，还学得一手木匠活计。独生女儿能有美满婚姻，秀鸾的母亲地下有知亦可瞑目了。 我们在街头站着，宝山拉着一车粪经过，“呀！”他笑着站住了。虽然已经娶妻生子，宝山依旧当年模样。队里一块儿下地的后生中间，宝山与我和建军最知己。宝山家穷，整日穿得破旧，脸也像没洗过似的。平日年龄相仿的后生摔跤玩耍，打睹干仗，宝山都算一个。有一回在山上干活儿，不知谁带了两个馒头当午饭。在粗粮都吃不饱的年月这两个馒头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啊！带馒头的人说：谁躺着头悬空吃下一个馒头，另一个他奉送。第一个响应的又是宝山。他真的把馒头吃了下去。 宝山大大咧咧无忧无虑，却有一副热心肠。我们有事求他帮忙，他总是满口答应，从不打马虎。在地里干活儿偶尔从我们身旁经过，总要使个眼色，悄声说：“慢些干。” 我问宝山如今分田到户，日子好过了吧？他诡秘地回答：“你还不清楚，咱受苦人哪会儿也是受。”问他有几个娃？他表情豁然开朗，笑眯眯地回答有两个儿子。长得都很“发节”（结实）。 天色将晚，公社妇联主任请我们去公社食堂吃饭，还买了几瓶啤酒，说城里人喜欢喝这个。饭后，她邀我和老钟到村妇联主任家坐坐。妇联主任住在第六小队。我们三人走出公社大院，绕过卫生院的高墙，顺路进了六队。几个老汉蹲在墙根吸烟，我离村已有十几年，又不是同一小队，所以都不认识。一位老汉同妇联主任打个招呼，“吃啦？”“嗯哪。”另一个问：“好像是咱村里在过的知识青年？”“嗅。”我们边走边应，“调回来啦？”有人问。主任笑了：“回来瞧瞧。” 老汉无意间的问话，让我心头一颤。昏昏夜幂中，走在熟悉的坑洼不平的石路上，身边是村里的乡亲，我恍惚有一种真的调回来的感觉，揪心的恐惧袭上心来。似乎这一句无意的问话将会决定我的命运。整个晚上我被不安的心情笼罩了。在妇联主任家里说了些什么一点不记得。第二天，我果断地打消了多住几天的念头，到临村采访之后，便与老钟返回县城。 从县城到太原直到北京，我弄不明白我究竟担心什么？是担心调动工作时劳心费力的疲惫，还是惧怕重返土屋、土炕、梯田、沟地、水井、煤油灯的生活？我曾怀着深深的眷恋，记挂着劳动生活了三年的村子，将乡亲们山一样厚重，土一般温暖的亲情珍藏心中，而当我一旦有机会离开它时，又走得那么义无返顾。 我只是东茹村的一个过客。而且永远不愿再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愿再次坐在山坡的梯田上看每天一次的长途汽车经过村子向山外开去，带走我的无望和失落。最近，听秀鸾的亲戚讲秀鸾已不再做生意，回到家里带她的三个孩子，喂了猪，养了鸡，日子过得不错。江风随工程队去了太原，还干他的木匠活儿。五台县的工程队在太原颇有名气，不少男人都出去做工了。大山再不能锁住青年人对新生活的向往，对文明富裕生活的追求。将来有一天，江风和伙伴们挣钱回家，还会把城市的各种信息以及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带回去，给山村的生活新的冲击。 当年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对双方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若干年后，我们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不论变化朝向何方，冲击的影响都不容否认。那一段生活对我个人而言有得亦有失。我失去了求学求知的宝贵时光，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人生经验。正如有些感觉离开了特定环境便难再现，有些生活的体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城市生活的压力和人与人间的隔膜只能使我倍加珍视山里人自然流露、不索回报的真实情感，它会温暖我的一生，在我心中永存一方净土。 （苏小环，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山西农村插队，1979年回北京，现在英文《中国妇女》杂志社任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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