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 果
作者：商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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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 果
作者：商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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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果，是我二十岁左右时，得到的一个挺美的叠字名字。那是插队一两年后，村里的老乡不知不觉中叫起来的。我也于一时惊讶之后，就把这田园风味的名字，领受下来，听着，觉得很有趣。且做为一个“黑帮子女”，从此，就将更加自然地掺和在村里的女女（未婚姑娘的通称）诸如芝芝、秀秀、花花等等之中。村里老乡只不过把我当一个女知识青年——果果，生活于是显得比较平实，日子便一天天，一年年忙而累的过了下去。这一过，就是五年。 我插队的村子，位于土默特左旗的最南端，再向南几里路，就归属清河县了。整个沙尔沁公社，只我们小营子大队安插了北京知青18个。1968年8月，火车把我们卸在呼和浩特，汽车又把我们卸在公社，从公社到村里，要路经十里荒原，上万亩的荒原上，不仅没有人烟，连一只羊也没有。偶尔，只有荒原狼孤独地在散步。就在这片大荒原的边缘上，镶着我们那小小的大队——小营子，像个“孤岛”，全大队不过三十几户人家。 没料想，我们这个“孤岛”很美。村中间，一条宽达丈余的大路笔直平坦，路两边植有四排高大挺拔的杨树，我们戏称此路为“华沙一条街”。村东又有一条丈余高的大渠，颇有气势地向西伸展。水渠的水，从杨树湾—一个人造湖中抽上来，特配有大口井，供抽水机把水扬上大渠。湖边还有一棵独自静立的古老杨树，粗可捉迷藏。湖中有鱼，鱼苗也是“文革”前放养。湖的东面是一大片坡地，坡下是一大片碧绿的水草滩，放牧着几十匹骏马，无鞍无缰，马鬃亮而长。马群跑起来，马鬃便像一匹匹长绸在风中抖动，黑色、灰色、枣红色交织在一起，让人联想起弼马温的那群天马来，飘逸的令我心神皆醉。漫在草滩和坡地上的，还有牛群和羊群，都是队里的。 这个大队显然不穷，很有“底气”。慢慢我们了解到，这村里，住有乌兰夫的夫人云丽文的家族，“文化大摧残”之前，当地政府很是扶植。于是，这村子便有些特殊得不同凡响。其一是“基础建设”实有成效。比如水利工程，就使这荒原边上，足有了六百亩水浇地，村人不过百十口，就此一举，食已无忧。一群马、牛，皆由大青山北的牧区，精选调配而来。若哪一年工分值不足一元时，卖掉一两匹马，分红就可有效地上升为盖过四乡一筹，衣、被自然也可冷暖有别了。看起来，我们这组知青，不知该说托谁的福，反正不为冻饿而愁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严峻而现实的问题。相邻的村子，文革后，一个工只有六分钱呢。 虽然吃的饱，穿的暖，一年下来，本分出工的知青，一个人也可分得几十元钱的“红”，但是真累。累的程度，竟也在邻村之上几倍。小营子大队劳力只有几十，地却有两千多亩，且不能全是广种薄收，有需要精做的水浇地，还有畜牧及其它。劳力缺乏，这是队里主动要求安插知青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插队的资历，不足两个月时，就已全部是挣十分的“受苦人”了。不是我们的劳动天赋极高，一下子就“达标”了，而是不挣也得挣。否则，一年到头儿的活儿，干不完。知青一出工，无论是挖渠，挑水，还是割地、锄禾，起牲口圈，都一概平等地和社员分得一份十分工该干的活儿，概莫能外。 比如挖渠，一律由老队长背着手迈大步，一上午，十大步长，一锹把宽，半锹把深的一段渠道就归了你了，各自去消受吧。我们组知青七女十一男，高矮胖瘦强弱都有，但队长绝对一视同仁，一尺不多，一寸不少。我那时，一双白而瘦的手，曾被大婶们爱不释手地心疼过，但此时颇显无用。每临近中午，社员们早就完工歇了，在渠沟里抽旱烟，玩拔公道，或嘻笑着胡说八道点什么。男知青及女知青中硕壮些的，也还有少许完工的希望。只有我，挖了还不到一半呢。我死要面子地咬着牙努力挖，一分钟也不敢歇。几位大爷直叹气，说“这娃倒实受。”于是就过来帮，村里小伙子们也就嘻笑着，像路过似的，一边走，一边你挖几锹，他铲一块，待一伙人走完，一段渠已经挖好。我真是很惭愧，悄悄地跟在后面走回村子。本想眼泪也任它掉吧，但心里还有些温暖的快乐呢。 当老乡开始叫我“果果”时，我已经飞速成长为体重120斤的健壮农家姑娘。割地时，一哈下腰，就不用再直腰，地那头见了。一般的老乡都追不上。于是戏说我“没腰”。其实是换了个挺韧的腰，又其实是，里里外外都换了一个够。衣服、裤子都添有老厚的补丁，双手薄茧丛生。头上也“光圈”闪烁。诸如一圈是小青年的头儿，再一圈是女人的头儿等等。 插队两年后，知青开始向外流动，出身工人或凡属“红五类”的，可以参军、上技校；父母问题小些的，可以去工厂、去干校等等。每个知青，都想方设法离开农村。走不成的，心里便阴沉沉的，看不到希望。一切红色口号，豪言壮语，此时都显得十分虚空，或者虚伪。就这样，送走一个又一个同学之后，到了第五年，队里只剩下了四个知青，一男三女，皆为父母“黑色”浓重，殊途同归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多么施恩的提法，就看你怎么活了。每走一位知青，他“大有做为”时所干的事业，便轻松地卸给了留下的人。所以，到了第四、五年时，我又套上了夜校、实验田、赤脚医生等多色使命，真是全身披挂了。一个平平凡凡的初中生，一个普普通通的知青，竟然有这样大的潜能可以挖掘，也是一件怪有趣的事。 但我毕竟是累惨了。体重从一百二十斤又缩回到八十多斤。日子常是这样过的：清晨四点，领着青年团员们去实验田浇水、施肥、锄地等等义务劳作一番。六点回来吃早饭，然后跟着队里去大田出工。日落收工后，吃完晚饭，就满村乱转，一家一家地去吆喝小青年来上夜校，全村跑一个过儿之后，就是八、九点了。 一次天黑呼呼的不见星月，我举着手电，仍跑到村子最东头，去叫一个不喜欢上课的小伙子上农业技术课。结果在院墙外，被他家的大黑狗一声不响地一口咬住了左腿。我惊叫着，拖着那狗进了院门，直拖了十几米。狗被急跑出来的大爷、大婶喝开时，竟是轻轻地松开口，很懂事地只留下深深的几只牙形小洞，并不把肉撕下来一块趁机品尝。我至今仍感谢那狗的大度，它只是尽职而已，并不存心借职务之便，伺机合法地害人，这比有些人，更有人性。（比如一位官不小的军代表，就曾到我们女知青的屋里，未能得逞的别有企图。）这家大婶用半块新砖，蘸着凉水，按在那狗牙咬出的小洞上。我这赤脚医生竟然也由她操作。从此，那小伙子便经常自觉来上课，大概是为那狗来恕罪的善良表现。夜校下课后，已是夜十点，再准备第二天的课到十一点，再看自己爱看的书到睡着……。一次将睡时，看了一眼不摘的手表，已近凌晨四点，索性衣服也不必脱了，闭几分钟眼，就算睡过了。人年轻时，真是有不可思议的生命活力。 我兼任赤脚医生，其实并不懂多少医术药理。小病打针、卖药即可；大病则找个小驴车，病家自去公社卫生院求治。打针是很方便的，一碗白开水中，针管来回推几下，就算消了毒，几年中，也从未有过感染的事，不知是我特别幸运，还是老乡特别皮实。卖药就更加简便，老乡只认索密痛，乡话读起来叫“撕蜜腾”。有点零钱就宝贝似地买一小包回去，这比靠在代销点的柜台上，喝八分钱一两的白干，还要重要。原因大约是解放前这地方的人，曾多年种大烟、抽大烟，于是留下来这样的“后遗症”。说是吃了“撕蜜腾”，人就机灵了，干活都有劲。我笑说：“真是洒了蜜了，就龙腾虎跃呢。”为了这不可缺少的索密痛，我每月就有了一次去呼和浩特市进药的好机会。清早背着空药箱，哼着歌，走过十里荒原，到公社坐上公共汽车就进城了，可以逛商店、书店、到饭馆去吃烧麦，这算幸福了。 但回去就有问题了。从呼市到沙尔沁公社的公共汽车，要到下午四点多才发车，再开到公社，就暮色四合了。这是每次最头疼的时候，幸福之感全然消失。天黑了，走这十里荒原，即怕狼，也怕人。白天在大田干活时，还见过荒原原主大灰狼，从容小跑着做过客呢。但那时人多势众，又有大锄或镰刀在手，人们吆喝着还都挺兴奋。本女子此时孤身一人，只有沉甸甸的药箱，不能做武器。只好把公路边修路的碎石块，装满两只上衣兜，尽量塞得鼓鼓的，用来壮胆。这种碎石块，半巴掌大，很有棱角。遇见歹人，也全可以照直扔过去，以做英勇反击。百里外一个公社的女知青，曾热情地为队里远道去换良种，回队途中，就被歹人拖进高梁地里强暴了，结果是不堪凌辱地跳了水井。一个年轻的姑娘，正在广阔天地大有做为时，就这么骤然间消失殆尽。我可还不想消失呢。就尽可能武装到牙齿，两只手里也攥着两大块石块儿，很警觉地赶那荒原路。我已想定，歹人也罢，歹狼也罢，最后就看谁咬死谁吧，反正也别无选择。不想冬去春来的，我竟数十次安然而归，没用上一块石块儿。只不过一次又一次地补衣服兜，兜也补做得更结实、更大了。 插队生活中，除了热情澎湃或勉为其难或伤心无望地做个好知青，除了累心累力地干活儿吃饭运作多项“事业”，知青们还有余热余力呢。我们和村里的小伙子大丫头们，一起坚起了两根直立的木桩，上面钉一块不很整齐的长方形木板，就算是篮球架了。这举动，很有唐古柯德的风采。当然，还要铲平篮球场。再接再励，又砌起了水泥面、土坯底座的乒乓球台；甚至还央求队里的“疙旦”（干部的意思）去城里买了些小乐器，二胡、笛子之类。这就算有了丰富的娱乐生活。 老乡的娱乐，正经的还是看唱戏。夏收秋收以后，这村那村的，常会请个廉价戏班子，只请唱戏的吃饱一肚子的黄米面炸油糕就行。村里临时搭个台，晚上点几个煤油火把，或拉过来几盏电灯，就可以唱起来。有晋剧味儿的大戏，也有内蒙的小调儿，还有胡说八道自编自演的挺“荤”的小节目，也惹得出一阵阵的哄笑。夜晚一唱，就好几个小时。我听过几次，觉得不大好听，就不去了，常常一个人留在屋里看书。 一次麦收以后，邻村又请了戏班，晚上村里就几乎走空了。我独自坐在炕上静静地看书，正在书中悠然闲逛时，薄薄的窗帘外，好像掠过了一个黑影。我一下子紧张起来，马下放下书，一动不动地开始静听细看。果然，几分钟后，横插住两扇门的门栓，被一点一点地向一边拨着，我的心也随之一点一点地紧缩着，脑子里却飞快地想：“该怎么办？自然不能束手就擒。从窗子跳出去，也未必逃得脱。那就只有以攻为守了！”不待门被完全拨开，我赶快嗵地跳下大炕，到门边的风箱上抽出了菜刀，然后举起菜刀对着门缝大喊：“是谁！干什么？！”门栓一下子不动了，也只差一寸半寸的就可以门户洞开了。门缝中，“夜袭者”是可以把手持菜刀的我，在100瓦的电灯光下看个清楚明白的，我却看不到那人的真身嘴脸，但也只能如此了。突然间的安静，是双方都把主意拿拿定的时刻。我只有一拼，倒也单纯，就举刀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了。门外的人会破门而入，还是弃我而去，我只有等待。一两分钟过去，那位至今不知是谁的人，急速跑走了，脚步声不再掩得轻轻的。我飞快地拔开门栓，好奇地想看看此人，是谁呢？但只在院子大门边闪走了一个中等个儿的男人。这真像一出戏了。 第二天，我向村里人描述了这场惊而未险的戏，重点当然在菜刀的份量上。讲这故事的本意当然是虽没打着鬼，也得打掉鬼们的鬼主意。因为我实在是够害怕的。果然，效果很好，从此不再有类似的遭遇，让我平添生活的沉重。 这年夏末，山洪暴发，混黄的泥浆似的洪水，把公路都淹了，洪水中还有木板、西瓜、葫芦可拣。洪水涌进公路两边早已挖好的水渠中，水渠又通到一块块农田。这洪水是好东西，沿途把熟土、肥土都扫荡裹挟而下，各村各队都竭力把洪水拦进各自的大田，这样，水、肥都齐了。拦洪，又是一件极令人激动而壮观的活儿。暴雨中，拎上铁锹就走，肩上披块破塑料布，简直只是一种心理安慰，用不了十分钟，就透身湿了。衣服贴在皮肉上，风都吹不开，真可谓天衣无缝。大家急跑到要拦住洪水的一块地旁，洪水在渠中已齐胸深。这时，直接填什么土、柴禾捆，都没用，只能填入。于是就有最勇的第一个人，抱一捆柴禾横在胸前，跳下去，然后接二连三赶快的跳下去五、六个人，一排三个，第二排挤顶在第一排身后，这样才站的住。渠边的人，要尽快地把土向第一排人紧按着的柴禾捆上猛铲猛堆上去，直到一条小土坝筑成才能歇口气。这种小土坝要高过大田，才好挖开田边土埂，让洪水奔流进田里去。到此时，水里的两排泥水人，就可以爬上渠边了。在风雨中，让黄泥汤子泡透了的受苦人，嘴唇都青了，哆嗦着看着泥浆水滚滚而入大田时，就咧开嘴笑。这就是庄户人的笑吧。我此时当然也乐的咧着嘴笑，虽然不巧，女子之血正在汩汩流淌，泥血混合，冷痛交加，但还是有一股莫名的激情，不请自生。这是一种夹着忧伤的英雄豪气。从此更明白地知道了，受苦人是在怎样地受苦，良田一亩，是要农人付出怎样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男女都一样”，又要女子付出怎样的代价。像这样一次山洪下来，小土坝至少要筑它十几道，总之要到洪水小了，没法儿拦了才算完。平凡的泥浆英雄们也力竭回家。 因此，我希望这田地更好地报答勤恳受苦的农人。我和同伴们（不仅是知青了，而是几乎村里所有的姑娘小伙儿），不仅种了实验田，把从远道扛回来的“同杂”高梁进行父母本杂交；而且另辟种子田，然后就可以为队里播种大田，提供足够的高产良种。这一番辛辛苦苦之后，竟是一种啼笑皆得的结局。欢笑，是待秋天种了良种的大田，长得齐刷刷的，老大的红高梁穗，染得大田都红了似的，比当地的高梁，要迷人的多了。老乡站在田边，常笑迷迷地看个没够儿，说是“比呼市新华大街的柏树墙还齐哩！”这话听来自然满心舒展。但也听够了另一种小农的怪话：“什么公高梁、母高梁，种了几辈子地了，也没闹过个这！哼，瞎闹个甚啦！”也曾为实验田要按时浇水，去乞求队里，去看一张张充满怀疑或铁青的脸色。甚至看完了求完了队里的“疙旦”（干部），仍然是白看与白求。还得清早四点起来，和一群与我一样还有那股子青春热情的青年们，挑起大水桶，靠脚丫子和肩膀，一桶桶浇遍每一棵正在要水喝的“公高梁”和“母高梁”们。这样的“再教育”，也是贫下中农给予的，让人不相信眼泪。好在“公高梁”和“母高梁”门，真是不负我等的心和苦，欢欢实实地长着，终于让我们最后灿然一笑。 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我们懂得了受苦人要受得了苦，以至做人，就要受得住苦。我们的筋骨与心志，都经受了一种从未经受过的磨砺，这是一辈子都受用不尽的一笔财富。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知识青年的热情与进取，无疑也给了贫下中农以“再教育”。不甘埋没青春的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们，也恰似普罗米修斯，曾挖出自己的心来，给广大而贫穷的农村，给因缺乏知识而混沌甚至昏暗的心灵，点燃着一枝小小的火把，就像那火红的良种高梁，在广阔的农田中间燃烧。它证明了知青的价值，知识的价值。这是“文化大摧残”的年月，仍然无法摧残的价值。知识，也为知识青年们，带来最值得回味的骄傲的微笑和不能放弃的做人的尊严。 但知青的知识，毕竟是太有限了。知识青年，不过是一群群并无专业的中学生。我那时，镂骨铭心地痛感，我所有的知识都加在一起，还是多么可怜。我只有一箱子书，多不过百本。且这点书，已翻来复去地看了五年。而我，太想读很多的书，读各种书，读我喜欢读的书。而这在当时，几乎是梦里做梦。 直到1973年春天，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可以考大学啦！这让人像在一片乌云的云缝中，见到一缕阳光直泻下来，够晃眼的，令我们惊异和兴奋不已。于是急忙拜托亲朋好友，四处搜寻中学课本，不管几年级的，都拿来苦读。我甚至把一本大专的数学书一口气学完。不管怎样，考前的每一天，都是得拼着过的。白天仍然得出工，农活正忙，不忍心看着老队长唉声叹气。只好夜里少睡，每夜都熬到昏头涨脑睁不开眼算完。白天下地自然也夹着一本书。到考试前几天，队里让我们专心读书，可那时，已硬塞得超了负荷的脑袋，却仿佛刀枪不入了，哪怕钻进静静的青纱帐里独自入静也是没用。够急人的，也是无奈。只能端着临阵磨光却不快的“枪”去闯考场了。 1973年初夏，“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学考试，很有意味地开始了。去赴考的知青，集中在公社的中学里，拿着各自的准考证，对号坐进了教室中贴着自己那个号码的坐位上，心中的希望和紧张纠缠在一起。考卷一张张发下来，科目一门门考过去，会的不会的，都竭尽全力了。结果会如何？就指望命运了。 考完试，又骑车百十里回了村。村里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在等着我，我入党了。这是令我，这个已被老父中途“遗传”了七、八年的，从头黑到脚的丫头，非常惊异的事。村里的党支部，只有三个老党员，都已五十岁上下。这村里，在我们插队的五年中间，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连村里的大队长、贫协主任都还不是党员。而我，竟然入党了。真难为老书记了，发展一个黑帮女儿，得有多大的担待！老书记怎么想的呢？我不知道。只听人说他念叨过：“这娃可怜的。干了多少！唉，瘦成了甚了？！” 听人说老书记这番话后，我终于流了一堆我很少会任其挥洒的眼泪。是的，这五年，我似乎耗尽了我青春的血肉，与城里的姑娘们相比，我已是很“老面”了。在公社开会时，邻村的老板子（大婶的称谓）那么自然地问我：“几个娃啦？”我脸上笑嘻嘻的，用当地话胡答一句：“俩啦。”心里却紧缩得直疼，我还没开花呢！怎么就结果了 ？ 老支书让我入了党，真是关键的一招。否则，我还不知要在农村插多少年队呢。那年又出了个张铁生，一通造反，把我们拼尽力气的那场考试，给搅和了。我于是彻底失望。趁夏收结束，就向老乡借了辆破自行车，骑了一天，到一个上海知青点，打算串几天门儿，解解愁。但第二天，这个知青点的一位女生，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且是去上海科技大学读书，真是美坏了她。我也坐不住了，不管有没有希望，总要知道结局才死心。我就又骑上车往回赶。回到村里，我的录取通知书，正静静地等着我呢。老支书笑迷迷地看着我。“只我一个人？”我急忙问其它三个知青的命运。老支书叹口气，点点头，背起手走了。我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也有说不出的遗憾。录取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七月底，该回北京了，该去师大报到了。可我反而一再地推迟了行期。我漫坡漫野地在队里的地边上走，在实验田、种子田中间半天半天地坐着。走在很美的杨树湾大坝边，回想着教村里女女们在湖里游泳，那“呀依呀”的惊叫声，多么好玩。暴雨冲坍了一截大坝那次，湖水漫到了坝另一边的水草地上，于是巴掌大的鲫鱼就被冲出来，极不安全地在草地上横躺着，蹦着，闪着银光。我们知青可乐坏了，端着洗脸盆，满地拣就是了。一大盆一大盆的拣不完，真是心有不甘。回来用盐煮煮，鲜美无比。村里人本不吃鱼，但尝过，也认为“好吃哩”。从此，村里食多一味。我们也常到乡亲家里“尝”. 东西，当然一旦尝尝，就饱了算。蒙古族人，是豪爽的，上炕一坐，就不必客气。有了余钱时，或馋极了，我们就一起“打平伙”。凑上七八个人，就到队里拉一只羊来，七八块钱，就可以吃一整只羊，把羊皮还给队里就行。插队时，这样大块吃肉，是很快乐的事。至今想想，仍然是很快乐的事，很单纯的一种快乐。 我愿意更多地记住快乐的事，美好的事。那怕是在刻骨伤感的事情中，我也愿把其中美好的成分，提炼出来，并一相情愿地把它们列为一根根生命的图腾。对待插队，我或许也是这样的泡制法。这样，活起来或许不至太苦。所以，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插队知青的命运，我在心里，总是愿意珍藏那时的每一分美好，每一丝快乐。尽管在理智上，我十分清楚，在那时，这并不是我—个性自由的选择。 我磨蹭着，竟一天又一天地不能割舍这个塞外的“孤岛”。直到北师大因我逾期一周仍不报到，打电报到公社查询，“这个知青是不是不愿上师大这所学校？”我才断然打点行装，告别乡亲和知青伙伴。 离开村子的那天清早，我踏着露水，到实验田里，折下了两穗已开始灌浆的弯脖子高梁穗。走回院子里时，相处了整五年的一群村里女女们，已站在院子里呜呜地哭。一个年轻的生产队长，二十年后告诉我，这天是他的女儿出生的第三天。队里的小驴车上，已代我捆好了书箱和行李。行李不过是一床被褥而已。衣服、鞋子，能送的都送尽了。我无语地坐上驴车，就那么走了，憋着没说一句话。这一天， 时代变换到了今天，对几百万知青的命运怎样评说，我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具体命运是不同的；对待命运的“对策”也是不同的；每个人的“成色”又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心理感受更是千差万别……但我以为，有一点大家是相同的—我们的脚下都踩过蒺藜，我们的那一段人生路上，也仍有花草；我们曾经觉得没有了希望，但我们又一次次地充填着对明天的希望……我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感受，就像尊重我自己的一样。在我们的个性之海上，我们的共性终会浮出水面。 在一篇小文中，我曾有过这样一些话： “一个人生在以至生活在哪一段历史中，是无可选择的，他同那段历史共生共灭。 “但每个人又都有许多感觉器官以至心脏、头脑之类，他可以观察，可以感受，可以体味，还可以判定。可以随历史之声起舞，可以将热泪甚至热血洒出去，抹为历史一页上的重彩；可以以命相搏，与历史的谬误奋战狂呼；也可以冷眼旁观，对红尘翻滚中的历史节目，莞尔一笑。 “在这个生命过程中，青春是最令人留恋的时光。辉煌也好，苦难也好；幸福也好，不幸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那都是赤裸裸面对日月的，不管是骄阳赤酷，还是冷月惨淡。 “因此，青春将留给人们最深的印痕，最刻骨铭心的苦乐。抽去或抹掉那一段人生，生命就将出现死寂般的空白。而一切破碎也好，残缺也好，交织着血和泪也好，毕竟都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命旅程。 “而真实的生命旅程是无价的。” 插队知青的生命旅程，同样是无价的。我们现在都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我们珍藏着我们独有的一份深长的回忆。我们忘不了，我们曾经有过的不由自主的凄迷、甚至绝望于一时的人生之春，以及那寒春中不死的希望和苦中的乐儿；还有我们知青独特的价值。 因而，我闲时仍会想起“果果”。 （商果，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内蒙农区插队，1973年回北京，现在北京社科院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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