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的陕北农村插队生活，在人生历程中只是极短的一瞬，但那时的事，那时的情，总是让人难忘。

 

一

 

196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深入发展，如火如荼。我的父母被关进了“牛棚”。我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红色后代”的优越感受到严重冲击。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主动要求去延安插队。

 

我已无需与任何人商量，径去把那迁入比登天还难的北京户口迁出来。父母工资被冻结，每月我们姐妹几个只能得几十元生活费。要去远征，身无分文。我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经过研究，同意借给我40元钱。我又把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小提琴卖了十几元钱，买了一只带有毛主席语录，专门为上山下乡知青配售的五合板木箱子，一条毛裤，七拼八凑，把行装打点了。

 

此去是准备“扎根”一辈子的，多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味道。我被获准见父亲一面，仅十分钟。父亲消瘦得厉害。他拿了一包换季的衣服让我带回去。我看到那件父亲最珍贵的、只在出国和外事活动中才穿的织有方格纹的高级白衬衣，已被剪掉两个袖子，变成短袖衬衫。剪下的袖子已变成好几块不规则的补丁歪歪扭扭贴在肩、背处，皱皱巴巴，针脚长长短短，显然出自父亲从未做过针线的笨手。以后才知道，那被补上的破处，来自皮鞭和苦役。我知道爸爸无从送我任何行装，我也无从分担父亲的痛苦与煎熬，作为孝心和纪念，我把爸爸这件衬衫装进行装，珍藏至今。

 

父亲是个幽默恢谐的人，平时极爱开玩笑，算是个乐天派。就是在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开除党籍、降级处分的1959年，也没让我们感受到他正遭遇很大的不幸，总不忘随时开个玩笑。但这一回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父亲掉泪了。父亲说，由于他的缘故，让我们受罪了，上那么艰苦的地方去……我却自信地对父亲说：“不，不是因为爸爸，是我们自己要走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不像当年爸爸妈妈那些热血青年一样吗？”

 

出发那天，母亲争得了回家为我打点行装的权利，当然是在两名战士的押解监视之下。她给我带回一些用旧棉毛衫做成的月经垫，利用做勤杂工管消毒锅的条件又消了毒。母亲告诉我，她“四清”时在晋北，和陕北差不多，那里没有卫生纸卖。这种自制的月经垫很解决问题。用后洗净用普通锅蒸一蒸消毒以后还可以再用。妈妈是个医生，有严格的无菌观念。造反派让她睡在厕所里，她把厕所打扫得锃亮。她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在她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被“专政”做勤杂工的时候，病房和厕所的卫生是医院最好的。无论是被“押”上手术台“带罪立功”，还是天天打扫厕所，甚至伸手去掏堵塞的便池，无论是高级无菌的脱脂棉、手术器械，还是因陋就简自制卫生垫，母亲都遵循一个医生严格科学的无菌观念。

 

将要踏上人生之旅，不免慌慌张张、手忙脚乱、丢三拉四的。见我半天还出不了门，母亲以命令的口气催道：“几点集合？还不快走！不要这么磨磨蹭蹭的！”我连声“再见”也没顾上说，就被母亲哄出来。母亲则在两个战士押解下回到“牛棚”去了。我是在成为自己有了女儿并且经历了行将远涉重洋的告别之后，才体会到这是母亲在掩饰和压抑心中骨肉分离的凄苦悲伤之情。否则，真会绷不住劲儿的。

 

北京站，锣鼓喧天，标语红旗，人山人海。人人都有亲友相送，我却没有。我的家几乎被拆光了：爸爸妈妈在“牛棚”，姐妹四个，我老大，老二已去内蒙插队，小四年幼寄养到父亲一个朋友家里，只剩14岁的三妹，作为我们家的“代表”，正被母亲单位的造反派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追查“反动标语”，不许出大门。不知三妹怎么骗过了警卫逃出来直奔北京站，在人山人海中找到了我。她是来送别家中最后一位与她相依为命的亲人的。日后去“牛棚”为父母送衣物、被造反派传讯等事只能落在她身上了，她连自己如何生活还不太会呢！

 

我和几个同学早就约好，上路时决不掉泪。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看着哭成泪人的妹妹，我强把泪水往肚里咽。我掏出身上仅剩的2元钱塞给她——不知能顶几天的生活费用？我心里不住地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掉泪，什么都别想……

 

火车启动了。我不知眼睛哭肿的妹妹是如何离开车站走回去的，又将如何面对造反派们的发落……

 

二

 

从北京出发时，知道农村缺医少药，多少带了些常用药。但到了安塞深山沟里，才发现那里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比我们所能想象还要差得很远。我们那道沟到公社卫生院要翻二十几里的山路。卫生院的医疗条件之差就不用说了。农民有病也很少去卫生院。若能翻山越岭去的，那病也“抗”得过去；若真是急重症，也爬不动山了，就是抬过去也来不及了。我们那道沟七个自然小村的“赤脚医生”是这道沟文化程度最高（小学毕业）的王老棒。他的药箱子里也就是土霉素、去痛片、甘草片之类的药。沟里还有一位姓贾的老汉，人称“贾巫神”。虽然我们以反对封建迷信、破“四旧”为天职，却渐渐默认，贾巫神在这道沟里的地位。一道沟里有不少孩子取名叫贾娃、贾女、贾小的，都是因请贾巫神治过病、保住了命的缘故。

 

我们来到这里，有时遇上老乡头疼、脑热的，常把自己的药给他们吃。也许因为从来不大用药，体内没“抗药性”，挺平常的药用在乡亲们身上特管事儿，于是就听老乡不断说：“哎，这些北京娃敢个都是些医生哩！”于是纷纷有人上门求医，甚至后沟的人走十几里路也赶了来。

 

看着那每一双企盼救治的眼神，无论如何不忍心推辞。能凭着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当“辞典”、一套针灸针往自己身上先试着扎，尽力为乡亲们解决点问题。当时真恨自己没机会念医科大学，常常眼看着老乡患病自己束手无策。但乡亲们却越发信任得不行，最后干脆让我也担任了大队“赤脚医生”与王老棒共同走乡串户治病。

 

后来，我利用探亲的机会，到母亲下放的医疗队学习了两个月（那里有不少像我母亲那样的军中尚未落实政策的“反动医学权威”），掌握了点基本的医疗、护理常识。

 

我在太行山下的医疗队，第一次见习一个小手术。看着小手术刀划开那位老农民的皮肤，心里很不忍，不住地问他疼不疼，人家总说不疼，我却晕了过去。当我醒来听到妈妈在旁边说：“这么点小手术就晕过去，还想当医生！”我知道一个真正的医生，不仅要有最慈悲的心怀，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不信自己的神经真那么脆弱，非要再试试不可。正好第二天一位受了重伤的铁道兵战士被送来抢救。颅骨骨折、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内脏出血。医疗队的领导都来了，“牛鬼蛇神”们也都来了，我也有幸投入了“战斗”，帮着打起了照明灯。血、肉、骨头、刀子、剪子、锯子……红的、白的，叮叮当当，我觉得心慌，觉得恶心，但我在说服自己，坚持，坚持，一定坚持到底！我胜利了。我可以学点本事回去见翘首盼我的乡亲们了！后来我在一道沟里与王老棒、贾巫神齐名，竭尽所能为老乡看病治病。

 

三

 

不知负责安置知青的人是出自什么考虑，把女校的学生都和男校的学生搭配分在一个村子。老乡说那是为日后找对象方便。对此我们这些经过“文化大革命”熏陶、视婚姻恋爱为资产阶级思想的小将们非常反感。我们表示不愿和男生分在一个队；即使分在一个队，也不在一个灶吃饭，各过各的！我们要显示革命女青年的力量自力更生。

 

先我们几天到达的四位男生，除了年龄最大的老高三的B以知青组负责人的身份对我们表示了欢迎，还迎出村替我们扛行李，那三位均以冷冰冰的态度看着我们安顿下来。对我们坚决不与男生起一个灶的要求，他们不提出异议。这样，前圪崂脑畔上冒起两股炊烟，那两眼本已废弃的孤零零的小土窑里，满当当住上了十个北京知识青年。荒凉的岭畔顿时有了生气。

 

吃水用水要用木桶到山下那时干时淌的小溪里担上来，烧火做饭用的柴禾要到深山里去砍伐后背回，第一年虽吃国家供应粮，但要吆上毛驴到二十多里外的公社粮站驮回来，还要自己滚碾子推磨。老乡看着我们女生强要和后生们一样去背柴背草背庄稼，看着男生为做熟一顿饭趴在灶火前吹呀吹的，到头来吃些糊焦饭或夹生饭，不住地叹道：“唉，这些娃灰着哩（陕北方言：傻），该是后生家背柴担水，女子家烧火做饭嘛！怎不相帮着呢？”

 

记不得是男生还是女生先开口的，反正很快我们双方就在尊重现实的态度下合成一个灶了。但我们女生仍坚持大家轮流做饭，集体砍柴背柴，以示男女平等。

 

一次，轮到我做饭。头一天水缸就已见底儿了，所以天不亮我就得担回一挑水，好在出早工的同伴回来前做熟早饭。我那副不争气的肩膀，非得用两只手帮着支撑扁担。正当我咬紧牙关，歪歪扭扭地挑着一担水走到半坡，晃得过度的桶碰上了崖壁，一下失去平衡，连人带桶一块滚下沟底。我庆幸没人看见，顾不得疼，赶快又打满一挑水重新撑到肩上。正蹒蹒跚跚、呼哧带喘地晃呢，一个人已站在我面前，是邵成，鲍明背后曾告诉我们，他是“狗嵬子”。据说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军统人员，解放前夕弃他母子逃到台湾了。大概话都让纯工人血统的“红五类”鲍明说完了，邵成从来不和我们女生搭话。但他干活儿最能吃苦。也许有点同命相怜，我发现轮我做饭时他默默帮我劈过柴，但总有“理由”，要么是试试新斧子，要么是觉得窑里太冷，想出出汗。今天他站在我面前，该不会看见了我连人带桶滚下坡的狼狈相吧！他什么也没讲，一把把扁担拿过去担在自己肩上。我正忍着浑身的疼痛和满肚子委屈，他这么一来，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那根拼命和我叫劲的扁担，上了他的肩就呼悠呼悠地驯顺起来。我看着是又羡慕又感激。跟在后边早忘了过去那些嘴硬的话来。问他何故没去出早工，他只说了句：“起晚了！”

 

父母从“牛棚”解放出来后，寄来50元钱让我回北京治病。走到延安城，碰上几个延长县的北京知青“拍婆子”。我怕一路上被纠缠没完，不得不又返回了村里。谁知第二天，邵成对我说：“治病要紧，好容易请下假来，还是走吧！我和梁玉田跟你一块儿走，甭害怕！”我又惊又喜，但又怀疑：“你们说走就走？哪有路费？队长能准假吗？”“嗨，管那么多呢！走吧！没钱扒车还不行？”啊，扒火车，我从来认为是流氓、小偷、犯罪分子才干的事，但现在，许许多多知青都是这样回北京的。

 

我感觉到他很大成份实际是为了护送我，真有点“两肋插刀”的味道。我知道他们都没有钱但我也只剩40多元了，三个人的盘缠当然不够。我也一改以往的“正统”，“英雄”起来：“那好，咱们一块儿走，一块儿扒车！”

 

我们三人步行70里到延安，买汽车票到铜川，壮着胆扒上货车到达咸阳。这时我只剩二十几元了。胆子再小也只能的扒车了。虽然扒车有一种难耐的罪恶感，但一想到将走向北京，走向惜别的故乡和亲人，又觉格外兴奋。我们试图用站台票混进咸阳站内，却没办到 检票的一看我们就不像送站的。这时邵成对我说：“把你剩的钱给我，我去想办法！”

 

一会儿他回来了，“乌鲁木齐到北京的70次进站了，你先走，给你票！”

 

“不，你们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不能走！”

 

“走一个算一个，不能都在这儿困着！”

 

“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坐车一块坐，扒车一块儿扒！我不和你们分开！”

 

“别罗嗦，车马上就开了！要不票作废谁也走不了！”邵成急了。

 

广播喇叭传来70次要开车的声音。我不得不接过一直由他帮我提着的旅行包，带着一丝依恋与不忍，踉踉跄跄，一步一回头地跑进站里。看着站在剪票口外的邵成和梁玉田，我真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不知身无分文的他俩，在这么大的中国土地上，何时才可到家。

 

我天天去他家打听。一天，终于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他们两人后来还是混进站，扒上了火车，但没过几站就先后被查票的抓住。有生以来，在众目瞪瞪之下让人喝斥、蹊落、无地自容。但也只有哄下车了事。再扒车、再哄。最后他俩也失散了。我明知他们是为了护送我才受了这么大罪和屈辱，但也只能默默地在心里感激这拔刀相助的真挚友情。

 

那是又一个冬季。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过春节了。女生只有我和李风玲，男生只有邵成和梁玉田。我听到邵成唱起了《外国名歌200首》上的歌曲，平时绷得紧紧的神经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上初中时我着迷地喜欢《外国名歌200首》上许多歌曲，还被同学批判为“小资调”。今天这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回荡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觉得那样亲切，那样清晰：“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真觉得如甘醇流进心田。我们晚上去队里开会，总是坐在一块，莫非他是唱给我听？

 

又是一次煤油灯下的会议。内容冗长，冬夜也长，唠来唠去的马拉松会议没个尾。年轻后生们传着欣赏邵的打火机。当打火机转了一圈经我手传回给他时，触到他那有力的手。我感到他接打火机的手并未马上抽回，而是停留了片刻。似乎有电流通过手臂传遍全身，我觉得那是我渴盼的一种感觉。晚上躺在窑洞的炕上想了很久，最后我说服了自己：“不行，这是不应该的！”

 

我写了张纸条给他：“让我们保持同志式的友谊。”鬼晓得那时怎么那么“左”！显然伤害了他，他肯定敏感地联想到了自己的“出身”。像呕气似地，我跟他说话，他好像吃了呛药一样毫不客气。

 

又一个晚上，当到他们窑洞拉话的后生家一个个散去后，我也把棉袄一披准备回自己窑洞去。梁玉田不知什么时候已打上呼噜，邵成蹲在灶火前把柴禾不断往里添着。火舌跳着，炭火映红了他的脸，四周一片黑暗寂静。走到窑门口，我回过头轻声问了一句：“干嘛老气哼哼的！”他停止拨弄灶火，站起身来随我走出窑洞。我停住脚，两人相对站在漆黑的夜幕下，却半响不见他说话。为打破沉默，我又开口了：“得罪你啦，怪我不好……”“不，不怪你，是我不……”我不想让他说出来认错的话，我确实感悟到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是渴望爱情的，但我想骗自己，我想有志青年不该早恋。我不知怎样向他说明这么复杂的想法，想伸手拦住他，不让他讲下去，却不知怎的竟靠得那样近，一下靠在他那宽阔的胸怀。像火山爆发，像决了堤的河，我无法用一直恪守的准则说服自己、压住感情。我立即感到了一颗激烈跳动的心脏和一双紧紧拥抱住我的双臂。刹那间，我们彼此理解了、两心相通了，不需要任何语言。超越了男女界限，超越了“出身”、“门户”偏见，超越了“阶级斗争”观念，超越了道教式的戒律。不知过了多久，大约是几秒钟，我“明白”起来：不对，不对，为什么没控制住自己？不能这样！我觉得自己太不坚强试图脱开他，但无效。他的臂膀很有力，还沉浸在激动之中，丝毫没想放开我。我抬起头想跟他说，我们不能陷下去，却迎来了他长时间的热吻……我还是“掉”进去了。

 

我总是企图把这份感情用“革命的友谊”、“共同的革命理想”来解释，以求心里对自己“早恋”（其实已二十岁了）的忏悔。我老想和他一块学习《毛选》四卷，老劝他写“入党申请书”什么的。他苦笑道：“这些事与我无缘，毫无希望。然而，令人感到踏实和幸福的，是我们在那穷山僻壤，真有相依为命的味道。

 

我们终没能结合，以后的生活道路也完全不同，但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相遇，但是彼此间的信任和理解，恐怕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张京，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到陕西插队，1985年回北京，现在某新闻单位工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