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生有过许多快活的日子。……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泰戈尔

 

当时，我是当着“狗崽子”下的乡，那时候我爸爸刚死了七天。我虽然觉得没脸见人，可还是给他戴着黑箍，这是解释不清楚的。到了乡下，上面也叫分“红五类”，“黑五类”，按说我这个“狗崽子”不该参加贫下中农的会，可是纯朴的村干部说：“都是娘生肉长的孩子，分个什么类呢？叫开会都去。”这样，我觉得在乡村里我反而抬起了头，和所有知识青年一样新奇地混入了那个新鲜的地方。

 

我插队的村子临着海河，这是一条被人工拓宽的河，它同它的许多支流是沿河的农民为了抗旱和排涝，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锨一锨地挖出来的，那时候，每年从秋末一直持续到冬天大地封冻，我们村上人都要派最强壮的小伙子去挖海河，余下的人几乎是合家老小，都到海河支流的工地上当“民夫”。我第一次去“当民夫”的情形留在给我妈妈的一封信里，摘录在这儿：

 

妈妈，到工地已是四天了。挑河打堤是土工活里最累的，连大小伙子也得累呲了牙，我咬住了牙干。

 

头一天干过来了，昨天和前天简直是拼过来的，因为肩膀压红了，又出了血，肿得老高，担起每付担子都要一咬牙，一攒眼，这样才能走起来。妈妈，你想，肩疼得连摸都不敢摸摸，腿疼得连炕都上不去了，干活还能担起挑来跑，是拼出去的吧。大伙说我：蹬坡蹬得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真是这样，妈妈，才不只我—大伙！多小的闺女啊，才14岁，也来了，每人都挑着大土篮子，走起来都是低着脑瓜往前拱，咬着牙，瞪着

眼，担到头一撂筐，常常就累得跪在那儿了，却叫着：“压！就当不是咱的肉。”

 

降霜了，穿棉袄的天呵，男的光着脊梁干，……工期还有72天……

 

当时我身上总是揣着一封信，上面的话我几乎都要背下来了，每当挑不动又大又沉的土筐时，都要摸一下。

 

银鸽，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我特别的想你，想得出奇，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所没有体会到的想。以前我也想，但只想一会儿就过去了，而现在不同了，你的影子仿佛是时刻跟着我。像我这样出名的‘马大哈’，竟然有时想起天冷了，她会不会忘记了加衣服呢？端起饭碗又会想起，她活忙，可能又在吃凉饭吧？要睡觉了，又想她一定还在奔忙，在开会呢还是在给老乡看病呢？这样写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什么时候我变得这样婆婆妈妈的了？她又不是一两岁的小孩儿，自己还不知道？……现在我才明白，如果说我们的感情心照不宣地沉默了数年之久，那么它现在终于爆发了……

 

看不见锨了才收工，上家走着就看不见道了。我们排成一溜儿，眼好的打头，我这样的就跟着走。

 

荣奎大哥走着边说：“俺起打学干活就挖河，这都挖了十来年了。”人们于是就嚷嚷开，有的说：“我挖了两年，”“我挖三年，”我不言声，我才挖了几天！

 

荣奎大哥突然朝后喊：“银鸽赶明儿还来么？”我马上就大着嗓门儿说：“来！不来怎么着。”

 

人们都笑了。他又问我：“今晌午吃了几个窝头？”

 

“三个！”

 

他高兴地说：“行，够能吃，我顶你吃的双份儿还多。”

 

妞子咯咯地笑起来说：“银鸽你还记得你刚来吗？下洼就带了那么一口饽饽，正好当上大雨，老么大的雨哟，你走不动道儿了，我还拉着你来的？”

 

“记得。”

 

收工上家走的是道关，看不见道儿，又搭上人们干一天活累得够呛，走在田垄地里高一脚低一脚的，有的时候累得都迈不开步了，走到家真不容易啊！可是这帮受大累的人们，都是多好的人！从来也不在意辛苦，有的今晚累得都快上不去炕了，转天干活又有他们！“不能歇，歇乏了，惯懒了，”他们说。

 

看不见道儿，又走不动道儿，可人们还是取闹着，德云走着走着一蹲脚，她喊起来：“妈哟！脚歪得后脚心朝上咧，这天真黑，月儿也不出，也不就待就待咱们。”荣平接茬说：“可呗，咱都成了磨上的瞎驴了！”胖胖的妞子也说：“可走不动了，真想变个蛋滚回家去！”她这么说着还拖着两条和我一样快没了知觉的腿领着我走道儿呢，叫她攒了我一手的汗。

 

荣奎大哥朝人们又喊：“爷们儿，明儿还来啊！”人们应答着：“来！是这儿的汉子就恨家不起！”

 

我回到村里，对着被风一口一口吹动的灯火给我的病人针灸时，一个偏瘫的大爷像狗一样用双肘撑起上半身对我们唱诵到：“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那时候我真的想为他们的愿望做件好事！

 

机会终于来了。

 

大半年后我被推选到省里参加知青会，一个北京来的军代表找到我们北京的知识青年座谈，他许愿说：谁能扎根农村就给他所在的村子一台拖拉机。都沉默着。后来我说：“我。”同时还有别人。可是我们尤其是我想不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变了。

 

很快地，我受乡亲们的托咐，找回北京，到市安办表示扎根的愿望，要拖拉机。他们都说：“小同志，没有这个事啊，我们不管物资的调配。”我一问才知道那个军代表已经调回部队去了，没有什么拖拉机。当时我站在那里就哭了，因为我不知道回去怎么交待。后来的事情就是我为要落实这台拖拉机，顺从地当了地区又当了省里的知青“典型”。为强化我的扎根意识领导叫我放弃初恋，因为他是城里的工人，而我将永远是农

民了。

 

“就是说：你们不合适。你自己说说应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

 

“想想，你是典型啊，现在就看你的了。”

 

我清楚，如果我不再是典型了，上级就不重点关心这儿，拖拉机也就没有了，可是，他是我心里唯一不愿意割舍的。我答应考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整宿地睡过觉了。他找到我痛苦地问：“为什么和我成了，领导就不培养你了？”

 

“可能他们担心我会离开农村……”我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我当时身上的压力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农活已经把我累得够呛了，再加上这件事，我快受不了了。

 

不久，收秋种麦正忙，老支书的小儿子病了，是闹虫子，后来肠穿孔了，地段医院让上天津医院去治，老支书说：“在这儿治吧，方便。”是说：他又不至于撂下工作，还能上医院来照看。

 

他白天干了一整天活儿，没日头那会儿就蹬车25里地，赶到医院看看孩子，有的时候当上了雨，我们那儿是胶泥地，他的自行车还要扛着。他不叫能干活儿的闺女去照看弟弟，而叫刚刚病好，刚能下炕的老伴去，叫他闺女下地，老说活儿忙，不能占个劳力。后来孩子的病地段医院没法治了，到天津医院动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天津知识青年代替家长签的字，他还在家里安排人们种麦子。等他赶到天津，刚守了会儿，孩子的黑

眼珠吊上去，他赶紧叫他：“根水，根水！”过了会儿，小根水的黑眼珠又翻下来，紧紧抱住爸爸的脖子，不肯撒开。他掉着眼泪。可是一抹眼，他又走了，去看一个有病住在天津的知识青年去了，说：“他是我的孩子，他也是。”

 

我看见了小根水死去的那个晚上。

 

这屋，是他小小的孩子根水一直看着我，问我；“姑姑，杏儿好吃吗？杏儿有多好吃？”当时只有微弱的呼吸了，而我手里是一瓶借钱给他买的桔子水，我简直不知道往哪儿放下它。老支书看见大队干部都来了，就说：“正好，我两天出门，咱家的麦子怎么样了？说一说吧。”在那间屋里就开上会了。人们一提孩子，他说不了两句，就又回到了麦子上去。当他听说晚麦子种了一半，早苗出得挺好，还笑了笑，笑出了声音。

 

他闺女悄悄地把我叫出去，哭着说：“我弟弟死得多可人疼，我们不愿用席把他卷走。想借点儿大队的木头，给他打个匣子，也解解疼……木头等有了再还。可我爸爸就是不让，说当干部的不能乱动公家的木头。”我们一起哭。根水是那天夜里三点多死的，四点就埋了，用的席。

 

那一夜我们一村的大人几乎都没有睡觉，天刚刚亮就都下地了。我记得我是砍高梁，正对一个迁高梁头的人喊：“干净点儿！”无意地一回头，老支书来了，就站在我的身后，我心里！我说：“您稍歇会儿，行么？”他说：“忙啊！”他累得快站不住了那样，说：“明年是粮食大上的关键一年，今年种麦是关键的关键……”我下定决心和我的男朋友断了，他就是再好我也不要了，要拖拉机！

 

在北京，我和我的男朋友面谈后，又绕道到天津，找到周叔叔。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跟我很熟，我把连对妈妈也不说的话对他说了，我们的信让他看了，我的男朋友他过去知道一些。

 

“周叔叔！车开了，他看我，我也好好地看了看他。周叔叔，他为我人变得消瘦，我愿意好好地记住他……行了，不说他了。

 

“他的头一次工资就给我寄来了十块钱，那时我们连一点这样的感情也没有，他叫我……

 

“周叔叔，他的家里很穷，可是他说：我可以永远是一个农民，他绝不会因此抛弃我。他说他跟我说话就是一种享受，……我的想法有的时候他觉得很好笑，但是能纯洁他的灵魂，他没有想从我这里再得到别的，我再也不会遇到这种人了。……我现在简直没主意了，跟他，连累他；不跟，也害。周叔叔，我是一个要脸面的女孩子，现在当着您说出这种事，我是实在太没主意了。

 

“不，周叔叔，就是领导现在同意了，我也不愿让他跟我苦下去了……”

 

周叔叔的话：

 

“无疑地，你们有感情，很深，十年了。但是这种感情不能和父子的感情相比，你不知道，不能。尤其是在人越老的时候。你爸爸活着对我说过：我听见小银鸽夜里睡觉打呼噜，就觉得心里有了安慰……”

 

“爸爸！”我轻叫了一声，他的句子听不连贯了。

 

“……那天我上医院去，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给儿子办丧事，流着无言的泪，就想起了你们老支书……他也六十多了，也死的是儿子，他的心情什么样儿？可他为什么还笑，还笑得出呢？”

 

“他心里没尽想他儿子，尽问麦子，还问过拖拉机，听我们说：都挺好，都怎么怎么好，他满意了呀，就笑。”

 

“可是，你尽想的是什么？什么才能使你满意？你哭为什么？……”我的心，被他问疼了，但是我决心改变自己。

 

“周叔叔，”我抬起头说：“在这种事上能够检验灵魂，像透视那样的检验灵魂，是么？”

 

“对。小彭（我的男朋友）来信请求我说：请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替我们想一想：银鸽已经把什么都给了农村，唯一给自己留下的就是我们的爱情，您不要肯定她身上的‘共产主义萌芽’了！”

 

可是在那个时期周叔叔这样说：“我要肯定她心里萌生的最美好的东西。”拖拉机的事终于落实了！那是不久地区知青办的负责同志陪着北京市安办的梁主任来看我们，梁主任听过汇报后动情地说：“孩子们是为的什么呢？我们想想办法吧！”他们后来一定想尽了一切办法，使我们村得到了一辆拖车。

 

我含着感动的泪水回村去，后来为乡亲们唱起了歌。是在一次社员会上，地区知青办的负责同志也许想让我表现得突出一些？他早几天就动员过我唱歌，这时他又大声说：“唱歌吧，银鸽，唱！”大伙也说：“唱个吧！”

 

我只记得自己站了起来。

 

歌词大意是：

 

我们生活在广阔的天地，

 

毛泽东思想把我们哺育；

 

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好老师，

 

烈日风雨冲洗我们身上的浊水污泥。

 

我们有决心我们有勇气，

 

彻底改变旧思想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有决心我们有勇气，

 

彻底改变旧思想，

 

永远忠于毛主席。

 

记者们来了，他们给我照相，要宣传我。我哭着逃进一片还没有长起来的玉米地里，骂迎面上来拍照的记者：“谁给我照相谁是小王八！”

 

他们说：“我们是为了完成任务。”

 

照片后来寄了一张给我妈妈，妈妈在信上伤心地说：“我的小女儿，你的脸上已经没有稚气了，你才刚刚年轻！回来看看妈妈吧。”

 

后来我当了村干部，上大队值班的第一天我想我要庄庄重重地去。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成熟了，很不平静地看了一眼老村干部们。老支书就笑了，走过来对等着我分配活儿干的大伙说：“别难为了她，这头一回值班，她由我领着。”我想走上去叫他一声！

 

他安排好了活儿才走，我就是“带工干部”了。我们给一座忘记了做什么用的小屋上墙，坯供得很快，落了起来，一起的大叔们用赞可的眼光看我，没有夸奖，因为他们也许觉得：没有必要，她是干部了，她应该这样！

 

树影子拉长那会儿，老支书来了，扛个锨，他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呢，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干哪儿说，他特别好。这时候他来了说：“银鸽，走，我领你去上洼地转转，教教你看地。”

 

“走！”

 

走到村边儿他跟我商量，新盖的大队部怎么垒院墙。

 

“您就看着办呀，”我说。脸一红，怎么还问我？

 

“我就是要让你说。”他笑。

 

噢，我就说了。以前我觉得，在他跟前我老是孩子，可是不是，到了这会儿，我们是同志了，同志！

 

我们俩就上洼地去。道儿上，小树的干枝横着，他老猫腰拾，咀里说：“这归拢起来都是柴禾，烧火，管保还能省下桔杆多积点儿肥。”我看看他，他那么好，对集体比对他家都好，操心得满脸都是皱纹，像受累的记印儿，我赶紧也跟他一起连搂带抱，不大会儿把散散拉拉的干枝都归拢齐了。

 

又往前走，到了地，老支书刨出没出土的麦粒儿放在他厚厚的大手里，告我：哪样是芽干了，又哪样叫虫舔了，我很用心，还上手摸，一摸，摸着他又大又硬的手了，那手面，像是铁的，看看我自己的手才几个茧子，而我还跟别人说过自己是“老农民”，这会儿真嫌了躁了。

 

大道！我们又走上了大道。大道两旁是我来的时候种的树，再长长就搭成棚了，这会儿就下来荫凉了。我禁不住说：“到我也有了白头发的时候，咱们村就好了，对么？”

 

他没有说不对，他说他正想的：“银鸽，越来越要努力奋斗，可得记住。”

 

“嗯。”

 

老支书突然眼睛一亮，“银鸽，我教教你，给子孙槐压枝啊！”

 

“干嘛要压枝？”

 

“你看！”他一边铲土一边说，他拉过来那棵子孙槐的一根枝子，用几锨土把它埋上，只露出了枝头的一点叶子，像芽。

 

“这就算种了。又好种，还准活，长起来又是一大棵。”

 

“还能怎么种？”我问。

 

“砍成段，钉镢子；撒子儿，都行，就是不抵这样爱活。”

 

“怎么呢？”

 

“这儿原先有一大堆儿呵，后来的都是它的枝子直接铺拉的。这样，又长得快，还长得好。就这么一堆儿，”他爱不够地指指那堆子孙槐，“就铺成一大片了。”

 

我忽地想起了这些老农民，领我，教我，用他们的行动带动我，又想到别的。

 

子孙槐，这能铺片儿的矮矮的灌木，你真的只能当作条子编筐用么？当时落日的光，照得老树苍绿，照得子孙槐嫩青，我望望老支书，又望望大道两侧的子孙槐，我当时怎么想的现在忘了，可是从那时候起，我好像爱上了乡村的土土火火的日子，乐意去天天干着不起眼的小事：给要远嫁的闺女代笔回信；为劳累了一生，腰腿酸疼的老人针灸；和男青年一起，朴直、认真地安排、规化我们那时和将来的村子……我更爱老支书

他们带着我，在困苦的日子里“努力奋斗”。

 

生活中事物缠身，像沙一样平凡、琐碎，而我到现在都希望我找到的思想能像沙里的金，在平常的日子里闪光，能够使我认真、正直，在任何时期，任何境遇都有所作为地走过这一生。

 

我在那儿呆了八年。河床后来干成了大道，因为上游没水。我们就又挖河中的小河，村上人叫它“河中渠”，让大地从深处为我们渗出一些浇庄稼的地下水。那种为实现一个愿望做出的痛苦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一直作为一种最美好的印象刻在了我的记忆里。现在，我曾生活过的村子真的被改变了。

 

（李银鸽，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河北农村插队，1979年回北京，现在某学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