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农民都时兴在自留地种些甘蔗，一年后收成，拿到市集上卖了，好的能卖几十甚至上百块钱，很大的一笔款项了。群远也从他家自留地收了甘蔗，让我在晚上收工后向生产队借条艇，叫上兆平，把蔗运到邻近的大敖公社去卖，希望能卖上个好价钱。收工后，我们三人把甘蔗装了满满一船，逆水拉纤顺水棹桨，把甘蔗运到大敖镇。我一个人在河堤上拉纤的时候，有一群在河堤上觅食的鸡懵懵懂懂地走近脚下。我突然灵机一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一手就把一只一斤来重的小母鸡捞到了手上。把纤绳套在身上，前倾身体继续拉纤，左手拿鸡，右手把鸡头一拧，手法之快，之连贯令那鸡连叫都还没有机会叫，就让我给解决了，连船上的兆平和群远都没有察觉。我估计到了1970年以后，广东各地农村已经出现知青偷鸡摸狗的现象。出于一种对上山下乡的无可奈何的抗拒心态，参加这种行动的知青把偷盗比他们更可怜的农民的鸡狗看成是一种既能泄愤，也能改善生话的一箭双雕的壮举。非但没有羞耻，他们甚至互相吹嘘自己的作案手段和战绩。此前我没有做过，此后也没有再做。但这一次，也算是在我"再教育"的成绩单上，加上了额外的一分。待那鸡完全静止后，我把它扔到船上。

 

到睦州的时候，我们把船停好，到镇上打了酒，摸到兆平的一个单身朋友家，烧水煮饭烹鸡。那鸡相当香。酒醉饭饱后，我们继续路程。到大敖后，几人匆匆把蔗卸好，已经天黑。他们二人就在人家屋檐下铺张席子，打个地铺又能看着甘蔗，又能过夜。他们留下，天亮后把蔗卖了，然后后步行回去。我则连夜把空艇棹回生产队，不致影响次日的工作。出了大敖不久，下起了滂沱大雨，出大江的水闸也关上了，这如何是好？我四处张望，寻找对策。黑暗中看见江边停着条船，我于是把自家的小艇泊好，跑上去找人帮忙。船上住了一家人，那船老大四十岁光景，一脸忠厚，义气，却留了一头齐耳根的长发。记忆中在60年代初的电影《南海潮》里见过老渔民蓄那样的长发。但在当时的城乡，那种发型是不允许的。难道他生活在船上，竟能逃过那世俗的干涉？其实我后来想，那可怜的船民，连一角几分的理发钱都省了，头发长了就让家人用剪刀剪一剪，才会剪出那种样式。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大小冒雨帮我把小艇推过大堤。几十年来，我想起这事还对那憨厚的船老大一家感激不尽，那可是赤裸裸的人性、人情啊！

 

那夜，我顶着风雨，棹了两个多小时把小艇送回生产队。两天以后，我在田里开工，远远看见群远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由两个背枪的民兵牵着，正在翻过山坳步行去公社。一同开田的社员们指指点点，有些更用眼睛瞟我两眼，似乎在猜度这个知青会否被牵连上，看得我也有几分胆寒。那时好象正是一打三反的时候，社员们七嘴八舌的猜测，有说是上头认为他卖蔗为名，偷渡为实；也有说他被监督劳动的身份，不能卖蔗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的看法是，大队有他这么一件活宝，遇上任何运动，不把他作为典型向上头邀点功也真太浪费了，可能是他命中的劫数吧。群远被关了半年左右之后从公社放回来，什么罪也没有，也没有什么说法。以群远这人品，虽说是高中毕业，身强力壮，然而政治这一条足以令他这辈子不敢奢望正常女子，连地、富女儿都不敢碰他。不过，后来还是说成了一门亲事，那女的除了比他大而且还满丑之外，还是瘸的。群远卖蔗，是我向生产队借的船，也一同去了，他却被抓了。事前事后没有人因这事找过我。以前，没有人向我提过任何的参军、招工、上大学那样的事，打那以后，就更不会有人向我提了。我父亲很为他自己的成分和政治面目骄傲，以为我应该能受点福荫。但是，由于我自身的不长进，我破坏了自己的投资环境，让父亲引以为傲的政治本钱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