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还在睡梦中，被尖锐的“嘟嘟嘟”的哨子吵醒。只听见生产队吴队长一边吹哨，一边喊叫：“全体社员到公社拖拉机站集中，到上海造反！有工分的。”我心底一阵兴奋，赶紧穿衣起床，匆匆喝了几口麦片粥，奔出门外，约了连兴等伙伴，赶往拖拉机站。

 

天气很冷，屋顶上、地上、稻草柴垛、一片银霜。路上不见行人，偶尔从远处村庄传来几声鸡叫。

 

林宝妈妈从门缝里伸出头来询问：“你们做啥去？”“造反！上海造反，记工分的，快去！”“造反？”“与你讲不清，去了再说。”林宝妈满脸迷惑的样子。

 

时间还早，拖拉机站只有几个值班的，七点以后，陆续来了不少农民。

 

大家高声地互相招呼，拖拉机站开始热闹起来，几个年轻人围着圈，在场地中央高谈阔论“王洪文现在不得了，工总司厉害！”“听说市委现在被砸烂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那个姓蒯的到上海来了！”

 

人人都在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唯恐落后，偶尔也冒出一句“看你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昨晚肯定跟你老婆太那个了！”于是开始说下流话，引起阵阵哄笑。

 

几个老头缩在墙脚边，破旧的棉袄中间束根绳子，这样感觉暖和些。他们大多抽着劳动牌香烟，一声不吭。

 

姑娘们则对“绞花棒”式样的绒线衫织法感兴趣，相互翻看衣裳，品头论足。

 

空气中弥散着劣等烟草味，过会儿，有个公社来的头头模样的青年咳嗽了几声，爬到一辆拖拉机车厢上挥挥手，情绪激动地说：“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我们上海农民造反总司令部宝山分部杨行支部组织大家到上海造反，造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这个反我们造定了，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开火！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车厢下的男男女女情绪高昂，挥舞着红本子，跟着头头高喊口号，大家忘记了寒冷。头头顿了顿又说：“到上海造反，有吃的，有住的，大家放心好了，现在去领造反队袖章，凡是四类分子一律不准参加造反。”于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抢袖章，有了这“造反队”字样的红袖章，就好象有了一切似的。

 

我拼命挤进人群，好不容易也抢了一个，往手臂上一套，发现袖章上油漆字迹还未干，一定是昨天晚上匆匆赶出来的。戴上袖章后，我似乎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感觉。

 

此时，我穿一套旧军大衣，稍长了点，那是在公安局做事的叔叔送给我的，戴一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军帽，上面还缀着红五星，胸口佩着一枚用两包香烟换来的毛主席纪念章，这在当时，算是最时髦的装束了。

 

我兴奋地爬上第一辆拖拉机，车头里已挤满了人，我只好坐在敞蓬的后车厢，车厢后面绑了几面红旗，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

 

几辆塞满男女老少造反派的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向市区开去。

 

进入市区后，我们开始往车后抛传单，传单的内容，时隔三十多年，我还记得些：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将集体的人民公社改为国营农场！

 

坚决要求提高薄荷油的收购价格！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坚决要求兑现饲养母猪的奖励政策！

 

当初我就觉得这些又想革命，又想实惠的口号似乎不太对头，与我数月前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串联时所了解的革命大方向不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地将手中的传单全抛完了。

 

大家都很开心，车上有个老阿婆兴奋地说：过去在家里一直受老头子的气，这一次可出气了，我也造反了，饭也不烧了！

 

拖拉机在市中心南京路上向外滩驰去，警察似乎也不管，几个小青年从弄堂里窜出来，油腔滑调的高喊：“大家来看啊，阿乡造反派来了！阿乡轿车来了！”上海人喜欢称拖拉机为“阿乡轿车”。

 

我们坐在车上得意地仰望着两旁的高楼大厦，无视车后的上海人，昔日那种乡下人三等公民的意识已荡然无存。心里只是想：我们也是造反派，我们今天来了！投身到这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来了！

 

拖拉机在外滩中山东路停住，头头让我们下车休息，等联系好住宿再说。我们这些与周边人服饰、神态显然不同的造反派坐在马路旁，东张张、西望望，经过的上海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流露出嘲笑的目光。

 

等了老半天，头头终于出现，他领着一大群穿着土里土气的老乡，进入了那幢昔日的汇丰银行，文革前的市政府，现在的造反派占领的革命大厦，真有点天翻地覆慨而慷了！门口非常拥挤，进进出出的人似乎都是穿黑棉衣说卷舌音普通话的北方佬，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南方来了！

 

我们几乎所有的人一生中从未进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大厦，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楼梯，长长的走廊如同迷宫，阿秋妈妈一屁股坐在楼梯上说：“喔哟！我头也晕了，走不动了！”，那豪华的拱顶，连见过市面，跑过码头的陈牛皮也呆住了，他望着屋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精雕细琢的立柱，似乎过去只有在外国电影里才见到过。

 

进入房间，地板上过蜡，油光打滑，庄家宅的阿根一进门就扑通摔一跤，他一边喔哟喔哟叫唤着，一边摸摸地板说：“走这地板最好穿双草鞋。”房间里有暖气，十分惬意，我把棉大衣脱了，拉过一把椅子，让连兴坐在椅子上，我拖着椅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滑来滑去，大家开心极了。

 

到了晚上，住在另一层的永珍、阿妹、阿兴过来串门聊天，在乡下，我们也是这样的。

 

夜深了，海关大楼的钟声，黄浦江上的气笛声，搅得我一夜未睡好。

 

造反的第二天，头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开着拖拉机，来到华山路附近的一家面包厂，只见头拿着一张什么人签过的批条，与厂里的头说了几句，于是我们直接到车间里，从一排排的铁架子上，将面包往麻袋里倒，装满了一车厢后，坐在马路旁的人行道上，我一连吃了三个鸡蛋面包，第一次品尝刚出炉的面包，真香啊！至今，我对那天又松又软的面包怀念不已。

 

当晚，我自恃在上海住过的老资格，带领一群伙伴去找“大世界”，其实“大世界”已经关门停业，我们在乡下哪能知道？我们顺着南京路往西走，马路两旁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巨幅标语从十几层楼上挂下来，触目惊心，数不清的“造反司令部”、“革命委员会”、“战斗队”的旗帜伸出高楼的窗口，

在寒风中飘扬，黑暗中时不时地从天空飘下红红绿绿的传单，纷纷扬扬，使人想起“战上海”电影中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南京路上突然撒出一大把传单，令人激昂万分。

 

我一边走，一边仰着脖子观望这激动人心的场面，突然，脚下似乎踏翻了什么，一个男子粗暴地大吼：眼睛瞎了！你要吃生活是伐！我赶紧往小弄堂逃去，奔了好久，才放下心来。

 

由于迷了路，当晚，我找了很久才回到外滩住地。进入房间，我把路上捡来的传单和隔壁房间不知什么造反队留下的“宣言”、“严正声明”，还有一大迭“我的检查”，统统拿到窗台上，打开窗户，用力往外一撒，传单随风飘扬，马路上人们抬头仰望，当传单落地时，路人争相抢夺，乱成一团，汽车喇叭声齐鸣，我看着这一形景，真的开心极了。

 

造反的第三天，算是正式行动，头吩咐我们在外滩排队集中，不要忘了带袖章，每人还发了一面有革命标语的小旗子。

 

约九点多钟，队伍总算出发了。我们沿着南京路往西走，起先三、五人一排，后来变成了六、七人，最后队伍塞满了南京路，队伍走走停停，有人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声此起彼伏，两侧的楼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行至西藏路，整条南京路都是游行的队伍，首尾不能相顾，各种组织的旗帜飘扬，口号声、歌声震天响，气氛十分热烈，场面颇为壮观，每一个参加的人都会激动，连那些从未出过远门的老头、老太也异常兴奋，似乎自己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队伍走得很慢，当我们走到静安寺，已是下午一点多，肚子饿得咕咕叫。

 

走到旧市委附近，有人振臂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陈丕显！”也许没听清楚,也许不知道曹、陈究竟是谁，队伍里几个青年大喊：“打倒曹小弟！打倒陈牛皮！”曹小弟、陈牛皮是村里的社员，比较出名，念起来较顺口，于是队伍里爆发出阵阵笑声。

 

走到淮海路，有许多人悄悄溜了，队伍稀稀拉拉，口号声也变得有气无力。

 

送面包的终于来了，阿发一边举着旗子，一边嘀咕着：“说好发四个面包，怎么才发二个呢？”此刻游行队伍已经涣散，领头的也不知去向，激动的口号已经喊过了，面包也吃完了，不知还让我们干什么？

 

此时，惠芳阿嫂郁郁地说：“这两天我女儿不知怎样了？我想今天回乡下去，实在放心不下。”说着就扔下旗子溜了。

 

造反的第四天，我们在窗口架了一个高音喇叭，对着外滩广播“农民宣言书”，但很快被周围红卫兵组织的几十个大喇叭的广播声淹没了。我们则呆在房间里无事可做，在地板上滑来滑去的游戏已觉得无聊，房间里的传单全撒完了，虽然晚上睡觉有暖气，但大部分队员都感冒了，在乡下很少感冒。福根最担心上头来向我们收面包的粮票、钞票，红兴阿哥怎么安慰，他也不信：世界上哪有白吃饭的好事呢？

 

抽水马桶常常堵塞，清洁管理员也找不到，听说都到北京告状去了。为何告状,谁也说不清.乡下来的造反队员越来越少，我可不想回乡下，父亲参加什么“支农职工造反派”，也在市区里，经常来看我，哥哥此时正在步行串联到北京的路途中，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了。再说，我们的革命行动还没有什么结果呢。

 

但好景不长，过了一星期，接到上面通知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什么“最新指示”。反正，我们得全部回家。

 

回乡下的路上，拖拉机开出市区，郊外寒风剌骨，我坐在拖拉机车厢一角，紧缩着脖子，数十天热哄哄的感觉，一下了全消失了，我数了数旧书包中十来个又冷又硬的面包，心想，这便是我进城造反的全部收获了。

 

坐在旁边的阿秋妈妈，望着远处的田野，自言自语地说：“唉，家里的棉花还没摘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