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行上山的知青，当时在学校里是比较激进的一批人。全校上山一共只有36人。当时我就一个想法，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是女校当然全部是女知青，上山的这批知青中唯有w姐是我最敬重的人。W姐是68届的高中生，在学校就是较活跃的人，她写得一手好字，学校的版报就是她办的。她们整个班集体在学校也是有名的，班集体经常在操场上活动，大家都常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她们。

 

在农村一年半，W姐学会了扎银针，要找穴位她经常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听她说要麻胀才能有效，以后她就用这点技术，经常为农民看一些小病。也为农民解决了一点忧患。

 

到工厂后，我们曾是一个车间。她干起活来就象小伙，什么累活都抢着干。没过多就让她进了工厂医务室，在这期间她翻了多少书做了多少实验大家全然不知道。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才使我真正明白W姐是什么样的人。某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武汉知青约好要出去玩，我们都到了厂门口，她们说W姐到医务室有点事让我们等等她。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边说边闹，等了好久没见W姐出来，于是就有人说去看看。她们进去一看，发现姐靠在板凳上，脸上颜色难看，过了一会儿她才慢慢缓过来。大家问她怎么会事，她说是尝了勾对的药，因药力过猛有中毒的反映。原来有一位同事生病了，没有合适的药，只有自己配。她怕病人出问题就自己先尝尝。当时我们都很感动，W姐为了给大家看病，自己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县里提拔干部，把W姐调进县城。她的工作就是给县领导当助手，听说当时县领导的报告就是她写的。从此后她就走上从文的路。当时我们这些来自武汉的知青受文化革命思想的影响极深，文化革命的锋芒必露，竟然把对县政府的大字报贴到县城。“敦促县政府作出回答”，贴了半面墙。这在当时的山区地方官该是多么大逆不道。从此县政府对我们厂武汉知青的看法特别不好，W姐碍于形势所迫和我们来往少了，怕影响她大家也很少去找她，但大家每次见面都特别的亲热。

 

随着年龄的增大，武汉知青都成双成对。而W姐的婚事却是组织解决。很快她们就结婚了，男方是山区农民的儿子，工作在县武装部任参谋。这样的人组织上是绝对认为忠实可靠的。W姐是政府培养的人，只有听从组织安排了。她们生活在一起并不愉快，W姐是好强的人，工作很认真，学习很努力，H参谋是山区生山区长，颇有大丈夫的气质。生活的事经常磕磕碰碰，曾经传出过他们要离婚的消息。

 

 新的高考政策出台，W姐考上大学。她带着孩子回武汉读书。以后又留在大学当老师，接着又读了研究生、博士。十几年来，她就这样边工作边学习。H参谋也随着她调到大学武装部、监委。如今大丈夫气质全然没有了，烧火做饭全干。我经常去W姐家，她家庭简朴，家俱还是县城带回来的，长期用的就是单门冰箱，大家已经看了多年的彩色电视，可她家还是那个黑白电视。但家里总是整整齐齐。W姐每天除了伏案写书，就是出外讲课上课。出外中午不能回，就经常吃点咸面包。可W姐是坚持一条。每天早晨去长跑。她说不锻炼就没有精神对付一天的工作。W姐告诉我她每写一本书，就好象掉一层皮。我明白W姐是她的身体去拼，用她的心去博。前几年W姐到广州某大学去了，听说现在又出国去深入进修。

 

W姐曾送给我一本她著的关于女性解放的理论书，我深深地懂得，W姐可是用她的一生在写这本书。她孜孜不倦的追求，永无止尽的奋斗，是我们女性的楷模。她永远是我敬重的W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