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那一次晚会
作者：逸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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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那一次晚会
作者：逸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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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理想描画出虚幻的历史，残酷的年代留下一个遥远的故事…… ——题记 在百忙之余，接到老朋友的电话，有一种很熨贴的感觉。我将明天与老美的谈判资料往抽屉里一放，信步来到江边。 夜幕中的扬子江不象白天那么张扬，却更使人体会到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潜在力量。我默默地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随即点着了它。 蒙蒙细雨，显得江对岸那片灿烂的灯火似乎和着江涛涌动。 不远的大桥如一道闪烁的光练横跨江上，隐约可闻桥上来往车辆的喇叭声。 反射着灯光的江水一阵阵在岸边喧闹：哗——哗—— 我凝望着江城美丽的夜景，将思绪彻底从与美国杜邦公司的艰苦谈判中拉出来，心想这老瞿真够厉害，久不联系，说找,他一下就找到我了。我用力吸了最后一口，将烟头朝江中弹去，闪亮的红点在黑暗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消失了。也该在精神上调剂一下了，我离开沿江的栏杆，按他告诉的地址顺着马路走去。 这是一个静穆的小区，虽然房屋显得有些过时，却是市里老一辈高级干部居住集中的地方。我进入小区后，略略辨别了一下方向，自信地朝一栋红砖楼走去。 未及进门，就听见房内熟悉的谈笑声。找不到门铃，干脆敲门。 门开了，一个热情的声音飘了出来：“哈，洪骏，我就知道是你来了。”老同学们相见，分外亲热。然而第一道程序还是握手，“一晃十几年没见面了吧。”我说。 “可不是吗，你还是那么好的记性，一个电话就找到地方了。”瞿宝还是老样子，黑而胖，嗓门大大的，一点也不见老。 “我可没想到你会搬到这里来。”瞿宝笑道：“哦，这应该说是托老一辈资本家的福。我的那位岳父大人嘛，市政协副主席，市民建一把手，还可以吧？”瘦而高的余信说：“这也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岳父送楼情’哪。”他是当年班里的才子之一，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历经磨难，现在大概是一文化杂志的主编。大家一阵大笑。 我扫视了一下漂亮的客厅，家具不多而时髦，室内更显得宽敞而大气。我脱去微湿的风衣，拿起茶杯，问道：“怎么样？都好吗？”“嗬，洪总，说话都带官腔了。”瞿宝歪着头道。 我忙拱手：“岂敢，岂敢。瞿总，还请你老多多关照。”瞿宝：“哈哈，哪里，哪里。说正经的，我的贸易公司还靠你高科技的后盾呢。”余信插言：“胖就行了，都别‘肿’来‘肿’去的。生意到办公室去谈，怎么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着，伸手拿起茶几上的苹果削起来。 一向精明的江小川笑道：“我们的余总编最不喜欢听这些话了，俗，对吧。 今天又不是开‘全总’会议，大家超脱出来，只叙友情，不谈生意。”他是当年的物理课代表，现在的个体户。 我注意到墙上巨幅的《乱世佳人》的剧照，黑白的，费雯丽的表情很真挚，令人着迷。片刻，我若有所思地问：“喂，瞿宝，你知道吴丽丽现在在哪儿吗？”瞿宝扬起头想想，道：“她呀，原来是市轻音乐乐团的第一把小提琴，后来出国深造，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你还真记得她。”我脸红地笑笑，说：“她还真到北京去了。” 江小川：“哎，当年她们班上有个姓潘的同学一直追她，结果如何？” 瞿宝笑了一下：“没有。哪那么容易，那小子在大裁军前靠他老头子混了个副团职。现在倒是不太清楚。对，他的老对头卢海，早已研究生毕业了吧？”这我知道一点，忙答：“可不，卢海在美国早就是博士后了，大概打算明年回来。”瞿宝不无羡慕地说：“好嘛，叫了他多年的‘博士’，倒是名副其实了。”说着，用手捅了捅在他旁边默默吸烟的余信，问：“听说罗运才又升官了，是吗？”余信“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瞿宝不干休，又问：“他到底现在干什么？”余信吐出几个字：“市委副秘书长。”瞿宝：“哟，还真有两下子，混得不错呀。”余信淡淡地说：“各人的造化嘛。”我看了瞿宝一眼：“这有什么，各人有各人的路，他一直都热衷于‘红道’，何必看不惯。哦，余信，原来曾和你抽到一起的小陈现在怎么样？好多年没见他了，怪想他的。”余信抬起头：“谁？”洪骏：“陈逸兴呀。”余信迟疑地说：“他……”洪骏关切地望着余信：“怎么样？”余信：“在上海疗养。”小川：“职业病？”余信慢慢地说：“不，精神分裂症。”我大吃一惊：“什么？他得了精神病？！”瞿宝、小川也怔住了，呆望着余信。余信点点头。 这怎么可能呢？我站起来，无意识地盯着大家的脸，陷入深深的回忆……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某中学大门口，人来人往，锣鼓喧天。 十来辆大卡车停在路边。 高音喇叭播放着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墙上刷满大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扎根农村，做一代新农民！”、“去湖北口落户，到武当山安家！”等等。 同学们三五成群，整理着行装，气氛热烈的话别。 我身穿褪色的旧军装，走到瞿宝等人身边问：“准备好了吧？”瞿宝一拍被包，答：“没问题，可以再来一次长征。”转过身对其他同学高谈阔论，“既然到了广阔天地，一定好好干他一番事业……” 两个穿工作服的工宣队员抬着一筐大红花，分送同学们。一位五十来岁妇女边给儿子戴花，边抹眼泪：“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 ”一老工人忧郁地望着女儿：“孩子，去了就好好干吧。”一女同学拉着另一女同学啜泣…… 说实话，当时我们这一拨人豪情多于伤感，有一种急不可待地盼望走入社会的跃跃欲试感。用现在的话说，居然打红旗，唱战歌，意气风发去“流放”。特傻。 锣鼓声大起，在众多家长和同学的招手呼唤中，卡车起步了。 “等一等！”一个小矮个背着显得过大的背包，追了过来，扒上汽车后墙板。 坐在车后的瞿宝和余信一人一只手，把他拉上车。 在公社简陋的会议室里，同学们等待着分到各生产小队的最后安排。有的还在那里高谈阔论着扎根广阔天地的重大意义，更多的却是望着窗外一幢幢破旧的泥屋，眼睛里充满疑问：就这地方？！ 我刚和公社的一个干部谈完知青的分配问题，一回头看见一个身穿大棉衣，头戴大棉帽，双手抱着一个大背包的小个子挤了过来。只见他把背包往墙边一放，舒了一口气，有往周围看了看，发现我在注意他，走过来怯生生地问：“就在这儿等着分配吗？”我点点头，感到有些奇怪，问：“你也是我们学校的？”他脸红了，回答：“是的，我是初一的。”哦，这也难怪，当时下农村的学生号称“老三届”，实际上是初中三届，高中三届，一共六届学生。我是高中六六届的，通称高三的。他自称初一的，自然就是初中六八届的了。但他还是显得小了点。我不禁又问了一句：“你多大了？”他迟疑了一下，，连忙说：“下个月我就满十五，进十六了。”啊，他竟连十五岁都没满，我比他整整大八岁呀。命运果然奇巧，我们年岁相差如此之大，竟作为同一批中学毕业生一起下农村，真是堪笑。可他这么小能行吗？下农村可不是来玩的，我心里想着不由为他担心起来。 旁边的瞿宝看我们在谈话，凑上来对我说：“他，你还不知道？叫陈逸兴，也是我们红卫兵团的。别看人小，懂的东西可不少，看过好多书，还喜欢写诗呢。在学校庆祝‘十一’的专刊上，那首《沁园春》就是他写的。”小陈听到我们在议论他，顿时满脸绯红，走到自己的背包边，掏出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瞿宝笑了笑，小声说：“他爸爸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就这么一根独苗。本不想让他下农村，，但现在自身难保，还在牛棚里，实在无能为力。这小家伙坚决要下来，所以就和我们一起来了。”听瞿宝这么一介绍，当时对这小同学就有几分钦佩。且不论他生长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即使是一般人家里，这么大的孩子有不少恐怕还在家里撒娇呢，而他却充满勇气出来独立生活了，真是不简单哪。一场社会大动荡，迫使每个人都受到磨练，不管你是成人，还 是孩子。 我不禁又朝他望去，大概感到有些热了，他取下那顶大棉帽。这时才看清他的脸，白皙、有几粒淡淡的雀斑，眼睛大而秀气。整个身子却显得孱弱。瞧他那专心看书的神情，与其说象个小大人，倒不如说更象个沉静的小姑娘——轻轻地咬着下唇，眉头似皱非皱，十分逗人喜爱。 这就是与他的第一次相见相识。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瞿宝拿起桌上的“中华”香烟，每人递上一支。一时间房里烟雾弥漫。 “我记得那时候都叫他‘小拜伦’呢。”瞿宝感慨地说。 我打开窗子，烟雾散开一些。他，怎么会呢？我的思绪仍然萦回在农村…… 一条大河，波浪滚滚。大堤伴随长河弯弯曲曲伸向远方。堤外沙地上种着花生，绿草如茵。 我从堤上下来，看见小陈在一棵大杨树下埋头写着什么。我悄悄走过去，突然说：“写什么这样专心？”他吓了一跳，不好意思地将手中的纸折起。 我说：“哦，保密呀。”他急忙说：“不——你看吧，帮我改改。”说着将折好的纸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哈，原来在写诗呀。嗯，〈春的色彩〉：兰的天，/白的云，/黄的土，/绿的叶，/金色的太阳，/火红的花，/流水载着小舟,/和风托着彩蝶。 /雨露滋润着生命之树，/阳光照亮了希望的田野。/啊，是谁？/描画出这动人的一切？/……好！比那些什么‘东风万里霞光照，革命形势无限好’之类强多了。 跟谁学的？普西金，莱蒙托夫？还是拜伦？”小陈羞赧地笑了。 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对一个城市长大而未成年的孩子。盛夏期间，烈日当空，割稻插秧，挥汗如雨。有的人如罗运才类老是偷奸耍滑，能躲就躲，能赖就赖。而小陈总是咬着牙挺着瘦小的身体坚持到底。在生活上他也和大家一样，从无特殊。现在想起来都难受。那时候，粮食总是不够，‘瓜菜代’是必不可少的救命措施。萝卜既是菜也是主粮，但有时萝卜也得限量。有一次晚饭，每人一碗萝卜粥都保证不了。我们说小陈正长身体，无论如何也要确保他的一碗。 可他说：“你们消耗大，你们比我累。”硬是只吃小半碗，把添给他的倒进了锅里。这在当今真难以想像。 他的绰号“小拜伦”是卢海起的。那是一个插曲。 那时候的夜值得回味。屋外，漆黑一片，偶尔几声狗叫，算是无限浪漫的小夜曲。屋里，简陋的方桌上放着一盏用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 瞿宝就着灯光补衣服，突然扎了手，嘟噜一声：“他娘的！”罗运才在打算盘，算了一会儿，烦恼地一拨，说：“累死累活干了一天，一个工才二角五。有什么干头？”小陈专注地看书。 罗运才敲敲桌子，问：“看什么书？”小陈翻开封面：《拜伦诗选》罗运才皱着眉头训道：“你怎么不看毛选，倒喜欢这些封资修的东西？”“谁说封资修？”高个子的卢海背着一个鼓鼓的书包走进门，“我这里还多着呢。”“嘿，‘博士’！”瞿宝跳起与卢海热烈握手。大家亲热地寒喧。 我将书包里的书全倒在桌上，说：“缺的就是精神食粮。”小陈一本本清理着，轻声念着书名：“《战争与和平》、《红与黑》、《高老头》、《红楼梦》、《普西金选集》……”卢海：“罗运才，进门就听到你的豪言壮语，你革命还真彻底呀。”瞿宝嗤之以鼻：“他妈的有毛病！”罗运才认真地说：“要知道这都是禁书。我总觉得你们这样搞，将来弄不好会出事。”我冷冷地说：“只要没有犹大。”罗运才气结：“你——”卢海掏出一包香烟，分撒给大家说：“好了，别争了。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不可知的东西，不应知的东西，即使是毒草，是封资修。不然，怎么去鉴别，去比较，去歌颂或者去批判呢？”转头看见小陈正瞪着眼听他说话，笑着问：“是吧，小拜伦？”小陈点点头，连忙又摇摇头，笑了。从此，这“小拜伦”的名字就叫上了。 “哎，余信，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讲清楚一点呀。”瞿宝着急的呼声把我从回忆中惊醒。 余信看了看大家，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慢慢地说：我还是从头讲吧… … 那年，洪骏、瞿宝你们几个抽到造船厂，我、小陈、罗运才等三十多人抽到那个化工厂。小陈和我一起都被分配在锅炉房，干锅炉工。那时我们的思想够单纯的，因为是第一批从农村抽到工厂，大家都为能首批加入工人阶级队伍而感到庆幸和振奋，竟没想到要去挑拣什么工种。先好好干吧，做一个象样的工人。 小陈和过去一样不爱多说话，但干起活来特别卖力。他虽比别人见得瘦弱，却总是抢着去推大煤车。一上班，汗水就没有干过， 没想到过了不久，他的组织问题未解决，倒迎来一个政治运动。记得是午饭时间，突然墙上的大喇叭响了：“全厂职工请注意！（重复三遍）今天下午三点钟，厂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传达上级重要指示。请各部门各车间做好安排。到时清点人数，任何人不得无故缺席。”饭堂一片寂静。片刻之后，人们才议论纷纷：运动来了，运动来了…… 下午三时，各车间工人整队入礼堂。台上悬挂大横幅：打一场清查“5.16”分子的人民战争。 厂党委郑书记在台上面孔严肃，如临大敌。他的讲话很规范：“根据上级指士精神，我厂要全面、彻底地清查‘5.16’分子。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每个人都要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去，勇于揭发、检举……遵照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教导，我们不但要成立运动专案办公室，还要办学习班。参加这个学习班的人，不管他是谁，都要严格遵守学习班的纪律，一不准回家、二不准会客、三不准打电话、四不准通风报信、五不准……”小陈在旁边轻轻地拉我的衣角，说：“好严哪。”我不屑地说：“和我们又没关系，怕什么。”台上郑书记宣读参加学习班的名单，我听到了好几个同学的名字，后来竟听到自己的名字，不由全身一震。接下来居然有小陈的名字，他当时目瞪口呆，楞住了。 学习班是怎么回事，你们并不陌生。这种“五不准”学习班其实就是审查“政治犯”的。墙上的标语和监狱、公安局审讯室的标语一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住进学习班以后，专案人员采取的是轮流审讯，个别交待的方法。一见面，专案人员就说：“余信，自己谈谈吧。”我说：“谈什么？”“你的问题呀。”“我有什么问题？”“你在学校干过什么？在农村又干过什么？参加过什么组织？出席过什么会议？写过什么东西？都要详细地交待清楚！”我轻松地说：“这好办，我马上可以说清楚。” “不，要文字材料。哼，提醒你一下，你们在农村时，曾组织了一次神秘的晚会，告诉你，”专案人员突然声色俱厉地叫道，“这就是一次‘5.16’分子的黑会！你要好好交待！”我惊异地望着他们。“我再提醒你，”专案人员接着说，“这个黑会矛头直指中央，攻击中央首长，会上发泄你们对现实不满，反对文革的反动情绪，还唱黄色歌曲，念黑诗，真是五毒俱全！还有谁参加？你都得写出来。” “我不清楚这事。”我说。 “不要装糊涂，”他们指指墙上的标语，“党的政策在你面前摆着，你自己决定吧！”我着急地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听谁说的？”“这不用你管，有人主动交待揭发。给你一天的时间，写好交来。去吧。”我心情沉重地出门，后面又叫道：“把陈逸兴叫上来！”刚走回住处，小陈一把拉住我，急切地问：“怎么回事？”我皱着眉头慢慢地说：“没什么，就是问了一下农村的一次晚会的情况。 我还真不清楚。他们就扣帽子，哼！哦，现在他们叫你上去。”小陈惊恐的问：“那，我怎么说？”我恢复了冷静，安慰他道：“别怕，相信党相信群众，他们不会怎么样的。 啊？”现在想起来，当时这句话是多么无力多么愚蠢哪。 小陈心神不安地去了。 我烦恼地涂抹着“交待材料”，地上扔满了纸团。可三个多小时了，小陈还没有回来，我深深地为他担忧，他毕竟只有十六岁。 我站起身来，准备出去看看。这时，门开了，小陈脸色惨白，两眼发直，木然地走进来。 我焦急地问：“怎么样？小陈？”他象没看见我一样，嘴里念叨着：“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喝点水吧，镇静些，啊？”我忙倒一杯开水给他。 他推开我的手，直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想了一下，对他说：“你先回去吧，过两天再来。这里有我，不要紧的。 ”小陈似乎没听见我的话，神情恍惚地就走了。 第二天，几个专案人员大发雷霆：“真是无法无天，进了五不准学习班，竟敢偷跑回家，他胆子还不小哩！”“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今天就到他家去，勒令他回厂！”我气愤地顶道：“他还是个孩子，你们怎么能这样逼迫人？！”专案人员冷笑道：“哼，在这种时候，只有革命和不革命之分，管不了那么多！看在你们是同学的份上，你去把他叫来。不过，你的交待材料明早一定得交来。”我还是拖了一天，第三天晚上去了小陈的家。 当我推开小陈家的门，竟呆住了。他的父亲、头发斑 我心里发紧，忙问：“陈逸兴呢？”小陈的母亲抬头，泪如雨下：“他，他……进了……精神病院。”终于抑制不住，大声呜咽。 老教授颤颤地走到我面前，说：“他到底犯了什么法？他不会做坏事的，他还小呀！”我握住老教授的手，一时语塞：“伯伯……”老教授缓过一口气，慢慢地说：“那天晚上，他突然跑回来，一句话也不说，就往床上一躺。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他妈妈要他吃饭，给他下面，他还是不理。饭菜都放凉了，我们只有着急地望着他。他从来没有这个样的。半夜里，他猛然从床上跳起来，不停的喘气，似乎想挣脱什么。他在书架上乱翻，拿起一本《毛主席语录》笑起来，然后就大声地念：‘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念到后来，突然对着毛主席像跪下，嘴里不停地说：‘救救我，我不是反革命，不是5.16，没有参加黑会。救救我……’ 他完全失常了。”说着掏出手帕擦眼睛，但却呜咽起来，“去农村时，他还不满十五岁呀，知道什么叫黑会……”说不下去了。 当时我的泪水就淌下来了。我只能安慰地说：“伯伯，伯母，别难过，当心您们的身体。我这就去看他。”我赶到精神病院，那地方真是人满为患。室内灯光昏暗，不少病人肆无忌惮地哭、笑、说、唱。一进去人就处在紧张状态。 当我左顾右盼地寻找小陈时，一个年青人走过来，举手敬礼说：“军代表同志，我有一个情况向你报告。”我吓了一跳。一个穿白大褂的护士跑过来一边推他一边呵斥：“去，快到那边去！”那青年还在说：“我有情况，有情况嘛。”我赶紧拐进一个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迎面向我走来，她嘻皮笑脸地唱着《海港》里的词曲：“化作鲜血流淌，流淌……”我不寒而栗，又转到另一病房。我看见小陈安静地斜躺在病床上，目光呆滞，好象刚用过药。 我走过去，一把握住他的手：“小陈，不要紧吧？”他木然地盯着我，仿佛不认识，好半天才说：“我不去参加那个会，不去。 不写诗，不会写。”我悲戚地看着他，心里难受极了。后来，他父亲学校出面，终于把他转到上海去治疗。时好时坏，略有刺激就会复发。好些年都不知消息了。 余信喝了一口茶，又补充了一句：“可恨的是，当时我回厂后，专案办公室的人还说小陈不老实，装疯。后来他们知道果然是患了精神病，才算作罢。”“真惨。”江小川动情地说。 我咬着牙，闷闷地出了一口长气。 余信又说：“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清，那到底是怎么一个黑会。记得那段时间，我正在外修水利，怎么会搞得这样严重的？”瞿宝愤懑地叫道：“说这是黑会，完全是他妈的扯淡，是诬陷！这件事我最清楚，我参加过这个会。为这事，我、卢海、吴丽丽等都挨过整。我把那时的情况告诉你们，就晓得了。”他开始了述说…… 那是下乡的第二年。洪骏、余信和小川都到外地修水利去了。就我、罗运才和小陈留守那间破茅屋。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吧？干的牛马活，吃的瓜菜代。这其实还算不了什么，咬咬牙就渡过去了，我们最缺的是什么？精神食粮，对吧？当时尽管报纸和广播的内容是那么贫乏，但这样的东西在我们那儿仍然看不到，听不到。空虚，前所未有的空虚。 幸而，我们临离开学校之前，以“战斗队”的名义把学校图书馆里封存的一部分“封资修黑货”借来“批判”并带到乡下，总算是“聊解无米之炊”，否则那种精神上的饥饿会把人逼疯的。为了互通有无，各队各公社的知青们常常串门来交换书籍，相互了解情况，这就不用说了。回过头来看，也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才增加了一点色彩，得到了一些儿在繁重单调的体力劳动之后的乐趣。 那天，我正在修理破簸箕。就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是我校下到潜湖公社的吴丽丽和李燕。我惊喜地说：“哟，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吴丽丽摇着短辫说：“怎么，不欢迎呀？”罗运才从屋里蹦出来说：“这是说的哪里话，真是请都请不到的贵客。”吴丽丽和李燕相视而笑。李燕说：“我们特地来看，你们男生吃的是生米，还是熟饭。”“别逗，你们这些大小姐呀，衣服能不能洗干净，还是个问题呢。”我马上回敬。大家一起笑起来。 “说正经的，明天五一节，我们公社的知青准备开一个庆祝晚会。刚刚走了两个知青点，他们都来。你们没问题吧？”吴丽丽说。 我有些犹豫，小陈正在“打摆子”，烧还未退。罗运才一口答应下来：“来，来，我们一定来。”她们又问起你们几个，我说修水利未回，只有表示遗憾了。“来一趟不容易，就在这儿吃饭吧。”我热情地邀请她们。 “不了，我们还有十来里路呢。明天就看你们的好节目吧，再见。”“我送你们几步。”罗运才大献殷勤。三人说笑着远去了。 我进屋看小陈，他却不在。一抬头，只见他趔趄地挑着一担水回来。我一把接过他的扁担，埋怨道：“谁要你跑出来挑水的？打摆子还没好，不要命了！ ”他小声地说：“不能老是要你们照顾呀，我还能干嘛。”我告诉他，如果不发病，明天就去参加一个晚会。他听后，眼睛里闪着光，无比高兴。 “五一”那天，我们照常出工。放工后，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吃完晚饭，换了件衣服就往潜湖公社赶。这时已七点多了，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走了将近四十分钟，我们远远看见她们的那间住房——在村子的最边上，平地里望去，如同一只巨大的甲虫所伸出的头。那闪烁的灯光，就好象“甲虫”在眨眼睛。 我们只差里把路了，狗吠声显得格外清晰。忽然一阵音乐的旋律从前面亮着灯光的小屋里传出，在黑暗的田野中飘荡、扩散……我觉得有些激动，脚步也愈加快了起来。 “啊，好象是舒伯特的《小夜曲》吧。”罗运才品味道。 小陈仔细地听了听，摇摇头：“不，是舒曼的《梦幻曲》。”正说着，我们已到了门口。几个农村的小孩从门缝里往里瞧，回头看到我们来到，一起喊：“又来客罗。”一窝蜂跑开。 推门进去，看见吴丽丽站在屋中间专心致志地拉小提琴，她如醉如痴的神情告诉我们，她已完全沉浸在“梦幻”之中了。许多同学看到我们进来，都含笑点头示意，为了不打扰小提琴的演奏，才暂时免去了热情的寒喧。一个高一的同学对我笑笑，用目光指了指吴丽丽，小声问我：“认识吗？”我点点头表示认识，文革在校期间，吴丽丽是我们红卫兵团宣传队的台柱，我们当然很熟悉。不用说，这里大部分同学我都认识，只有少数不熟悉，不过在这一次聚会之后，再不会 陌生的了。 在柔美的音乐声中，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这间房很大，隐隐有些农药的气味，显然曾经是个仓库。四周摆着六张床，中间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整个房里燃着两个马灯、两盏自制油灯和三支蜡烛，算得上灯火通明了。到会的同学们围着房间坐着或者相互靠挤着，他们都很兴奋，脸红红的侧耳细听，并且不时窃窃私语几句。 琴声随着最后一声挫音嘎然而止，一阵夹着叫好的掌声顿时响起 。 “这才叫做美的享受。”、“好久都没听到如此动听的音乐了”……大家议论纷纷。 “好哇，吴丽丽，竟敢演奏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你该当何罪？”我故意打趣。吴丽丽回头一看是我们，笑着说：“哦，是你们来了。怎么，瞿宝，你这话是代表普通的知青呢？还是在替文化革命的旗手发表意见哪？”“什么旗手？”小陈问。 “这还不知道，中央的江青同志嘛。”罗运才倒回答得快。 小陈一板一眼地说：“我知道她是中央文革的，不过不知道她是旗手。我只晓得文化革命的旗手是鲁迅。”“那是三十年代，现在可跨入了七十年代了。”罗运才似乎在解释。 “好了，别谈论人家了。小拜伦，到这儿来。在你们队怎么没见你呀？又害羞了。”吴丽丽向小陈招手。小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走过去。 我站出来对大家说：“各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小诗人，号称‘小拜伦’，”说着回头对小陈，“怎么样，来一首诗朗诵。算我们队的节目。”一阵掌声和叫好。 一女同学说：“是呀，就等你们的节目了，快来吧。”小陈腼腆地往后缩：“不，不。”卢海亲切地对他说：“来就来一首吧，这里都是同学，都是你的大哥哥大姐姐，怕什么呀？”吴丽丽也朝小陈鼓励地点点头。 “那——”小陈抬起头，终于勇敢地表态，“我给大家背诵《欧根.奥涅金》的献辞，好吗？”“好——”一阵掌声。 小陈富于表情地朗诵普西金的名篇： 我不想取悦娇狂的世人，只希望得到朋友的欣赏。但愿，我能写出更好的诗篇，献给你，和你的灵魂一样，也充满了圣洁的思想。 让她有生动、明朗的诗情和你崇高的想象。 可是，去吧，请以偏爱的手接受这些杂乱的篇章。 这些朴素的、高远的诗句，有些儿恢谐，有些儿悒郁，她任随我悠忽的意兴在不寐的深夜里写成。 她是青春虚掷的果实，里面有冷静头脑的记录和一颗苦涩的心灵的倾诉。 大家被他的朗诵所吸引，竟有一会儿才爆发热烈的掌声。 “朗诵得真好，这才是诗人的气质。”吴丽丽赞赏不已。“小拜伦，真有你的。我也是第一次领教哇。”我接着说。小陈满脸通红。 吴丽丽宣布：“现在每人必须唱一首自己喜爱的歌曲，谁也不许耍赖，否则——”“在座同学共讨之，全体知青共逐之。”我接着说 。 吴丽丽手指着我，笑道：“好，瞿宝，就从你开始。”“我？真要命，我这破锣嗓子老唱半音。”面对大家的起哄，我毫无办法，只得从命，来了一个《我们举杯》。后面就热闹了，从《小路》、《灯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到《夏天最后一朵玫瑰》；从《送君》、《洪湖水，浪打浪》，到《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整个一中外民歌大汇唱。你们别笑，这些歌现在是老掉牙了，当时却是叫黄色歌曲和大毒草，碰不得的。 大家快活地笑着、唱着、谈着。突然罗运才紧张地指着窗户说：“糟了，你们看。”窗口玻璃外挤着几张农村青年好奇的脸。 有的同学紧张起来，不知所措。卢海沉吟了一下，冷静地说：“让他们进来吧。”“这，可都是不能外传的呀。”罗运才不无担忧 。 “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走过去打开了门。几个农村青年几经推让，仍不好意思进屋，只是站或蹲在门口。 卢海对吴丽丽说：“请来一段《梁祝》吧，欣赏一下咱们中国的名曲。”优美的旋律流泻出来。窗外，皓月当空，田野在琴声中愈显得静穆幽远。 我发现小陈打了一个寒战，一摸额头，有点发烧。低声对他说：“回去吧。 ”他却执意坚持。李燕发觉，热情地说：“上床休息会儿，咱们这里也有赤脚医生。”说着从药箱里拿出一瓶药递给小陈。 当乐曲再度停下来，屋子里的空气更活跃了。同学们相互问候和介绍，并传递着着穷乡僻壤以外的消息。罗运才开始愤愤不平地发牢骚：“你看，明明是一个好提琴手，却偏偏在这里握锄把这不是埋没人才又是什么？”我笑了一下，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锄把上可以出五谷杂粮，喂饱肚子。小提琴能拉出粮食来吗？”“不，对我们来说，第一是再教育，第二是老老实实地劳动，第三才是勒紧裤带。”没想到说这话的是吴丽丽，她斜靠在床上，带着自嘲的笑容拨弄着琴弦。 大家都没有笑，因为现实就是如此。 一男同学说：“可有的人命运就和我们不同。你看那潘的不是在部队里入党提干了吗？”这话不假，我不由想起学校里那一帮神气得不可一世的军队干部子女。 “世界就是他妈的这样不公平。我们当个民兵都没有资格，那批仗着老子有点权势的人，一下子就可以做官，这从哪里说起？”罗运才说这话是有体会的。因为他曾去报名当民兵，结果公社人武部的人告诉他，等锻炼两年以后再写申请，这使他想起来就气得不行。 我又笑了，对他说：“这怎么是不公平呢？谁叫你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不是某军区的司令员呢？”罗运才一听这话，顿显恼怒神色，他冷笑了一下反唇相讥：“哼，你也不要说风凉话，你父亲是堂堂的大局长，一被打倒，你不也就这个样吗？告诉你，现在是军队领导一切。”“明天早晨上工的时候，还得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呢。”李燕接了一句。 罗运才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说：“同学们，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们看，我们国家今后会不会组成军政府。”“军政府？这个，不会吧。”李燕迟疑地摇头。 “不会？你看工厂、学校、机关，哪个单位没有军代表，不是军代表说了算？ 我说很有可能。”罗运才振振有词。 小陈瞪大眼睛，迷惘地看着我们争论。 “好了，好了，伟大的政治家们，你们关心得太多了。小心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吴丽丽打断了争论。 “博士”卢海严肃地望着大家说：“乱发议论是没用的。但是，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这一代青年怎么办？这倒是应该关心的问题。我们不能老是在蒙蔽中过日子。想一想吧，同志们。”屋子里渐渐安静下来，我摸出一包廉价香烟，抽出一支点燃，自言自语：“革命、造反、下放……我们还能为革命干什么呢？”几个男同学也点起香烟，有的呛得咳嗽起来。 “我就想不通，”罗运才激愤地说，“为什么我们一会儿被捧为什么天兵天将，一会儿却又成了替罪羔羊？！”“好象被人愚弄，如同一只拉线木偶。”吴丽丽接着说。 “对于文化大革命要全面总结，不能光是说好。”“博士”扶了扶眼镜，“不知怎么，我总有一种危险的预感。”“博士”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环视四周，人们似乎在思考什么。 “是啊，说老实话，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头脑是应该复杂一些。”罗运才一边点头，一边皱着眉头说。 “算了吧，复杂？复杂有什么用，我们算什么，不过是无人过问的知青罢了。 ”吴丽丽丧气地说。 小陈在床上突然冒出来一句：“我们现在一无所有，是无产阶级。对吗？”“有道理！”“博士”笑起来，“我们虽然微不足道，但我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今天就是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同学们振作起来，中国总有一天会走上正轨的。现在，让我们唱《国际歌》吧。”同学们都站起来。小陈欲起，被我按在床上。 “瞿宝，你的英语好，就用英语唱。我和会俄语的同学用俄语。吴丽丽，你伴奏，起个头吧。”“博士”说。 吴丽丽拿起提琴，以浑圆的女中音起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唱起来了，大家都唱起来了。每个人的脸上表情是那么庄重，情绪是那么激昂，似乎在抒情，又仿佛在宣誓，这是在庆祝自己的节日，唱自己的歌啊。猛然，我心中涌动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一群被遗忘的孩子，尽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忍受着各种难言的艰辛，却仍然滚烫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我问自己，他们是中国的“十二月党人”吗？现在看来，远远不是那么回事了。 说心里话，为这个晚会虽然挨了不少整，但一提起它，心里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瞿宝用激动得微微颤抖的手拿起烟盒。 “后来呢？”余信又问。 “后来，小陈身体吃不消，我和他先回去了。听罗运才说潜湖公社的知青还自编自演了话剧《牛虻》的片断。”瞿宝补充道。 我长嘘了一口气。一时，大家竟沉默起来，其实心里都不平静。 江小川突然说：“我有一个问题，是谁向当时的清查‘5.16’专案办公室汇报的呢？”余信“呵呵”冷笑：“还不清楚吗？除了他还有谁？”瞿宝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犹大！”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凝望着。 小雨依然下着，大桥在雾蒙蒙地闪烁，远处偶尔传来轮船的汽笛声。 我想：这些，都过去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走过的这一段路，不会忘记我们的“小拜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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