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随着知青大返城的洪流， 我匆匆打点行装，离开了曾经生活过十年的那块黑土地。由于走的匆忙，我把所有的物品全塞进了一个木箱。调职大庆，长春读书，回到北京。我一直没把那只木箱扔掉。后来，家里多少次清理旧物，我母亲一直没舍得扔掉这箱子，老人家意味深长地说：“留个记念吧”。

 

没想到，三十年以后，这只箱子里的很多不起眼的东西竟成了我幸存的“文物”。也成了那段艰苦岁月的历史见证。

 

那只绛红色五合板的木箱是我母亲在1969年送我去东北时买的，上面还有黄色小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记得当时每个知青都有一个箱子， 集中放在加工连的一间板房里。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清贫生活中全部的家当就是一只箱子。

 

我的“文物”中有很多当年在北大荒拍摄的照片，都是黑白的，也算得上“老照片”了。最早的是1971年马列学习班的结业合影，有上百人，有当时全部团领导依稀可辨，但绝大多数人已不认识了。照片大多数是合影，以后来送别的合影居多。送李德钧，陆志范，还有大家送我时照的。那时我们年仅二十左右，单纯，幼稚，天真，意气风发，如今都已年近半百。真有人间沧桑，晃然隔世的感觉。

 

有一张1975年全部加工连青年大合唱的合影，可以算我保存的“一级文物”。有合唱、乐队，总共四十多人。在团部门口演出，由团部宣传股拍摄后放在宣传栏展出。被我们油房的伙伴们在一个月黑风高夜从展览橱窗内“偷出”，这是一件并不光彩的行为，现在回想起来，“盗窃”竟成了拯救“文物”的最好方式。加工连从没留下集体合影，这可能是加工连人数最多的珍贵照片了。

 

我的“文物”中还有当年的日记、文件、会议记录、便条、稿件（黑板报、诗歌、自编节目）、大字报稿、油印刊物，歌曲、笔记本等。

 

有一份整党的会议记要很有价值，它记载了指导员王传明自我检查和群众的意见。他的“检查”确实很深刻，群众的意见也很尖锐。记要真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识。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

 

还有一份大字报草稿使我想起了哪件难忘的往事。那是1973年，在整党运动中，一部分知青给老职工写了一份大字报，稿是我起草的。矛头直对一部分老职工，在连里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我们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老职工，伤害了知青和他们之间的感情，至今追悔莫及。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深感遗憾。三十年过去，我们也已近五十。老职工也已是七十岁上下的人了。历史是最公正的，随着岁月流失，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已烟消云散。而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之间所建立的友谊和亲情却是永恒的。

 

我的“文物”中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手稿和油印品。有我们当年写的诗歌、批判稿、快板书、数来宝等。有的已不知是谁写的了，有的还可看的出来。还有一篇连长张庆山写的诗歌，上有他亲笔落款，也不知怎么会保存了下来。

 

看到这些“文物”，往事历历在目。在那样缺衣少食，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连队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从领导到战士，没有请客吃饭，没有贪污受贿，没有营私舞弊，也没有畏惧和逃兵。真不可思议。不管那个时代有多少历史的局限性，人们的真诚、友善、互助、乐观、艰苦奋斗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是永远值得肯定的。

 

幸存的“文物”中最有价值的是一部份往来信件。有家书，亲友书信，还有连队战友之间的往来函件。那时的信封大多用牛皮纸，有的上面印着“节约闹革命”。信封很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的父母亲常常给我寄来长信，谆谆教导，语重心长，还教我很多知识。那些长信已不知看过多少次了，它给了我工作的动力和勇气，也带来生活的无穷乐趣。

 

战友的函件格式几乎都是一样的，最后是“革命”，“敬礼”等字样。内容丰富多彩，思想单纯，文笔朴实无华。有很多他们是在探亲时写来的，还有我在离开连队期间收到的。从当年的函件中可以清晰地，真实地看到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情操、爱憎、追求，以及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这些信件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友情实录，也是知识青年在黑土地生存、成长的真实写照。其中最珍贵的是好友周骏扬的一封来信，那是一九八二年的四月二十一日。在我收到信时，小周已在黄海海面不幸遇难，因公殉职（五月二日）。他在信中写道：“农场的战友十分珍惜过去的友谊,为此我感到是一种鼓舞人的力量。农场苦中有乐的生活是难以忘怀的.我愿永远铭记”。并在信中让我转达对其他北京青年的问候，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竟成了他的绝笔遗书。他留给我们的遗言在北大荒知青中会有强烈的共鸣，看到这份遗书，就让我十分怀念离我们而去的昔日战友，还有侯丽英，赵红珠、孟桂茹等人。他们和我们共同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但不能和我们共享今天。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珍惜生命，善待生活，以北大荒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去战胜困难,拥抱未来.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我的每一件文物都会诉说一段动人的故事，都深藏着一段难忘的历史，我会永远保留这些珍贵的文物。

 

2001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