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我十七岁……
作者：孙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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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我十七岁……
作者：孙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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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众家长们走出大门，身后就爆发出一阵欢呼。这些小毛桃们其实早就巴望着我们离开了。“迪高”音乐迫不及待地震响起来，笑语如浪，可以想象他们从各自包里拿出薯条、炸鸡和那些我们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的吃食的情景。青春真好。年轻真好。抬眼望，冬日的天空铅云密布，该不会下雪吧。雪？心猛地一颤，竟然想起我那“没有青春，只有年轻”的时光，想起1976年的那场大雪…… 那一年，我十七岁。 ……睁开沉沉眼皮，眼前金星乱窜雪花飞舞，纷纷扬扬，极富动感。天旋地转，复闭眼，任雪凉凉地撒在脸上。想起来了，在被雪伪装得没了棱角的岩石边，我踩失了脚…… 宣传队的知青和当过兵的队长走远了，他们不会等我。在这高寒的滇东北大山里钻来钻去巡回演出的二十来天中，我几乎天天掉队，队长常训斥我为“资产阶级少爷”，每次我都默不作声，只把目光直勾勾地看定他，直盯得他心头发毛悻悻作罢。有知青说他背后授我“生牛”的称号。 他们习惯了我掉队，不会想到我会滚了坡。 ……说不清是哪里疼，头？脖子？腰？或许是脚？脑门流下的血凝成块糊住了左耳。眼睛搜寻我跌落的地方，哦，是个二、三十米高的岩坎，那段雪地一片狼籍，几块呲牙咧嘴的乌青的岩石兀突于白雪之外，狰狞得很…… 多事的1976年，年关将近，来了场少见的大雪，森森的白，刺骨的冷。“过年连杨白劳都要回家”。说是瑞雪丰年，宣传队的人却都在咒它不识时务，给最后也是最边远的演出徒添艰难。唯我暗自高兴，因为目的地是我插队落户的彝家小寨——赛瑟罗。在那里我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些爱我呵护我的豪爽善良的彝族乡亲都叫我“学生”，那个视我为亲儿的慈眉善目的老妈妈叫我“娃娃”，到公社宣传队报到的头天，她要我回去过年。 ……凛冽的风搅起蒙蒙雪雾在山坳里回旋，呜呜作响。冷，彻骨！打个寒颤，强撑起身，见赤裸的左踝部肿齐小腿，泛着青紫的光泽。想屈腿将右脚那只湿透又冻硬的破解放鞋穿好，却感觉裤子粘着右大腿后侧的肉，下意识一扯，一阵剧痛钻心，我听见我的牙缝里迸出狼嚎…… 许多天前，大腿后侧冒出个核桃大小的恶疮，脓汁血水把裤子凝了一块，一步一磨疼得要命。一日演出结束，遇一“赤脚医生”，遂求治，他抽了我两根“等外烟”后，取一乌黑的烤茶罐，伸舌沿罐口舔一圈唾沫，倒入白酒点燃，趁火势正旺，啪地扣于我的患处，脓血拔出半罐，皮肤灼伤一圈，后来就起泡感染溃烂发烧。 ……时近黄昏，天色灰暗。雪没有停下的意思，风搜刮着身上的热量，早起吃下的酸菜汤包谷饭已消化殆尽，全身就只有刚被撕开的大腿恶疮处湿漉漉热烘烘的。直觉告诉我，不能呆着，得爬上去，山的那边峡谷的半腰就是小彝寨…… 当知青的都巴望参加宣传队，年轻人聚一起唱跳打闹泡工分，又逃避了地里劳作的苦累，而谁都心照不宣的是借机与公社干部套近乎拉关系，为跳出农村打基础。我是个“戴帽知青”，没指望就不去凑热闹。能进宣传队仅仅是因为我会拉手风琴，而公社就有一台没人会拉的48贝司“长江”牌手风琴。步行巡回演出，背包上再架上一台手风琴，我能走得赢那些带二胡笛子的人吗？不掉队才怪！ ……手风琴？对，琴呢？啊，在那边，斜在几米外的坎子下，被雪埋了一半。我忍着疼痛挪过去把它拖出来，艰难地推到一块大石头上，我不愿它在我回来之前被雪水浸湿…… 队长训导：乐器道具，手中武器，爱护眼睛，防修反帝。知青背地里说：扯淡放屁！我却很珍惜这琴，不仅因为它寄托着我儿时的梦想，是我无望黑暗中的一线阳光，也因为它的前主人——传说中的那个据说很美丽的老三届女知青。她死于开山造地放炮的石头下，琴上涂过她的脑浆子。作为遗物，从未有人动过这琴，我庆幸能由我来弹奏它。只有在演奏时，我才觉出自己是纯洁自由的。 ……再上一步，好滑！已爬上了一半路，对，就是那块石头，抓住，使劲。“哗……”，石头与我一起滚落，我被砸了个满脸花。抹去鼻血喘口气。天要黑了，寂静的山坳只有落雪的窸窣，反衬得心跳如鼓…… 要过年了。儿时过年想得最多的是父母给什么礼物。上一年级时过年我得了一本书，就有了读书人的感觉，但看到弟弟得的五颜六色的玻璃似的糖块又馋得慌，于是大方地借书给他看，想换得一颗糖吃。弟弟觉出了我的不轨，将糖收于小铁皮桶抱着，不再放下。守岁时他睡着了，小桶的一面挨上了炉壁，被烫醒后他没哭，张着起泡的小手紧张地看父亲开桶盖，当看到糖块成了糖稀，他哇地大哭了。那是虽然困难却又多么温馨的日子啊！妈妈温暖的气息，爸爸拿手的糊辣汤，那有“太阳味”的被褥……，遥远得象个古老的故事，而那腾腾地塘火、辣辣老白干、香香麂子肉、融融的亲情就在岩壁的那边。爬上去！彝族老妈妈在等我回去过年。 ……目标是岩边的那棵杨梅树棵。蹬实了，换手，脚木木的没感觉，总也找不到支点。膝盖好象破了，腰肋钝疼，头胀如鼓，喘气吹得面前的雪粒子乱滚…… 记不清滑下来几次了，累！全身发软，两手麻酥酥的，一看才知道手掌和小臂下侧磨的得血糊漓拉，不痛，我没了痛感…… 队长的“武器”是大鼓，那天他训完话后率先背鼓出发，从后面看，大圆鼓长了头和四肢在蹒跚挪动，“乌龟！”一声喊，队伍哗然大笑人仰马翻，他茫然回顾，待弄清大家发笑的原因后，刻板的脸上生出了些许笑意。其实队长那人不坏，只是严肃得做作，把这“政治任务”弄神圣了，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给他下达这光荣任务的人早十天前就回家团圆去了。说真的，二十几人的吃、住、行、演就已经够呛了，他还成天“不许打架谈恋爱免得以后走不脱”地教导我们，那份执著。若是真没一点佩服，这帮毛栗子般扎手的知青会跟他走到 ……不敢看也不敢想浑身的伤口，别动摇我再攀一次的信心。要转移注意力，总得要想点什么，呵，与弟弟换糖的那本书名是——对，是《安徒生童话》，现在我的处境象那个卖火柴的……火柴？摸摸破军衣的口袋，哈！我有四根火柴和一个烟屁股。欣喜若狂，忙扒开地上的积雪搂柴草，却意外地找到了背包。柴草精湿无法点燃，我放弃了努力，点着烟，躺下，看一股青烟喷向黝黑的天空…… 当知青不易。那一刻，我原谅了我的知青同类投向我的鄙夷和怜悯的眼神，理解了那些阿谀奉承拍马吹牛的蝇营狗苟之事。上次知青慰问团下来，我看得出每个知青都有许多话想说，可一到会上，说的全是形式大好之类，因为知青慰问团大多是知青家长，何必让他们操心难过？都是好孩子。种“扎根树”时，老父母们手抖了，知青们接过家什作虔诚状，卖力地沿河埂栽下人均一棵的“扎根树”，只一夜，扎根树就成了拔根树顺河东流去。公社领导恼怒异常，要追查，众知青和慰问团都说了声：扯淡，散了去。人哪，内心深处何尝不愿堂堂正正做人？这点扭曲与那个错异了的年代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被自己的宽容感动了。 ……雪被朔风吹得结了层冰壳，每爬一步都嘁哩喀嚓响，一步，又一步，那蓬杨梅棵越来越近了。成败就这一回，我清楚地明白，我不可能再上一次了。抓住，抓住了！心中一阵狂喜，不成想那杨梅棵被冻脆了，我被残忍地戏弄了。许久，我抬眼望那段岩坡，被反复碾压的积雪已冻成了光亮的冰道，它无情地断绝了我摆脱困境的希望。 躺在雪地里，脑袋一片空白，身体早已不疼了，反而有种酥酥快感，象父亲的胡子扎脚板心的感觉。闭着眼，不愿睁开，体味着血液越来越慢的流动，它在慢慢凝结……完了？就这样？去你妈的，老子还有背包呢！强撑起身子，拖过背包，冻僵的手解不开背包带，用牙咬…… “嗵——”枪声？我停止撕咬，伏在背包上等着。“嗵——”，又是一声，是枪响！是彝家赶山打猎的火药枪！直起腰，隐约听得到人声，我想喊却发不出音，舌头嘴唇下颌没了知觉。对，点火！抖索着掏出火柴却不知烧什么。背包！我扑上去撕咬开被套露出棉絮，第一根火柴没拿住，掉到那些湿柴草里，最后一根，小心，捏紧，划！“啪”的一声，断了的火柴头飞了出去，在空中留下一个美丽耀眼的飞行轨迹，在雪地熄灭了。不公平，太不公平！想发泄，但没力气，骂不出声，也不知骂谁。绝望地茫然四顾，目光蓦地聚焦于那块大石头上。琴，手风琴！扯过琴来，咬开扣带，吃力地把脚套进贝司风箱皮带，僵硬的两臂将键盘拢于胸前，低头用下巴压住琴键，蹬—— 那个雪夜的琴声，是生命在绝望时倾其所有对自身的张扬，是生与死在临界点上不甘的嘶叫与呐喊，饱含了生命全部的哲理和意义。 后来我才知道，老妈妈是怎样撕扯着队长要人，是怎样把村子里的所有成年男性赶到了风雪山野，是怎样流着泪为我敷上气味浓烈的草药。醒了，彝族乡亲和我一起过年，围着地塘火，吃烧洋芋烤肉干，喝包谷酒，唱醺醺酒歌，还有手风琴。 那年，我十七岁。 多少年过去了，那雪夜琴声今天在孩子们忘情的喧哗中响起，竟然仍旧那般真切，在我灵魂深处轰然奏响。返城时我们肮脏褴褛的行囊如洗，可我们人生的行囊里多了几件足够我们终生受用的珍宝。“我不希望历史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重演，却希望他们记住那段不能重演的历史”，从而多一点理智与坚韧，因为货真价实的生活并不完全是阳光和鲜花。此时，我很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我们的十七岁，是绝对缺憾的，而你们的十七岁，是不是也缺少了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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