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年,我十七岁…… 作者:孙 伟


和众家长们走出大门,身后就爆发出一阵欢呼。这些小毛桃们其实早就巴望着我们离开了。“迪高”音乐迫不及待地震响起来,笑语如浪,可以想象他们从各自包里拿出薯条、炸鸡和那些我们连名字也叫不出来的吃食的情景。青春真好。年轻真好。抬眼望,冬日的天空铅云密布,该不会下雪吧。雪?心猛地一颤,竟然想起我那“没有青春,只有年轻”的时光,想起1976年的那场大雪……

 

那一年,我十七岁。

 

……睁开沉沉眼皮,眼前金星乱窜雪花飞舞,纷纷扬扬,极富动感。天旋地转,复闭眼,任雪凉凉地撒在脸上。想起来了,在被雪伪装得没了棱角的岩石边,我踩失了脚……

 

宣传队的知青和当过兵的队长走远了,他们不会等我。在这高寒的滇东北大山里钻来钻去巡回演出的二十来天中,我几乎天天掉队,队长常训斥我为“资产阶级少爷”,每次我都默不作声,只把目光直勾勾地看定他,直盯得他心头发毛悻悻作罢。有知青说他背后授我“生牛”的称号。

 

他们习惯了我掉队,不会想到我会滚了坡。

 

……说不清是哪里疼,头?脖子?腰?或许是脚?脑门流下的血凝成块糊住了左耳。眼睛搜寻我跌落的地方,哦,是个二、三十米高的岩坎,那段雪地一片狼籍,几块呲牙咧嘴的乌青的岩石兀突于白雪之外,狰狞得很……

 

多事的1976年,年关将近,来了场少见的大雪,森森的白,刺骨的冷。“过年连杨白劳都要回家”。说是瑞雪丰年,宣传队的人却都在咒它不识时务,给最后也是最边远的演出徒添艰难。唯我暗自高兴,因为目的地是我插队落户的彝家小寨——赛瑟罗。在那里我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些爱我呵护我的豪爽善良的彝族乡亲都叫我“学生”,那个视我为亲儿的慈眉善目的老妈妈叫我“娃娃”,到公社宣传队报到的头天,她要我回去过年。

 

……凛冽的风搅起蒙蒙雪雾在山坳里回旋,呜呜作响。冷,彻骨!打个寒颤,强撑起身,见赤裸的左踝部肿齐小腿,泛着青紫的光泽。想屈腿将右脚那只湿透又冻硬的破解放鞋穿好,却感觉裤子粘着右大腿后侧的肉,下意识一扯,一阵剧痛钻心,我听见我的牙缝里迸出狼嚎……

 

许多天前,大腿后侧冒出个核桃大小的恶疮,脓汁血水把裤子凝了一块,一步一磨疼得要命。一日演出结束,遇一“赤脚医生”,遂求治,他抽了我两根“等外烟”后,取一乌黑的烤茶罐,伸舌沿罐口舔一圈唾沫,倒入白酒点燃,趁火势正旺,啪地扣于我的患处,脓血拔出半罐,皮肤灼伤一圈,后来就起泡感染溃烂发烧。

 

……时近黄昏,天色灰暗。雪没有停下的意思,风搜刮着身上的热量,早起吃下的酸菜汤包谷饭已消化殆尽,全身就只有刚被撕开的大腿恶疮处湿漉漉热烘烘的。直觉告诉我,不能呆着,得爬上去,山的那边峡谷的半腰就是小彝寨……

 

当知青的都巴望参加宣传队,年轻人聚一起唱跳打闹泡工分,又逃避了地里劳作的苦累,而谁都心照不宣的是借机与公社干部套近乎拉关系,为跳出农村打基础。我是个“戴帽知青”,没指望就不去凑热闹。能进宣传队仅仅是因为我会拉手风琴,而公社就有一台没人会拉的48贝司“长江”牌手风琴。步行巡回演出,背包上再架上一台手风琴,我能走得赢那些带二胡笛子的人吗?不掉队才怪!

 

……手风琴?对,琴呢?啊,在那边,斜在几米外的坎子下,被雪埋了一半。我忍着疼痛挪过去把它拖出来,艰难地推到一块大石头上,我不愿它在我回来之前被雪水浸湿……

 

队长训导:乐器道具,手中武器,爱护眼睛,防修反帝。知青背地里说:扯淡放屁!我却很珍惜这琴,不仅因为它寄托着我儿时的梦想,是我无望黑暗中的一线阳光,也因为它的前主人——传说中的那个据说很美丽的老三届女知青。她死于开山造地放炮的石头下,琴上涂过她的脑浆子。作为遗物,从未有人动过这琴,我庆幸能由我来弹奏它。只有在演奏时,我才觉出自己是纯洁自由的。

 

……再上一步,好滑!已爬上了一半路,对,就是那块石头,抓住,使劲。“哗……”,石头与我一起滚落,我被砸了个满脸花。抹去鼻血喘口气。天要黑了,寂静的山坳只有落雪的窸窣,反衬得心跳如鼓……

 

要过年了。儿时过年想得最多的是父母给什么礼物。上一年级时过年我得了一本书,就有了读书人的感觉,但看到弟弟得的五颜六色的玻璃似的糖块又馋得慌,于是大方地借书给他看,想换得一颗糖吃。弟弟觉出了我的不轨,将糖收于小铁皮桶抱着,不再放下。守岁时他睡着了,小桶的一面挨上了炉壁,被烫醒后他没哭,张着起泡的小手紧张地看父亲开桶盖,当看到糖块成了糖稀,他哇地大哭了。那是虽然困难却又多么温馨的日子啊!妈妈温暖的气息,爸爸拿手的糊辣汤,那有“太阳味”的被褥……,遥远得象个古老的故事,而那腾腾地塘火、辣辣老白干、香香麂子肉、融融的亲情就在岩壁的那边。爬上去!彝族老妈妈在等我回去过年。

 

……目标是岩边的那棵杨梅树棵。蹬实了,换手,脚木木的没感觉,总也找不到支点。膝盖好象破了,腰肋钝疼,头胀如鼓,喘气吹得面前的雪粒子乱滚……

 

记不清滑下来几次了,累!全身发软,两手麻酥酥的,一看才知道手掌和小臂下侧磨的得血糊漓拉,不痛,我没了痛感……

 

队长的“武器”是大鼓,那天他训完话后率先背鼓出发,从后面看,大圆鼓长了头和四肢在蹒跚挪动,“乌龟!”一声喊,队伍哗然大笑人仰马翻,他茫然回顾,待弄清大家发笑的原因后,刻板的脸上生出了些许笑意。其实队长那人不坏,只是严肃得做作,把这“政治任务”弄神圣了,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给他下达这光荣任务的人早十天前就回家团圆去了。说真的,二十几人的吃、住、行、演就已经够呛了,他还成天“不许打架谈恋爱免得以后走不脱”地教导我们,那份执著。若是真没一点佩服,这帮毛栗子般扎手的知青会跟他走到腊月二十八

 

……不敢看也不敢想浑身的伤口,别动摇我再攀一次的信心。要转移注意力,总得要想点什么,呵,与弟弟换糖的那本书名是——对,是《安徒生童话》,现在我的处境象那个卖火柴的……火柴?摸摸破军衣的口袋,哈!我有四根火柴和一个烟屁股。欣喜若狂,忙扒开地上的积雪搂柴草,却意外地找到了背包。柴草精湿无法点燃,我放弃了努力,点着烟,躺下,看一股青烟喷向黝黑的天空……

 

当知青不易。那一刻,我原谅了我的知青同类投向我的鄙夷和怜悯的眼神,理解了那些阿谀奉承拍马吹牛的蝇营狗苟之事。上次知青慰问团下来,我看得出每个知青都有许多话想说,可一到会上,说的全是形式大好之类,因为知青慰问团大多是知青家长,何必让他们操心难过?都是好孩子。种“扎根树”时,老父母们手抖了,知青们接过家什作虔诚状,卖力地沿河埂栽下人均一棵的“扎根树”,只一夜,扎根树就成了拔根树顺河东流去。公社领导恼怒异常,要追查,众知青和慰问团都说了声:扯淡,散了去。人哪,内心深处何尝不愿堂堂正正做人?这点扭曲与那个错异了的年代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我被自己的宽容感动了。

 

……雪被朔风吹得结了层冰壳,每爬一步都嘁哩喀嚓响,一步,又一步,那蓬杨梅棵越来越近了。成败就这一回,我清楚地明白,我不可能再上一次了。抓住,抓住了!心中一阵狂喜,不成想那杨梅棵被冻脆了,我被残忍地戏弄了。许久,我抬眼望那段岩坡,被反复碾压的积雪已冻成了光亮的冰道,它无情地断绝了我摆脱困境的希望。

 

躺在雪地里,脑袋一片空白,身体早已不疼了,反而有种酥酥快感,象父亲的胡子扎脚板心的感觉。闭着眼,不愿睁开,体味着血液越来越慢的流动,它在慢慢凝结……完了?就这样?去你妈的,老子还有背包呢!强撑起身子,拖过背包,冻僵的手解不开背包带,用牙咬……

 

“嗵——”枪声?我停止撕咬,伏在背包上等着。“嗵——”,又是一声,是枪响!是彝家赶山打猎的火药枪!直起腰,隐约听得到人声,我想喊却发不出音,舌头嘴唇下颌没了知觉。对,点火!抖索着掏出火柴却不知烧什么。背包!我扑上去撕咬开被套露出棉絮,第一根火柴没拿住,掉到那些湿柴草里,最后一根,小心,捏紧,划!“啪”的一声,断了的火柴头飞了出去,在空中留下一个美丽耀眼的飞行轨迹,在雪地熄灭了。不公平,太不公平!想发泄,但没力气,骂不出声,也不知骂谁。绝望地茫然四顾,目光蓦地聚焦于那块大石头上。琴,手风琴!扯过琴来,咬开扣带,吃力地把脚套进贝司风箱皮带,僵硬的两臂将键盘拢于胸前,低头用下巴压住琴键,蹬——

 

那个雪夜的琴声,是生命在绝望时倾其所有对自身的张扬,是生与死在临界点上不甘的嘶叫与呐喊,饱含了生命全部的哲理和意义。

 

后来我才知道,老妈妈是怎样撕扯着队长要人,是怎样把村子里的所有成年男性赶到了风雪山野,是怎样流着泪为我敷上气味浓烈的草药。醒了,彝族乡亲和我一起过年,围着地塘火,吃烧洋芋烤肉干,喝包谷酒,唱醺醺酒歌,还有手风琴。

 

那年,我十七岁。

 

多少年过去了,那雪夜琴声今天在孩子们忘情的喧哗中响起,竟然仍旧那般真切,在我灵魂深处轰然奏响。返城时我们肮脏褴褛的行囊如洗,可我们人生的行囊里多了几件足够我们终生受用的珍宝。“我不希望历史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重演,却希望他们记住那段不能重演的历史”,从而多一点理智与坚韧,因为货真价实的生活并不完全是阳光和鲜花。此时,我很想对我的孩子们说:我们的十七岁,是绝对缺憾的,而你们的十七岁,是不是也缺少了点什么?

 

 

2001313

 

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58 孙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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