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乡在皖南绩溪的偏僻山村里，小时候，我家楼上住了一班来自上海和马鞍山的知识青年，但到底住了几个我现在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他们进进出出的好大一班人马，几乎使得楼梯楼板都要崩塌的地步。如果没弄错的话，那大概是在外大队的知青经常来串门，不然我家的楼阁上只有一间空房，至多只能住七、八个知青。

 

其实，我当时不过四、五岁，所能记得在我家落脚的知青的事情显然不多，只有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还略微记得，有的事是在他们走後的若干年里人们常提起的。有一点，我家阁楼上的知青经常打架吵嘴，因此，我父母和爷爷经常上去劝架。另外，每每他们回城探求回来，多多少少要带一些糖果回来，这一点我忘不了。记得有个叫卫平的知青从马鞍山回来时，带回了五颜六色而小圆豆般的糖，我至今记得那糖的颜色而不知味道如何。令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夏天里，知青们成群结队地去池塘里游泳，村上的小孩们跟去看热闹，那些大孩子们则跟他们一起学游泳；这是令年幼的我所羡慕不已的。其中有个叫“郭良”或者“韩良”的，因特别会游泳而成为深受村上男孩们崇拜的“好汉”，加之他戴着一幅眼镜，这使我能够隐隐约约记得他的模样，若干年後我才听人说他“犯错误坐了牢”，据说他因打碎了毛主席石膏象而犯了错误，其实我们村上的人们一直不知道郭良的具体下落，只知他因主席像的一事离开了我们村，之後便杳无音讯。但关於郭良“犯错误”说法却很多：说石膏主席像是他不小心打烂了，由於与他有矛盾的知青举报告密才使他倒了霉；也有说石膏像不是他打碎的，是有人恶意嫁祸於他；也有人说他脾气不好打了主席像。这些都是我们村上人说法，哪一种说法的真假则无从判断。不过，我家楼上一直有个破主席像，在知青走後的一些年里，那个破碎的主席像还摆在楼阁的一角里，因为它会使人“犯错误坐牢”，我见了它便心里发毛，生怕弄不好自己也“犯错误坐牢”。

 

我记得知青们吃池塘里的贝壳肉，弄的满院子里的腥味和苍蝇；还有是杀狗吃狗肉，当时，当地人压根儿不沾这些东西。还记得他们常常把村里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开批斗会；他们人人手里都有一头红一头白的棍子，我现在不记得这种棍子的名称。当然，我也记得我家那楼阁里曾经有过拉胡、笛子和口琴的声言，有时还有叫骂声和打闹声。

 

我八岁那年，马鞍山知青卫平专程回我们村上来看望乡亲们，这事情成了村人一时的美谈，因为这批知青中唯有他一人回来看望过大家。与此同时，卫平还特地为我爷爷带来一双４５码的解放鞋，只可惜他不知其时我祖父已去世半年了，我爷爷生前曾穿过唯一的一双非手工制作的解放鞋，它就是卫平从马鞍山为爷爷定做来的，我爷爷因为人高脚大，并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生除了打赤脚之外，只穿过手工制作的草鞋和布鞋。据说爷爷爱惜那双解放鞋胜过爱惜自己的性命，一次扛木料到四十余里山外的旌德县去卖，回来时竟然将他的宝贝解放鞋夹在腋里舍不得穿，光着脚板走了几十里山路，一路上引起人们的好奇与疑问，由此成了乡间一大趣闻。现在我知道，４５码的鞋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难买，我因自己穿４６码的大脚在中国大江南北都买不到鞋子，进入成人之後一直裹着脚丫过日子，直到来到海外才彻底的解放。所以，我现在知道卫平为帮我爷爷弄到那双解放鞋是多麽的不易，尤其是在那个日用品和工业品非常紧张的年头里。可见我爷爷那般珍稀那双鞋似乎一点儿不奇怪。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晚上，奶奶房里坐满了一屋子人，他们都是来看卫平的，而我奶奶面对摆在桌子上那双崭新的草绿色解放鞋，哭了一遍又一遍，边哭边说：“老鬼（家乡的老婆子称自己的丈夫为“老鬼”，并非死後的称呼）

 

啊，你好没福分啦，卫平又把做来了鞋子，可你却去做鬼了……”。卫平也在掉泪哀哭，我爷爷一直有恩於他，他老人家疼他远远胜过自己的儿女，卫平是那班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初到我们家不过十五、六岁，所以经常遭到同伴们欺负和殴打，我爷爷一直护卫着他，与他同来的知青们都回了城之後，最後剩下他一人，还在我家多呆了一年才回城，至於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那些年里，卫平几乎成了我家的正式成员。九一年，我在海外得知卫平再次到访我的家乡，可见他对我那家乡的感情是非同一般，那片土地里埋有他的青春年华，同时还有他的情谊世故。我记忆里的卫平还是当年的那个卫平，他现在该是五十出头了，但我很难知道他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旧地将有何感想。

 

来我们村插队的最後一批知青，我却记得一清二楚了，因为当时我已经进小学。她们是五个来自屯溪市（今黄山市）的女孩，我们村各队安插了一个，其中一个是我表姑的女儿，叫邵碧云，恢复高考後考入大学，现旅居加拿大，她因外婆家关系而来我们村插队，所以她一直住在外婆家。其他人开始安插在各生产队的社员家，可没多久都与落户人家不欢而散，毕竟城里人优越惯了，不可能象农家女孩那麽勤快好劳，由此必定给落脚人家带来额外的负担，从吃菜、用水和烧柴都意味着付出体力劳动。因此，女知青成了各队的一项负担，她们不能干农活倒事小，吃用开支全在生产队里领取，这使得社员愈来愈不满。公社干部为了解决女知青们生活问题而到各个生产队开社员会，做社员的思想工作，最後还是让四个女知青集中到一间校舍里居住。後来，这些知青几乎从不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只待在我们村上混日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二流子”。吃饭的口粮显然不成问题，不论有没有工分，基本口粮还是可以在队里去秤，她们因此是各队里典型的“超支户”。基本口粮显然不够吃，全村一大半以上是缺粮户，但农家毕竟通过自留地和“非法地”（私自开荒的地）里杂粮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可知青的人头自留地和菜园却长年荒废，若不做人情的话，那将必荒不可，成了村野里难得的景观，毕竟那是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不可能有荒废的自留地。所以，知青长期的菜源是靠这家给、那家讨，或者今天这家蹭一顿、明日那家蹭一餐，也许她们是女孩的关系，始终受村上人的可怜和照顾。但对她们自己而言，那种日子是煎熬而委屈的。好在知青受公家的特殊照顾，油粮不够吃可以从国家粮站里供养购买，这是一般社员所享受不到的待遇。

 

女知青的娇与懒是不争的事实，连她们做饭的柴和吃喝的水都常常请小孩子代劳，我就帮她们做过这些事。还记得她们纵容我跟其他的小伙伴为她们偷生产队的玉米回来煮吃，还有就是把校舍的木窗和无人要的破棺材板用来炊饭，此事招致村人不可谅解的非议；前者是公共财务，後者则既不卫生又有伤风败俗之嫌。值得一提的是，知青的住点是孩子最爱去的公共场所，遇到她们不高兴的日子里，我们去就不免挨骂；当然我也见过女知青间打架和吵嘴，一次有两人互相抓着对方的发辫，彼此对峙老半天也不松手，直到村上大人前去排解才告宣告结束。

 

要问这五个女知青在我们村上最大成绩是什麽？那无疑是她们给我们村里在农〖时带来了精彩的文娱活动。那几年每冬必有排戏演出，几个女知青占了大头戏，村上为此专门搭建了戏台。其中有个叫安敏生的女知青，不仅性格活泼，而且能歌善舞，故而村上人叫她“呆敏生”，因为“安”与“呆”在我家乡方言中同音，“呆”则是疯、傻、痴的同义，安敏生歌喉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乡亲们，记得有次《枫树湾》演了一半，水电站的机器出了毛病，台上台下一片漆黑，安敏生一人唱了一夜戏，几乎当时流行的歌曲她都会唱，并是那般娓娓动听，掌鸣声和叫“好”声不绝於耳。

 

呆敏生不失为“呆敏生”，她险些死在我们村上。大概那是全国知青闹回城的时候，在我们那山角落里的知青们也闻风而动、情绪不稳，另外几个大队里的男知青们便成乡间的害群之马，上头管不了他们，下头人惹不起他们，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之事时有发生；有个知青因磨刀扬言要杀公社干部而名噪一时，当地农民与下乡知青的关系一度紧张。可我们村的知青毕竟是女性，她们除了一如既往的娇懒之外，并无其他歹恶。可安敏生就在这时出了事，有两个来走访的男知青在我们村上住了几天，随後离去，村上一下子议论开了，说安敏生和另一个女知青，与这两个来访男知青同住一屋过夜，公社里也下来人对此事进行调查，给予她们批评警告，两个女孩深感冤屈与不满，一气之下便服下了农药，幸亏即时发觉，村上的赤脚医生懂得灌水洗胃，不然两条年轻生命因可畏人言而白白送死，尤其性情刚烈的安敏生有一死了之的决心，喝下不少农药，几天几夜不省人事。

 

这下可好，我们村上象是捅了马蜂窝一般，地区里、县里和公社都来了人。安敏生父亲是军分区的干部，当下就将安敏生带回城去了，她从此一去不返回，再没有她任何一点音讯。但愿她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我为她在我们村上所受不幸遭遇感到难怪和内咎，希望她不要因此记恨我家乡人。但我想，安敏生今天一定为她当年的犯傻而感到不可思议。据传，那两个男知青因此事件而被捕了，如果传闻确切的话，我真为那个时代和那时代的青年感到悲哀和委屈。此外，值得补充的是，在伤痕文字里有农民兄弟对女知青进行性侵犯的描写，这在我们村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连男女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弄不好视如“破坏军婚”论罪，这是农民兄弟不敢过近女知青的重要原因，莫非是吃了豹子胆的好色之徒。不过，我们公社倒有几个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她们是最初响应“扎根农村”号召之下的主动先锋，可她们的夫婿往往是乡村里“美男才子”，否则女知青决不会轻易下嫁。至於其他地区的知青情况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无论怎样，中国青年从来都不是幸运儿，更何况那悲哀年代的知青们？

 

2001-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