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法重现的记忆 作者:木木


序言

 

我非常喜欢写字,这是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的,因为这种爱好,所以我的逻辑思维训练不是太好,以致于当我要用理性克制激情开始论文写作时,我的论述语言往往孱弱无力。写作会使人有与世隔绝的感受,我可以细致入微的描述一颗钮扣掉在地下的声音与状态,却常常对于现实的变动产生怀疑。这大抵是因为自己喜欢的作家都是向内心发展的类型:卡夫卡、张爱玲、博尔赫斯以及川端康成。

 

我喜欢富有质感的语言,干净的语言,在阅读的过程中被赋予快乐的权利,在庸常中解脱,虽然此后还要回到庸常的态势中去。

 

我深深的记得川端康成小说里写到火车夜间经行的黑暗里,人在窗上看见自己影子的描述,那恰好是秋季的夜晚。其语言叙述的精美到位,也许正说明了我们对现实的态度,这样的“我”,意识潜流中的“我”就象这深夜中的镜中人,永远隐藏在黑夜的车窗里--我们的现世生活该如何对待与描述正是写作的最大问题。

 

在笔下的我们大抵是常常发问,常常无法相信自己的表述。

 

虽然如此,但还是希望写下一些文字,表示自己还是可以发出声响的,因为这世界在黑夜之时寂寞无伦。

 

我的贴子写的是过去的我未经的故事,也许不是很好,但是在写作中我常想起蒙田的一句话:“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

 

我的想象有助于完成过去的事实,但是所谓记忆也许永远无法重现,历历在目。

 

但是我还是努力写着,所有的故事因为我而创造出来。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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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这种东西有时侯还是有点意思,就象我的小姑姑。

 

现在我躺在我们家的沙发上,屋子里在放披头士的《黄色潜艇》,屋子里分明充满了一种懒洋洋的嬉皮士情调,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每天我都要喝一杯咖啡,墙上挂着凡高的画--我常想凡高到了晚年一定是精神分裂的,他放弃了世俗的快乐,走到阿尔的田野上,选定一个位置朝自己开枪,结束了短暂忧郁的生命。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小姑姑,她说,凡高不喜欢城市因为城市令他神经衰弱,可是我喜欢城市,真的喜欢。

 

我可爱的小姑姑穿着一身黑坐在沙发里,神清气爽,脸色红润。

 

喜欢唱歌的小姑姑没有成为歌唱家,反而成了作家,她原来的英文比我现在的水平还烂,但是现在她居然会用英文写小说,还是畅销书。她身材窈窕常穿着唐装或旗袍出现,梳着圆髻。小姑姑有一张孩子气的粉扑子脸,微微斜飞的丹凤眼,丰厚的唇,悬胆鼻,这使她极象西人心目中的东方佳丽,充满了甜蜜的异国情调。

 

小姑姑的新书叫《火红的农场》,讲述她的知青生活,里面涉及到政治和性这两个畅销的元素,也许不久以后她会上TIME杂志。写作对于小姑姑来说是件时髦的事情,但如果明天香奈尔找她做代言人,她会马上放弃写作,但是目前香奈尔只选用30岁以下的白种美女,姑姑虽然是美女,但是她毕竟老了,这一点很遗憾。

 

我常充满好奇的问她一些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情形,是否真如她的小说所述离奇曲折,她用不以为然的口吻回应:“有什么好说的,反正这辈子我是不会再下乡的了。”当然最后她还是应我的一再要求讲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她的叙述下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能。我得承认小姑姑似乎更适合写作,比起做香奈尔的代言人来说。

 

小姑姑目前已经不在中国,但是每逢假日她都会回来看我的母亲,她们的道路迥然不同,她们这对姐妹,从外表到个性其实毫无相似之处。我的母亲是个沉默内敛的人,小姑姑说,这和你外公一样。

 

外公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奇怪的人。

 

那时据母亲说在W大里,是一色的红瓦青砖平房,道路两旁夹着樱花树,樱花是最奇怪的花--开到盛极的时候就死掉了,樱花的颜色有粉、白两种,非常脆弱的颜色,象人无常之生命,弥散着消极的气息。后来那里拆掉平房建高楼,居然时常有人跳楼,摔死在落英缤纷的道上,别有一番凄恻的视觉效果。每次行过的人都要看看头上的高楼,揣测不知何时又有人要跳下来。而外公每次走在这条路上都目不斜视一脸漠然。

 

外公曾经脾气很大,W大里很少有人不被他骂过。有一次学报发表的批评他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文章,他看了以后觉得不通,于是跑到学报编辑部痛陈其害,敲着桌子,用成语呵斥对方,真正是骈四俪六,对仗工整,平仄相和,节奏分明;学报主编惟有面露尴尬洗耳恭听。母亲说起这些事好象是在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因为我后来看到的外公性格是相当内敛的,面无表情,见了人都谦恭的笑;他寡言,常闲坐看窗外,窗外有一棵乌桕树,据说是死了很久,却没人挖掉。他眼神空洞的看着,可以消磨一个下午,屋里必放京剧,那锣鼓声与唱腔在我听来凄厉,有压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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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文化大革命急剧展开,此后这种运动以各种不同的层次继续发展在1956--1966年间就有120万的青年被送到乡下。当时的报纸写了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从根本上,培养怎样的青年一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承有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能继续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成功的防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山下乡)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这场运动缩小着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就这样,我的母亲和小姑姑加上其他一共十五名男女青年就下到了湖北潜江,当时家里人无法送她们,据说是有了错误自顾不暇,在汽车上母亲流泪,而小姑姑不知何时已经入睡,窗外的乡村已经酣睡,现出沉寂。

 

这一块地方属于江汉平原,是血吸虫肆虐的地方。最初他们被安排在生产队的粮食仓库里,由于年久失修,屋顶经常漏雨,她们只好找来塑料布接雨接雪,在晒棉花的竹架子搭成的床上,盖上晒粮食的竹帘子,上面铺满稻草,经常会有草蛇因为冷钻在里头,地下长满菌类植物。空气里弥散着米的霉味和雨雪沉积的寒湿气息。后来总算盖了一间可以住人的房子,八男五女。

 

村里的农民对知识青年怀有莫大的好奇心,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多讲话新派穿着时髦的城市青年,常跑来围观,把观察他们日常起居当作每天必有的娱乐,母亲说即使你在那里烧饭、说话,他们也津津有味的围观:面带笑容,脖子抻的老长,象鸭的颈项,那种乐此不疲的眼光让她现在还记忆犹新,而且那目光是直视,五个只有1518岁的女孩子觉得那种赤裸裸的眼光就是一种污辱--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在城市里人总是显得格外脆弱敏感,到了乡村所有枝支蔓蔓的小情绪就被修剪的光秃秃了。

 

按照毛主席的话语方式,他们这群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城市青年要和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改造,因为在这些城市青年的心里对农民是充满鄙视的,而这种鄙视正是思想错误以及未来社会动乱的根源。

 

他们每天的生活这样开始的:绿色的江汉平原一望无际,一轮红日升起,然后是生产队长拼命敲钟催促上工的声音,这声音一点也不象田园牧歌里的天籁,相反它使得知青们精神衰弱、神经错乱,因为当时的她们又累又饿还要劳动,并且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他们是一群厌恶体力劳动的年轻人,才大志疏而又经常想入非非,看的是资和修的东西:黑格尔、费尔巴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根斯、普希金……当然还有普及的马克思、恩格斯、鲁迅。这些书使他们的精神走向了与年龄不相吻合的深邃,因为深邃所以对于生命的痛苦体验更深。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来路与去路,不知道个人的命运和政治的决策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他们起初对于生活抱有的幻想是缘于书本的,从书里获得革命斗争这样的字眼,获得乌托邦的理想。中国革命的模式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书本告诉他们,火热的生活频繁的斗争激昂飞扬的人生在乡村,城市是浮华没落的充满了浪漫主义毒素的气息。

 

但是农村的生活马上使他们丧失原有的热情,幻想在日复一日的务农生活中很快就消耗殆尽,剩下的是茫然,因为饥饿。茫然的结果是产生两种人,思想家和精神空虚者。事实上,在这批年轻人中,也许有人是具有思想家的潜质,但是没有一个足够衍生思想的空间就断送了他们的智慧。

 

在这些忧心忡忡的年轻人里头,只有小姑姑是无忧无虑的,她当时才十六岁,声音甜美喜欢唱歌,她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个学者而是到文工团做一名独唱演员,她长的漂亮,表现欲强烈,不甘于过朴素平庸的生活。她的想象力超越于这个时代之外,带着过分张扬自我的痕迹。

 

她的歌声使得乏味的知青生活具有一点人性的色彩,当地的农民很喜欢她,教她唱各种小调,有些是含有戏耍成分的“艳段”,由她唱来含有一种澄澈恬美的味道,他们夸奖:“妖妖唱的真好。”我的小姑姑叫李若窈,但母亲常叫她的小名,按潜江的乡音,做“妖”。

 

可惜小姑姑的这项特长一直是我的外公深恶痛绝的,外公认为她的身上缺乏一种深刻平稳的东西,他常说小姑姑看起来一点也不象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我倒觉得小姑姑身上少去了知识分子的矫情闪现着某种世俗的机智。

 

小姑姑喜欢穿特别的衣服,比如肥大的军装,她总会偷偷系上一条皮带现出腰身,这在一个性别模糊的时代是极凸凹有致的风景;她的辫子垂在肩膀上,用黑色的玻璃丝扎的有点蓬松,而非革命的杀气腾腾的九节鞭;那时她脸上还有几粒雀斑,显得很俏皮,背着着阳光看象提香笔下的圣女;别人目不斜视,她会侧过头斜睨凝啼嘴里一定在偷偷吃什么东西,画梅、奶糖或者其他;小姑姑的身上一定有一些香的味道,香气是一种性温微苦的杏仁或者白芷的味道。当时自然是没有香奈儿与CD的,这种香的味道就把她与芸芸众生区别开来。

 

但可爱的小姑姑不爱学习,她总是显得慵懒、无所事事、漫不经心,她连红楼梦这种伟大名著都不看,更不用说高尔基、鲁迅那些充满了飞扬人生哲理的作品,她的理由是红楼梦里头好多字看不懂,人物关系太复杂;但知道贾宝玉和林妹妹谈恋爱最终也没能成功,贾宝玉太过多情不象男人,她为断肠焚稿的林妹妹掉过眼泪,但她更爱娇憨的湘云和泼辣的探春,因为后两者是生气勃勃一往无前的,在乱世中不会因为脆弱的神经而夭亡。

 

革命的高尔基不会引起她的共鸣,他总是企图用故事来叙述革命真理,叙述在反革命无情的镇压与杀戮背后殉道者的热情是无法扑灭的。这样的叙述当然不是引人入胜的,缺乏故事性缺乏情感的张力。英雄的形象多少是变异的,常人大概只有仰望的可能,但是去践覆那种生活总是不太恰当。因为英雄总是少数,凡人是大多数。

 

在小姑姑看来革命战争都是男人的事情,她绝对不认为女人应该革命,这和当时许多有着男性倾向雄赳赳气昂昂参加斗争的女革命小将们格格不入。

 

至于鲁迅,这是我母亲听过的最有意思的评价,原因是小姑姑说一读鲁迅的书她就头痛,有些文白参半,而她最恨文言文。

 

“你看,爸爸就象鲁迅,他经常骂别人,把人都得罪光了,然后自己孤伶伶的一个人,爸爸花了很大力气写了那些书,小孩子看不懂,大人也不耐烦看,当然,也不见得完全没有用,总会有人看。李伯伯就喜欢看--可是李伯伯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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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伯是外公的同事,广东人,研究神话与宗教,浓眉凹目,喜饮铁观音;李师母比他小两岁,叫林海若,是个不折不扣的苏杭美女,做得一手好菜,但她专业却是英美文学。外公很喜吃李师母烧的“豆瓣鱼头”,他们常在一起喝绍兴酒,聊得甚晚。

 

文化革命一开始,李伯伯就受到冲击,尽管他的很多东西想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但是改来改去面目全非,因为马克思断言“宗教是民众鸦片”;而且他的太太又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的,自由化倾向严重。红卫兵小将还发现她另有恶习:爱打扮,爱穿旗袍,还是丝绸料子--这完全是骄奢淫逸的作风,他们开始游斗她,让可怜的李师母穿上旗袍示众,那是件黑底子上浮着碗大白玉兰花的旗袍,花朵犹如污秽的手帕,宽大的衣服套在李师母瘦削的身材上象卜闻。当时是夏天,太阳很晒,李师母晕倒了好几次;而小将们知道李伯伯写得一手瘦金体尤其爱惜手指,于是用力去踩踏他的的手指,直至变成紫色。

 

最后,她和李伯伯将家里唯一一张大床竖起,左右对称的吊死在床梁上,他们的三个儿子瓜分了他们的所有藏书带着它们和我的母亲小姑姑一起下乡--这些书就成了他们漫长知青生涯里的精神食粮,在饥饿的年代里发挥作用。

 

小姑姑对外公的评价有其荒谬之处,但是如果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历来看,置身于现实世界的感受:孤独感、寂寞感、绝望与反抗、眷恋与复仇、自我牺牲与悲剧……小姑姑这些朴实语言后面隐含的曲折细微的心理经验的描述,是准确的直觉的。

 

那个年代:翻译过巴尔扎克的傅雷终于上吊了,老舍徘徊良久也投进未名湖,钱钟书与杨绛则关到牛棚里在精神上接受“洗澡”之苦……

 

不谙文字的小姑姑却看到了文字的弊害,就象髌足盲目的陈寅恪悲凉的吟咏:“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文字,是要命的东西。

 

在农村,小姑姑始终还是没有喜欢上劳动,正如她不喜欢艰深的文字一样,她不象母亲,立志做一个有坚定的目标有顽强毅力和实践能力的人,当党和毛主席要求她下乡改造时,她就要决心将自己改造成最完全最彻底的一个。小姑姑的生活中幻想占的比重大,城市的繁荣已经在她的心中扎下了根,她眷恋与她相同的东西,而乡村生活的枯燥、贫困、沉闷激不起她任何的激情。

 

她有时对着窗外的一成不变的风景发呆,有时就在田埂上唱一段小调,小调讲的是一个女子思念她的心上人,一连等了十二个晚上他都没有来,最后的咏叹反复了七遍:“你为甚还是不来?”是的,为甚不来?不来的也许是爱情,也许是机会,在漫长的等待中,没有革命情怀的小姑姑倍受煎熬,因为年纪还小,她的痛苦就是混沌的,象这歌里萌芽状态的爱情,带有无限伤感和期待,象是潮湿的夜里一点点火星,纵使小,好过一片死黑。这幻想让她偷偷的高兴,觉得生活总归不会落入绝望虚空。

 

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唱歌的天分可以派上用场,因为当时读书是不怎么管用了,上大学要队里推荐,推荐的条件是和出身好不好,和农民关系好不好,劳动认不认真;其次当然还有特长:打球、下棋、唱歌、跳舞。也在招取考虑范围之列。

 

有一天城里的兵工厂的后勤部队下乡来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擅长吹拉弹唱的青年都可以去面试,而小姑姑也被叫去试试。对于这个试试,小姑姑是报着希望的,她甚至在夜里和母亲兴奋地描述自己日后美好的生活图景。

 

但是自那次试试以后就没有下文。小姑姑跑去找队长。

 

“为什么就没有人通知我再去?”

 

“人家招满了,招满了就不招了么。村子里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回城?”

 

小姑姑说:“可是他们的领导说我歌唱的不错。”

 

队长叹叹气说:“妖妖,说句老实话,你也不要别的指望,他们今天已经走了。”

 

当时知道招不上了,小姑姑顿时放声大哭了,这种悲痛是有根源的,她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孤儿,她哭的声音把周围的农民都给招来了,大家围着劝她别伤心,但她仍然不依不饶的哭泣。

 

母亲想了想掏出自己身上的钱和粮票说:“你别哭了,他们肯定是要回武汉去的,就顺着路追,兴许会追上。”当时小姑姑由于绝望加上一直以来的虚弱,路都走不动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她,她就真的顺着道问他们的踪迹,一路跟过去。

 

当她终于赶上,并且见到这个后勤部队的领导说明来意时,领导很漠然的说已经招满了,况且你的政治条件不符合,当然你的歌是唱的不错,但是我们的是要看你的政治条件的。宣传队落脚的这个热闹的小镇上,这些招募来的宣传队员们将给路经此地的同一系统的部队首长作汇报演出。领导相当的忙,没有时间再解释就走开了。

 

没有人理睬孤伶伶的小姑姑,她看了一下周围开始忙碌的人们,径直走到水龙头旁边将脸洗干净,她现在看起来真的有些脏,然后又仔细绑好自己蓬乱的小辫子,并且偷偷将人家搁在桌上的粉和胭脂在脸上抹匀,认真的用半截子炭笔勾好眉毛。最后她换上一直带着的鹅黄色上衣,这样的打扮使她透出些生气。

 

她安静的坐在后台,等待演出开始。她喜欢有灯光有色彩闹哄哄的地方,这种生活显得多有生气啊。小姑姑想,我应该是站在这里的啊。

 

当天晚上的表演的节目都相当平庸,不少人缺乏应有的舞台经验,加上紧张使演出缺乏娱乐性,歌舞的冗长乏味使得其中一位首长居然睡着了,首长睡着了是件很严重的事情,这说明招的人都不够水准。当宣传队的领导得知这位首长最喜欢的一首歌是《美国黑人想念毛主席》时,他跑到后台去嚷嚷:“有谁会唱美国黑人想念毛主席?”在角落里有个声音说:“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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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姑就是这样站到台上唱歌的,她的身子还在发育,但是营养不良,显得过分高瘦,纤细的脖子上有一张孩子气的脸,脸上长着一对无遮拦的眼睛,这样一对眼睛长在这种脸型上,机敏的甚至带有审判意味。

 

她的声音有些喑哑,但是充满情感,这首歌的旋律流传到到今天依旧动听:

 

绿色的棕榈树靠阳光

 

密西西比河奔向东方

 

我们美国的黑人啊

 

时时刻刻盼望。。。红太阳

 

毛主席呀红太阳

 

你的光辉照四方

 

只要想起你的话

 

浑身是胆有力量

 

这当然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但是当我记下歌词时,总觉得在逻辑上好象是不太说得通的:黑人兄弟们当然是苦大仇深,但是他们当时也不会将仰望的目光投向东方的毛主席,社会主义的明灯好象也还没有普照到美国去,他们的力量源于一个远在十万八千里的领袖,真要佩服词作者的想象力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

 

发烧几天的小姑姑首先对毛主席心存敬畏,其次她深刻的体会到自己必须留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心情绝不亚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黑人兄弟,在唱的过程中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16岁的小姑姑是个很容易哭的女孩子,还不懂得用崇高的理想来抑制自己卑俗的个人情绪。

 

那位终于醒过来的首长问:“这小姑娘是你们哪里招来的,唱的不错么?”

 

“本来想招,但是政审不过关,没招上。”

 

“问题也不是很大,办上来吧--你们这次招的人里头总得有几个识谱会唱的吧,以后演出,总不能老是象今天这样。”

 

小姑姑要感谢首长,他的怜悯使她就此彻底摆脱了农村生活,她一路跟着跑过来的辛苦终于得到了回报,她将把户口转到城市,享有每月30元的工资,这在城市里已经足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可以在公家的食堂里吃得红光满面。

 

她后来和母亲说,她既不喜欢读书又不能安心务农,她喜欢城市,只有在城市才能找到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东西,她所唯一恃有的就是唱歌这项专长,她就靠着这项专长重心跻身于人口密集繁华喧闹的城市。

 

小姑姑说:“想到一辈子呆在农村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她的血液里并没有和劳动人民水乳交融的因子。她深刻的描述过有一次和母亲跑到小县城里两人买了黄米做的小蛋糕的情景,两人就站在路边一个污秽的油桶旁大嚼起来,身旁的大卡车经过卷起阵阵呛人的烟尘。对于一个少女来说,这种吃相是不雅的,甚至是令人羞愧的--但是,小姑姑重复道,我的16岁一直是在饥饿里度过的,这使我变的彻底绝望而不是忧伤,当我重复这个词的时候,饥饿饥饿饥饿,这就形成了全部的记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选择什么样生活?

 

据说那些在插队地区呆了4年以上不少男青年因为没有别的途径可以抵御饥饿发泄苦闷,就开始写小说,其中几个居然真的成了名,当然按照机率来说属于万里挑一,而且他们呆的地方相对来说应该划入穷山恶水的偏远地区:海南、云南、内蒙古、北大荒……还好他们在精力旺盛的时候都到农村接受改造,中国才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否则呆在城市又有那么一点文化的年轻人最容易想入非非指手划脚。到了农村的感觉是让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什么都不行,不过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东西,让他们重新调整自己好高骛远的心态做回普通劳动者,减少青春期脑力劳动所带来的弊端。他们的文本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甚至把生活的失败看的极其悲壮,这成了他们日后经常谈论的一个词,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个词而已。

 

而母亲是一个讲求原则的人,改造就改造,劳动从不偷懒总要比别人干得多,然后她每天的任务是躲在屋子里看一本发黄的英汉小辞典,并且她是认真的看,看一页撕一页,到后面已经烂熟于心,另有英译的毛主席语录作为她的读本,有一次开会她却在下面读这本小册子,生产队长很生气勒令没收,脾气一向很好的母亲说:“我在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革命思想武装改造自己有错么?”队长很是气馁,因为他尽管反感英文,但是他是绝对不可以反对毛主席的,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反革命。

 

母亲的知青生涯就是以劳动--学习贯穿的,她一直是个沉默坚定的人倒也不以为苦,在城里工作的小姑姑开始挣钱往乡下寄吃的东西给母亲,当时有一种月饼,里面是桂花馅杂以猪油、冰糖,但是做出来很硬,空口吃容易蹦掉牙齿,须蒸了再吃,母亲收到后写信给小姑姑说蒸了以后的味道相当香甜,但是吃了以后大家都哭了,说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这样美味的食物,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城,小姑姑寄来的衣服都不错,但不少分给相熟的农民。

 

最后在信的末尾母亲写了一段普希金的话:

 

我们是年轻的的拓荒者,

 

在这荒原

 

播下希望

 

播下热情

 

播下理想

 

母亲说,无论怎样,人在寂寞的荒原中总要有坚守的理想,尽管坚守不一定有价值。写这些话的时候,潜江地区不少下乡的知青死于血吸虫病,她们同去的五个知青,两个嫁给了当地农民,一个已经疯了,剩下两个还在做着拓荒者的愿望在寂寞中坚守。但是倘使这些话不写下来,也许人就很容易堕落或者疯掉。

 

两年的知识青年生活显得漫长,这使本来内向的母亲近乎于缄默,当她收工回来经过村里唯一的一条河时,常常也是目不斜视。据说里头有想不开跳下去的知青尸首,没人敢捞,河其实不深,但不知为什么人还是淹死了。

 

()

 

这种生活终于结束,母亲被推荐回武汉市的一家小学做教师时候,她回到住所房梁正中悬着一具尸首,这是最终没有回城的另一个知青用绝决的姿态作出的反抗,其时月光如水,地上拖曳出长长的影子,似乎是反讽的一笑,苍凉之至。母亲感到深入骨髓的寒意,这种反抗姿态让人几近疯狂。在回城的头一个晚上,她是伴着这具尸首度过,死亡从来没有如此靠近过她,但是死亡绝对不是作家笔下那么充满诗意,死亡是生的恐怖--这种恐惧使她下意识决定要终身远离这块悲恸之地。

 

当她见到小姑姑时,我的母亲,坚强沉默的母亲大哭了一场。

 

在这个世界上,好在还有一个小姑姑,她对于理想主义的热情是有限的,她只知道的行动遵循现实原则,母亲回城的头一晚,首要任务是饱餐一顿。

 

那天晚上和她跑到武汉的“四季美”餐馆饱餐了一顿汤包,又跑到“老通城”大嚼了“豆皮”,即用鸡蛋与面粉摊成金黄的皮,下面是糯米、瘦肉、酸菜、榨菜的一道菜。最后又在街边吃了一碗“蔡林记”热干面。城市里走动的女孩们的衣裳又换了新的款式,那种时新是潜性的,但总是撑不住,露出矜夸张扬的痕迹。小姑姑给母亲换上一身时新的衣服,这种生疏的美感重新被唤起。

 

温饱的感觉终于使母亲意识到城市的好处,但多少是茫然的,在城市面前她觉得自己面目模糊。但是乡村生活的贫乏已经将她的美感摧毁的一塌糊涂,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好:“距离产生美。”

 

当她在城市时,乡村就是那个距离之外的“别处”,因此它现出神秘诱惑;一旦身在乡村,遥远的城市就迸发出种种的理想光辉。

 

我母亲就这样顺理成章的留在城市,她的道路是历历可数乏善可陈的。在我成年的岁月里,她很少讲述那里的生活。她永远记得尼采的话:有的人是以他们的痛苦为哲学,有的人是以他们的财富为哲学。母亲说,我是前者。

 

痛苦是不可言述的。

 

所以,她无法言述。

 

反而是我的小姑姑,开始了和她个性格格不入的写作。写作反而成了她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而母亲最终还是和外公一样在大学教书,我常想她到底会怎样去阐述她所走过的路程,也许那些冗长的铺排、琐细的记忆会引起台下的阵阵讪笑,她的表情难以言喻,所有的声音一点一点敲进人的骨子里,带着冷意。

 

我唯有想象这些细节,而想象往往毫无力量。

 

多年以后。

 

我的母亲和小姑姑回到潜江她们插队的地方,再也看不见碧绿的田野,乡村的图景没有昔日那么清晰透明,一轮红日照常升起,没有敲钟的声音,安静的沉默的乡村也许本该如此。

 

母亲说:“真不知道永远呆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的他们,也曾满怀希望的在稻田里吟咏诗句: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

 

假使你是从乐园来的,

 

可以对我们说么

 

华羽的乐园鸟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将这首诗和普希金的那首短诗对照来看,“天上的花园“是指什么,“荒原”又是什么?生产队长曾经就此质疑过他们,难道革命的农村就变成了“荒原”不成?那么“天上的花园”是否就代表腐朽没落情调的小资产阶级生活。

 

这种解读,你不可以说它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按照诗的语言的模糊性、多重性生产队长的解读当然符合他的世界观,但是在当时的少年们看来,那也许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理想世界,一种和敏感心灵相呼应的境界,它是美的,但已然消失。

 

在人追求的东西,除了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和感官的愉快,只有两种东西:美(beauty)和力(power),美代表的是无穷的梦幻和细腻的情感,力代表着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而美的东西,通常是脆弱的,容易在力的覆盖下黯然失色。

 

这些道理,母亲说,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明白。她问小姑姑,我记得你是一直不喜欢看书的,那后来为什么会写起小说。

 

小姑姑说,因为我无事可作,况且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要看很多书,写写自己,也不错。从经历来看,我的可读性比你要强。

 

母亲说,那倒是真的。象她那么中规中矩的人,下乡务农--推荐回城--上大学--教书写书--评职称,三言两语就道尽有什么可看,惟有小姑姑这种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的人生才象传奇:小姑姑靠唱歌回了城,后来嫁了一个研究天体物理学的男生去美国,两年后离异,在美国又认识了一个研究汉学的老先生,这位瑞典老先生丧偶后一直独身,是个极其可爱的人,乐趣是喝酒钓鱼,小姑姑和他结婚后,英文水平大进,据说她的小说不少文法错误都是老先生给改的,大约他喜欢李渔袁枚的生活方式,找个略略识字的佳人西窗共读,极富情趣。五年后小姑姑又嫁给了她现在的丈夫,是她的经纪人,将文字变成一门好的营生。小姑姑还在源源不断的写,写她的私人生活,她的潜性轶事,她的成长和忧伤……就象在伍尔弗所构建的一个人的房间里,描述她经行的风景。在她的世界里,也许没有过多的先验经验,所以自身反而成了源源不断的书写素材。

 

小姑姑说,也许我从来不曾象你那样怀有过多的理想,所以我也就没有丧失的痛楚,我所做的一切靠的是直觉,我一直是混沌的,但好象又是清楚的,是的,就是这样--但是我原来以为我们家里,好象最有资格做作家的是你,姐姐。

 

母亲说,可惜我已经无话可说,对于生活本身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表达欲望。

 

这是我母亲说的最多愁善感的一句话,它袒露出消极而真实的气息。

 

但是我也曾记得小姑姑描述母亲的敏感与睿智。她最记得小时候,外公看李后主的词,那时在下雨,他念到:“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母亲曾感叹,真是一字一泣,性情中人。

 

小姑姑说,她这个人喜欢伤感的东西。李后主是亡国之君,江山和美人都没了,哪里活得到现在?

 

那么,哪一个时代容得下这样的伤感。伤感大抵是没有用的。没有现世的价值。伤感的人大概都死在那个荒凉的时代。

 

说道这里。小姑姑朝我点点头,我讲的这些你能懂么?

 

我笑笑,不懂有什么关系,你说的一切,都过去了。它们真象一个故事。

 

小姑姑说,你妈妈听见了会不高兴,她是缅怀过去的。

 

那是因为过去了的东西无法重现,所以缅怀。

 

那么,小姑姑说,你要答应我,不要当着她的面说这些话,好么。

 

那个时候,我手里的咖啡终于喝完了。

 

我的追问缘于好奇,但是我努力写下它们,因为它们常常令我想起大三时候写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

 

在生活中不能生气勃勃的对付生活的那种人,就应该用手挡开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但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里看到的一切。

 

这句话缘自我最喜欢的卡夫卡的日记。

 

他也曾说过:一切能摧毁我。

 

也许,能够纪录下的恰恰是我们被生活逐步摧毁的过程。在过程中我们已经面目全非。

 

发表日期:2005/4/13 15: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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