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日子真苦，一转眼二十几年了。那时成天盼回城。

 

回城了，别人总喜欢和我开玩笑，“二十几岁的大姑娘还不找对象，是不是恋着哪个乡里的小伙子？”我笑着答：“我和张大伯最好！”

 

现在的小女孩，上街娇媚百态地挽着一个老头，谁也说不准他们是什么关系。可我们那个年代扎着两个小辫的朴实的小姑娘，扶着一个老头上街，不是她爹，就是帮着扶病人来着，什么“忘年之交”，好象这词还没写上词典。

 

张大伯是一个种西瓜的老头，他种出的西瓜又水又沙又甜。没事，我就喜欢到瓜地去转，听张大伯给我念“瓜谱”。

 

“瓜要在半沙半土的地里种出来才甜，那瓤是沙的。”

 

“瓜长大了，要快熟的时候，千万不能浇水，要不然瓜瓤光是水，不甜了。”

 

瓜地好象是张大伯的家，尤其瓜抽秧和瓜快熟的时候，他几乎白天黑夜都住在地边的瓜棚里。他爱人民公社胜过爱自己的家。他常和我聊天，我最喜欢听的一句话，也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干革命就得没的命的干，再苦也是甜啊。”

 

我们下乡的生产队，蚊子多得吓人，而且个头又大。那时队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新塔拉，新塔拉，三个蚊子抬走一个瓜。”那瓜地里的蚊子更可怕，就是老皮老肉的张大伯，也用一块大白纱布成天包着头，只露两个眼睛。我每次去，先把避蚊油擦在手上、脸上，可回来，那眼睛常成了两个肿泡。

 

张大伯的脸沟沟壑壑的，扒开他眼角的皱纹，可以看见沟壑里的人的原始的肉色。张大伯的手皱皱巴巴的，那茧硬得拿刀可能一下都割不开。工休时，我常去张大伯的家，帮他挑水，给他补那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比他儿子媳妇还好。当然，瓜熟的时候，张大伯肯定会挑一个最大最甜的瓜给我，让我过过西瓜瘾。

 

记得一天张大伯得了病，是重感冒，我心里很着急，不知为他做什么，当时只想赶快去买点儿补品，让他早日恢复健康。那时生产队里没小卖部，要到生产队河对面的生产建设兵团团部去买。我急急忙忙从箱子里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仅有的20元钱，穿过一条大河，走了五六里路，到小卖部买回砂糖、挂面等补品。那次用去了我大约5元钱，而那时的5元钱，可能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00元钱。

 

张大佰的眼睛患白内障已经很久了，一只眼睛几乎失明。在乡下时，我曾经有一个内心的承诺，等我回城了，挣到钱，第一个任务就是送张大伯去医院做白内障手术。可等回城了，每月28元钱的工资一拿就是3年，最终还是一个内心的承诺。

 

终于回城了，再没机会去看张大伯。可在头两年，在瓜熟的时候，他总会托城里拉瓜的车给我带几个很大很大的西瓜；在花生熟的时候，他总会给我带一面袋刚摘下来的还带着泥土香的花生。

 

是的，想想当知青的日子，我和张大伯最好，那日子虽苦，可人心好纯好纯，我非常怀念那时人之间的朴实友情。

 

2001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