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10个人谁也没有想到的。23年前，我们10个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

 

从60年代延至70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从全国各个城市走向农村、边疆，人数达1700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迁徙。

 

1967年的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国家混乱，学校停课，武斗内战侵扰着一代热血青年，中学生已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没一人能回答。尽管不少人坚信中国将走进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但谁也说不出明天

会是什么样。我当时是二十五中高三学生，亦是当时首都中学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会报”--《兵团战报》。由于江青4月3日和4月4日两次讲话的挑动，北京中学生分成两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无聊。以后想起来，当时确有不断革命、不断探索前进方向的热诚，但潜意识中是不是也有摆脱困惑、寻找出路的渴望呢？总难以说清。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7月，我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多人报名参加。在筹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

部门青年运动的论述，很快问题出来了：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

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选择什么样的“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呢？

 

我们当时无疑深受60年代初期党为青年学生树立的那些榜样人物的影响。那时候为了发展农业（或许还有精简城市人口的需要），新闻机构曾大力宣传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市青年学生中的先进人物，邢燕子、侯隽、董家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青年楷

模，对不甘平庸的中学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在此其间，曾去狼牙山进行过社会调查的女八中学生郭兆英，多次和我谈起广大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谈起农民养活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大大影响了我的思想。后来她和我一同走向草原，成了我同甘共苦、相

濡以沫的妻子。这样，自然而然地，在我面对“与工农相结合”方式的选择时，上山下乡就成了合乎情理的首选目标了。这个决心的明朗化是在炎热的8月。

 

报名参加筹办红卫兵大学的几百人，原以为我们提出的教育革命是类似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之类的事情，顶多不过一两年。当我在自己举起的“旗子”上写下“上山下乡”的大字后，这几百人只剩下10个人。

 

这10个人是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静植、宁华、金昆、郑晓东、胡志坚、高峰、鞠颂东。大家坚定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两个人，这条路也要走下去。筹备的第一件事是选地点，理想主义加青春的浪漫，当然惟恐走得不远。哪儿离北京最远？在地图上沿着中国的边界

线找。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名被我们选中了，计划9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就出发。

 

我们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同志不太赞成我们去新疆，说是中苏边境上纠纷多，不稳定，建议我们到内蒙古去。我们同意了，并答应等待市里出面去与内蒙古联系。

 

10月初，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张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们。

 

我们10人中没有一人的家长同意子女去锡盟草原插队落户，但多数人又不敢公开反对，那样政治压力太大。只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坚决反对，将这个同学关在屋子里，自己坐在门口守着。我到他家去说服，讲多少都没用。这位同学的妹妹很支持哥哥，送饭时夹进一张纸条，鼓励他要坚强，要“冲破阻力”。在妹妹的帮助下，他终于冲破坐在门口的那个“阻力”，躲在家人找不到的地方。最后这位同学没从家里带任何东西，两手空空与我们一起踏上征程。

 

10月8日那天，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鈺、李冬民（我的同班同学、北京市红代会负责人之一）、北京市劳动局的领导与我们话别，叮嘱我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尊重民族风俗，把牧区建设好，还要求我们为在校未分配的中学生带个

好头，打响第一炮。我第一次隐约感到，他们可能把我们去内蒙草原同中学生的毕业分配连到一块去了。

 

10月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我为自己改名为“曲折”的时候，我确实是打算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曲折的路，曲折的道路，就是从10月9日这一天开始的；曲折的道路，始于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前。

 

那一天的清晨，我们10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和亲朋，北京市劳动局组织了欢送队伍，气氛很热闹。我们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由我领读誓

词：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无限忠于您的红卫兵向您宣誓：

 

您伟大的思想，是指导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最最光辉的灯塔，我们永远永远无限忠实于您，无限忠实于您的思想，忠实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活学活用您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前面有曲

折，也有反复，但是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耀着我们，我们永远高举您的思想的伟大红旗，前进！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在这样充满时代色彩的誓言的激励下，我们带着光荣的、也是沉甸甸的使命感，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地北上了。

 

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我们去内蒙古插队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也纷纷报道。（后来有些记者跟到了蒙古包，跟到了羊群边，争相采访）我们的行动，在当时对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0月14日的傍晚，我们终于到家了--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这长达20个字的地名常常使我感到自豪，它的蒙古族情调总提醒着我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热情的牧民从几十里外骑马来看望我们，送来了奶豆腐、炒米、炸餜子。为我们烧奶茶，煮手

扒肉。蒙古包里挤满了人，欢迎会别开生面：牧民不懂汉语，我们不懂蒙语，我们用刚刚在盟里学的几句蒙语表了决心。

 

夜幕降临，我走出蒙古包来到草地上，牧草虽黄却仍散发着芳香，繁星眨着眼好像离我那么近。蒙古族姑娘嘠日布站在身边，我兴致正浓，邀她为我们唱支歌，她欣然答应，唱起了《望北方》，歌声悠扬、嘹亮，在幽静的夜空中回荡，撞击着我的心扉。我完全陶醉了。那一

刻，我爱上了白音宝力格我的新家，爱上了新家的牧人们。

 

当我们10个人走出了自己人生中这转折性的一步时，我们对以后的事并没有多想。我们没有想到此举如同一颗火苗，燃起了熊熊大火，燃遍了“文革”中的中国大地。

 

我们在草原落户后的第二个月，即1967年的11月，第二批北京中学生300多人也到了锡盟牧区，分别在东乌珠穆沁旗和西乌珠穆沁旗的几个公社、牧场当上了“新牧民”。

 

1968年的夏天，我被叫回北京，协助市劳动局安置北京中学生。那时“文革”已整整两年了，史无前例的内乱使中学生失去了升学就业的机会，该离开的出不去，该进校的进不来，社会问题十分严重。北京市政府非常焦急，开始动员六六届、六七届初、高中毕业生上山

下乡或到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幕场景使我总不能忘--北京市革委会召集有安置北京学生任务的几省劳动部门的同志开会，其间，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站起身来，双手抱拳，作揖请求：“各省来的同志们，都请帮帮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刚才东北的同志已表了态，他们再多接

收400名。看看哪个省还能再多安排些？求求在座各位了......"这场景、这番话，不知会让当时正豪情满怀的红卫兵小将们做何感想，我却一下子感到了一阵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处理品”而被拍卖的深深的悲哀。

 

1968年夏末秋初，4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锡盟牧区。在此前后，北京中学生成批奔赴东北、内蒙、山西、陕西、云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于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后在全国形成了高潮。

 

当我们非常真诚地踏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时，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为上千万中学生的安置工作提供了思路，更没想到在我们的身后，是10年间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而后又离开农村回城，造成举世罕见的人口大迁移，冲撞得中国社会数年间动荡不安。

 

时间已到了90年代，人们仍忘不了“上山下乡”这场运动。人们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角度去描述它。1700万知青“过来人”或许会有1700万种评价和描述。我能说什么呢？我在此只想把那个真实的“开始”告诉世人，留给后人。

 

（作者：原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

 

----姜昆、石肖岩、李晓华等编：中国知青回忆录一九六九--一九七九p366-p371

 

发表日期：2005/4/13 15: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