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草原我的牵挂
作者：袁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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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草原我的牵挂
作者：袁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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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青年报编辑／记者袁晓露，《草原在哪里》一文的作者。余生也晚，没当过知青，但很敬重曾是热血青年，如今血依然热的人们。自从知道了华夏知青网，天天上网读帖，受益多多。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在网上诸位的帮助下写就的。在此，要特别感谢海宽、小路、曾经草原诸位给予的帮助与支持。 这篇文儿我写得很吃力，成文前后用了近2个月，如果我用这样的速度做新闻，就该被报社开除了。我的原文比见报稿长，受报纸篇幅的局限，删减了1／3强，结构也有一些变动。现将我的原稿贴于此，请诸位指教。 我的草原我的牵挂——北京知青暨草原恋合唱团义演救助内蒙草原散记□本报记者袁晓露 没想到，那忧伤绵长的蒙古族长调一起，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心。自那一刻起，我无可救药地成为“草原恋合唱团”的“追星族”，成为蒙古族音乐的“发烧友”。整个春节长假，就在追逐这草原歌声和了解歌者经历中一晃而过。 ●曾经草原，忘不了那风雪中刺骨的冰寒作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插队知青，孙秋春、魏年夫妻俩对锡盟雪灾的情况，比任何一家媒体知道得都早，都准确--他们一直和旗里的乡亲保持联系。 在60～70年代上山下乡大潮中，内蒙古草原接受了十几万知识青年，有插队的，有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其中，仅仅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的北京知青就有4000多人，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当年他们都经历过草原上的暴风雪。魏年曾在《草原启示录》一书中记述她亲历的“冰耳朵”之事—— 1970年冬，有个晚上，魏年接到通知要去七、八里外的阿拉坦浩特的一家蒙古包去宣传毛主席指示。她穿好皮袍，蹬上毡靴，戴上皮帽子，再用长围巾包上头脸，就骑马出发了。走了没多远，觉得右耳朵有点儿冷，发现围巾没围严实，就又把围巾拉拉紧。魏年只觉得这只耳朵像针扎般地痛了一会儿，又突然一阵心慌，就没了感觉。等到了阿拉坦家的浩特里，还没脱下袍子，奶茶已送到面前。突然，阿拉坦瞪大眼睛，望着魏年着急地说：'吉合，吉合'（蒙语：耳朵，耳朵）。魏年忙伸手去摸耳朵，像摸一块木头。魏年在阿拉坦家人的指导下，赶快用一碗凉水泡着耳朵。5分钟后，碗里出现了一个与魏年的右耳一模一样的“冰耳朵”！而魏年的耳朵恢复知觉之后剧痛了好几天，三天三夜没睡觉，连脸都肿了。至今这只被草原风雪抚摸过的耳朵，依然是魏年全身对寒冷最敏感的部位。魏年说，那天晚上学的哪条毛语录，已经不记得了，忘不了的是那风雪中的寒冷。 东乌旗的插队知青马晓力与魏年也有类似的经历。1969年冬天的一个风雪之夜，她为拢住羊群不随风跑散（刮大风会把羊惊跑，冬天顶风跑，夏天顺风跑。一跑就会出汗，风一吹，一会就冻死了），跺着脚围着羊不停地巡回，唱了一夜的《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回到蒙古包里嘴都木了。那晚她穿的“皮得勒”（注：一种皮制的蒙古袍）后背破了个小洞，结果让她的腰背痛了大半年。 而像卢刚这样一个年过半百依然中气十足的汉子经历过草原风暴后回到北京，至今还有“恐雪症”——看见大雪就紧张，无法感受雪景的美丽。现在已经是'名律'的卢刚无法忘怀曾经经历过的那场灾难。当年的一场 当我在孙秋春家听魏年讲“冰耳朵”的故事时，孙秋春一直沉默着，只是不停地给我倒奶茶，神情郁郁。孙秋春当年插队去草原时年仅16岁，妻子魏年是他的“插友”，比他大1岁。他一家三口现住在北京西四一条老胡同的一间旧平房里，客厅是接出来自盖的，用煤炉取暖，炉子上煮着奶茶。纯粹汉族的孙秋春和魏年返城回京后一直保留着蒙族牧民生活的习惯——每天都要煮奶茶喝。 孙回城后，有11年时间都没有干一个正式工作——他在北京呆不住，年年往草原跑，最多的时候一年去了13趟，至今还担任着他当年插队时的生产队队长。当我就各传媒的报道是否真实准确向他请教时，他缓缓说出的话带着曾经草原的沉稳和实在—— “我不明白媒体为什么发出‘抢险救灾已经结束’这样的报道，它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公布的死人死畜的数字也有问题。冻死多少人要到4月底雪化了才知道——那些走场（注：……）的牧人中有很多是外地雇工，像你们一样未必知道草原风暴的厉害，他们的户口也不在当地，没人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牧工。况且草原很大，大雪封路，又没有畅达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消息根本送不出来。如果不是每家每户都联系上了，冻死冻伤都不可能知道——人被埋在雪里，根本看不出来…… “草原上年年有暴风雪，有冻死冻伤人畜的事，但这次不同以往。春天是沙尘暴；夏天是旱灾蝗灾；草情不好，牛羊没吃的，很难熬过冬春。现在还不是牲畜大批死亡的的时候，要到5月下旬才知道能保住多少基础母畜。现在留下过冬的牲畜大部分是基础母畜，准备开春产羔的。 “报上说内蒙古全区现已因灾死亡牲畜20万多头，我看远远不止。1前几天我听锡盟民政部门的一个干部说，全锡盟现有牲畜1000多万头，上报的因灾死亡数只有12万头。当时在旁边的一个法国记者就摇头表示对此数字存疑。据我所知，光我们阿巴嘎旗就已经死亡8万头了。锡盟有12个旗，阿旗受的灾不算是最重的。饶是这样，一般牧户牲畜的损失都在30%以上。像西乌旗，提出的口号仅仅是‘力保20%’，那就意味着，有80%的牲畜都活不到接羔的时候。而且天越冷母畜越坐不住胎，母畜即使活了下来也很难保住小羔…… “牧区遭灾与农区有很大的不同。一次洪水毁掉一季庄稼，过一年粮食产量就能恢复到受灾前的水平；一次白灾损失的牲畜，好几年都缓不上元气。基础母畜就是牧民的生产资料，而牧民留下越冬的牲畜，一半以上是基础母畜。譬如今年的西乌旗，只能保住20%的基础母畜，来年的产羔量就只有受灾前的20%，而这些新羔里只有一半是母羔，要养两三年才能下羔，而活下来的那20%的母羊，育龄期也就四五年，每年还会自然淘汰20%～30%。这样，要恢复到受灾前的牲畜保有量，少说也得五六年。1978年那场大白灾，损失了大批牲畜，几乎所有的改良羊都冻死了，活下来的只有本地的土种羊。直到1989年，牲畜保有量才恢复到1978年前的水平。所以牧民说家有万贯，带毛不算；辛苦几十年，一夜变成穷光蛋。这白灾的影响还很长，怎么能说基本结束呢？ “我看现在救助人畜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至今还不派直升机寻找被困的牧民，给他们空投燃料、饲料、食品。这次锡盟大雪成灾肯定要延续100多天，你们记者不是已经看到有牧民把柜子都拆了当柴烧吗？这就离死不远了。到了这个时候，一块木柴一碗小米就是一条命呵。冬天走场的牧民一般不会缺吃的，但燃料和饲料都是就地取材，人烧牛粪牛羊吃草，没有草料燃料，人和牛羊都撑不过去的。 “据当地的朋友说，送去的救灾物资，旗里是低价卖给灾民的，譬如方便面，两三毛钱一袋，说是卖得的钱再去买饲料燃料。平时三四毛钱一斤的玉米豆，现在要卖六毛五。最可恨的就是那些发国难财的干部和商人！我很担心那些最需要救助的贫困旗县里的贫困户，他们的草场最远，草情最差，没有多少燃料饲料的储备，也没有多少现金。他们才是最需要救助的，但获得的救济物资反而最少。历次的救灾中，这种事儿多了！”对于这些“曾经草原”的老知青——当年的马倌和牧羊姑娘，今天草原上那肆虐的狂风暴雪，犹如抽打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对围困在大雪中的草原牧民的牵挂，发自内心。看着孙秋春夫妇忧虑的眼睛，听他们讲述年轻时亲历的天灾，眼前浮现出茫茫草原上孤零零的蒙古包，蜷卧的牛羊暗淡的粪火，瑟缩的牧羊人独自面对漫天风雪……婉转哀伤的蒙古长调《孤独的驼羔》又在耳边响起—— 瘦弱孤独的白驼羔，饥饿难忍在悲号；失去妈妈的白驼羔呵，低头默默地啃着沙蒿；噢，妈妈，我冷得发抖，饿得昏迷，渴得难熬；噢，妈妈，我呼唤你，寻找你，想回到你的怀抱…… ●救助草原义演打动人心知青纷纷解囊草原遭灾的消息将散落在北京各行各业、各个角落的知青们又串连到一起。以北京老知青为主组建的“草原恋合唱团”就成为知青救助草原行动的主要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大家聚在一起商议怎么做才能帮助草原牧民，有人建议举办义演，动员社会公众为灾民捐款。但这个成立只有一年多的合唱团是业余的，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和设施，也没有接受公众捐款的资格。 草原恋合唱团的团长马晓力，80年代当过中央统战部的团委书记，90 年代曾在首都体育馆组织过以“老三届'为主题的大型晚会，是北京老知青里的活跃人物，也是这次救灾义演行动的总策划人之一。大年初三的夜里，远在深圳陪伴父母过年的马晓力，接受电话采访说起办义演捐款这件事来激情犹存—— '我们就是想为草原，为蒙族老乡做点事。要说还是咱们这种当过知青，当过团干的人组织行动的能力就是强——我们合唱团不能搞义演募捐，可我不甘心，想来想去，就找到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阎明复。1989年我在统战部工作时，他是统战部部长，人极善，我很敬重他。 “我们找到慈善总会的那天是1月10号，大部分传媒还没有关于雪灾的报道，内蒙民政部门的灾情报告也还没到北京。听我说了内蒙的灾情后，阎会长半个小时之内就将全体有关人员召集开会，紧急动大家进入救灾状态，通过因特网和传真向各国和港澳台的慈善组织发出呼吁，并当即决定举办义演，由草原恋合唱团主唱，派人和我们一起筹办义演的事项。中华慈善总会的操作真的是高度职业化的，很有效率。 “11号，我们在慈善总会开会沟通情况。到会的除记者外，几乎全是我们草原恋合唱团的成员，都是知道消息赶来捐款捐物，出谋划策的。大家七嘴八舌建议马上给灾区送粮送草送燃料，最好是争取派直升机空投。记得1978年大雪灾时，第2天中央就知道了，紧跟着全民总动员，呼和浩特市的所有人家连夜烙饼蒸窝头，给牧民送吃的，用直升机空投。第6天，直升机就到了灾区草原上空投吃的烧的，知青和马抢窝头吃。刚开始马不知道窝头能吃，后来知道了，人就吃不着了--马比人可跑得快。那次的雪比今年大，但救援及时，没听说冻死人的，至今老乡还念着华国锋的好。 “12号开始行动。我们有召集人，一呼百应，当天就捐了56万多元。好几个老知青一捐就是上万。我们东乌旗的知青濮晔一家捐了1万元，其中有她的弟弟濮存昕捐的5000元。还有穆存于，是当年草原上惟一会套马驯服生个子（注：……）的女马倌，英姿飒爽的。现在北京做房地产，一次就捐了30万元。她哥哥穆增于、嫂嫂武志红都是我们东乌旗的，两口子也捐了1万元。还有当律师的卢刚，也捐了1万多……当天下午我们就和慈总的人一起买了2000多箱方便面装上锡盟来的卡车，和两车皮衣一起发回锡盟。这第一批抵达草原的救灾物资就是我们办成的。 “13号我们开始练歌，确认演出场地，张罗卖票，安排义卖知青的文学、摄影、绘画作品，义卖收入全部捐灾区。义演首场在民族宫，全满；又加演第二场，在社科院礼堂。我们内蒙知青战友遍京城，一路绿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两天排练特别紧张，我们女高音组的几个人晚上排练得很晚，十一点钟才收工，回家只好打的。出租车司机说今天怎么这么大的风雪啊，真够冷的。我们说，北京冷，内蒙古更冷，遭受了特大雪灾呢。在车上，我们就议论义演救灾的事儿。临下车，司机死活不要出租车费，他说权且当做我个人的捐款，你们给我带到就行了，你们自己都搞义演，我这点儿算什么。下车后我们已经走了有一段路了，司机又调头追过来掏出50块钱说，刚才的都不算，这才是我正式的捐款…… “16号首场义演，50元到500元一张的票，哗啦啦一下就抢没了，全是知青买。这场演出除收到票款11万多，来看演出的知青当场捐款还有10万多。慈善总会的人说，这是他们见过的现场捐款最多的一次。我们知青当中很多人其实都下岗了，经济上挺困难的，也是竭尽所能，尽量把自己的一点儿积蓄都捐出来了。有个知青的孩子第一次见识这种热烈的场面，特高兴，不停地追着往现场流动捐款箱里投钱，弄得他爸妈连回家的车钱都不够了。第二场义演我们就不敢举着捐款箱在场内募捐了，怕那些生活不富裕的老知青为难。 “我们的首场义演效果好极了。德德玛老师身体不好，几年都不登台了，我们请她，二话不说，16号一早坐飞机赶到北京。斯琴高娃、陈佩斯（也是我们内蒙知青）也来助阵。尤其是内蒙古青年合唱团的几个大牌演员，著名的女中音长调歌唱家阿拉坦其其格，自费赴京参加我们的演出。时间太紧了，根本来不及合练。但张口一唱，彼此声音和谐得天衣无缝。台上台下，汉族蒙族，歌声融在一起，泪水流在一起。我们团员虽然大都没受过专业训练，可都经过草原生活的磨炼，深受蒙族艺术的熏陶…… “这次知青发起的救灾行动，不算实物，光是知青个人和知青公司的捐款就有90万元左右。有些人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又跑到慈善总会去捐款。慈善总会一分钟都没耽误，告诉盟里民政部门和慈善会先从银行里提钱用，赶快把燃料饲料买了运下去，慈善总会的善款和北京知青的捐款随后就到，还紧急向国务院报告请求派直升机支援。刚开始盟里来的人不相信我们真能帮他们，也不告诉我们全部的真实情况。后来看我们都是动真格的，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才放心对我们说真话，感叹北京知青对内蒙草原的感情真是深厚啊……”北京深圳天南地北，我看不见年过半百的马晓力那已不年轻的脸。但电话中传来的声音饱含热忱，是那种有信仰的年轻人特有的热忱。后来，我在网上看到，知青中的网络“女侠”葛小夏在华夏知青论坛（www.hxzq.net) 中是这样描述马晓力和赈灾义演的—— “昨天的义演，老知青“草原恋合唱团”是主力。久闻团长马晓力大名，昨天是第一次见到。主持人请她出来说几句的时候，我和大家一样都看边幕，以为她会从后台上来，却没想到是从合唱队员的队列中走出，原来是一名普通的合唱队员，也穿着一样的蒙古袍，戴那种顶上尖尖的帽子。 “她介绍了头一天夜里电话了解到的灾区最新情况，话不多，声不高，没有激烈，只是沉重，焦虑。后来她走回队列的时候，我发现她瘦瘦高高的背影，到底还是透出一丝丝疲惫。奔走呼号，筹集组织，可以想象的日日夜夜。给人的感觉，这个站在队列里让人辨认不出的普普通通的女人，是可以挑起很重担子的，……是磨砺出来的人。 “晚会按惯例邀请了一些名演员，有些蒙古族的演员是从大风雪那边直接赶来的。几乎所有的蒙古族同胞在台上讲话时，感谢过北京人民之后，都要再特别提到当年的老知青们。每个人讲到这里都会声音哽咽。斯琴高娃是从拍摄剧组赶来的，还穿着道具服装，说到对老知青们的感谢和敬意，她哭了，一再鞠躬，几乎到地。德德玛也哭了，她哭着对北京人民、对这次内蒙赈灾中冲在最前面的当年老知青们说：“草原人民谢谢你们。真的谢谢……”陈佩斯还是嘻皮笑脸的，但笑得有一点点勉强。他说：草原真是美啊！草原牧民真是善良啊！他说，当年知青去内蒙，牧民们理解不了什么“上山下乡”，就认为是来了一群孩子，他们的爹妈不要他们了，牧民说，既然他们的爹妈不要他们了，我们就收养了他们吧！说到这里，台下响起掌声，还有轻轻的笑声…… “这次赈灾，不知是否让社会记起了这样一个人群，甚至，让社会更加了解这样一个人群？作为组织者之一的马晓力，我想她最关心的一定不是这个。已知天命，不会太过在意的……后来的合唱《草原在哪里》，我发现她几次张口，却一直都不能唱，她好像一直在流泪，或许是一直在忍着不让自己流泪。不过，我还是觉得，她一直在流泪……” 从未在内蒙古草原生活过的山西“插青”葛小夏在这次义演晚会上捐款近5000元；曾在草原上插队生活11年的谢小庆一家4口，也捐款近5000元：还有知青作家老鬼，蒙古族摄影家东哈达，知青画家杨刚、陈继群、孙志钧等知名人士在义演现场捐书捐画捐作品……留在慈善总会捐款收据上的知青名单很长很长。 捐款的不仅仅是在草原生活过的或是有知青经历的人。知青任春奎兄弟妯娌4个都在内蒙古草原插过队。他的母亲已是古稀老人，眼神不济看不了电视；耳朵也背，就整天抱着收音机听广播。知道内蒙遭灾，就对任春奎说，乌拉盖不就是你原来插队的公社吗？那可是受灾最重的地方，我得给你钱，去帮你的第二故乡。73岁的老人家硬是塞给53岁的儿子100块钱，让儿子代她投到捐款箱里。 首场义演时，有5个知青的女儿，着蒙装，举着捐款箱在现场巡回。中华慈善总会的会长阎明复，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看演出，当知青女儿抱着捐款箱走过他身边时，他一句话都没说，拿了一沓钞票就放进捐款箱——没人知道他捐了多少钱，现场录像的镜头都没来得及对准他。慈善总会的副会长、秘书长，他们的老伴子女，一般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被内蒙知青的真诚感动，被草原恋合唱团的歌声感动，纷纷解囊。 还有新浪的网友们看完演出在网上发表感想称：“看赈灾义演，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那些老知青们太可爱了!他们为消耗掉他们花样年华的地方奉献着极大的热情和具体的行动。”还有不少网友在网上探讨，寻找着适合的救灾捐助方式。 而我，一个即没当过知青也没去过草原的人，一个原本只想带着孩子捐点款让孩子受受爱心教育的人，却被这个从未听说过的非专业的合唱团的歌，被这些唱歌的人深深感动，遗憾自己与他们相遇也晚，遗憾自己生活经历之苍白。在春节的那几天里，我细细捧读从孙秋春那里借来的《草原启示录》、《中国知青事典》，一遍遍听着《草原在哪里》——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 草原就在你的目光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 草原就在我的心底。 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 草原就在你的生命里。草原在哪里？草原在哪里？ 草原就在我的梦里…… ●眷恋草原，怀念牧民的纯善奶茶的香甜马晓力对草原的爱恋，是在草原生活过的北京老知青共有的。尤其是在牧区插队的北京知青，不论是留在草原的还是离开草原的，不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出国的，不论是发财的还是下岗的，几乎全都对草原、对牧民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牵挂着草原，怀念着草原。他们吟唱的草原，他们描述的草原，是如此的美丽，让人悠然神往—— “我印象最深的是草原的秋夜，美极了。我们浩特旁边的水泡子（注：……）周围开满了野花，还有很多鸟飞来飞去。那天是我下夜（注：……）在蒙古包外守着马和羊群。入夜了，水泡子泛着月光，周围很静，静得能听见羊反刍的声音，马踩地的声音，牧民轻轻吟唱的赶马长调，在草原上缓缓飘荡，听得人心里润润的，一点儿都不躁。蒙族牧民的长调是唱给马、唱给羊听的，被蚊子咬得骚动不安的羊群听着长调也会渐渐入静……”1968年到东乌旗额仁高比（苏木）额仁宝力格大队插队的李大方，现在中国贸促会工作，是草原恋合唱团的副团长，被知青们公认为“最任劳任怨的代表”。在春节知青们的聚会中，李大方用很磁性的男中音把大家领进草原秋夜的静谧安详。李大方在合唱团里唱男低音，他的音色也像草原秋夜般绵厚沉静。而在草原恋合唱团担任男高音的穆增于，其高音有一种特别的亢奋华丽，他笑称也许是在草原打狼斗狼学狼嚎时练就的。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就是觉得哪儿美都美不过草原。香港就不用说了，整个一水泥森林，连天都看不见；海洋、海滨也挺美的，但不如草原能给人一种安全、舒展的感觉。在草原时，老做梦回学校读书，一睁眼却是茫茫大草原；回京后又老梦见在大草原放羊，总是有一头牛，后面跟着一条狗，山峦起伏，白茫茫一片，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魅力与迷人之处，是一种大自然的慷慨，完全把你包容进去，和大自然在一起，平稳安逸。人到草原就没有了在社会上常有的恐怖感和提心吊胆。 “那块土地上的人特别安静、特别善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真诚、亲切又自然。我离开草原时，不敢让老乡送，怕哭作一团，就悄悄走了。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不知翻了多少道梁，过最后一道梁时，我突然回头，发现老乡们还站在那儿拿着头巾摇呢。这一幕好几天一直在我脑海里显现———山峦起伏的草原，一群老乡站在冬天冰冷的雪地里，手拿头巾不停地摇……这情景我一辈子忘不了。 “还有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年接羔，茫茫草原雪深深，就那么一个孤零零的棚圈，一个蒙古包，传来柔缓悠扬的歌声，这就是蒙古族妇女在对羔呢。对羔唱的歌给我心灵震撼最强。年轻的母羊头一次下羔，不认自己的孩子，老乡就劝母羊，认下你的孩子，给它喂奶吧。这歌可以从早唱到晚，特别打动人。我觉得这生产生活中诞生的歌是最美的歌了，就一句“陶爱格啊陶爱格……”可每个妇女唱出来的曲调都不一样，特别特别的美，能沁进人的心里…… “在我们插队的地方，与其他农区和兵团不同，没有女知青被凌辱、被强迫嫁给当地人的事。北京知青在那个年代的青年中算是优秀的，蒙古族青年也很优秀，虽然文化差异很大，但彼此欣赏是很自然的。牧民很喜欢我们女知青，对我们很尊重。他想和你好，如果你不愿意，他绝不强迫你。他会脉脉含情地看着你，不声不响地照顾你，为你弹琴唱歌，不由得你不感动。和牧民结婚的女知青都是自己情愿的。那时年轻，觉得蒙古族男人骑马的姿势特飒，他们唱起歌来，魅力无可挡。”说起当年乌云喇嘛一家对她的照顾，说起如今已病逝的乌巴特哥哥对她唱的好听的歌儿，对她的爱恋与呵护，马晓力悠然叹息。 “情也深，意也深，草原儿女一片真。句句发自心／风里唱，雪里唱，风雪友情记心上。卅载总难忘／千山长，万水长，草原北京两茫茫。闻歌起彷徨／歌声扬，笑声扬，海角天涯共一觞。何事泪盈眶？”在插友们的聚会中，旅居海外已整整20年的原东乌旗知青叶坦，已经不大会唱蒙古歌了，遂吟词与合唱团的插友们唱和。但叶坦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个蒙古族妇女的名字—— “她叫……，意思是‘母亲不要的女儿’，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她的个子比一般妇女略高，典型的蒙古族高颧骨，鼻梁很直很正，长长的睫毛下的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好像老在笑。当年在草原，她的丈夫被打成“内人党”，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忍辱负重，默默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与不公，对知青好极了，为我们做了很多事。当时队上的头头要我们跟她划清界限，我们当时不敢和她太亲近。但我一直很想对她说：……，你是个好人。这句话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她就病死了，凭藉着死神的力量摆脱了一切劳苦，凌辱和牵挂……”说起当年插队生活，说起蒙古族妇女的善良美丽和不幸命运，已是“美籍华人”的叶坦仍然感慨不已。 “我住的那家蒙古包的哥哥叫阿瑞扎那，我跟他曾经共同生活过十几天时间。那时候我是17周岁，哥哥大概是30多岁的样子，当时姐姐的孩子得了猩红热去县里看病走了，就剩我和哥哥两个人。白天我去放羊，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总是没有人，但总有一壶烧热了的茶用棉被包着，旁边的灶台上放一只碗，碗里放了很多奶食——哥哥总是无声地把这些事做得很周到，等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他把面条都做好了，高高兴兴地和我一块儿吃饭。我那时候还是赤脚医生，别人有时候叫我夜间出诊，他总是敞着门、掌灯等我回来，怕我回来时找不着路，找不着家。 “有一次放羊，我看羊吃得挺好就给它多饮了一遍水，结果羊饮完水后说什么也不下山了。山里头有狼，我急了，就使劲在山上喊，喊哥哥。他知道我在喊他，马上骑着快马跑来。我特别委屈地跟他说羊不肯下山。他冲我一笑，拿着鞭子一轰就把羊都轰起来往回走了。路上他说你一个羊倌没有羊鞭子是没法儿轰羊的；就像没有马鞭儿是管不了马一样。等我回到蒙古包里茶也熬好了饭也做好了，我吃得饱饱的，睡觉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哥哥已经走了，可把马给我抓好了，备好了鞍；一壶热茶，用棉被包着。枕头旁边放了一个小马鞭儿，也就是羊鞭子，他特为我做的羊鞭子……草原牧民待人的那种诚啊，根本不是用嘴说的，而是实实在在做的。”今年50岁的矫小红整整在内蒙生活了24年，如今是北京某证券交易营业所的法律顾问。蒙古族男人的质朴忠厚，让她思念到如今，记忆犹新。 “草原上民风淳朴，蒙古族男人不吃醋，女人不嫉妒。他们把每个孩子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老婆被其他男人喜欢，做丈夫的会觉得骄傲。你的东西他喜欢，他会直接告诉你；他的东西你喜欢，他会毫不犹豫地送给你。草原地广人稀，生存条件恶劣，最珍贵的是人，是生灵，那里的人百般珍爱生命，怜惜生灵。蒙古族人一进包，不论男女都把孩子搂在怀里亲不够。最原始的蒙古长调，饱含着对生灵的怜惜和柔情…… “跟蒙古族牧民朝夕相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才能体会这 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善良和淳厚，太吸引人了。我们知青有句话：‘一受草原养育恩，终生便是内蒙人’。我们今天为草原义演歌唱，为救灾尽点力，就是为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值得我们这么做。蒙古族老乡的事，就是我们知青自己的事。我的亲人我的牛羊在那里，我的思念我的牵挂在那里。我为家为亲人做事不是回报，是本分。是牧民们教会我们懂得爱，让我们明白人间的温暖人间的情爱，原本是很朴实很单纯的。'说这话的张静是草原恋合唱团的“大内总管”，由于合唱团里大小事项她全操心，大家都叫她“阿姨”。筹办义演期间，她和马晓力一起几乎整天钉在中华慈善总会，结果慈善总会里的人也不分男女老少都叫她“阿姨”。她还有一个别名叫狗剩——在东乌旗插队时，她曾被牧民南木吉拉家的9条狗扑倒，浑身让狗咬得像个血葫芦。狗口余生的张静有一种参透生死的雍容淡然，留在她记忆里的都是朴实感人的爱的画面。 春节期间大家在“阿姨”家聚会，席间，知青与在京的蒙古族朋友举杯同唱。唱得最多的就是草原恋合唱团的“团歌”《草原恋》—— 草原啊草原，我可爱的家乡；马背哟马背，我生命的摇篮。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哺育，你用深情的歌声为我催眠。那朝霞般的篝火给了我无限的温暖，那白云似的绒毛为我抵挡多少风寒。无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无论我离开你多远，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 ●祝福草原，心中永远抹不掉那一片绿色如今，锡盟还有200多名扎根草原的北京知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了地方干部，也有知青至今仍在当牧民。与著名蒙古族歌唱家扎苏荣结为夫妇的周秉建，被草原美景迷住的陈丽霞，嫁给当地贫困牧民的裴利华……有的幸福有的不幸，30年来，她们默默承受，没有抱怨，没有哀叹。30年来，尽管知青们有的留下有的回城，有的顺利有的挫折，境遇人生各个不同，却是同样的平和，同样的坚忍，同样的对草原深情依旧。 自称“像个橛子一样楔在这儿了”的北京知青朱迎剑，经营着由几个北京知青合伙儿投资办的“朱氏牧场”。如今已不习惯北京城的噪杂与喧哗的朱迎剑，衣着作派已找不出一点儿北京知青的影子。他悠然自得地经营着这个拥有700多只羊、十几匹马、14顶蒙古包、100个床位的旅游牧场。他认为，知青来到草原，对草原是有意义：“现代文明是所有人的文明，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城市人的文明。寂寞的草原，需要有人去改变。牧民现在刷牙、洗澡、洗衣服等生活习惯都是跟知青学的。牧区很多教师、医生都是知青，许多孩子考上大学都有知青的功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积极作用，是把城市先进的思维、信息带给农村，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民族团结。知青下乡的意义就是现代文明对农业游牧文明的渗透，是潜移默化……”“在草原生活的几年，对我的人生观影响很大。在草原上处处感受到的是蒙古族人不分亲疏贫富都包容的发自本性的纯善，他们没有受到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不整人。文革中我父母被打倒，在北京我被人当做狗崽子处处遭白眼，可我在草原，在蒙古族老乡中从来没有被歧视的感觉。自然的美，人性的美在草原保留了很多。回到北京以后，我都觉得自己不会说话了，不会说阶级斗争的话了。我妈说，我们家晓力人回来了，魂儿丢在草原了。真是这样。我后来还带着孩子回草原去过好几次。我孩子说草原有种进去出不来的感觉。我说你说得太对了，我进去30多年了还没出来呢。说老实话，我对第二故乡比对第一故乡的感情还深，毕竟人一生最美好的时期，最纯真的年代是在那里度过的，刻骨铭心。我们的生活虽然很苦，但苦得浪漫，苦得潇洒，人性得到舒展。受到蒙族草原文化的熏陶，我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心中永远抹不掉那一片绿色。”说起草原生活对自己人生观的影响，马晓力感慨深深。 “插队11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形成了自己关于人性善的信念。这种信仰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并将影响我的一生。我到内蒙时只有16岁，身材矮小。那时，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正是蒙族牧民们对我们无私的、发自人的天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将“人性善”的信念注入了我的脊骨，融入了我的血液…… “使我建立人性善信念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67年到1972年知青集体的一段共产主义生活模式的实际经历。在离开草原后的近30年中，许多次我的学生在课堂上和私下里问我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我都明确地回答：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我的共产主义信仰与许多人不同。许多人把她作为科学来信，而我把她作为宗教来信。这信仰固然与我的阅读和思考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我插队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基于对人性和人类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之上的，而我对于人性的乐观态度主要来自于在内蒙古草原，来自蒙古族亲人……”这是谢小庆在1997年北京知青纪念赴牧区插队30周年聚会时接受中央电台蒙语部记者采访时脱口而出的一段话，用蒙古语说的一段话。谢小庆16岁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东乌旗插队，27岁考上大学离开草原，如今已是华发满头的大学教授，博士后研究员，蒙语依然流利，依然秉持当初在草原形成的信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曾在锡盟插队的张娜依在《绿色的承诺》一文中回忆了她在草原上的第一次骑马，第一次杀羊，第一次下夜，第一次走浩特和男生一起相依而眠……她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草原究竟给了知青什么，这样令人眷恋不舍？她说，很多知青认为，是草原教会知青怎么做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对人性的了解，对善良的向往和信仰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当年知青下乡时，都是16至20岁的孩子，一下子从熟悉的城市来到了偏远陌生的环境，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一切生存本领都是牧民教的。牧民对知青的熏陶点点滴滴融入所有生活。蒙古族牧民不善言，但却把勇敢的精神、豁达的心境、与自然和谐地相处；对幼小生命的疼爱、对生灵牲畜的保护……都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在蒙古族长调、短调的歌曲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很多知青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带孩子来草原的动因;“一是想把草原对自己的震撼带给孩子；二是想促进蒙汉两个民族的融合，让这种感情交流延续下去；三是想让孩子们更了解草原，真正喜欢接触大自然。”张娜依如是说。 如今，这些知青的后代大都也到了他们父母当年下乡的年纪。随父母几次“回乡省亲”，见识了草原的美丽和牧民的纯善，加深了对父辈，对历史的理解与尊重。有个知青的女儿说：“过去我也看过一些写草原知青的书，留下的印象是草原除了苦就是苦。可当我和几十个知青来到草原，看着他们说起草原就像谈起亲生的孩子一样——我突然明白了：艰苦的生活都已过去，而草原精神已深深地融入他们每个人的血液中。我为此感到骄傲，因为我的母亲是在草原度过了她的青春，这里是她们生活过、劳动过、爱过的地方。不光是为了纪念她们在这儿度过的青春，更是为了要我们也爱上这片土地，让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也能学到坚忍、质朴、宽厚……”人生在世，接触诚实接触善良接触美，学会做人是最重要的课程。多少人拉了这堂课，永难弥补！ 这就是插队在内蒙古草原的知青比其他知青幸运的地方：他们在暴风雪的寒冷中还能感受到篝火的温暖；在艰苦的劳作中时时有优美的歌声环绕身边；在远离父母的漫漫长夜中依然享有亲人无微不至的呵护。还有蒙古族兄弟姐妹那悠扬的长调优雅的舞蹈，带着远古的高贵带着历史的悲怆，带着对天地神灵大自然的敬畏，点点滴滴滋养了他们年轻饥渴的灵魂，使他们成为那个疯狂时代少有的秉持善良信仰的人，成为知道感恩知道怜惜生命的人。 这些人，还有他们的后代，正如蒙古族诗人席慕蓉吟唱的那样——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在风沙的路上要护住心中那点燃着的盼望若是遇到族人聚居的地方就当做是家乡要这样去告诉孩子们的孩子从斡难河美丽母亲的源头一直走过来的我们啊走得再远也从来不会真正离开那青碧青碧的草原＊＊＊整个春节，我几次参加这些老知青们的聚会。每次聚会都有蒙古族朋友参加，都有拨动心弦的歌。唱起歌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投入，很默契；议起如何保护草原帮助牧民时，每个人又都很执着，很个性。李大方说应该组织召开高层次的有牧民、知青、干部、专家共同参与的研讨会；穆存于念叨着要给牧民设计建造一种能抵御 这两次的义演快速行动，北京老知青们做事细心周到，不计名利又能遵章守纪的团队精神也给中华慈善总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春节刚过，阎明复就给马晓力打电话，说义演影响很好，又收到了400万元的海外捐款，请老知青们集思广益，为后续的救灾工作提提建议。马晓力、张静等人又开始继续操劳，针对草原的现实为慈总提出更实在的建议。同时抓紧排练提高合唱团的节目质量，酝酿在3月的适当时间与内蒙古青年合唱团联袂再举行一场更高水准的义演，为灾民安然度过春荒再出一把力…… 正是因为来自大自然的美，发自人本性的善融入了青春时代，使知青在离开草原的岁月里，也不会忘记草原。他们和蒙族牧民心心相印，建立了没有血缘胜似血缘的骨肉亲情；他们和草原息息相通，草原就是他们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的家。随着时光流逝年轮更替，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知青们对草原的思念牵挂，越来越浓越来越重。 在追寻草原歌声和追访草原知青的这些日子里，我发现，这些已逾知天命之年的男男女女，虽然很多人天南海北几十年未见，职业境遇各个不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爱恋共同的歌。这爱中有遗憾没有纠缠，这歌中有忧伤没有怨悔。这些有信仰、爱草原的人在草原、在蒙古族亲人遭受特大灾难的时候，怎么会坐视不管，怎能不长歌当哭—— 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江河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无论我走到哪里，总看得见你在举目遥望；无论我离开你多久，也忘不了你美好的心愿…… 我羡慕这些把花样年华留在青青大草原的人，我敬重这些心中永远有绿色理想的人。也许，这些信仰善良与爱，信仰诚实与美的人，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脊梁。让我们和他们一起，祈祷上苍保佑，保佑牛羊熬过缺草的春荒，保佑善良的蒙古族老乡，保佑美丽的草原，永远永远牧歌悠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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