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网上曾有一篇文章披露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涉嫌“洗黑钱”的丑闻，同时贴出了一张堂堂副市长“下跪”的照片。披露者名李玉春。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2003年3月，李信拿着自己儿子李昆的身份证和一张名为“李岩”、但照片却是李玉春的身份证来到上海，让李玉春以“李岩”的名义担任公司法人代表。李玉春表示不同意使用这个假身份证，但李信一再表示该身份证是“真的”，由济宁市公安局签发(李信弟弟李峰是该市任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地址是李信家的住址，只是为了方便办理登记手续而已，因为李信身份特殊不方便出面。

 

 

当时李信还带来了济宁当地派出所、街道办、单位证明等盖有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写好的鼓动协议，称‘李岩’占51%的股份为法人代表，李昆占49%；2003年4月2日，这个‘岩昆公司’在上海卢湾区工商局备案，注册资金50万元，但实际上我没有投入一分钱，所有钱都是李信拿的，我就用了个名字‘合伙’，李玉春说。”

 

 

李岩这个假名字起得有点意思。

 

 

读过《甲申三百年祭》的人都应该记得：李自成自崇祯二年会同张献忠等起事，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个“转机”包括势力和作风两个方面。

 

 

势力的转机借助于当时的天灾人祸。

 

 

崇祯爷可以说是皇帝中的倒霉蛋。一方面万历、天启留给他的本来就是个腐败不堪的烂摊子，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更加以自他继位起就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祭》文中所引《明季北略》卷五马懋才《备陈大饥疏》，详述了当时陕西的灾情：“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

 

 

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在“国家”不能够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以人力和天灾抗衡的情况下，“饥民”便铤而走险成了“流寇”。“饥民”越多则“流寇”越众，到了崇祯十三年，河南连续四年蝗旱，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 ，“饥民从自成者数万”。加之李自成率下的“ 流寇”从在初的奸淫掳掠、焚烧残杀已经发生了转变，“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北略》卷十九：马世奇《廷对》）。李自成正是如此死灰复燃，从此一帆风顺，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就要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收揽民心，礼贤下士的作风转变，使得李自成不仅不同于十三年前的自己，不同于其他“流寇”首领，甚至不让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据《祭》文称各种史籍上均把李自成的作风转变归功于一位“ 杞县举人李信”的落草：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 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 十八子主神器'''' ，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 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 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 迎闯王，不纳粮'''' ，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个先前的李信后来的李岩，应当不是李自成部属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但他加盟后所从事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工作（包括“造谣”），对于起义军最后攻克北京无疑是功不可没。郭老的文章中对这个人物倾注了无限的同情。他笔下的李信在所有的义军领袖们沉沦在胜利的过分陶醉中时似乎是唯一的清醒者。史载他曾谏自成四事：一、选吉期定仪制择日登极。二、区别对待前明官吏，除死难归降外，分三等处置。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三、整顿军纪，“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四、遣官招抚各镇，许以侯封各镇父子，甚至“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而进城后已经住进大内的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 知道了'''' ，井不行”。更有当初与李信一同投奔自成的宰相牛金星之流“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郭老其实是个聪明人，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结局似乎早有预见，或者换成“不幸而言中”的说法也未尝不可。只是把他自己在这出悲剧中的角色定错了位。

 

 

码字儿码到这里早该打住了。用南怀瑾引过的一名纪晓岚语录来说，我这是“两个黄鹂呜翠鸟，一行白鹭上青天” ——不知所云，离题万里。

 

 

其实一句话就能把话说明白：李信就是李岩，李岩就是李信。这位副市长一定读过《甲申三百年祭》，我敢说。现年下的副市长，都大把大把地上哈佛普林斯顿进修了，不能没这点点学问。李信用“李岩”的名字让那个李玉春出面办公司，这在落马的贪官中也算一桩“雅事”，倒是亏他想得出。

 

 

记得披露该网文的当日，就有济宁市的官方出面辟谣；但是之后顶多十天李信就正式被“双规”了。不过此李信非彼李信，这次的背后不管是否有牛金星，他都是自己“作”的。

 

 

又，在郭老看来，李信的悲剧并不仅仅在于被藏弓烹狗，而在于如果自成听了李岩的话，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农民解放的战斗便可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很明显郭老是把清朝视为“非我族类”的，将努尔哈赤与李自成相比他宁可要李自成。他没说在李自成和崇祯之间他选谁，但《祭》文中也传达了关于崇祯“君非甚暗”的同情信息。

 

 

而在我的印象中（很惭愧我的清史知识多是来自二月河的小说），清朝的皇帝们却又以平定“闯逆”、继承明朝的“大统”居功。好在从甲申开始算起的二百六十年之后，人们并不是真的打了一场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种族战争，而是——革命，革命，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人生如梦，转眼又是百年！

 

 

                    2004-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