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1964年中学毕业时，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豪情壮志，主动要求去了广东宝安插队。我11岁那年，趁着放暑假去了她那里玩。
　　宝安是个鱼米之乡，与香港一海之隔。我大姐和十几个同学一起，下到同一个生产队,几年下来，他们已和当地农民在外表上差不多了，同样穿着唐装衫，赤着脚，脸上晒得黑里透红，满口的当地话，挑起百多斤的担子跑得飞快。每次分了红，知青们会捐出部分给遭灾的地区。听说开始时，知青们搞过识字班、宣传队之类的活动，可是知青们渐渐地感到了苦恼，因为当地农民只是把他们当作壮劳力使用，他们唯一的作用也就是开会时读读报纸，一些稍有权力的位置根本轮不到他们,与他们当初的志向大相径庭。有几个有点水平的男知青，凑在一起研究马列主义，又被怀疑搞反革命活动。他们渐渐沉默下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来了以后，他们老是逗我玩，教我游泳，和我捉蜻蜓、捉鱼虾，带我去看大海。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多美呀！她如深蓝的绸缎在缓缓地抖动，辽阔得好象无边无际，可是天空很晴朗，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有一些灰色的东西，“那就是香港”！他们告诉我，可是那时我不知道香港代表着什么东西。整个暑假我玩得很开心。
 　 我大姐回广州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在广州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她告诉我，她们已经彻底失望了，大家都想回城，当时还没有招工招生，女知青只好在城里找对象，男知青没办法，有些胆子大的，就偷渡到香港。一开始偷生产队的小船，后来生产队加强了防守，只好游过大海。虽然他们那里看得见香港，但游泳的话，顺风顺水，也要7-8个小时，如果遇到逆流，就更不止了。她们队里偷渡的人中，有一部分成功了，有一部分遇到困难折回头了，个别的葬身了大海。
    那个不幸的知青，曾经在一个黄昏，来不及洗掉满手的泥土，在散发着新鲜的禾草味的打禾场上，帮我捉了很多很多蜻蜓，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金黄色的草垛，和他健康的和蔼的笑脸！
    听说那个时候，外地有很多人跑来偷渡，海面上，经常浮着死尸。从此，我害怕大海，我觉得在她美丽的外表之下，隐伏着狰狞的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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