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云庄】之六：

蹉跎岁月第一春

〖写在前面〗

这是我的“早期作品”之一。1989年10月底，单位内部小报的编辑开始向我约稿，我从此开始了“爬格子、变铅字”的业余爱好。1990年2月春节来临之际，编辑又来“命题作文”，于是就有了这篇习作。当时的题目是“有那么一个春节——新年忆旧”。后来我自己策划“一系列”的时候，把题目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08-11-03）

除夕之夜，尽管电视节目精彩纷呈，但终究抵挡不住睡意的袭扰，劳碌了一天，一家人就早早熄灯就寝了。可是，没多久，有禁不止的鞭炮、爆竹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在寒冷的冬夜里，它还真有点惊天动地的气派。我被它从睡梦中唤醒，亮灯一看，呵，十二点了，过年了！窗口忽闪忽现的烟火光，窗外联绵不断的鞭炮声，驱散了睡意，脑海中闪现出“蹉跎岁月第一春”的情景。

那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就在两个多月前，六八年的十一月，我被刚刚掀起的“上山下乡革命洪流”卷到了江西中部的一个山村，从此开始了后来被称为“蹉跎岁月”的插队生活。那山村，叫云庄。这村名与邻村“洲老上”、“小坑”、“拿埠”之类的名称相比，还有几分雅趣哩！可是，这里纯朴的乡民们向来只知道，唯有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下放到这偏僻的山村来。所以，当我们这批号称“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青年学生从上海志愿来到云庄时，乡民们认为准是从城里下放来的“牛鬼蛇神”。直到一个月后，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来，知识青年才神气了，贫下中农也服气了。

按照江西的规定，我们同当地的下放干部、知识青年统一称为“五七大军”（“五七”之称来源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诗情画意般的构想），又按照从上海出发时的编制，我们在云庄落户的二十九名上海青年分成三个班，“番号”分别为四班、七班、八班。我在八班，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班，九男四女。云庄是全县排得上号的大村庄，所以，安排在这村的“五七大军”也就特别多。

下乡伊始，我们班还是一股子学生气，每周有两个晚上要开会：一次政治学习，一次民主生活，“政治气氛”甚浓。不过，我们既没有搞揪斗“地（主）富（农）分子”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卷入“路线斗争”幌子下的村内宗派纠纷，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搞好“革命化”。转眼就到了岁末，班里专门作出决定：要过好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不能追随落后的习俗；要“节约闹革命”，不搞年夜饭大吃大喝那一套；思想上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要想家，……。

作为“革命化”的具体行动，班里在生产大队的支持下。特地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时，请了两位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并且共进“忆苦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儿的农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种拌杂糠菜的饭食，只是由于“阶级教育”的需要，才从外村引进了“忆苦饭”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岂知到了年初一，班里有人自作主张，多搞了几个菜，请了几位贫下中农来吃晚饭。当晚，就连夜召开了班务会，专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当时叫做“斗私批修解决问题不过夜”！

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还是相当顽强的。小年夜那天，贫下中农热情地送来了两大盆自制的米酒全班就乘兴聚了一餐、乐了一场。这米酒不凶，吃口尚佳，于是就有人开怀痛饮，一连喝了五大碗，终于醉倒了，酩酊大醉，还开了“罐头”，颇为狼狈。对于这种酗酒行为，大家漠然处之，无人提出异议。毕竟是人心相通，心照不宣：都是十六、七岁、近二十岁的人了，几乎全是第一次不在父母、亲人身边过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不健康”的情调无处宣泄，只得求助于杯中物了。也许还得感谢祖先发明了这种“中性”饮料，既可表示喜庆，也可表达忧愁，此刻，妙就妙在可以借助于它，用表面的欢乐掩饰内在的心酸。

大年夜，当地有烤火、守岁的习俗，几乎彻夜不眠。乍来初到的上海青年对此虽感新奇，却提不起劲头来参与其事。在“忆苦饭”席终人散之后，就钻进了被窝。江西的冬天别有一番风味，又冷又湿。那年的春节前后，整整一个月没有出过太阳，阴霾满天，还不时下点雨雪，寒冷加上潮湿，分外地冷。被窝里尽是潮气，全靠体温来慢慢地暖和它。困乏到了极点，才会迷迷煳煳地入睡。下乡后的头一个大年夜，仿佛人人都有重重心事，谁也不吭声，可谁也没谁着，不时可以听到辗转反侧的身子把床板弄得咯咯作响。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传来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黑暗中有人惊喜地叫起来：“这是过年的鞭炮！”拧亮手电筒一看，九个男生仅有的一只闹钟上，时针正指向12点！“过年了！过年了！”大家兴奋了一阵。爆竹声很快就稀疏、消失了，黑洞洞的屋子里有恢复了平静、沉默。

迷煳之中，听到阵阵尖利的哨声。呀！天亮了。大家不敢留恋温暖的被窝，毫不犹豫地起床、穿衣，匆匆洗漱完毕，就连奔带跑地朝生产大队的仓库跑去。

这是一件当年没有人敢斗胆怠慢的大事情——“早请示”。春节更不能例外了。在冬日的晨雾中，全村的贫下中农、“五七大军”在仓库前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好队，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仰望“宝像”，手挥“红宝书”，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三唿“万寿无疆！”尔后，全体高歌《东方红》，又高声诵读“最高指示”；再后，是贫下中农代表、“五七大军”代表慷慨陈词，“献忠心”、“表忠心”，……。每一个人都带着庄重、严肃的神色，仿佛在“灵魂深处”爆发着“斗私批修的大革命”，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的幽灵无一例外地徘徊在这偏僻山村的大地上……。

这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我步入蹉跎岁月后的第一个春节。时光的流逝，冲刷着对往事的记忆，但这“第一春”却是那么令人难以淡忘。

这一切，在那个年代是那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如今想起来，仿佛是痴人说梦、不可思议。好在历史已经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我重新进入了温馨的梦乡……。

庚午年春节新年忆旧

那年体验了一次“打麻糍”

说到春节的话题，就忘不了当年在江西的那些蹉跎岁月中度过的那个春节。

1968-11-19离开上海，不到三个月，1969-2-17就是春节了。山村尽管是那么偏僻，过年的气氛还是少不了，重要内容之一是“打麻糍”，快过年时，全村家家动手，热热闹闹打麻糍，是不成文的乡规民俗，似乎不打麻糍就不像过年。许多人家都有打麻糍的石臼和粗大的杵。而我们这些刚到村里不久的上海知青，多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有打麻糍这回事。老乡们说，打麻糍很累，需要集体动手，强劳力轮流上场，挨家挨户逐个打，村子里象过节一样热闹非凡……。但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是凭空想象不出来的。我们一方面是入乡随俗，另一方面是充满好奇，就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也要打麻糍”！

轮到我们知青打麻糍时，已经是小年夜了，当地老乡已经差不多备好了自家的“年货”，所以听说知青要打麻糍时，热闹程度就愈加非同一般，一边是新奇的“上海人”——兴致勃勃，摩拳擦掌；一边是稀奇的当地人——看看“上海佬”究竟怎么玩。我的日记上有这样的简单记录——

1969-2-15 星期六 阴

……下午在老乡们热心热情帮助下“打麻子”。……

的确，那年打麻糍这件事的全过程都是有老乡们热情帮助才完成的。

我们知青十多个人一个集体户，每人享受生产队社员“同等权力”——生产队按人头定量供应的糯谷，不能多买。生产队的碾米机挑灯夜战，全村人挨家挨户排队碾谷风米。生产队也有人做我们的“指导员”，指挥安排打麻糍的“全过程”。记得第一步是提前若干时辰把糯米洗净，浸泡，让米粒吸足水分。

打麻糍前，把糯米捞出，放进江西等地特有的蒸饭木桶里，用大火蒸熟成为糯米饭，然后把热气腾腾地倒入石臼。石臼不大，用麻石（花岗岩）凿成；三个人各持一根一米多长的杵，交替勐捣，把糯米饭捣烂，直到成为米泥。

打麻糍第一要义是“趁热快打”，趁着糯米饭未凉的时候快打勐打才能省力些，也容易捣得更烂更粘稠。由于蒸熟滚烫的糯米饭极为粘稠，一杵捣下去就很难拔起来，没有几分力气是打不了麻糍的，所以是体力相当的三个人围着石臼边捣边转，打累了还一起喊号子，很有趣的。也有女老乡端来一盆凉开水，用手沾水后，帮着把石臼内的糯米团翻转过来，使糯米更均匀地被捣烂捣粘稠。周围看热闹的妇孺老幼更加起哄不已。在大冷天打麻糍，用不了多久就开始脱衣服，直到一件毛衣，还会冒汗。由于一家一户往往没有没有三个强劳力，所以是一家一家轮着打麻糍。

知青一开始是旁观者，很快就上阵了，无论男女，都尝试打上几下。但这打麻糍真是技术活，节奏要协调，用力要均匀。三个知青齐上阵的时候，力量不均衡，更谈不上节奏，所以，两三下就彻底乱了套，石臼被捣得东歪西斜，最后侧翻在地，引起一阵惊叫和哄笑。真正打成一臼麻糍，还是当地老乡的功劳。

据说，打麻糍的时候，讲究的家庭还要举行一个仪式，由家中最长的男子先捣第一棒，然后按辈份接下来捣……。按照当地的习惯，打好麻糍之后，趁热把米泥伴上豆粉、白糖和成一小块一小块，热唿唿、香喷喷。当场“开销”。不过，大部分是做成一大块，约1寸厚的大饼子，阴干凉透，再切成长条形，便于存放。有的还抹上用山里采来的草药制成的水，最后还可以浸到“晶晶亮透心凉”的山间泉水里，不易发霉变坏，可以保存到开春。正月新年，客人来到，就端上麻糍，表示对客人的敬重。记得是把麻糍切成片，或蒸或煎炸。

那一年我们刚离开上海不久，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念上海的年味。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躺在黑咕隆咚的“阁楼”上，例行的睡前聊天。有人说到上海的汤年糕真好吃呀，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足了。第二天天一亮就有人直奔知青食堂，把麻糍当年糕，切成一片片；另一边，早已有人直奔菜园子，摘来“春菜”（形似上海的莴笋）叶子，把灶膛烧得旺旺的，开水滚烫，青菜碧绿，加上盐、味精等调料，哗，把“年糕片”放进锅里，只要看到沸腾状就能一饱口服啦！在众人围观中，用锅铲晃了几下，……傻眼了，“年糕片”无影无踪了，成了一锅白晃晃的煳煳！于是有人恍然大悟，上海吃的年糕不是纯糯米做成的！

怎么办？吃呀！绝对不可以浪费粮食！于是，这一年春节你吃什么了？鼻涕！那白晃晃、粘稠稠的，真像……。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打过麻糍了，因为我是每年必回上海。至于糯米，都分到个人，带回“物以稀为贵”的上海了。

1969日记选

（1）兴奋的元旦

1968-12-31

到公社买米，因为下起雪来，故在公社留宿一晚，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在家过元旦，尽管我已经离开了老家到了“第二故乡”。1969元旦之日有如下日记——

1969. 1. 1 星期三 阴 有雪

新的一年开始了。

元旦一早，吃过早饭，九点十五分全体同志启程回家。此时开始飘雪花。走了不多路，都感到吃力。正在这时，冬生等四个社员拉着两部劳动车来接我们了！他们一早，连脸都没洗、饭都没吃就赶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四个社员帮我们装好车，去公社吃早饭，我们则先行返云庄。到了新街上，大概十点半，在此等候社员。结果，到了十一点半，他们还没来，雪却下大了，只好背约而行。一路上，大家放声高唱毛主席诗词歌曲，“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迎着扑面而来的雪花，快步往回走。正是“雪里行军情更迫”。到小坑附近，他们赶了上来，随后一同回云庄。大家都十分感慨地说，1968年的最后一天和1969年的第一天过得太有意思了！

一回到家里，大家就忙着看信。···章也来信了，章等尚未安排的同学与章的弟弟章、费的弟弟、李的弟弟等进行革命串连，报名到江西插队落户，并要求我们为他们想想办法，他们想到我们这儿来呢！我看完了信，仿佛感到我的心和战友们的心一起在激烈地跳动！多么感动人哪！当场我们决定，尽力满足战友们的要求，尽力实现战友们的迫切愿望。从来信中知道，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发表后，上海掀起了上山下乡新高潮，68届全体毕业生将百分之百插队落户，67届尚未安排的同学则在1月10日前安排停当。毕业分配形势大好！江也写了同样内容的信。薛因没空，托方把我们的红卫兵证及临走前拍的照片寄来了。这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啊！

饭后即给家中写回信，写得老长，从来没有写得这么长。

晚上参加大队召开的“热烈欢唿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大会”。

【忆与议】

1968的最后一晚和1969的第一天是下乡插队后第一次过年，尽管不是中国人最重视、最热闹的春节，但在“城里人”心目中，元旦毕竟也不是个小节日。所以，在公社见到了久违的电灯，看到了多种报纸，就相当的兴奋（详见《1968日记选（16）喜见电灯，告别六八》）。元旦之日返回山村时，恰遇风雪，更是“引吭高歌”“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意犹未尽”。

而在当时的上海，12-21最新指示引发的“上山下乡一片红”席卷全城，无论尚未分配的同学及其兄弟姐妹，还是已经达到“第二故乡”的知青，都陷入了狂热之中，用当时的流行语就是“形势大好！”未下乡的想到我们的“第二故乡”来，已下乡的认为“小事一桩，好办”，简直把农村当成了似乎我们可以作主的场所了。这些就是12-21之后的狂潮波及到我们这里的余浪。

日记中又说到，使得“大家是多么高兴”的还有“我们的红卫兵证及临走前拍的照片寄来了”，这说明在此之前我们是“无证”的，难怪乎，当初生产大队的干部还硬说我们是“小牛鬼蛇神”，我们“再三再四地解释，……毫无效果，无人相信。我们都感到是有口难辩的莫大苦衷。”（参见《1968日记选（13）12-21之夜出奇的平静》）12-21指示为我们揭掉了黑锅，当得知将收到兵证时，怎么不让“大家是多么高兴”呢——现在是证件齐全的正正规规的红卫兵啦！记得是离开学校之前发了袖章，那天晚上还让学校“红卫兵团”负责人亲自执印在袖章背面盖章。但是为什么姗姗来迟直到此时才补发兵证？已经记不起来了。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当我们还在为自己获得“正名”而欢唿雀跃的时候，伟大统帅早已是对红卫兵失去了信心并作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四十年后媒体如此披露了当年内幕——

“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见凤凰网，来自人民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1473893.shtml）。

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停课闹革命，各地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如此等等等等，谁之过？

（2）首次受伤事故，投下心理阴影

1969. 1. 2 星期四 阴

今天气温显着下降。早工修公路。上午、下午继续制毛主席语录牌。

下午，李在砍柴时，不小心将右手砍伤，立即由徐、潘、王护送至小坑医院。不久，潘回来报告说，李的动脉血管已断，小坑无法医治，可能要送新干县医院。她是回来取钱钞和衣服，准备连夜送新干。费、陆闻讯同去。费当然另有任务——为战友们开证明来赣。···此时天色已晚，又开始飘雪了，同志们都为他们担心。···我没心思再写给老师们的信了。

【忆与议】

这是下乡四十多天后云庄知青当中首次发生的较为严重的受伤事故。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但这件事情在我心理上投下很重的阴影，因而记忆颇深。这样的受伤在城市、在工矿、即使是在农场都算不了什么大事情，劳保（劳动保护）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对插队落户知青来说就不能比拟了，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与世世代代在农村艰辛苦斗的老乡们一起“战天斗地”，同样没有如何劳保，遇到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的时候，就显现出强烈的危机感。知青离乡背井、举目无亲，固然知青之间可以互相照顾，毕竟不是一种长久之计。

虽然第二天日记说，“费等护送李去公社，今午胜利返回。”但是，从这事故以后，在我尚处于建立之中的“处世信条”里，“小心谨慎、远离伤病”开始上升成为一条位居前列的要义，乃至成为“接受再教育”表现平平的直接根源。

随着时间推移，知青与老乡的关系逐渐密切，知青的病痛也有望得到些许老乡的热情关心——有一年夏天，在知青小徐被毒蛇咬伤的关键时刻，大队支书亲自上山采集草药——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是一场逆势而动，知青亲历中跌打损伤时有发生，不断动摇着“坚持乡村”的信念（例如李在三年后的72年再次在劳动中滑倒造成手臂骨折而回沪疗伤，后“自寻出路”到了离上海较近的皖南农村），但又可能“因祸得福”，成为争取“病退”的“机遇”（例如我自己在73年劳动中跌倒造成骨折，终于75年病退回沪，参见《1974～1975，我在江西云庄当“专业户”》）。至于到了78年，无须任何伟大号召就出现“胜利大逃亡”则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虽然这些都是时隔多年的后话，但1969-1-2事故的心理影响是即时的，至少对我是如此。

1969. 1.11 星期六 阴 雨

···李自2号手砍坏之后，一直不能出工，故她的工分至今只有3.6分，还是办学习班的“外快”。如此下去，非产生严重后果不可。所以，从9号起，根据本人自愿，让她要求参加了搞语录牌的工作。每日才2.9分。如按大寨式评工计分制，照她的出工情况来看，再照我与郭大江的工分计算，应当是4.8分。不管怎样，我们下放知识青年一定要为在云庄实行社会主义的大寨式评工计分制而尽出最大的努力！当然，目前来讲，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忆与议】

李因砍柴受伤直接影响了工分收入。因为砍柴不属于“生产劳动”，尽管知青是个“集体户”，此集体非彼集体，所以只能是井水河水各管各。上述日记中所说的“她的工分至今只有3.6分”就说明了她在生产队的工分帐上，元月的前11天总共只有3.6分，即使按照工分分配水平10个工分在1元左右来计算，也只有3毛6分的收入，这样的状况显然是无法维持生计的。且不说自从知青到了以后，生产队再也没有达到过1968的分配水平。

“还是办学习班的‘外快’”一说则是指，11天中曾经办过一次学习班，因而得到了3.6分工分。查这11天日记，确实有“1969. 1. 5 今天是分班办元旦社论学习班”这样的记载。但是，学习班不可能天天办，而且不久之后当地干部群众对知青的学习班怨声渐起——办这样的学习班是公社、县里规定的，往往还有公社干部来主持，时间不会少于一整天；而按照当时当地的规定，这样的学习又必须给工分。这种非生产性的“工分”因为知青的来到而大幅度上升，而我们所在的村子接收的知青还达到三十余人之众，给生产队增加的“开会成本”是很明显的，村民们的负担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9号起，根据本人自愿，让她要求参加了搞语录牌的工作。每日才2.9分。”这件事写得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按照现在的志愿者概念，既然是“自愿”，怎么又会有工分？“让她要求参加”的说法也莫名其妙。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哪怕是增加一个临时性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力也不是可以随便决定的事情，可能是要经过生产队乃至大队同意的。因为这又是明摆着要增加其他社员的负担啊！

至于我有感而发的关于“大寨式”的想法，连同那简单的几行字，都是记下了当年面对生产劳动体制的莫大无奈。事实上，在农村那些年，“社会主义的大寨式评工计分制”究竟是什么，从来没有看到过明文规定，都是口头传说、各自理解罢了。

（3）热情与无知

1969. 1. 3 星期五 阴

早工是修公路。继续搞语录牌。

昨天起，大队举办元旦社论学习班，各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上海青年班、排长参加。昨天没有什么名堂，今天上午起发生争论，×××和前民兵连长×××同大队会计×××吵了起来，据说是从向上海青年介绍情况“不符事实”开始的。下午路过此地的公社革委会段主任参加了会议。

徐把章等战友的要求向公社反映了，说明天4号打电话给她回音。薛的意见是不能来江西则去淮北，更利于自我改造。

【忆与议】

记得那些日子搞宣传工作，即制作语录牌，是在大队部办公室做的。所谓办公室，就是把一户地主赶出家而腾出来的，是全村一栋最高大的住宅。中间的厅堂是会议室，两边的厢房除了西后厢房是放手摇式电话机的地方因而“全天候”开放以外，其余的三间都是上锁的，供上级干部来大队、生产队指导、检查工作时住宿，间或也有一两个存放大队文件资料的柜子，常人难以一窥真面目。

当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办学习班时，我正在厅堂的一角搞语录牌，就成了会议的“旁听”，更有幸耳闻目睹了当地干部因向知青介绍情况“不符事实”而发生的口角。极为巧合的是，日记中提到的两个干部，当年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路线斗争”不可开交的情景仿佛还在耳边眼前忽隐忽现，而我在2005年重返“第二故乡”的时候，竟然恰巧亲眼目睹了这两位耄耋老人促膝谈心的亲密情景，并且还和我一起畅叙旧情。抚今追昔，当年箭拔弩张、誓不两立，早已相逢一笑、泯灭恩仇。我愈加为自己和一些插友当初没有卷入其中加剧宗族纠纷而深感欣慰。

不过，另一方面，虽然当年在上海目睹了两年多的文革斗争局面，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所了解与认识，毕竟还是乳臭未干、稚气十足。此处日记说到，为了自己的同学在“一片红”狂浪中希冀“在井冈山会师”而热情倍增，一有机会就再一次向公社提出了要求，公社答应在第二天就回复。但我的日记里再也没有提及此事。显而易见，这是一厢情愿，以为只要是听从伟大领袖的指挥，就能一路绿灯如愿以偿，农村生产队劳动力的增加与安排哪有“革命学生、红卫兵、知识青年”想象得那么简单！

知识青年实在是没有多少知识的青年，尤其是缺乏社会生活的知识。到了六九届毕业生更是连文化知识也更加可怜，他们于66年夏天小学毕业，68年春天进入中学，70年初春就委以“69届中学毕业生”的桂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贻误多少青年学子！

1969. 1. 5 星期日 阴

今天是分班办元旦社论学习班。上午没有什么成效，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下午至晚上比较好，金、刘下午分别作了比较好的斗私批修，检查了自己到江西一个多月来的生活中所存在的不够之处，气氛严肃也是从此开始的。下午谈得很好。晚上就加强政治学习、生活管理等方面作了几项“决议”。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

想到此次学习班的成功，看着金、刘的诚恳的斗私批修，使我回忆起去年的2月17日我初三（1）的一次极为成功的会议，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忆与议】

我真是“书生气十足”，把社会生活看得如同学生时代那般简单。1969年春天插秧这第一次农忙之后这样的班务会就“名不存、实也亡”了。知青的分化是必然的，“再教育”毕竟不是学生环境。生活在慢慢地教育着我们逐步懂得社会、参透人生。

1969. 1.10星期五阴薛老师5号给我们寄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象、薛还附了一张条子，说章他们已等不及我们的回信，已于5号早上报名赴安徽淮北插队落户。据杨来信说，母校学习兄弟学校的办法，大办学习班，要求人人报名插队落户。有些人则被“关”在学校四、五天。不来校者则敲锣打鼓到他家“请”。

看来章等战友上井冈山是不大可能了。他们如果批准的话，15号就要出发的。

【忆与议】

我们这里还在一厢情愿地为同学“在井冈山会师”而奔波祈望，高潮汹涌的上海这边则已经等不及了。1-15日记中又记载，“章5号来信。他已光荣批准赴安徽淮北插队落户了，18日要出发了。”从这些当年日记中摘录下来的信件的片言只语中，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到“12-21、一片红”的狂热是急不可待，1969-1-18已经是农历十二月初一，离开春节只有一个月，还是要如同“急行军”似的，赶往“农村广阔天地第一线”。回首此等往事，真是不可思议！

（4）从知识青年到五七大军

1969. 1.10 星期五 阴

半夜里又开始下雨了。没有出早工。今天继续搞宣传工作。

大队干部今天开了一天会。上午由老姚传达关于发展林业会议的精神。下午讨论了三、四队合并成三队的领导班子的名单。晚上召开贫下中农大会，通过了这个名单，还将报公社批准。徐和聂作为五七大军的代表参加了这个领导班子。这是贫下中农对我们五七大军的最大信任与支持。

【忆与议】

日记中说“徐和聂作为五七大军的代表”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徐是上海知青，聂是当地的下放干部，记得当年已经是四十多岁了。当时同在云庄村的下放干部有四人，聂最年长；其次是姓姚，年轻一些；均为当地本县人。另外两个下放干部则是上海籍，他们是文革之前的江西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在新干县商业部门，一位姓周，一位姓马，比我们这批知青大十岁。由于同为上海人，所以很快就熟悉起来。

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下放干部放在一起管理，从而把这两部分人员合起来称为“五七大军”，据说在全国仅江西一家。到底是什么时候正式使用这个称唿的，我无从得知。在我的日记中是1969-1-10第一次提到了这个称唿。

五七大军的称唿似乎是想沿用“五七指示”的含义。这个指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了。该指示是指1966-5-7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他在信中充分表达了对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诗情画意般的构想。乍一看是面面俱到地讲到了各行各业都要全面发展，好象没有错，但仔细看看仔细想想，就有问题了。如今的社会发展潮流则把这种思想叫“小而全”、“大而全”，或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样样都会，样样不精通。这是违背市场经济下专业化发展趋势的。也许，现今还有人在幻想，假如八十年代以来不走市场经济之路而走五七道路呢？其实，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空想。七十年代初也听说上海确实有一些工厂组织工人去“学农”，真可谓荒唐透顶，结果是草草收场，不了了之，无果而终。

附一：《五七指示》解读光明网2006-05-23 06:00来源：文摘报http://www.gmw.cn/CONTENT/2006_417219.htm《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的新世界宣言书。《五七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砸烂旧世界”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五七指示》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背道而驰。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对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是毛泽东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提出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一直到《五七指示》，毛泽东一直坚持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愈演愈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马立诚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附二：五七指示全文http://idof.3mt.com.cn/%u8D34%20---%20ido.3mt.com.cn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5）再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

1969. 1. 7 星期二 晴

早工修公路。抓紧天晴之机又砍了半天柴。昨天下午爬的山很高，竟然可以鸟瞰小坑。今天上午和昨天晚上搞应征青年政审材料誊清工作，大开眼界。

【忆与议】

可以“鸟瞰小坑村”的山大概在云庄村的东北方向吧。到这样的地方去砍柴也是乱跑一气的结果。当地老乡心中有底，哪些山上的薪柴林比较丰富。

在我记忆中，参与“应征青年政审材料”是后来几年中的事情，没想到，实际上是下乡后第一次冬季征兵时我就参与了。而三个月前在上海，我这样的“家庭成份”注定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治贱民的第二代，我成为政审重点对象，连报名插队落户还通不过政审关（参见《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没有想到，为了凑满插队落户的人数，颇为严格的政审关忽然不见了。更没有想到，到了乡下，又摇身一变，整理起贫下中农子女应征参加人民军队的政审材料了！如此政审，犹如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算得上是我踏上社会之际最有感触的“触点”之一。

“应征青年政审材料”主要是一份政审表格，给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在一些空白格子里要一律填上“没有其他问题”。我觉得说不通的是，表格上没有一个地方填写过有问题啊，怎么叫“没有其他问题”呢？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我忍不住问负责此事的民兵连长，他只是说“这是上面的要求”。我还是担心这种的写法会挨批评，连长说“一直是这么做的，没问题”。既然如此，就别动脑筋了，依样画葫芦，誊写清楚即可，轻轻松松地拿工分吧（当然，这最后一句是我在成为“老兵油子”之后的逐步形成的“思想认识”）。

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再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按上级说的办，没错的。

1969. 1. 8 星期三 晴

早工修公路。今天继续搞语录牌。郭和章主要负责搞阶级教育展览馆。

昨天晚上，队里发下每人一块肥皂，各班五包火柴。

1969. 1.13 星期一 阴雨

天不好，整天价下雨。大队阶级教育展览馆的布置工作到今天为止告了一段落。早工未出。

【忆与议】

我至今记得“阶级教育展览馆”是云庄村当年的村中心地带的一栋地主住宅中。那展览占据了那住宅的厅堂，都是些文字与画画。当地住房的建筑结构决定了厢房里必然是黑洞洞的，再说那几个厢房是下放干部的宿舍，所以也不可能用于展览。具体内容是回忆不起来了，这与我没有参与展览馆的布置有关。但是，真要说那个村子里有什么“阶级斗争、深仇大恨”，实在是说不上来，几十户人家，除了偶有一两户外姓，都是一个姓，真可谓“亲不亲，一家人”。在那里插队几年老是听说家长里短的宗族纠纷，却没有听说有过黄世仁杨白劳式的血海深仇。

下乡之初，免不了要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对其内容实在是没有点滴记忆了，倒是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负面印象——当年流行的在“忆苦思甜报告”之后必吃“忆苦饭”，尽管村里的干部和我们一起吃那些难以下咽的糠菜食物，私底下却告诉我们：这村里的人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饭哦，所以根本不知道“忆苦饭”怎么做，都是到别的地方学来的！如此的阶级教育！

更有一次啼笑皆非的“再教育”。大家在田里干活，不知是谁说“啥时候能够收工啊，我的肚子饿啦”。那年头，手表是奢侈品，没有一个人带得起，只能全凭太阳的方位确定收工时间，遇到天阴下雨，就没辙了，只能“跟着感觉走”。那天正是个不见太阳的天气，只要生产队干部不吭声吃饭，大家就得继续干下去。虽然有人喊饿，也没有人随声附和。又捱过许久，仍然不闻“恰饭”的唿唤。有人就愤愤然地发起牢骚来了：“以前为地主干活，除了供给一日三餐以外，上下午还各有一次点心送到田边地头……”我们知青听了，大惊失色，这就是阶级仇恨？！

所以，“再教育”使我们越来越煳涂了，书本报纸上的理论与耳熏目染的现实之间，距离实在太大太大。

回顾反思我们亲身体会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不是千篇一律的黄世仁与杨白劳那种状态呢？就云庄村的贫富差距而言，并不显着，最富有的地主只不过住宅比较高大一些，全部采用了青砖，屋内使用了油漆，并没有什么深宅大院或硕大庄园。我们亲眼目睹的“地富分子”大多是农活的行家里手，干出来的农活质量多是一流水平。而阶级的划分则是有点莫名其妙，以某年某月某一天拥有的土地数量为限。有的“老”贫农恰好是在那条“日期决定线”之前不久由于赌博而把家产输给了自己的舅舅，于是一无所有，成为贫农，否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了；而真正因为交不出租而被剥夺成为贫农的，则未曾听说。因此要说阶级、要讲仇恨，是有难度的。既然没有达到那样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地步，还用得着大张旗鼓地搞阶级斗争吗？我又想起《1968日记选（14）12-24知青首次评工分》中提到过，1968年底曾经说“编写村史家史，似乎就是一句话而已，说过了也就再无下文，自那以后也再没有任何人提起，更无点滴动静。”现在想来，就凭如此这般的“阶级阵线”能写得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村史家史么？

（6）平生第一次劳动所得与“再分配”

我在1990年写的《第一次分红》，是纯粹的回忆录，乍一看，振振有辞、无懈可击，但是与当年的日记一对照，就漏洞百出了。回忆录中写道，在生产队“分红之后，我所在的知青班开了一个会，一致决议……在班内进行再分配！”其实，回忆录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岂止是一次班会啊，现在发现，前后会议至少有四次之多。

1969. 1.11 星期六 阴雨

天气很冷，又下雨。早工没出，白天继续搞宣传工作。

班中最近气氛不好。自上月24日评工分以来，“工分挂帅”似有出土之势。6号公布了1月份6天分总数后，更有暗中追赶之状。9日队里结算了整个12月份的工分之后，则气氛更不好。金确有“工分挂帅”的思想、行为。另外一些评得较低的同学也有不服气思想。看来，若不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制很难从客观上解决这一问题。

费、刘提议将日工分平分。照此计算，我班每日每人为4.6分（不到一点点），再按出勤率计算全月工分总数。这样比较平衡，不致出现两极分化。此事本在今晚的班务会上提出讨论，但与生产队的会议相冲突。晚上，我挑了一个机会，与近日心情不好的金谈了一下，了解了一些他的想法，也把费、刘的建议对他讲了。看来，此建议不光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的还大有人在，特别在工分较高的人当中。

所以，我觉得，非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不可。

【忆与议】

这是日记中有记录的关于“再分配”的第一次班务会。当时，对云庄村上海知青三十余人首次评定工分时，有两个“最高分”——6分，我是其中的一个。大家在寒风凛冽的冬季里，早出晚归，修水库、卖余粮……，虽然初次干农活然而竭尽全力的知青都只有可怜兮兮的一天三四分、四五分，而我干的活儿是最轻松的“写字”，却比大家高一截，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当有人提出在生产队分红的时候进行“再分配”，我就“高姿态”地积极响应，还主动找其他“高收入者”开展谈心活动，以求取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问题是“再分配”的思路与“工分平分”的方案有不少人无法接受。

1969. 1.15 星期三 阴雨

没有出早工。上午我和大家一起修公路去了。下午仍旧搞语录牌。

晚上开班会，一致通过了费、刘提出的关于平分工分的建议。

【忆与议】

第二次班务会。从日记中“一致通过了……平分工分的建议”这寥寥数语来看，所谓“再分配”就是平分工分，这就是我们当时理解的“大寨式同工同酬”？

1969. 2. 6 星期四 晴

晚上开了第一次新选了领导班子后的班务会。从晚饭后开到近十一点。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一些同志进行了批评、自我批评，并作出了一些决议。每周二晚上为班学习时间。每周五晚上为班民主生活。并就作息时间作了规定，因为最近以来睡懒觉的现象很厉害，往往睡到九、十点钟才起床。现规定每天七点半起床。不出早工时，各人自学毛选。另外，就分红事也作了讨论。

1969. 2. 8 星期六 晴

晚上分红。看来整个云庄数我们班最慢。但是大家反复协商也有好处。办法是：郭和我每人16元。理由是为全班挣的钱多，理应多些。金15元，照顾到他家中还欠着债。余下的，按照总出勤率平分，每工0.51元，再照个人出勤率计算。当中潘打破了老表们的记工，把12月头10天排里烧饭也作为出工算了进去。另，沙、陆为班里买东西去新干，每人加上两天工。一般来看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实际上有些矛盾目前还掩盖着。早工学习元旦社论，没有什么劲，也没学好。

【忆与议】

拖拖拉拉了将近一个月，经过四次班务会，知青首次分红终于在“再分配”中降下大幕。实际上这种“再分配”就是在蛋糕的大小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分蛋糕。

上述日记的内容与《第一次分红》是吻合的。那里回忆并归纳成四项“照顾原则”：

（1）对女同学要有所照顾；（2）对因病因伤影响出勤的要有所照顾；（3）对为班里办事而误工的要有所照顾；（4）对在下乡时家中举债较多的要有所照顾。

除了第（4）条是“补助性质”的以外，其他三条的确是“大胆打破了当地农村的传统”——

第（1）条“照顾女同学”，就是把全班九男四女的日工分一律拉齐，每日每人为4.6分，以为这就是体现“男女同工同酬”。而生产队为我们评定的工分底分男女生相差将近一倍。相形之下，这的确是对生产队的挑战。记得当年就有干部批评我们无视他们作出的决定。

第（2）条“照顾伤病员”，的确打破了农村从来没有病假的惯例，仿佛就是工厂里的病假工资了。

第（3）条“照顾办班务”，这也是农村没有的“集体户”特色，总不能出了力、费了时却没有一点报酬。

有没有道理？似乎有理，“这样比较平衡，不致出现两极分化”。问题是，无论能力大小等因素，只看出勤率，确有忽视差异的平均主义。所以，“再分配”结束后，就不乏对一刀切、大锅饭的异议，及至半年后就再也没有人“旧话重提”了，彻底摈弃了这样的“壮举”。

1969. 2.21 星期五 阴雨

沈老师返乡途中也给我们来了一信，谈了一些问题，如：如何解决矛盾啊，等等，也对我们分红采用“战时共产主义”发表了一些意见，并提了建议。

【忆与议】

那封信是早已不见踪迹了。毕竟是比我们大了十岁的老师，对我们这样的做法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真是一个既保护积极性、又冷静面对现实的恰到好处的评价。在那个狂热的革命时代，我们的老师能够适时地指出关键的幼稚之处，免得我们“一头撞到南墙上”，真是十分及时非常必要。

我在日记本的收支栏里，对自己的平生第一次劳动收获有这样的详细记载——

工分164.4分；工分值1.22元/10分；折合人民币 20.06元。

班里“再分配”扣除 4.06元，本人实得16.00元。

在《第一次分红》中，我写过：“一个多月挣的工分折成人民币达25元之多”。现在根据日记查证，25元是记忆出错了。164.4个工分应该不会有笔误，所以，按日工分底分6分反推，出勤为27.4天。而从68-11-23开始参加劳动到12-31为止的实际出勤情况，我的日记中虽无逐日的详细记载，但与27.4天基本一致。所以，这一个月劳动所得的准确说法应该是20元。

随后的春节期间，我从这平生第一次的劳动所得中取出10元，夹在信封里寄回家中，给全家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这只是稍纵即逝的快乐。因为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开始……。

（7）五七大军让公社干部头疼

1969. 1.22 星期三 阴

早工搞三光。刘、屠两同志赶了回来。油粮关系也未转成功，还挺气人的。上午搞修路、三光。

刘、屠昨晚在公社就知道公社要召集全公社五七大军开会。大家一听就有意见。上午又来通知，要在今天下午赶到公社，并要带好被子，每人口粮7斤，钞票七角。大家都不赞成这种方式，不大愿意前去。但后来又决定去了。下午五点多，就全部到了公社。伙食搞得很乱。

1969. 1.23 星期四 阴

今天开始“政治工作会议”。早上是学习元旦社论。上午听县五七大军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下午是讨论。无甚意思。借这些机会，看了一些书。费昨天从新干回来，得到一本《语录》，内容相当丰富。

今天晚上还是讨论，根本没有意思。

【忆与议】

这是第一次在公社集中办公社范围的五七大军学习班，正式名称叫“五七大军政治工作会议”。估计在此之前省里、县里先后开过这样主题的会议，然后一层一层地“下达、传达、学习、讨论”，这是当年一成不变的模式。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叫程世清，是“全党全军全民的副统帅”林彪的得力干将，很有可能正是他把下放干部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统一称为“五七大军”了，因为“五七指示”是最高统帅给副统帅的一封信。

日记中提到的转油粮关系，参见《1968日记选（16）喜见电灯，告别六八》，当时第一年我们还属于“非农”户口，粮油关系还在公社粮管所。每个月要往返几十里路去买米买油，就在知青中炸开了锅。首次长途跋涉买米之后，就开始与有关方面联系——采用简单的办法，把生产队要卖的余粮和知青要买的口粮进行划账。想来简单，谈何容易，几经交涉，才得以实现。在日记中提到过几次，但无细节。

关于“三光”，参见《1968日记选（2）下乡三天，开始三光》。

1969. 1.24 星期五 阴

上午召开“鸡峰公社五七大军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几个比较先进的单位，如梅峰大队五七大军、阳团大队五七大军、小坑大队乐门生产队五七大军均在会上传了经。下午与他们进行了广泛座谈，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比昨天收获要大得多！晚上听忆苦思甜报告，报告人是公社革委会委员、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省农代会代表。这次他作为鸡峰公社三名代表之一光荣地到南昌参加了省首次农代会。

【忆与议】

这也是当年开会的一种模式——连续的会议，不同的名称。

日记中提到的几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基本上都是当年12-21指示之前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报名插队落户的，所以在下乡后两个月就表现突出，上台讲用了。但是，这次交流却成为一种“绝唱”——由于五七大军的“参差不齐”使得会议发生了一连串令公社干部头疼的事情，进而使得公社决定以后不再进行这样的“全体大会”，上述那些先进单位、先进分子在以后很多年里再也无缘与大家“近距离接触”对话交流，充其量成为一次次“讲用会”“积代会”（积极分子代表会）会议被传达被宣传的偶像，而在广大五七大军心目中的实际形象则越来越虚幻飘渺、敬而远之。

1969. 1.25 星期六 阴

上午是听省农代会传达。结果有人睡觉，有人逛马路，参加的人很少。我乘此机会把给郑的信也写好了，同给周的信一起寄出了。

下午是分班、排找差距、订措施。也无甚效果。晚上是大歌大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文艺演出。各大队五七大军汇演。

云庄与××发生了矛盾。……云庄的演出及台下的云庄“观众”的的确确存在问题，必须对之实行冲击；××的同志则操之过急，大方向正确，但应注意方法。……

早饭是忆苦饭。有些人不愿吃，虽然吃了，叽里哌啦，议论不止。

【忆与议】

同时同批下乡的知青，同县同公社插队的五七大军，两个月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记得那个晚上的小规模、低烈度的“肢体冲突”起源于对文艺节目“革命性”的争议。云庄的节目中有一个忆苦思甜题材的歌舞节目，主演是一个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知青，舞姿优雅，掌声连连，本大队的知青更是兴奋不已、热烈喝彩；然而，××大队五七大军认为是缺乏“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和反抗精神”，未等演完，就有十来人冲上舞台，高唿最高指示，高喊革命口号；云庄的五七大军则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中不断遭受批评、好不容易有一些“显示自己”的机会，却遭到当头棒喝，自然不会服气……。于是乎，脸红脖子粗的口水大战，大眼瞪小眼的“短兵相接”，肢体冲突必不可免，几乎重演了1966夏天上海街头“辩论台”“演出台”上屡见不鲜的“冲击”与“反冲击”的一幕。幸亏有关干部竭力劝架，双方脱离接触，演出也匆匆结束，事态才趋于平静。

这也许是决定“今后不再开全体大会”的因素之一吧。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青年聚集在一起，稍有不慎，很容易引发难以收拾的局面。

1969. 1.26 星期日 晴

听说云庄被“评”为：老大难、老骨头、落后的典型等等。早饭前学习时，公社段主任参加了云庄的学习，也弄不出什么名堂来。差距在何，差了多少，何种原因，这些东西连自己也心中无底，却急着要订措施、搞规划，这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

上午算是结业式，也没有什么名堂。许多人没有参加。云庄×队某人拔刀威胁××大队的人，闹到公社。结果云庄大队全部人被留了下来。午饭后由段主任、五七大军办公室刘主任召开会议。这一下不得了。云庄的上海青年欠了四笔账：1、老账，指×班从公社买粮归途中打了拖拉机司机。2、昨天与共大篮球友谊赛时“打”人。3、今天上午，×队某人拔刀威胁××大队的上海青年。4、……反正我也记不起了。段主任、刘主任都作了讲话。弄不懂的是，他们都说要清理五七大军阶级队伍。会开了一刻多钟，就结束了。我们马上启程返云庄。

老天终于放晴了。可就是不逢时机。返云庄的二十多里路真够呛，热得要命。二十度总有的。很早就睡了。共大财会一排有十人到我们云庄大队实习。晚饭后与他们座谈。学生遇上学生，话题就多得说不完。

×班的×与支书吵了一场。支书今晚气得不得了，公开说：我不当这官了，我管不了你们；你们去公社、县、省去告我的状吧，越多越好；我知道你们告我好多次了。支书“辞职”，是云庄的新动向。

【忆与议】

连头带尾持续五天的全公社五七大军参加的学习班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就传开了，公社领导觉得：五七大军不好办……。我们也在私底下说，虽然有些人的言行确实有些出格，但公社领导对上海知青也太小看了，以为是当地的干部群众那么听话、那么容易摆布？至于要“清理五七大军阶级队伍”，更是惊人。事实上，公社也确实有点“如临大敌”的态势——1969-1-28日记：“公社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今天下午到云庄来了。速度也是够快的。宣传队有七人组成，下午来了5人，还有两人据说在开会，日后再来。公社五七大军办公室刘主任也在内。”字里行间，不免显得紧张。幸好后来没有成为可怕的现实。“五七大军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也许只是一时无知的气话、过头话，在知青中也要开展阶级斗争未免太极端化了。

知青公开与支书吵架，这在当地也是极为罕见的“犯上”之为。幸而事态没有扩大。

（8）学珠算，无风险，也无用

1969. 1.14 星期二 阴雨

···天气是够冷的，却老是下着或雨或雪，讨厌得很。故一天都没出工。上午大家聚在大队部烤火、看书报。下午学了整整半天的珠算除法，有所成效。晚上又在大队部烤火玩耍。

【忆与议】

自从1968-11-20到达“第二故乡”以后，冬季不时出现连绵雨雪的天气，无事可做，无处可去，无书可看、无报可读……，愈加觉得无聊乏味。有时候，我们知青去大队部烤火，因为知青没有那么多用于取暖驱寒的柴火或茶籽饼。无意之中，发现大队部办公室里并不把算盘收藏起来，这就给了我“可乘之机”——玩算盘。我记得好几次和插友小郭、小刘等玩珠算的加减法，先是1+2+3+……+99+100的加法，正确答案是5050.；然后是5050-100-99-98-……-2-1的减法，正确答案自然就是0，但要做到又快又准是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小学四年级的珠算课上曾经布置的练习，但是练习过几次以后就扔到一边了。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已经从天真学童长大成为“知识青年”的我们，会这样“温故知新”。

按照小学里的做法，把连加、连减复习并且熟练之后，又想出了新花样——“逆序连加”（即100+99+98+……+2+1）和“逆序连减”（即5050-1-2-3-……-99-100），同样要求做到又快又准。初始几次还真的不容易从已经习惯的“顺序”中转变过来呢。因此，有时候会对着算盘一连玩上几个小时。就这样，算盘上的“连加连减”玩得多了，玩得顺了，但也就觉得玩腻了。

恰在此时，我听说小郭把小学课本《珠算》带来了，他大概也是因为小学珠算课上略过不学除法的缘故，没有把这样的课本扔掉，而且还带到了乡下。我就向他借来那本教科书，边看边操作，从二的除法开始，一点点自学，特有趣味。也许较之于小学四年级时毕竟又长大了六年，理解能力增强了不少，原先视为畏途的特别繁多的除法口诀，到此时竟有豁然开窍的感觉，完全用不到死记硬背，什么“逢…进…”“下加”以及乖戾怪气的“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之类，很快迎刃而解，而且很快把二到九的除法口诀都学会弄懂了。

其实，那些口诀是用不到死记硬背的，脑子里想象算盘上珠子是怎么变化的就可以想出写出口诀来。例如，三一三十一的基本含义就是10÷3，商3余1。关键是记住珠算除法中算盘上小数点的定位后退一位的规则，这样，无论是1÷3还是10÷3或1000÷3等等，都可以计算，但在盘面上是“一成不变”，都是把1个珠子变成了3个珠子再在后面跟1个珠子。由于算盘的特殊性，显示出来的过程与结果就是不动盘面左侧的3、把右侧的1变成了31。同理，四一二十二的基本含义是10÷4，商2余2，不动盘面左侧的4、把右侧的1变成了22。把基本原理弄清楚了，到自学六的除法时，不用背也能写出口诀来了。如此的突破，意外的成功，学习的劲头也就更足了。

在蹉跎岁月中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玩算盘，自学珠算除法，并且“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曾经是一大乐趣。因为在当时这一类实用性比较强的“看书学习”不大会招来非议，而看其他书则有风险了，要是翻出文革以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下的书籍，更是大逆不道了。我在《一叠教科书》中曾经回忆到，有一次我把带到乡下去的中学各科教科书翻出来看了老半天，其味无穷。但是，现在从日记里居然找不到一点踪迹。联系到当时的左风甚烈，所以，可想而知，那时候在日记里都不敢写上一笔。

在乡下的这第一个冬天过去以后，去大队部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了，算盘也不容易找得到，至于运用珠算除法之类更是无人问津。也许村里毕竟富有“庐陵文化”底蕴，初高中生也不在少数；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毕竟只不过是下放到这里的知青而已……。而真正的劳动与生活的考验来到了，我的学习热情也就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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