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团：各地知青的融合     

作者：苏显力

后来有的两地男女知青还互相恋爱喜结连理结婚成家，如哈市马家成和上海女知青林则华、白光和冯彩霞、岳志明和北京女知青周希英等等。

连里对几地知青平等相待，上海知青雄伟华是号兵，北京知青张新华任连队的通讯员。班排长也都由几地知青担任。有的上海知青和哈市知青成了要好的朋友。

连队四周是白雪皑皑，也是没有地方去，所以只好自寻欢乐，倒是也有许多的乐趣。好像那三天放假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毕竟年轻，总能找到乐趣。

因为休息，连里白天开两顿饭。吃完饺子后大家有的就去外连看同学、看朋友；有的去平时关系不错的老职工家串门，有的就找平时不错的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吹吹牛侃侃大山，互相交流各地过春节的习俗。各地知青也是其乐融融。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早上又是各个班包饺子，统一拿到食堂去煮。但这次因为有了上海知青，他们包的饺子可就热闹了。南方人不会包饺子，包的饺子虽然样子像饺子，可是特别长比包子都大，边也没有捏牢。饺子一下锅就皮儿裂开了，锅里成片汤了。于是我们东北知青就帮他们包饺子，同时交给他们怎么包，大家欢声笑语在包饺子中增进了友谊和感情并且增添了节日的欢乐。

但春节到来了，大家还是挺高兴的，毕竟是在远离故乡和父母的边疆过中国人最热闹的春节。连领导为了让我们过好春节真是用心良苦。虽然那年粮食歉收，但连领导还是让面粉加工厂特地加工一些上等的好面，又细又白作为过年时包饺子和蒸馒头用。节前杀了几口猪，准备了各种的蔬菜。年三十晚上知青会餐，食堂做了十几道菜，连领导和我们共同进餐，气氛还是热烈的。

1970年的春节在二月的飘飘瑞雪中来到了，这是哈尔滨知青在边疆过的第二个春节，而上海知青和北京知青是第一次在边疆过春节，自然他们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混编后各地知青通过共同劳动生活，互相交流了解，解决了我们之间矛盾，加强了几地知青的团结理解友谊，而且还把南北两地好的文化习俗相容一起，北方知青从上海知青身上学会了文明讲卫生的生活方式和较高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北方知青的素质；南方知青也学到了北方知青的豪爽大度、热情开朗，吃苦耐劳，双方都受益非浅。而且各地知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睡在一个铺上，劳动中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双方说话中也都参杂着对方方言土语，加深了亲切感。

但说心里话，那时大家挺喜欢这样的女孩，会过日子那可太重要了。三十年后现在想起来，不知这姐俩嫁给谁了，如果至今还保持着那光荣传统，恐怕早已是家藏百万了吧。

但是一些初中生中想恋爱的知青还是要在“斗私批修”运动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单身，为革命不搞恋爱）为榜样，在灵魂深处用刺刀见红的精神，狠斗私字一闪念，批判自己。主要批判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不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解放、还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却想搞对象这是不允许的。

那时兵团不让知青搞对象，大多数知青当时不到二十岁或者刚二十岁。但是上海知青中因为有高中生，他们的岁数要比哈尔滨和北京知青岁数大一些，因此上海知青当时有开始谈对象的，各地知青倒也理解，毕竟人家都是老高三的学生了。

有一次，众男生在屋里闲聊，说到此事后，哇！一致赞叹羡慕不已，认为这姐妹二人真是过日子的人，已经初现贤妻良母的光辉形像。大家都说谁要是能娶到她俩真乃三生有幸也，这辈子足矣。这一说好几个男知青恨不得立即就给她俩写情书献红心。

上海知青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钱仔细，尤其女生会过日子的多，不像北方男知青中有人花钱比较大手大脚。我们连当时有一对上海知青姐妹。姐姐能吃苦，朴实；妹妹长的白净、能干。俩人省吃俭用，特别能攒钱，每月都给家邮回去七十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我们当时月工资是月薪日记形式，干满勤可挣到51元，含高寒地区补助。）

上海知青中张屹会击剑和拳击，这项运动引起哈市知青邵伟等人的好奇，双方有时也在一起切磋技艺，互相交流学习。晚饭后经常举行两地知青篮球赛，增进友谊，双方不再觉得神秘。

上海知青中许多人都能吃苦，工作积极努力，在干活上一点也不比其他地方的知青差，像我们排里的郭明德、卢明远、杨兴华等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而且上海知青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他们愿意学习和尊重知识，他们讲文明，并且和各地知青很快打成一片，同时由于和各地知青混编，也消除了小团体主义和地方派性，增加了各地知青之间的团结。。

1969年8月初，在我们强烈要求下，连里将各地知青混编。记得我们排我当排长，副排长是上海知青郭明德，有一个班长也是上海知青卢明远。上海知青能占一小半，还有几个北京知青，其余的是哈市知青。我们排后来几经整编，到了一九七0年时，排里的上海知青有郭明德、陈文钊、杨兴华、于兴无、何志雄、张国良、卢明远等人。

说心里话，那时大家挺喜欢这样的女孩，会过日子那可太重要了。

各地青年从内心里迫切希望和需要互相交流互相了解。有一次，刘指导员到我们宿舍来，我、杨义、冯洪利等向指导员力陈知青混编的好处以及目前状况的弊端，希望几地青年能够混编在一起，共同生活劳动。

南北知青分开管理，既无法消除他们中原有的派性也加大了两地知青之间的隔阂；由于缺少接触了解，各地知青之间各树壁垒，自成一体，各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彼此充满着猜疑，无法融在一起交流沟通，消弭差距，时间越长越显出分开管理的弊端。

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如上海知青以水为净，脸盆使用后，用水刷一刷就再用来盛饭，哈市知青看不惯；哈尔滨知青好生吃大葱大蒜，上海人闻不了那种气味,上海人爱清洁，下班后就擦洗身上，然后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穿着拖鞋到屋外走；北方知青认为他们穷讲究。当时由于生活水平、生活习惯及地域文化差距太大，造成双方彼此之间都存在偏见和误解，由此引起的矛盾比比皆是。

原来上海知青没听说过“哈拉子”这词，他们又不好意思问，在心里直琢磨，这“哈拉子”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骂我们？上海知青一头雾水，反正不高兴，差点跑回去查字典。其实“哈拉子”就是上海话流口水的意思，后来他们听完解释也笑了。

有一次大家包饺子，哈市知青说：“饺子好吃，能馋出你们的哈拉子。”本来上海知青还有说有笑，这句话一说顿时没有了声音。

但也不是从此就没有矛盾了。如上海知青说话像说外语，叽哩哌啦，说得还快，好像在吵架，北方知青根本听不懂，产生许多误会。而东北方言上海人也搞不明白，有时令人啼笑皆非，闹出笑话。

“狍套”的举动很出乎哈尔滨知青的意料，大家认为上海知青还挺讲义气，够哥们意思。打架事件由坏事变成了好事，由此还起到弥合两地知青矛盾的作用，促进了知青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从此我们连队里极少再发生两地知青打架事情，几地知青相处得很融洽和谐，甚至后来几地知青中有的还成为了感情很深的好朋友。

连领导一考虑这事也确实没有什么严重后果，都是年轻人争强好胜所至。既然被打者要求不给处分，也就借坡下驴，但是也不能不了了之，不能让打架成风。所以连里让“枣”在全排做了检查，严厉批评了一顿了结了此事。

是什么使事情出现了转机呢？主要是“狍套”也没想到连里会这么严肃的处理此事，他想“枣”如果真的为此背上个处分，今后自己还怎么和哈市知青相处，再说自己也没有被打的怎样，想想那天也是自己太较真太傲气，此仇是宜解不宜结，还是以和为贵。所以几个上海知青一商量，让“狍套”找到连领导要求对“枣”宽大处理，别给处分了。

不料此时这件事却出现峰回路转。那位上海知青“狍套”找到了连领导，说这事也不全怨哈市知青，自己也有责任，要求不要给“枣”处分。

“枣”长得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为人豪爽还好打抱不平，在哈市知青中颇有影响力。连领导一直为两地知青不和挺伤脑筋，想借此事来平息双方矛盾，所以决定严肃处理。先让“枣”在全连大会上检查，并要在全连批判，还要给他一个严重警告处分。那时候如果背上这个处分将对“枣”的今后影响很大，那几个打架的哈市知青心情都很沉重，哪想到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许多哈市知青也为枣抱不平，觉得领导偏向上海知青，事态有向严重发展的趋势。

那几个打人的哈市知青知道事情闹大了，赶快研究怎么办。有人说干脆一起到连部承认吧，有难同当，人多连队也不好处理。但是其中有一个叫“枣”的哈市知青，他想了想说：“不行，咱们都承认打架，那就变成打群架了，性质就变了，处理就会非常严重，还是我一个人顶下来吧。大不了就是俩个人之间发生的事，也不会处理的太严重。”大家想想也对，只是让“枣”受委屈了，觉得对不起他，不过也没有其他好办法。于是“枣”向连领导坦白了自己就是打人者，愿意承担责任。

过了两天的晚上，排里召开大会。散会的时候，突然电灯灭了，屋里一片漆黑。这时候“狍套”就觉得屁股上被人踹了好几脚，后背也被打了好几下。等电灯再亮起来，也不知谁打的。于是上海知青将此事告到了连部。那时侯兵团正在整顿纪律，连领导一听这还了得，要追查打人者，抓一个典型严肃处理，杀一儆百决不允许知青之间发生斗殴事件。

这场辩论下来，哈市知青觉得很丢面子，伤了自尊。几个人商量一下，觉得“狍套”太狂，看不起我们哈尔滨，应该教训他一下，但是又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商定不许下狠手。

这天，几个哈市知青围在一起说起了家乡哈尔滨，赞扬故乡的美丽风貌。这时一个外号叫“狍套”的上海知青听了很不服气，他平时就好较真，于是过来发表言论。他说哈尔滨比不过我们上海。于是双方都说自己家乡好，你说我们有松花江，他说我们有黄浦江；你说我们有中央大街，他说我们有南京路；你说松花江畔美如画，他说外滩搞对象的排成排，你说哈尔滨有北方大厦高九层，他说上海有上海饭店高十几层等等等等。开始双方还心平气和，后来就真的开始较真，谁也不服谁。比来比去，上海知青“狍套”总的说占了上风，“狍套”说到高兴处洋洋得意、摇头晃脑，不免言语有些尖刻。

另外那时候大家正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又都争强好胜较真，哈尔滨知青与上海知青之间也引发矛盾。

但是上海人 互相说话总在用他们的地方话（这也是必然），有时用上海话发泄他们的不满，常令北方知青产生怀疑，以为在骂我们。常常因为说话表达的意思听不懂而引起猜疑不满，这是双方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

尽管上海知青经常辩论，但是绝大多数上海的男知青是比较文明的，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说话做事绝大多数人文质彬彬，几乎没有发生过内部或者与哈市知青争吵和打架对抗的事件。

进屋后，邢东善、鲍军江大声地说：“你们吵吵什么？能不能说话小点声音。”这一声大喝，一下子使上海知青辩论的双方顿时停止了，不再争辩下去，我们于是得胜而归。此后上海知青之间的辩论少多了，声音也小了不少。说真的这次哈市知青真不是去打架的，只是想制止一下这种现象，防止继续发展下去，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平时哈市知青有点看不惯上海知青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无法忍受这种天天的吵吵嚷嚷。哈市知青中像鲍军江、张玉林、邢东善阎海林等都膀大腰圆，身高在1.80米以上，此时便借题发挥带领着大概能有十几个哈市知青冲进他们宿舍，不让他们吵嚷。

上海知青由于来自同一个学校，文革中形成了两派，他们之间常常在宿舍里发生激烈的辩论，争吵声音很大。记得有一次是休息日，哈市知青在宿舍里闲谈，而一墙之隔的上海知青又用上海话在大声地吵嚷，开始了两派激烈的辩论。北方知青听不懂他们说的啥，但是他们的大声喧哗和争吵实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休息。

这时连队里已经有1968年先到的一百多名哈市知青，由于南北知青分开管理，互相缺乏交流沟通，这样不久就因语言和生活习惯等原因，再加上一些地域观念，使两北两地知青发生矛盾对立，有几次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地步。因此当时连队里形成南北知青两个阵线，各有一百多人，人数上势均力敌。后来又来了三十几个北京知青，他们是六九届岁数小、人数也少又是北方人，加之语言上的区别，自然站在了哈市知青一边。哈市知青粗旷豪爽，身强力壮，当然占了上风。

我们连队的上海知青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来到的，他们是上海市光明中学的学生。五月下旬又来了上海市闸北区的三十多名知青。这样全连队共有一百多名上海知青，他们单独编成两个排与哈市知青分开管理。

上海知青没听说过“哈拉子”这词，他们又不好意思问，在心里直琢磨，这“哈拉子”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骂我们？

但是二百多知青的到来，不仅连队里人满为患，而且劳动力也人浮于事，常常一个人的活两人干，同时还给连队的生活住房烧柴粮食等各方面都带来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再也没有了1968年5月至10月间的比较好的生活。

哈尔滨知青都穿着黄色军装，上海知青发的服装是草绿色，而北京知青穿的棉军装的颜色是暗绿色。一看衣服的颜色就知道是哪地的知青。连队里还充斥着各地的口音。有京腔京味的北京调，叽里哌啦的上海腔，带着地方音的哈市普通话，当地老职工更是有土腔土调的当地东北语，粗声大嗓的山东味，真是南腔北调、五湖四海，四面八方。正像毛主席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这时连队里哈尔滨、上海、北京等地知青的数量已达到了二百三十多人，连队里到处都晃动着知青的身影，而且他们习惯各异，衣着颜色也不同。

他们来的时候正是一九六九年秋天的雨季，连队的秋收在绵绵的雨中艰难的进行着，从团部到连队的道路泥泞不堪。他们到连队的那一天，发现房佩茹和一个姓唐的两位北京女知青的行李被错发到了三连。于是第二天连里派徐志忠开小型车到三连去取她俩人的行李。不料由于道路被雨水淹没造成翻浆，车陷入泥潭无法开出，整整一天都没有开出来，只好第二天再派出履带式拖拉机才开到三连取回行李。

后来他们有几个还分到我们排，我常和他们在一起谈天，唠唠北京的事，回忆起我在北京的的童年往事。我们关系处得非常好。结下很深的友谊。浦建华、李荣光、张华民为人正直善良，工作积极努力。还有蒋志强，记得1969年涝灾，由于缺粮我得了夜盲症，到了晚上和瞎子一样。他让家里寄来鱼肝油，给我吃了几粒，我的夜盲症才好了，想起这些我真的特别感激这几个北京知青。

我因为出生在北京，对他们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北京知青来的那天晚上我特别高兴，他们一下汽车，我就抢上前去，帮他们拿行李，问寒问暖，真好像是自己的亲弟弟来了一样。

同年九月我们连又分到三十名北京知青。他们是一九六九届初中学生，比我们岁数小，稚气未脱的脸上充满着欢乐。他们都穿着暗绿色的军棉服。我现在能记得名字的男知青有张华民、浦建华、杨铁成、蒋志强、李荣光等。北京女知青有周希英、刘顺珍、房佩茹等。

上海知青经过十几天的学习，不久开始参加劳动。

第二天晚上，全连在连队大食堂会议室召开欢迎上海知青大会。会前我们之间互相拉歌，连领导代表全连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各班排的代表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我们宣传队还表演了节目。其中我们跳的《雪山升起红太阳》的藏族舞蹈受到他们热烈欢迎，掌声不息，我们不得不返场再演一遍。欢迎会的气氛十分热烈。

上海知青人数众多，晚饭后男男女女三三俩俩都到连队的四周散步，满山遍野的绿军装，使早春荒凉的黑土地上显露勃勃的春机。他们不像北方知青那样愿意聚在屋里围成一圈天南地北的唠嗑，更愿意在大自然中寻找乐趣，也许是在那高楼林立的上海很难看到这黑土地上的广褒辽阔的景色吧。

其实在上海五月早已经很热了，而在黑河边疆地区还算早春吧。但是尽管春天有点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迈着蛮缠的脚步到来了。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冰雪已经融化，向阳地里已经看到了新长出来的绿色小草，拖拉机拉着播种机已经在无垠的田野里奔驰着播下麦种，到处充满着春天的气息，充满了勃勃的生机，而上海知青到来更给我们增添了春天的感觉。

五月初的黑河天气乍暖还寒，尤其晚上依然很冷。上海知青晚上十点多钟在我们老知青的迎接声中到达连队。我们非常热情的欢迎他们到来。下车时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绿色棉大衣，但第二天早上一看，他们已经脱去了棉衣，外衣里面都已穿毛衣毛裤了，而我们这些真正的北方知青却依旧穿着棉衣，感觉他们比我们还抗冻。

一九六九年三月末斗批改运动结束了，我们在四月份开始了紧张的春播劳动，至四月底结束。五月八号后一百多名上海知青分两批来到了我们连队。他们大部分是黄埔区光明中学的，另外有三十多人是上海市闸北区的。光明中学是上海市的重点学校，高、初中生都有，男生都很文质彬彬，长得比较白净。

一看衣服的颜色就知道是哪地的知青。

知青来自各个学校，不免带着学校的山头，又都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干活时生龙活虎，出操跑步各项活动争先恐后，整编后，各学校的知青们逐渐的融合在一起，更加团结。

一些知青分派到了连队的各个岗位。机务排扩充了不少知青，张君、王盛臣、徐志伟、王跃华等先后调到了机务排，吕松江和卢凤桐调到了连队小卖店；许志华调到了连部担任文书，吴伟任会计，杨义调到了木工班；程玉华、卢亚滨担任连队小学老师，程培华、崔玉莹分别担任了女生一排和二排排长。他们充分展现了知青文化水平较高、来自大城市思想观念先进的特点，使连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哈市知青来到后，连党支部对知青排几次整编，我被调到了七班担任副班长,班长是严海林;他是28中66届的,为人很豪爽。他对我很好,看到我穿的回力球鞋坏了,还送给我一双回力牌球鞋，我也将自己的布票送给他。

第二天，连党支部开始对新知青进行学习教育活动，知青中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一批表现较好的知青被任命为班、排长。连队党支部还请我们先到的知青为他们谈体会和感想，会场上互相拉歌。毕竟年轻人充满着火热的激情和革命理想，而且集体生活又有着凝聚力。很快知青们认识到我们来到生产建设兵团是为了屯垦戍边，建设保卫边疆，于是重新充满了活力，响起了欢快的歌声和笑声。许多知青写信告诉家里这边的情况。

也许很多知青真的是不情愿和无奈的选择了下乡的道路，他们对边疆的生活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他们将度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天。

但是这批来到的知青很多人，肯定没有我们到来时的那种心情。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充满理想和热情的男女知青，但他们从繁华喧闹的城市一下到落后偏远的边疆军垦农场，内心产生巨大落差；本来他们也许在路上还有一种新奇感，但到这里后迎接他们的不是他们曾经所憧憬的青山绿水、麦浪滚滚，而是唿啸的刺骨北风、漆黑的夜晚，荒凉寂寞的北大荒，被白雪笼罩之下的冰雪世界，是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另外还有拥挤的宿舍，很少有肉味有油水的饭菜，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有的女知青没下汽车就哭起来了。

汽车驶进连队的操场，顿时连队里人声鼎沸，七十多名新知青来到了。操场上到处都是人和行李。我们拥上前去欢迎他们，抢着帮他们拎行李，领着他们去宿舍，为他们打来热水，连里到处充满着热闹喜庆热烈的气氛。他们一下车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五月来的知青感到挺自豪，因为我们已是军垦老兵了。

终于在漆黑的夜晚里，我们看见一串闪闪的车灯行进在蜿蜒的公路上，寂静中由远及近传来一阵汽车轰鸣声。新战友来了！我们热烈的夹道欢迎，女知青还热情的唱着“来吧来吧，快来吧，有志的年轻人，来吧来吧快来吧，亲爱的朋友们……”的歌曲，大家都异常兴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号是他们到来的日子。那一天我们为他们烧好开水，把炕烧热，食堂准备好热乎乎的汤菜和馒头，做好各项准备。虽然他们要在晚上十点多才能到达连队，但是我们早早的就到连队前的土道上向新战友来的方向翘首遥望，迎接他们。

黑河地区的十月已经入冬，树枝早已经被唿啸的北风刮得光秃秃的，雪花常常着急的飘落下来，气温也降到了零下十几度。

得知新知青到来的消息，使我们特别高兴，我们提前准备了好多天，打扫卫生，修建收拾好了宿舍，搭好了火炕。这次来的人多，住的突显紧张。于是我们住的单层铺改成了双层铺，一个屋本来住十几个知青，这次一下子得住三四十人了，显得十分拥挤。总之我们做好了迎接准备，做到万事俱备。

哈尔滨市这时已采取强制手段动员各校学生下乡，老三届毕业的学生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去下乡，不去不行。各个单位都成立了专门动员知青下乡的部门，还开办了动员老三届上山下乡的家长学习班，通宵达旦，家长不同意孩子下乡就不结束，而且街道的干部还到学生家里去动员。有消息说，十一月份以后走的学生将是到农场或者到农村插队，条件更艰苦。因此许多青年学生只好匆匆告别父母亲人，奔赴边疆。家里的父母更是热泪涟涟的送孩子离家远行，有的家庭甚至一次走两、三个孩子。

这时全国都掀起老三届学生的上山下乡高潮，各级党组织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一九六八年九月上旬我们连接到上级通知，十月份将有七十多名哈市知青分到我们连，让连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他们主要来自哈尔滨二十八中、七工读、四十中等学校。

剩下的就是1968 年 5 月份来的哈尔滨知青三十余人, 其中 5月8日第一批到的知青共有十八名，十二个女的，六个男的，自称十八勇士。他们不是一个学校的，五月二十六日第二批来的15人全是哈尔滨四十中学的,只有我一个人是五月三十号来的。虽然大家以前并不认识，但很快就融为一体。

以我们连队为例，我们连里共有一百余人 (包括家属) ，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其中一九六六年三月38军集体转业的十几名军人，他们大部分担任连、排、班干部,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良好的作风。他们用部队的优良传统和管理方法来教育管理我们。还有就是三十多名当地的老职工和家属，尽管他们来自山南海北,但淳朴善良、热情好客。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大特点，是云集了京津沪杭哈几大城市男女知青，他们从陌生到融合在一起，共同为屯垦戍边做出了积极贡献。

知青来自各个学校，不免带着学校的山头，又都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转载自公众号：30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