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打了地主一耳光，再踹上一脚 

作者：章孟杰  来源：公众号新三界

作者简历_章孟杰，1964年初中毕业即赴大巴山社办林场当知青。1975年秋以“黑五类子女”之身调回重庆，在磁器口码头当搬运工。1978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高级教师。曾任沙坪坝区第八届、九届政协委员和第十四届、十五届人大代表。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沙坪坝区委会专职副主委，重庆作家协会会员。

 

原题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

作者：章孟杰

 

“阶级斗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报刊、广播、电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能看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幅大标语。据说有人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就是要粉碎他们的阴谋。

说实话，未出校门之前，“阶级斗争”对我而言是一个模煳的概念，有关它的知识全部来自书本上和老师的教诲，头脑中的“阶级敌人”早已公式化如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之流，他们一个比一个残暴奸诈荒淫无耻。1964年9月我落户到川东北大巴山社办林场不久，就有幸目睹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并参与其中。

记得那是到达林场的第三天，一大早公社书记就上山来到林场，告诉我们今天不用出工，参加批斗大会。当时我们初到林场，临时住在农民腾出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三合院，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男生集中住在堂屋，女生住在厢房，三合院的中间是空坝，开会时可容纳200多人，主席台就设在堂屋门口。听说要参加批斗会，大家都为能亲眼见识阶级斗争而感到兴奋（现在想来那似乎是专为我们安排的），有人事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课。”

吃过早饭后，参加批斗会的农民陆续来到会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大多穿着用家织的土布做成的衣服，颜色是极其难看的青蓝二色，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分男女头上都裹着白布头帕，和我们的衣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坐下后，男人们就开始卷叶子烟抽，妇女们有的忙着纳鞋底，有的敞开怀奶孩子，会场上顿时烟雾弥漫，人声鼎沸。

被批斗的是一个姓何的地主，大约有40多岁。他也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布衣衫，除了左胸缝着块儿写着“地主”两字的白布外，和其他农民并无两样；他身体干瘦，头发和胡子花白，这也和其他农民无甚区别，只是脸上的表情是卑怯的，这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大相径庭。他站在主席台下，面向批斗者，低头弯腰。他的老婆和几个儿女坐在第一排陪斗。

批斗会开始，先由公社书记宣读他的罪状。我们初到大巴山，对川东北话不熟悉，听起来很吃力，边听边问总算弄明白大半。原来他的罪状是故意把自家饲养的牛放出去践踏了生产队的庄稼，这充分暴露了他对人民公社的仇恨心理。姓何的地主嗫嚅着说：“我有罪，我破坏了集体财物，我不该让牛挣断牛鼻索跑出圈去……”他话还没说完，人群中就有人大声呵斥他：“你还在狡赖！你明明是故意的！”公社书记高声说：“社员同志们，知识青年们！敌人是狡猾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我们要随时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

听了公社书记的话，几个男知青愤怒地冲上前去揍那地主，直打得他双手抱住头，连连躲闪，嘴里哇哇乱叫。人群中马上有人喝彩：“打得好！”受到这叫好声的鼓舞，我不假思索地大步冲上前去，对那地主说：“把你的变天账交出来！”因为我在学校上政治课时，老师告诉我们，地富分子都有一本“变天账”，上面记着谁分了他的田地和财产。一旦国民党反攻大陆回来，他们就要挨家挨户变本加厉进行清算。

那地主鼻孔流着血，昏花的眼睛木然地望着我，似乎没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我气愤极了，一耳光抽在他的脸上，然后又踹了他一脚。地主倒下了，他的老婆哭喊着扑上前，跪在我面前哀求我莫打了。我心里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但随即看到坐在前排的他的几个儿女眼里露出仇恨的目光。

批斗会结束后，公社书记表扬了我们，说我们阶级立场坚定，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同时又提醒我们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注意提防地富分子的报复。他的表扬使我们都很兴奋，大家议论纷纷，都认为今天收获很大，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十三四岁的农村女孩背着菜走进院子。我们初到林场，没有菜吃，公社领导号召附近生产队的农民为我们送菜，所以几乎天天都有人送菜来。看见这个农村女孩送菜来，我们赶忙收下并连声感谢她。她放下菜却磨磨蹭蹭没有走的意思。正当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那女孩鼓足勇气小声说：“知青哥哥，求你们以后别打我爹了……我爹现在都起不了床……”

“啊！”一瞬间我们醒悟过来：她是被批斗地主的女儿！我们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突然间不知是谁说了声：“狗地主想收买我们！”这句话提醒了大家，众人捡起菜朝她扔去，边扔边说：“谁要你的菜！想收买我们？没门！”

那女孩愣了一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转身跑了。看见这种情景，几个女知青不满地嚷道：“不要太过分了！欺负人家小女孩算啥子英雄！”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

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后来与农民交往多了，才知道姓何的地主在当地算一个人精。新中国成立前，他家原本也不富裕，但这家伙脑瓜子活络。大巴山到处是桐子树，盛产桐油，当地农民用来点灯、漆水桶，除此以外别无他用，因此卖不上价钱。这姓何的不知怎么打听到桐油在外地是紧俏物资，就低价收购，贩运到成都卖大价钱，不久就富起来。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年，附近一个财主家因抽大烟家境败落，姓何的就趁机低价把他的十几亩田地买过来雇了几个农民耕种。

新中国成立后搞土改，按政策他自然被划定为地主成分，而那卖地的财主反倒成了贫农。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难怪农民谈起他时笑他“捡了顶地主帽子戴”。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为自己当初的举动感到不安。

后来“文革”爆发，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我那中央大学毕业、曾当教授的父亲被造反的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带铜扣的军用皮带暴打直至惨死，那简直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

有人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看未必！它除了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仇恨，还能有什么作用呢？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靠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哪里靠的是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呢？这是后话。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多次被叫去参加全公社的批斗会。常常是几十个地主富农被民兵用枪驱赶着来到会场。他们衣衫破烂，表情呆滞。印象中最深的是一个80多岁的老地主婆，走路颤巍巍的，似乎站都站不稳，由她的两个儿子搀扶着也来挨斗。他们左胸前都缝着一块标明地主或富农身份的白布。（后来上大学时读了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着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后，才知道这种做法源于纳粹德国。那时在德军占领区的犹太人都得在左胸上缝上一块白布，上面画上一个黄色的六角星，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批斗会的形式一般都是先控诉他们的罪恶，然后专门有一人带领大家高唿“打倒×××”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会场气氛肃杀。

最初参加这类活动还有新鲜感，逐渐就感到索然无味。到后来一些出身不好的知青的父母也被批斗，同病相怜，大家终于对这种阶级斗争失去了兴趣，再逢开批斗会就纷纷当逃兵了。

1986年暑假，我带着儿子重返大巴山，去看望在改革开放中已初步摆脱饥饿贫穷的乡亲们。我又看见了姓何的地主。只不过现在他已不是地主了。“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在宣布撤销人民公社的同时，为全国几百万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这无疑是最能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政策之一），他现在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了。

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摆谈中我得知他又干上了经商的老本行，就是把乡亲们家里的鸡鸭及蛋类收购起来贩运到城里去卖，从中赚差价，这使他又成为农村中率先富起来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我更祈愿那荒唐的阶级斗争闹剧永远不要再在这块饱经磨难的土地上重演。

 

（本文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