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心目中的陕北方言 

作者：王克明

本文来源公众号：“ 30号院”

中国人几千年都是：鬓发已衰白，乡音仍不改。各个地方的方言，就这么几千年交流，交流到十年前。它妨碍历史进程了吗？没有。可现在呢，小学没念完，乡音改完了。

来源：豆瓣“晋语”

原标题：

《王克明：知青心目中的陕北方言——在延安大学的讲座》

我是1969年初到1978年底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我现在的主要兴趣是观察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梁向阳院长让我讲一讲“知青心目中的陕北方言”，那么我就谈一谈我所认知的陕北方言的存在，和陕北方言的消失。

方言的存在——在我心目中，方言的存在，都具有历史继承性，表现出文化差异性。

历史继承性：“听见古代”是文化的认知和体验这张老照片是我刚插队时候的余家沟，我在这里住了10年。它在河庄坪西边那条大山沟里，进山20里地。六七千年前，延安还是一片荒原，新石器的时候，那儿就有人住了，那儿出土了新石器工具和尖底瓶。从地里面的东西看，这么多年来，那地方一直有人住。现在它离延安城不远，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但以前得步行4个小时。4个小时的时间距离，使得它与城市完全无关，地处偏僻深山了。

150年前的一场动乱，使余家沟的原住民死的死跑的跑，一个人都没剩。我在那儿时候，古窑洞的墙壁上还留着当年杀人时候喷溅的大片血迹，山洞里还埋着原住民逃跑时候藏起来的包裹，里面有清代的衣服、毛笔，寸金墨、账单什么的，还有这么大小的三寸金莲小鞋。那场动乱以后几十年没人。然后，余家沟的居民，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才从榆林下来的移民，以横山县人为主，也有绥米脂等地的。我插队10年听到的陕北话，基本就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说的陕北话。

46年前，刚到余家沟的时候，乡亲们热情接待，围上来说这说那，问长问短。但我们听着是叽哩咕噜，像一派“胡”言，外国话，听不懂。而我们一说话，他们就说“害怕”，很奇怪，不知道怕什么。过些天才知道，不是“害怕”，是“害不哈(hà)”，意思是“不懂”。这个“害不哈(hà)”挺奇怪，你说它是土语吧，那时候可觉得它是外语。后来才明白，它就是“解不下”，“解下解不下”。“解”音近“害”，古声母，东晋陶渊明就这么说。他的《搜神后记》卷九里：“卜者曰：远诸侯，放伯裘。能解此，则无忧。”连唐代大德高僧开悟的时候，一下大彻大悟了，也说“解下”了，唐《敦煌变文·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诸山坐禅解下日，罗汉得道日，提婆达多罪灭日，阎罗王欢喜日，一切饿鬼总得普同饱满。”这说明，这个词它可不土，用它可以说最高深的事情。

那时候，村里人看知青可怜，觉得是落难娃娃，常叫我们去家里吃饭。做点儿好吃的，就叫。我发现，老乡家锅台比我们的好看，黑色上面散布一些白点儿。我们的就是用泥土抹平的。我问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灶火跟前焊些儿鸡蛋壳壳，教好看些儿。”我纳闷：弄个鸡蛋壳壳，怎么叫焊？没有焊枪不用焊条，又怎么焊？弄不懂，始终解不下，好几年。

1976年，我还在余家沟学大寨，那会儿我已经插队七八年了，在村里当大队书记。进城来钻进延安新华书店，见着本新书，宋代沈括的《元刊梦溪笔谈》，还是影印古版的，元代东山书院刻本，1975年12月版，1.60元。在那个类似焚书坑儒的年代，见不着什么书，看见这么本书，不管解下解不下，赶紧买下再说。为什么这书能出版？那时候政治运动开展得深入，活人批判得差不多了，就一直深入到批判古代人。这书相当于大批判参考材料。所以我有幸能买到。

在油灯下读《梦溪笔谈》时候，看见一个“陷(hàn)”：“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陷其间，泥封炼之。”嵌入，镶嵌。陕北管鞋叫“孩”（音）、管门限、门槛叫“门汉”（音），那这个“陷”，就是陕北焊鸡蛋壳壳的“焊”了。农家用猪血和泥，和得坚坚的——就是劲道，抹得光熘熘的，把碎鸡蛋壳壳镶在上面，星星点点，相当于螺钿那意思。螺钿是用碎贝壳，镶在什么物件儿上。后来看到白居易《题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韵》诗句：“裙翻绣鸂鶒，梳陷钿麒麟。”陕北的“陷(hàn)”鸡蛋壳壳，跟螺钿是同样的美学追求。

于是我很奇怪，余家沟人说沈括时候的话？那时候开始，我对陕北话发生了兴趣，产生了敬仰。就开始记录一些觉得有意思的词。回北京以后，一直没停。八十年代开始，我就常回陕北，所以能持续地记录，兴趣也越来越浓。

到2000年后，我终于有条件琢磨他们，研究它们，钻故纸堆，整理成了一本书，叫《听见古代》。为什么叫《听见古代》？你想，我们到了一个古迹跟前时，身处历史上什么事情发生的环境，我们会发思古之幽情。啊，扶苏原来就住这山头儿上；郝连勃勃在这儿时是水草丰美的，不是荒沙一片；李继迁是从这个村子出走的，奔了地斤泽；范仲淹在这儿写下了“浊酒一杯家万里”，名句啊。就连这本书的封面，也可以让你感知古代迎亲的情景。这是1992年初，我在我们余家沟的山上拍到的迎亲画面，前面是吹吹手的，后面这一队里，新娘子骑在一匹马上，马是最高级的了。那时候还很古代呢，十几年后就都改汽车迎亲了。这是说环境。

对于声音呢，我们听到古琴、泉州南音那些古音乐，听到方言古语，也可以有这样的思古之幽情，有这种文化的认知和体验。我把这就叫做“听见古代”，实际上就是听见历史继承性。历史继承性，就是今天的文化里活着古代的文化。

那会儿在一起劳动，农民常好说笑，互相厮骂，“和尚小子”、“夃(ɡài)老小子”、“串门子货”什么的。女知青听了好奇，问什么叫“夃老”。农民互相看着，没人回答。问多了，农民随便应付：“念过高中的就是夃老。”女生一下高兴了，说她爸她妈都是“夃老”，他哥也是。一群人就哄堂大笑。为什么笑？谁知道？

原来，这“夃老”在陕北话里，指婆姨有外遇的人，即戴绿帽子的男人。那时候觉得这个词可怪了。现在知道是从元代明代继承来的了。元代无名氏《村乐堂》杂剧第二折有个“得恼”：“同知这早晚做了个糟得恼了也。”从剧情可知，这个“得恼”，就是现在陕北词义，是说这同知（县官）戴绿帽子了。到明代，语音转移成了“夃老”。词义呢，本来它是“私娼者”的丈夫，到明代有所分离。明代周祈《名义考·人部·夃表》：“俗谓倡曰表子；私倡者曰夃老。”但陕北的“夃老”，读音是明代的，词义却完整地继承了元代的。明清还有个同音的词“盖老”，指丈夫。《水浒》24回：“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清代翟灏《通俗编》：“夫曰盖老，妻曰底老。”现在陕北的“夃老”，也正有丈夫词义。

我们来插队那会儿，陕北是一片童山秃岭，没有植被。不像现在，退耕还林多少年了，满山绿色，郁郁葱葱。那会儿平均几个山头一棵树。可过日子的燃料就靠破坏植被来解决——砍柴。柴很少，连悬崖边上的都想砍，然后我们一知青就掉进天窖钵子了——山水冲出来的深坑。一块儿去砍柴的北京知青高喊救人：“掉下去啦！培义掉下去啦！”不远处就有农民，光直起腰来张望，可就是不过来救人，见死不救啊简直。后来觉得学生娃娃语气太紧张了，才过来看。一看，哎呀！“踼(tànɡ)下去了！”赶紧救人。原来，陕北人没听懂“掉”。陕北说的，“掉”是丢失，“吊”是用绳子坠着。摔，陕北说“踼(tànɡ)”。如果他高喊“培义踼下去了”，肯定来紧急救人。喊“掉下去了”，村里人想：吊下去了，干吗不吊上来？这个词，汉代《说文》里就有了：“踼，跌踼也……一曰抢也。”《汉书·王式传》里也有：“式耻之，阳醉逿地。”唐代颜师古注释说：“逿，失据而倒也。”到清代，山东人蒲松龄还用这个词呢，《聊斋志异·神女》：“生大醉逿地，但觉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不知现在有多少方言里还使用这个古词汇。

原来陕北农村多养狗。我当大队书记时候，秋天农忙为了背庄稼，半夜三四点就爬起来叫人上山干活儿，月光如水下面，为了进村儿，我一个人曾经半夜在高高山上跟六只狗战斗。那时候养狗多，于是就有一个声音，几乎天天能听见，就是人冲着狗发出“瘦”的声音，是使唤狗、撺掇狗的声音。实际上这字是“嗾(shòu)”。训练狗也是“嗾嗾”的，我们原来养狗时就那样儿。这“嗾”呢，也是指人撺掇狗的行为。比如说，人家路过他那里，他好凭无故嗾狗咬人家。所以，它又是象声词，又是动词。

谁能想到，就这么个村野声音，它竟然是个上古文言词汇，文献里有。2600多年前，人撺掇狗时，就是“嗾”。《左传》宣公二年：“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那个暴君为巩固统治，嗾狗咬赵盾。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是动词。汉代扬雄《方言》说：“秦晋之自冀陇而西，谓使犬曰嗾。”宋代的《广韵》也记：“嗾，使犬。”同时，这么长时间里，它也一直是象声词，文献里也有。汉《说文》和宋《广韵》都有：“嗾，使犬声。”两千多年来——上万年也有可能，陕北的狗一直就这么被人“嗾”着。你看看陕北方言的历史继承性，有多稳定。

我来延安第二年年初，就赶上了一次白事，丧事，我帮人抬木椟——棺材，一直抬着钻进墓窑子里面，看风水先生安顿棺材。然后回到村口，有老汉“噗通”跪下给我磕头，谢我。那时候就听陕北人不说“他爸死了”，而说“我大老了”。咱们听着明明是说岁数大，而不是说死亡。其实，战国时候，“死”就这么说了，《荀子·仲尼》：“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没法儿像老百姓那样活够了才死。到唐代，诗里也有，子兰的《城上吟》：“古冢密于草，新坟侵官道。城外无闲地，城中人又老。”说城外坟墓已经很多很挤了，没空闲土地埋葬了，但城里还在死人。

除了“老”，陕北也说“老去（音壳）”。这个词，最早的可以看到元代房皞的《思隐》诗里有：“情知老去无多日，且向闲中过几年。”那时候不念“老去”。因为那时候还没有J、q、x声母，这些声母是明清时候才出现的。那时候“去”基本是“k”声母。就像现在陕北话说的，“去”念“克”。你哪儿去了，陕北说“你哪‘克’来？”呵斥狗“去！”陕北说：“克！”骂上人是：“哎——给老爷‘克’你妈！”痛快。所以元代那个“老去”，差不多就是念“老壳”。

如果一直还有文言文教育，我们今天对方言词汇的认识，可能就不会从惊讶开始了。因为方言的很多词汇，普通话里没有的，文言文里却有。为什么呢？因为文言文里的词，都是来自当年的口语。使用白话文的人群，远离了文言文，对那些词汇就生疏了。但方言里还继承着那些词，很多很多。比如关于“死”的说法儿，不光是“老”、“老去”，还有“殁”、“没下”、“尸解”、“命过儿”。这些都可以在古代文献中看到。如《国语·晋语》四里面：“管仲殁矣，多谗在侧。”宋代无名氏《张协状元》戏文第二十出：“尀耐杀人可恕，无礼难容！贫女那贱人，十人打底九人没下。”一些早被世俗社会遗忘的词汇，两千年后却还能在陕北乡间、拐沟圪拉的农民口语里说着，表现出了稳定的继承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里面保留了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比如“尸解”，是道家认为修成道的人，尸骸在这儿放着，魂魄却散去成仙了。汉代王充《论衡·道虚》：“……尸解而去，其实不死。”过去说是迷信嘛，实际上就是相信一些观念，保持一些观念，所以也能把词汇传承下来。陕北还有个词，年轻着呢就死了，说“命过”，音“敏故儿”。隋代时候，未及寿终而亡故，也说这个词。西域《高昌延和四年某甲随葬衣物疏》：“佛弟子某甲五戒，专修十善，宜向（享）遐龄，永保难老，昊天不富，以此月忽然命过。”这些词汇这些东西，被大家说成是“方言土语”，官方也就拿这话作为限制方言的一个理由，说“方言土语泛滥”了。其实，它们不是“土”，是“古”，是方言古语。从上古到今天，我们看到，古词汇在方言里的一脉传承，反映出了农业社会在一些价值观、世界观方面的传承，这样的传承又对古词汇的传承起到了稳定作用。站在今天回头去看古代，我们是想从方言里，追溯咱们的文化在历史中的进程。说方言是文化的缩影，是有道理的。

2.文化差异性：有差异才有文化的认知

方言现在听起来，往往跟别处不一样，这就是方言的又一个意义了，就是它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性。你比如，咱们陕北说“那娘娘（niania）的”，意思是“他的奶奶”。那娘娘的老康健。是说他的奶奶很健康。陕北说“那娘的”，意思是“他的妈”。那娘的夜天走城了，是说他妈妈昨天进城了。还有“那男人的”，意思是“他的男人”，他丈夫，等等。但你直译成北京话，或者普通话，“那娘娘（niania）的”就是“他奶奶的”，“那娘的”就是“他妈的”，都成了骂人了。

陕北话里这种词序，现在让人奇怪，其实很早就有了，元曲里就有“他大的”了。元代张国宝《罗李郎》杂剧：“还不够一两日，他将唾盂儿不见了，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这个“他大的”，就是“他的大”、“他父亲”、他爸。这是陕北话一个与众不同的继承，形成了一个差异现象。

陕北话还有一个与各地方言不同的词，叫“好少”。“今天这礼堂里，好少的人也！”各地方的人都会以为我说人少，北京人理解，也会是“很少”。但这个“好少”的意思是“很多”，是感叹“这么多”。“学校嘛，好少的学生娃娃了”，是说学生多。它也指里程多、路程远。比如说“咱这搭儿拉宁夏走，好少的路咧”。这个“好少”也是元代口语里就说的。元代杨显之的杂剧《潇湘雨》里，在发配路上，押犯人的对冤屈妇女说，这大雨要是把你淋死呵，我就省劲儿了，他说：“这沙门岛好少路儿哩！”就是说沙门岛还远着呢，你要是死在这儿了，我就不用跑那么远了。沙门岛在山东烟台沿海，宋元时候往那岛上流放犯人。这个词，古今词义一样。这也是陕北话里一个独特的继承。这种历史继承性，表现出了它与其它方言的差异。

陕北人爱说“?”（音求），张口闭口都有“?”，?咋二五，?眉憷眼。我一个朋友，原来是在河庄坪的红庄插队的，了解陕北，对陕北话的“?”字，一直保持幽默感。他在湖南做事，接触的人里，有叫“刘美球”的、“张要球”的、“李曼球”的、“张达球”的等等，那边好多人名字里有“球”。我以前也见过一位叫“钱生球”的。这要放在陕北的文化里，肯定不能被接受：“叫个什么不行，就要叫个‘?’？”因为文化有差异。陕北叫“尿盆儿”的都有，就是没有叫“球”的。语言的继承上，南北方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名字，陕北人听着觉得异样。

中央一刊物，叫个《求是》。它本来是实事求是的意思。可陕北人听着就不对，就觉得是说垮台了，倒塌了，阳痿了，一满不行了——“?事”了。“叫个《红旗》就对了嘛，非要改个‘?事’？”人民公社那会儿，Mao Tse-Tung时代，陕北农民常说“而今（音个）这世事是个‘?事’”。是说那会儿那社会太差了，让人没法儿活。其实，陕北这个“?事”，是从元代继承来的，元代写的是“丑势”，王大学士散曲《点绛唇》：“一个道一阵黄风一阵沙，一个天生丑势煞。”普通话里没这个词。所以这些幽默就出来了，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就出来了。

每种方言里都有古语，有多，有少，但都有它的历史继承性。不一致的文化继承形成了差异。有了这些不一样，才能有对文化的感觉、才能有多样的词汇、丰富的语言。有了差异，才会出现文化的歧视现象和文化相对主义等等。假设没有了这些由古代传承而形成的文化差异，你就感觉不到、观察不到民俗的存在和传承的进行，观察不到那些社会结构和美学现象，观察不到不同地方人的精神依托。由于差异而形成的文化认知就消失了，就没文化了。

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陕北方言存在的重要价值。

方言的消失——可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各地都在担心，方言进入了一个消失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必然性的吗？或许应该有一个价值判断。在我看，应该从文化适应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认识方言的消失。

1.文化适应性：传统文化应该和平长入现代文明本来，为了持续地从土地上获取食物，保持稳定的食物来源，适应不同地理条件的生存环境，大家就选择了共同的认知，共同的行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语音，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这就是它的适应性。

文化适应性就是群体的生存选择。

拿陕北方言说，那个“嗾”狗的传承，就是文化的一种适应性现象，不管哪个民族，他在陕北住下——历史上来的多了，要让狗跟他合作，他都得“嗾”。不“嗾”，狗就不服从他，不为他打猎，不为他撵狼了。只有在蛋白质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战乱，饥荒，才出现以移民为载体的文化的适应性变化。古代移民的文化选择的原则，就是继承性和适应性。

适应性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文明中，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形成了文化的变迁。这里面，方言的变迁也是难免的。比如客家人是族群迁徙的，他从北方到了南方，得适应那儿，环境迫使他建设起土楼，聚族而居，这就建立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但里面一定会有新的适应，会加入些新的词汇新的语音，这样使祖先的价值观和语言等等基本稳定地传承了下来。这个生存环境不变，再没有新的东西加入进去，文化就稳定在那儿了，适应了。

随着农业文明的消逝，牛踩场没有了，打连枷没有了，驴驮粪没有了，许多农耕文明中使用的词汇，都将离我们远去。新的方言词汇出现，比如打点滴输液，陕北叫“吊液体”，汽车钥匙孔，陕北叫“匙位子”，这些是农业文明时代没有的词汇。它告诉我们，新的文明来到陕北了。

在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那些在早期自己成长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西方国家，跟后来在外部的刺激和挑战下，才走向现代化的那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内生型现代化的成长，带有自发的和渐进的特点，它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文化方面则表现出自发的文化适应，是逐渐适应的。外生型的呢？政府要直接干预和介入现代化进程，成为实际组织者，力量大。于是出现激进的成长，暴发户一样的成长。这时，文化方面就表现为人为的文化推动，与之相应的，是被动的文化适应。

世界上最早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源地。它的文化有没有继承性呢？今年春天我在英国照了几张照片，可以从里面体会到英国的文化生态。比如，现在在英国，你可以在唐代的庄园里喝茶。你坐在1000多年前人坐的地方，往窗外欣赏1000多年前就有的田园风光，绿草遍野，羊群散落，没人开发。你看到的竟然是农业文明景象。你可以在宋代的教堂里祈祷。它保留着宗教文化，比较完整。你可以在元代的大学里上课。这个剑桥，元代开始有了校舍，房子，它建校的时间实际上在中国宋代时期。你可以在明代的酒店里住宿。几百年的房子，没变成收门票的旅游点儿，而是一直在经营。你即使住民宅的家庭小旅馆，也可能一住就一个中国清代时候的房子。最奇特的感受是，你可以在清代的地铁里坐车。英国开始修地铁的时候，中国正闹太平天国。伦敦开通地铁那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陕西回乱刚第二年，还没乱到陕北来。可那会儿的英国，他进入现代文明了。现在，只要没被德国人炸毁的，他们都留着，乡村也都在，美丽而富足，平静而安逸。这就是渐进的特点。

旧有的文化渐进地适应新的文明，新的文明不排斥也不恐惧旧的文化，所以相安无事，什么都不拆，就城乡一起进步。而且，没把各种地方语言给统一起来，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发展得挺好。传统文化本应该是这样和平长入现代文明的。

同样时间，也是今年春天，我跟咱们陕北的摄影家惠怀杰一起，从咱们延大前面这条老路上安塞，遇到一个画面。前面是大片拆迁废墟中坚持着的几眼窑洞，十分孤另，后面远处是正在建筑的几十层高楼大厦，雄伟壮观。这是一个寓意深刻的画面。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跟其它很多国家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个不同的发展方式表现在了一个字上：拆。不拆也撂了。

一方面，祖国大地上，农民失去了依恋土地的权力，到处在用推土机埋葬传统，埋葬传统文化生存的那些聚落房屋。埋葬了那些，也就埋葬了传统文化的社会关系、精神价值和行为观念。那就全都不一样了。聚族而居和楼上楼下谁都不认识谁，是完全不同的文化了。另一方面，村民出现了从窑洞到平房、从乡下到城里的自主的或无奈的选择。原来极端贫困的余家沟，我插队那村子，2008年改造时，有机会建新村。我是余家沟建设顾问，我就坚决反对盖平房，因为它冬冷夏热，不像窑洞那样冬暖夏凉。冷了要多烧燃料，热了你得买空调，费钱，不适用黄土高原农村。但村民坚决要盖平房，说他们祖祖辈辈住窑洞，而今就想跟城里人那样儿，改住房子了。开工前召开村民大会讲，我也说不服。结果，被我言中，现在虽然装修好看了，但住的并不舒服。可是，大家却有离现代化近了一步的感觉。这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结果可想而知，传统会退去的。

更主要的是，走遍陕北，能看到，许许多多的村庄，越远离城镇越明显，村民都外出谋生去了，离乡进城了，乡里剩的人很少了。这一次变化的原因，不是古代那种战争、仇杀、迁徙，也不是政党发动的。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变化，是突然到来的。在陕北农村，也就这十来年，千百年的故土难离、乡土难舍，忽然变得纷纷抛家舍业，向往城市。非渐进的、激进的这种财富膨胀过程，导致了巨大的城乡差别。结果谁也没料到，这地方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案，竟然变成抛弃农村、放弃农业、离弃农民，这成了消灭城乡差别的一种新的快捷方式。几十年前消灭城乡差别的快捷方式是让城里人下乡，现在反过来了，乡下人进城，城市化。反正怎么弄，都不是城乡的同步和稳步增长。

于是，农耕越来越少了，窑洞民居废弃了，碾盘磨盘荒废了，村庄基本解体了。就连“抱穴口”，这种在共产革命以后残存下来的祖先观念，在丧葬制度上的表现，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最深层的东西，都要消失了。在爷爷坟墓下方，正中间对着的是儿孙的坟墓。这就叫“抱穴口”。它是通过这种丧葬制度，来固化宗亲制度，过去的作用是稳定继承权利。这就是“礼”在乡间的传承，婚姻是俗，丧葬是礼嘛。我一个横山的陕北朋友说，他终来老了，会埋回村里去，给他的爷爷抱穴口去。至于他的儿孙，就“愿哪去了，一把火烧得撂球了，怕是回不来咧”。他这是说火化。他的儿子读完大学，三十出头儿，现在派在国外做一个新闻分社的社长去了。你们觉得这社长以后会回横山他家祖坟去吗？

农民的收入，主要不再是来自农业了，于是传统的农业就要消失了。陕北很多历史悠久的村庄，不久都将成为农业文明的遗址。后生女子们从此散居四面八方。对于他们的后人，黄土高原的窑洞故里，将成为一个传说了。

这样的变化告诉我们，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类型——农耕文化类型，正在消逝之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座各位同学，你们和我，咱们大家，都是亲历者。

这种巨大的历史变迁，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灾难，同时也会成为方言的灾难。激进的成长，带来的是被迫的文化适应，是在某一天忽然离开家乡，去到远方，去努力适应那个地方的文化，学新的生存能力，否则无法生存。这里的文化就断掉了。农民都是外出打工分散流动，再不会像客家人那样，一堆人族群迁徙、留下方言了。

我刚插队时，1969年，一次“踼(tànɡ)”沟里去了，摔晕在那儿几个小时，另一个村子红庄的一个老汉路过看见，把我救了，把我弄到他们窑里热炕头上睡下，给我擀白面条吃，卧鸡蛋在上面，他们自己哪舍得这么吃？穷啊。后来1987年，那老汉的孙女，娘老子都没下了，十三四岁，成了孤儿，靠给人家拦牛为生。我就把她接了出来，他们村儿的一位老知青收养了她。我们在北京想法儿培养她的知识生存能力。后来她在深圳做了白领，多年了，现在说起话来，变得“啦啦”的了：“这件衣服好好看啦”。本来陕北人嘛，应该是：“哎——这衣裳可美了！”像这种变化的陕北人，他们的后代，是一句陕北话也不会说的了。她儿子现在只说英语了，在美国。

2.文化多样性：若无人为，方言永存

历史上，因动荡等社会原因，有过方言的消失。文化的变迁中，某种方言的消失是符合逻辑的。但是，总会出现新的语音，变迁过程中，发音的舌位、口型的交流，会合成出来新的方言。如果没有人为地去消灭它，方言是永存的。它会有局部的变迁或消失，但是它整体永存，多样性地永存。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人类的生活方式或许会趋同，但是人类的生活地域永远是分散的，这也决定了人类语言和方言的多样性永存。

那么现在呢，现在面临的情况合逻辑吗？在全世界，有过殖民者对其他国家语言造成很大影响的事儿，比如英国人在殖民地干的；有过侵略者要求原住民学入侵者语言的事儿，比如日本人在咱们东北干的；有过极权者在多民族里推广一种民族语言的事儿，比如Stalin在前苏联干的；但没听说本民族的统治者向本民族的全体居民推广本民族的一种口音、一种舌位的事情。

真正不合逻辑的方言灾难，来自推广普通话。本来大家都是汉语，是汉字的读音，是民族共同语。但是多年来一直误导说，只有普通话是民族共同语。

推广普通话编出来些口号，用来影响孩子的心智，比如“讲普通话，做文明人”，“不讲方言，不讲脏话，做个合格小公民”，还有“唱国歌、爱国旗、说普通话”，“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这些口号，把方言等同于不文明，跟脏话并列，还等同于不爱国，等同于不是中国人。这简直就是吓唬人呢。在这么一个吓人的政治高度，把方言和普通话对立起来。

很明显，不同的舌位发出来的不同方音，说出来的不同方言，并不具有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意义，也不具有文明和野蛮的意义。你想，Mao Tse-Tung、Teng Hsiau-ping、Chao Tsu-yang说的全是方音。推广普通话的官员甚至说，方言像牛车一样落后，普通话像汽车火车一样先进。这个逻辑好像是：所有农业文明的运输工具都是落后的，而所有牛车都是农业文明的运输工具，所以，所有方言都是落后的；然后，所有工业文明的运输工具都是先进的，而所有汽车火车都是工业文明的运输工具，所以，那普通话是先进的。这根本就是逻辑不通嘛。

显然，把方言和普通话对立起来，是荒诞的。有意建立这个荒诞的目的，表现在这么一个推广普通话的口号上，叫做“四海同音，万众一心”。它描述的，是没有方言，语同音。

仅仅十年前，回我们余家沟，听到的还都是：“哎——梦也不梦嘛，咋打勐子回来个你？”就是做梦也没想到，你突然回来了。那会儿还都是陕北话。现在，见了面都成“你好”“你好”了。

自然系统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促使自然良性循环，增强自然环境的稳定性。文化系统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促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强文化环境的稳定性。如果四海同音了，而且万众一心了，没有多样性了，一定会造成一边倒，不稳定了，失去文化的平衡。

文化的平衡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守护着我们的精神家园，支持着我们的人格尊严。假设儒释道家、祖先鬼神、礼义廉耻、天主基督、普世价值全都没有了，然后你家乡故土也没有了，那我们的文化还剩下什么？原来以宗族家庭为本位的社会，教育人要忠孝，你觉得落后吧？可是以政治组织为本位的社会，教育人要效忠。这不更可怕吗？这就是文化平衡被破坏的结果。

文化平衡被人为破坏可以直接影响人的生活。比如现在不会说普通话找工作难。这里面，找不到工作的责任其实不在于方言，问题不是出在方言身上，而在于对待方言的政策。是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导致了说方言找不到工作，而不是方言导致了找不到工作。胡适、Mao Tse-Tung都是一口方言，在北大找到了工作。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操着各自的方言，在西南联大任教。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说着各地的方言，在延安进入了鲁艺和各个机关学校。然后方言也没影响过他们的工作。没有歧视方言的政策，就没有说方言找不到工作的事情。只有在歧视方言的政策限制下，才会出现说方言找不到工作的情况。这也是文化平衡被破坏的结果。

联合国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说：“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没有多样性，就不会有史铁生，不会有路遥。联合国还有《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那里面说“语言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要素之一”。但是，有硬道理摆在那儿，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一样，只能是软道理了。这么多年，政府一直说推广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但客观上已经造成这种趋势了。这是为什么？

用行政权力推广普通话，限制方言的教学、播音、表演，等等这些，使普通话形成强势文化潮流，这就打破了文化生态的平衡，语言的生态环境就改变了。自然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文化生态环境被这样人为地破坏，也会造成语言与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就像把草原森林统一成农田并不是进步一样，把多样性的方言统一成普通话，也不是进步。破坏了多样性，会使方言从整体上消失。

本来，中国人几千年都是：鬓发已衰白，乡音仍不改。各个地方的方言，就这么几千年交流，交流到十年前。它妨碍历史进程了吗？没有。可现在呢，小学没念完，乡音改完了。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呢？大家知道，如果语不同音，经济和文化仍然会正常地发展，不会受任何影响。在全球化中，汉语和斯瓦希里语的交流，不会成为贸易的障碍。那么，“语同音”有什么用？方言、官话，自古以来是平等的。官话用于治理阶层，民间都是方言。这不过是说话发出不同的口音，发音的舌位不同、口型不同而已，除了推广普通话的官员，从没有人认为它们有先进、落后之分，因此，没有人想过要用一个“先进”的舌位去统一很多“落后”的舌位。但是现在，?a、?ai、?an、?e、?o，还有“俺”，都是落后的舌位了，非得统一成“我（wo）”这个口音，才算先进的舌位和口型了。

由于“语同音”违反了文化多样性原则，因此它不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它的作用应该和两千年前法家搞的“书同文”一样，只是有利于加强对文化的管控。这是一个人治的目标。建立这个目标的理由似乎是，它是先进的声音。

那么，为什么这么一种口音，能成为先进的声音呢？要知道，很多先进东西都是指定的，比如先进理论、先进政党、先进代表。把一种声音指定为先进，加以推广，把别的声音设定为落后，可能是有利于保持先进东西的先进地位。中国古典哲学有个“和而不同”的道理。“同”是容不得不同；但是“和”能够容得不同，而且必须有所不同，有各种声音，才能叫“和”。只有一个声音，那是“同”，不是“和”。《左传》里解释“和”跟“同”的不一样：“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同’意味着单调一律，不容许有任何不同；‘和’则意味着和谐，它承认不同，而把不同联合起来成为和谐一致。”其实，咱们唱歌的“和声”也是这个道理，社会的“和谐”也是这个道理，这是文化的常态，否定它是没有常识。这个道理不但能说明思想自由和人权尊严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明方言和多样性对于文化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的正常态应该是“四海和音”。那种“四海同音”的努力目标，是反多样性的，反文化的，应该禁止。

作者：王克明

本文来源：豆瓣“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