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了李庆霖300元 

作者：陶世明

来源公众号“新三界”

 

 

作者简历

陶世明，1955年生人。当过知青、工人、教师。先后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1987年进入广电系统后，主要从事广播电视理论和政策研究、行业管理等工作。现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

 

原题

  我给了李庆霖300元 

作者：陶世明

 

李庆霖是文革后期的风云人物，也是个悲剧人物。“四人帮”倒台后，他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有期徒刑，于1994年8月出狱，2004年去世。

2003年4月初，我出差福建莆田，在当地广电局同志的带领下，登门看望了卧病在床的李庆霖，并给了他300元人民币。

 

 

为什么要去看望李庆霖并给他钱呢？说来话长。

文革肇始，我上小学4年级，正常的学习秩序打乱了，一帮小屁孩跟着瞎起哄，不是在教室胡乱涂写所谓的大字报，就是上街喊口号，混到1968年小学该毕业时，因为中学都迁到偏远农村去了，无学可上，只能在小学里又呆了一年，俗称“七年级”。1969年秋，才得以进入了在原市三中校址上新建的“五七”中学。

1971年，杨振宁、李政道应邀回国访问，向中央建议加强基础教育和科研。本来初中毕业之后就可能失学的我们，在1972年初（当时将学年由原来的暑假后改为寒假后起算）又顺利进入高中，并且学工学农学军时间减少，文化课时间大幅增加。班主任还神秘地告诉大家，说有可能从高中毕业生中推荐少量成绩好的直接考大学。同学们为此很是兴奋了一阵子，校园里出现了久违的学习气氛。

不料好景不长，没多久风向骤变，报纸广播上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成为了学校的主旋律，高中生直接考大学的希望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沮丧之余，大家只能面对现实，考虑高中毕业后的去向。

按照当时政策，独生子女和重病者可以留城里，家里已有两个下放的，也可以留下，其他的都必须下农村，至于招工或参军，那就看有没有门路了，常规渠道，想都别想。我家里此前已有两个哥哥下放，但大哥已经回城。所以我的出路很明确，只能是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了。

既然毕业之后就是种地，大家开始关心到农村之后的生活问题。能否吃饱饭？农活重不重？几年后有无希望推荐上工农兵大学或招工回城？等等。

自1968年开始大规模知青下乡以后，虽然报纸广播整天报道知青在农村如何茁壮成长的消息，如何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锻炼成了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但人们实际获得的消息更多的是：很多地方因为太穷，当地农民本来就吃不饱，又来了一帮子青春年少、吃饭如狼似虎的知青，不但众人更吃不饱了，而且农民家的鸡和狗，也经常不见了踪影；自留地里的菜，也经常不翼而飞。至于知青之间打架斗殴，致伤致死，乃至于被判刑入狱等事件，更是时有发生。

上工农兵大学或招工回城，有门路的自然不愁，没路子的就只能是穷则思变、各显神通，女知青为此献身的不在少数，男知青缺乏身体上的优势，除少数靠苦干成功的外，其它五花八门的手段都用上了。

据说有个知青知道大队书记爱喝酒，自己又没钱买，便找了两个名酒的空瓶子，装上几毛钱一斤的劣质白酒，滴上几滴“敌敌畏”，使其酒香浓郁；再滴上几滴尿，使其颜色显得像陈年老酒，封装好之后送上，居然也得逞了。乱花渐欲迷人眼，呈现在我们这些即将下放的中学生面前的，是一个纷纭复杂、凶险莫测的广阔天地，使人迷惘，不知所措。

 

 

就在茫然忐忑之际，有好消息传来。1973年6月10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3】21号文件。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当年4月25日给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回信，曰“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同时附有李于1972年12月20日写给毛的信件全文，主要反映他的大儿子下放农村后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所需物品无钱购买以及看病没钱等问题，顺带也提到有门路的知青都开后门上学参军招工离开了农村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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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下发到城市的街道和农村公社一级。随后，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分析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工作建议，并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８月４日，中央转发了《报告》。该《报告》明确了加强知青工作的6条措施，包括县以上各级成立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或相应机构，采取措施解决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等，同时要求坚决制止和纠正“开后门”，严查侵害知青权益的案件。

一系列动作之后，知青在农村的状况得到了相应改善。待我们半年之后下乡时，相关措施已基本到位，除上面设立知青领导小组外，公社一级也都有知青小组，专人负责知青工作。我所下放的公社，知青小组的两位工作人员老张和老邹，都是市里的下放干部，而且均有子女在农村插队，故对知青的态度非常好。

 

 

在他们那儿，我们获知：下乡前3年间，每个知青总共可以领到补助300元，即第一年每月都可领10元钱，全年共120元；第二年可领10个月的共100元，第三年8个月的共80元。同时，不管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如何，知青的口粮必须保证，我去的是以米为主粮的地方，全年定量750斤稻子（面食为主的则是小麦等）。

这样，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有点零花钱，可以有效地减轻家庭负担。除此之外，知青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都可以直接向公社知青小组反映。知青小组，就是知青们的娘家。而以前，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李庆霖的信，功莫大焉！

从公社知青小组领到第一笔10元钱之后，我立刻买了扁担、铁锹、锄头等相关农具以及50斤大米带到生产队（大米是凭下放证明一次性从粮店购买的，后面再吃饭就由生产队提供粮食了）。待我1976年11月招工回城离开农村时，正好领完了300元钱。

别看这在今天也就是一顿饭钱的300元，当时可解决了大问题。我下放的地方在县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但一个壮劳力全天10分工的工钱折算成人民币也只有5毛钱，而县里最穷的公社，每天只能挣1毛2分钱。

 

 

那时的农村是真穷，农民是真苦。要不是有李庆霖的信，在农民一年干到头都吃不饱饭的地方，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不饿肚子？所以，农村3年，每当到公社知青小组去领钱时，就想到了李庆霖，感谢他给知青带来的福利。

另外，就是各地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对侵害知青权益特别是女知青的案件进行了查处，或杀或判了一批有权决定知青命运而又作恶多端的官员，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是枪毙了奸污数十名女知青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团参谋长李耀东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营营长贾小山、六营二连连长张国亮。

而我碰到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则是下乡前曾看到市晚报有一个连续7天的报道，赞扬某公社书记如何关心知青和下放干部，没想到下乡后不久就在公社的知青大会上见到了那个书记。不过他不是作先进事迹报告的，而是被五花大绑地押在台上，胸前挂了个牌子，上写“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名字还按当时通行做法打了三个大大的×。据会上控诉，他借关心之名，以上大学、参军、招工等为诱饵，几年内奸污了数十名女知青；同时还以帮助回城为由，奸污了数名下放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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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件下发后，他的问题被揭发出来，结果可想而知，很快被判处死刑。按照当时的做法，为杀一儆百，便将他在全县各公社先巡游批斗，然后执行枪决。罪名为何定为现行反革命呢？就是其行为严重破坏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自21号文件之后，女知青就成了“高压线”，凡触及的均以反革命罪论处。当然也有矫枉过正的，有的地方把同女知青结婚的农民也判了刑，造成了冤假错案。

 

 

虽然李庆霖当年告御状的出发点只是为了解决自家孩子的问题，并且在飞黄腾达之后，在政治漩涡中迷失了自己，被动或主动地做了一些错事坏事，以至于后来锒铛入狱，受到了惩罚。但他的上书行为，毕竟在客观上改变了当时的知青政策，有效地改善了全国知青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出狱之后，不断有知青到莆田看望他，陪我的莆田广电局长，就经常充当带路的，因此同李也成了熟人。

 

 

1998年，李良模与父亲李庆霖摄于莆田老宅前

 

那次我们去李庆霖位于老城区的家，一熘3间旧平房。广电局长事先已同李的小儿子李良雄联系，我们到时他在门口等候。进门的大堂中间依然贴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的标准像，颜色已经消褪了，一看就是几十年前的，屋中间的桌椅油漆都已脱落，证明着这个家庭的破败。

李良雄带我们进入左边厢房，便见里边床上躺着一个老者，喘息声粗重。李良雄说他父亲身患多种疾病，眼睛和耳朵都不行了。局长大声说，又有知青来看您了。我赶忙过去坐在床沿上，拉住李庆霖枯瘦的手，说感谢您当年为知青唿吁，我们这些下过乡的人都忘不了您，希望您多保重！

 

 

李庆霖与来访者（文图无关）

他睁开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喉咙里发出唿噜噜的声响，听不清说什么。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同时把准备好的300元钱塞他手中，他往外推，我按住他的手，大声地说，祝您早日康复！有机会再来看望您。他喘着粗气，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李良雄赶紧过来帮他掖好被子，让他躺平。

我们见状，默然离开。李良雄跟着送到门外，说这几年只要有知青来看他，他就很激动，不过身体确实不行了，也不知能对付多长时间。

 

 

李庆霖安眠在莆田福山墓园，墓碑上镌刻着毛泽东那封复信

 

 

据说李当年红火时，当地领导要给他换大房子，被他谢绝了。当然，若真换了，等他出事时，也会被收回的。

给李300元，一是毛当年给了这个数，二是我们在农村领到的也是这么多，三是在汉语中“三”是个大数。虽然时过境迁，2003年时的300元早已不如上世纪70年代那么管用了，但积少成多，去看望李的都会多少给他点，也能弥补一下他的生活之不足，算是一点心意吧！

 

​2021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