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站在未名湖边泪流满面  

邹绮

新三届

作者简历

邹绮，1953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之后回京当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1987年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物理学硕士；先后在美国加州的半导体、自动控制以及国防等领域做研发。2018年退休，现居洛杉矶。

 

原题

那六个月和九年

我的高考故事

作者：邹绮

编者的话1977年，78年考入大学者，很多仅小学毕业，却在千军万马中胜出。他们如饮狂泉，一路狂奔，建立起强大的自学能力，体内“安装”了优质发动机，此乃秘诀。少儿教育，动力研究是个有趣又实用的话题。

我生平参加过两次高考，两次考试相隔6个月，1977年上了线，1978年上了学，上大学那年我已经有了九年工龄。

我是69届的，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北京的69届是怎么回事儿。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们六年级刚好考完毕业考（所以小学毕业属实），正在准备升学考，停课了。到了1968年复课闹革命，就把我们年级和下个年级一块儿给分配到初中，一进去就初二。复课不敢说，因为没有上过一堂文化课，唯一可以夸口的是能把“老三篇”和老人家的诗词倒背如流。

不过闹革命倒是不假。那阵子，老人家常有“最新指示”给大伙儿，每一发表，我们就得敲锣打鼓上大街走个几圈儿，作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状。一年后，我们“毕业”，全给发到内蒙古、东北兵团去了。所以，满打满算，69届就是小学文化水平。

69届是北京上山下乡知青中年龄最小的，原因是老三届分配时已经在学校滞留了几年了，只有我们这一届，刚到年头，就给撵走了。我生日小，到内蒙古时，还没到16岁。后面的70届，全都分到了北京的工厂，再后来就可以直接升高中了，至不济也就是北京近郊插队。

69届给一锅儿端到了兵团。说起来，似乎兵团比插队强，起码不至于饿着，但就像家养的狗（这比喻有点不雅，但话糙理不糙），不用满世界找食儿了，可没了自由。每天的日子从起床号开始，听得号响，得蹦着起来，那叫“三八作风”，要是让谁看见了你磨唧，得了，晚上的班务会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之后的这一天，出早操，全连早请示，提着马扎儿排队吃早饭，天天读,排长派活，训话，然后扛着铁锹唱着歌出工，中午吃完饭倒是有一个小时午休，下午还是干活，晚上是全连晚汇报，排点名，班务会，学毛选，“一对红”谈心，一直到熄灯号响，基本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我是家里的幺女，在家时娇生惯养，有天读着妈的来信，内容无非是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别想家，我默念着这俩字，心里顿时一动，怪了，我怎么没想家呀?答案明摆着，是没时间想，年龄小，重体力劳动，全身心的感觉就是一个困，老觉得觉不够，我当时练就的本事是甭管哪儿，有5分钟就能眯一小觉，10分钟一大觉。

几年后我回到北京，进工厂当了工人，那就像进了天堂，除了上班的八小时，全是自己的时间。我们车间有不少大学生，他们有时给我们讲点技术课，用的是工农兵学员的教材，靠的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招儿，不碰数学、物理，一概定性理解。

那年头，我是绝了上大学的望，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即使被推荐我也根本通不过政审。我自觉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个改变不了的现实，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其实它是我心里最痛楚一个渴望。

那是1976年，那年车间推荐上大学的是我的一个好友，去的是北大，我去送她，一脚跨进北大校门，心勐地一抽，那种痛……眼前的这座高等学府，它庄重，无一丝浮躁，无一丝修饰，充满了知性的美和力量，我的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儿才是我一直的向往，可那一刻，心里也清清楚楚地知道，它和我无缘，那天，我实在无法面对兴高采烈的好友，一个人在未名湖边站了好久，任泪流满面。

1977年10月，那之前隐隐约约传说的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车间里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跃跃欲试，那时的我，一向以聪明好学着称，说起来也算自学了一些中学的知识，可是不系统，也没有考试和解题的训练，找来了初、高中的数理化课本，一看就傻了，数学的代数和三角还凑合，几何题根本没思路，物理的电学还行，因为我当了6年的电子工，可力学、光学不知所云，化学更甭提，连周期表都不知为何物。

我那时英文不错，跟着广播学了好几年，可考外语专业自己考虑年龄又太大了，按说，报考文科对我而言还算靠谱儿，可能是太要证明自己了，我根本没有动过那个念头，一门心思的订下计划，三个月内啃下高一到高三的三本课本，数、理、化同时进行。那些日子，靠的还是随时随地都能睡的本事，因为白天还得一天不落的上班，我们敬爱的车间主任早就撂下了狠话：谁要是不安心本职工作，考上了我也让他去不成！

两天的考试结束了，作文、政治不在话下，北京的理工科考卷是数学一张卷，理化合起来一张卷，从考场出来，直接蔫了，能做出的题连一半都到不了。还有一拨儿人脸也绿了，那就是那些“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他们说:“这还考什么呀?这考题还不得人人都得100分?”这就是1977年那次特殊的高考，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知道它的奇特。

那之后我的沮丧是可以想象的，吓得我妈天天话里话外的开导我。谁承想，过了两个月，通知过线体检的名单中竟然有我，总分281，比分数线还高了21分，实话说到今天我也没想明白，可能性只有一个，八成儿是作文和政治都得了九十多分。

我们全厂有110人参加高考,只有10个过了分数线，理工科的3个。当时过线的考生人数是实际录取人数的1倍半，我自知上大学没戏，但好歹也和芸芸众生们区别了一下，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超出预期的结果了。

这时已是1978年2月，离6月份的高考只有4个月时间，我重振精神，准备第二次冲刺。这一回的计划就完整多了，物理主要是自学，以大量做题为主，数学找到了一个中学老师，她把他们辅导班模拟考试的卷子每两个星期给我一份，我自己做，自己改，找到问题再对症下药。化学实际上是我的薄弱环节，看书，背公式还可以自学，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做试验，观察反应的过程和结果，还是那位老师出面，跟他们学校的化学老师说好，有几个重要的实验，我可以去“列席观摩”。

车间里的师傅们对我真的是没话说，最后的两个月，他们让我去做三级管的温度试验，只要把管子插好通电，隔几个小时才测一次数据，因为要恒温，所以试验室的门要从里面上锁，谁要进来都得敲门，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在里面看书做题而无被当场抓获之忧。

1978年的高考是真正意义的全国统考，试题要比1977年难度大的多，可我这次是胸有成竹，战战告捷，即使是最后一门英文，因为不记入总分只做参考，考场中绝大多数考生都在30分钟的铃声一响就交卷走人，我把它坚持做完了，似乎还有点余兴未尽，那感觉真不错。

成绩公布了，如预期的一样，物理满分，化学97，数学86，我被第一志愿录取，北京工业学院（现在改名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

这就是我的高考故事，那六个月之内的两次高考，我之所以能够有力量拼，是因为有目标，还有那九年被磨砺出的韧性，我承认，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尤其是69届的当中，我是幸运的，但这运气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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