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与陕北乡亲的乡愁 

作者：何翔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公众号:zqwtyj

【编者按：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陕北乡亲写的文章，他以亲见、亲历，发自肺腑地记述了当年北京知青给他及同伴，给当地老百姓和陕北农村带来变化的点点滴滴。这仅是上千万知青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奉献青春、作出贡献的一个小小缩影。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北京知青”，在我一生中都深深地镌刻在心里，因为我现在所学的知识，就是从北京知青的到来所启始的！我的文化启蒙老师，就是北京知青，他们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他们让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他们引导我们如何做人，犹如古代教育孩子的三字经中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后天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才有了好与坏的区别。正因如此，我在写《康家沟记事》村史时，其中有一篇专门写北京知青。最近我看到了《北京知青在志丹》微信公众号刊登的文章，是我们村的北京知青所写的在向阳沟插队的往事，和对这里父老乡亲们深深的情结。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对这片乡土的眷恋，还深深地刻在心里，这是人性的真情流露，令我感慨万千！因此，我今天激情提笔，写写我记忆中的北京知青。

童年的事情大多忘记了，如果能记住某些事或某些人的话，可能一生都忘不了。1969年初的冬天，当时我七岁了，也到了记事的年龄，忽然有一天听父母亲说今天前沟要迎接北京学生，我当时也不懂北京学生是干什么的，就和一群娃娃跑到前沟看热闹。到了前沟一看，沟口路边搭起彩门，两边插着绿色的柏树枝子，中间挂着条幅，也不记得写的什么字，路两边放着锣鼓。当时欢迎的人很多，有些人是从山岭上来的，他们拉着很多毛驴，说来接北京学生。等了一段时间后一列车队来了，大人们开始敲锣打鼓，一会儿从车上下来一群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青年男女，他们穿着新式衣服，有的戴着当时叫火车头棉帽的，有围着方块或长条围巾的，他们手中拿着语录本高喊着口号，当地的大人们也喊起口号，整个沟口沸腾了，场面十分热闹壮观。到了下午，各个大队按照县上和公社的分配，一批批的把这些学生娃接走了。我还记得很滑稽的事，有些知青把面包（当时我们也不懂是面包）伸向毛驴嘴边让毛驴吃，说：“你可不要咬我！”有的爬上毛驴背却骑不稳，一歪就摔下来了，很搞笑。真是热闹难忘的一天。

我们大队一共分了34名知青，分别到一队、二队和四队，三队因山岭队没分配，我们一队分来了11名知青。他们住在前面的红门窑里，刚来时他们先到各家户吃饭。我们一群娃娃们很好奇，可就是不敢进他们窑洞里看，经常在外面听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等好听的歌。这些歌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我还记得很清楚，至今萦绕耳边。

1970年春天，我们大队办起了小学校，由北京知青担任教师。从此，我们这些山村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突变，这个变化是我们人生的起点，这个转变是北京知青给我们这代人带来的文明福音。陕北，是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正像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当年在《西行漫记》里写的一样：“人类在这里生存真是个奇迹！”我的父辈们都是从榆林过来的拓荒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干旱，榆林紧靠毛乌素沙漠边缘，靠天吃饭的人们颗粒无收，由于饥饿根本无法度过灾年，只好背井离乡从榆林来到了志丹。现在向阳沟的住户95%以上都是从榆林来的，由于贫困与饥饿，没有一个上学的，方圆百十里地几乎没有几个识字的，逢年过节不会写对联，老乡就在粗碗边抹上些油，扣在红纸上印上几个油圈圈，可见当时的贫困落后。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哪里还有钱供孩子们上学呀？这就是陕北过去这个不毛之地，人民生活的悲哀。

1970年新春送吉祥，孟春的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很漂亮的，梳着羊角辫子的北京女知青，她的名字叫张德慧，对人很和气，让人一见就有一种亲和感，她来到我家是要接我上学的。她和我的父母谈了很久，父母亲终于同意我上学了。当时我十分高兴，晚上激动得很长时间睡不着，母亲在油灯下一针一线，用一块很旧的布给我缝了一个书包，第二天，太阳刚刚冒花，我就早早地背着这个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了，从此，迈开了走向知识殿堂的第一步。上学后，我们没有书，没有笔和纸，张老师叫我们每个娃娃用木条做个沙盘，在沙盘上教我们写字，还教我们唱歌，讲外面的世界，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等歌。张老师的歌唱得十分动听，记得有一次双河文艺汇演，晚上我们都去看了，参加演出者大多都是北京知青，张老师在台上唱得十分动听，最后还做了一个舞蹈动作，引起了全场掌声，那个完美的动作让张老师好比天边飞来的一位仙女，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1984年我遇到康家沟木材检查站的一个职工，他是北京知青，过去在顺宁插队，我和他谈起张老师，他说他认识，并说张老师父亲是京剧演员（其实张老师父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精通国粹，喜好京剧）。我说：怪不得张老师的歌唱得那么好，“门里出来带三分”，从小熏陶，言传身教，原来如此啊！这是题外话。

上学后，又有两位女知青来教我们，杨昭和高文香，她们共同教我们认字、绘画、唱歌，杨老师给我们画天安门、宝塔山，给我们讲故事，记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叫《消息树》。我们天天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看着画中的天安门，心里盼望着快快长大，飞出大山，到北京看天安门看大世界。然而看北京看天安门，几十年来一直都是个梦，无法实现，直到2005年，在小建等知青的帮助下，我们才圆了这个梦。

通过逐步接触，庄里的知青我们都认识了，而且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时至今日，我还记得起叫得出。一队知青分别是：张小建、胡国成、李华、李芳、张德慧、杜晶国、杨昭、高文香、马爱明、徐岩平、许淑琴，并且逐渐认识了二队的知青，有张涤尘、陶家平、方元平、郑刚、袁桂芝、许昕、许卫、孟宪敏、张春英、何军、胡向东、王英媛。那时播出什么重大新闻最高指示，北京知青晚上就敲锣打鼓一道沟地走上一遍，喊着口号庆祝，我们这些娃娃们便跟在后面喊口号，直到结束为止。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跟着二队的郑刚他们一直跑到二队的碾道。这些北京知青就是宣传队，就像播种机，他们把文化知识和现代文明，像久旱的甘露，洒入黄土地，滋润我心田，我们的识文解字、汉语拼音、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等，都是他们教会的，我在上二三年级学写信的时候，用汉语拼音能写一封信的内容。进入社会后才知道，汉语拼音学好了，对汉字的理解是何等重要。

知识青年，这响亮的名字，产生于特定时代，他们在懵懵未开的年华，从繁华的首都来到我们陕北的穷山沟，从一个个奶油娃娃渐渐地磨砺成了一个个有文化能吃苦的农民，他们从身体和生活上，进行了一次次脱胎换骨的人生蜕变！从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到黑灯瞎火的小山村，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状态，到离别父母，样样都要自己动手的社会底层，这样撕心裂肺的痛，他们都没有倒下，队里的知青每一个都是好样的！他们拜农民为师，学背柴、做饭、推磨、滚碾子、耕地、锄地、打场、放牛、放羊、喂猪……，各种家务活和农活都学着干，他们都很吃苦，而且又虚心好学，渐渐地学会了独立生活，能够干各种农活，认清了五谷，还认识了很多草本植物。几十年过去了，还能叫出好多庄稼的名目，真是不简单。他们把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融入到实践中，教会了乡亲们很多新的知识。记得当年大队基建队搞了一项水利工程，有十几名知青参加，从二队后沟到辛庄湾修了一条长达八里多的水利灌渠，使前川三个生产队的百亩川地得到灌溉，亩产大大提高。记得当年在向阳沟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科技实验站”，有四五名知青参加，每年冬天实验站人员便到海南搞植物育种，春天回来后，再在大队实验站种植，通过试验推广玉米高粱谷子杂交技术，使粮食亩产翻倍增加。知青们在打坝修田时也是样样走在前。更难忘的是1971年夏天，有天晚上发洪水，槐树庄滩坝被洪水冲开了，张德荣、张小建（基建队正副队长）带头，十几名知青和社员跳进激流，用人墙堵住决口，奋战整整一夜，最终堵住了决堤，保住了近百亩农田。还有1974年冬，一队在山上打麦子，柴油机燃着麦桔，小建扑向火堆，不顾身上的衣服燃起了火苗，带领乡亲们积极灭火，保住了场上近千斤麦子！知青们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真是写不尽道不完！

1974年前后，很多知青都招工返城了，队里只剩小建一人坚守，以后又有10名知青从北京先后自愿来到了村里，都分到了我们一队，他们是：谷志杰、陈晨光、王珊、孙承蕊、蒋健、李晓呜、宋亦农、张凡、薛丹华、林英。这批知青来后我们也十几岁了，和他们打交道的时间更多了。我上初中后一直很爱看书，而这些新知青有很多书，他们刚来，不会做家务，我就经常帮他们做，但前提是要借书看。给我看书最多的是薛丹华，她经常辅导我学习，我也常常帮她烧火噼柴推磨，女孩子天性温柔，她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并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几十年了，再没有见到她，真是十分思念！我的文化水平，就是在她的辅导和帮助下提高的，而且几十年来喜欢阅读的习惯一直没有变。由于受北京知青的文化影响，加上自己的好学，村里人需要写个什么都来找我，虽然现在有很多回村来的学生，但乡亲们都认为我写的比较实际，大家信任我，证明是对我的认可，全大队很多人现在都叫我“老秀才”，这都是张德慧、杨昭、高文香、薛丹华、张凡、李晓鸣、陈晨光等多位教师所赐。只可惜心中常思念的两个人——张德慧和薛丹华再没有见，2005年到北京也没有找见。

由于我们村北京知青有这种连续性，成为北京支持的重点。北京先后给队里送来了拖拉机和扬场机、水泵、电线电缆、铡草机、打玉米机等，按当时的经济价值计算，要达到好几万元。我们一队真是让其他几个队羡慕死了。每到星期天或放假，小建就派一个知青领一群学生娃参加队里劳动，夏季割草沤肥，给玉米地追化肥、拾麦穗等。我记得领我们最多的是薛丹华、张凡，记得有一年晨光有病，到了冬天，知青住的窑洞没有火炕，小建就给我父亲说让晨光到我家和我哥俩住在一起，晨光和我们住了一个冬天，每天给我们讲很多故事，讲相声演员侯宝林、马季，教我们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总之，知青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改变着自己，影响着群众和我们十几岁的学生娃娃，我们也爱和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讲故事，讲天下事，讲北京上海广州，讲美国苏联，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讲台湾等等。正因为如此，在我的心里从小就与北京知青结了不解之缘，直至现在，凡有知青回村，我就是再忙，也要跑前跑后的陪同他们，认真地做好接待工作。

北京知青一直忘不了陕北故乡情，忘不了向阳沟的山山水水与父老乡亲。时光流逝，四十多年过去了，知青们对向阳沟的乡情却越来越浓，越来越深，很多知青走后，大都陆续回村看望过这里的乡亲们。张小建走后，几次回村探亲，张凡、李晓鸣、冯学军、谷志杰也都回村看望乡亲们，蒋建万里之遥从美国归来，专门扛着大摄像机回村看望乡亲们。特别是2004年10月2日，对向阳沟人来说是件大喜事，张小建等20位当年在向阳沟插队的知青回村了。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老乡们敲锣打鼓，几个队乡亲都来了，知青们和乡亲们的手紧握在一起，有的拥抱着一起流下了眼泪，大家相诉着多年的相思之情，当时的场景，令很多县乡的领导干部都十分震惊和感动。中午聚餐时，有的老乡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有的老乡介绍家乡的变化，知青们纷纷发言，寄情向阳沟的下一代，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建设好新农村。由于时间关系，下午他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张小建和我约定，来年一定要带着乡亲们到北京。2005年农历七月十五，我带着几个队的乡亲们共10人到北京，知青们听说村里来人了，都抽时间来与我们一起话家常、吃饭，让我们很感动。直至现在去过北京的老乡还很想再去北京，他们都说北京好，北京有咱们想念的人！

向阳沟，是40多位北京知青视为故乡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乡愁，乡愁是一代人的记忆，那里有眼泪有欢乐，有美好的回忆，有无限的情思，无论谁走多远，对故乡都有一种深刻的思念和眷恋，人们的根和梦都在乡愁里，浓浓的乡愁时刻萦绕着远离故乡的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故乡的思念愈发强烈！浓浓的乡愁，刻骨铭心，割舍不掉，是人们挥之不去的精神食粮和童话生活。北京知青虽然走了，但他们的魂魄还在这里，他们的乡愁还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就是“知青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延续！岁月虽然一页页无情翻过，但北京知青与乡亲们的情思是永远割舍不断的！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向往，就在向阳沟！

今年农历八月十三，丙申年中秋前夕，张小建、李华、冯学军一行再返向阳沟。作为“先遣队”，为2019年插队50周年回乡纪念活动打前站，他们再次踏上昔日青春的土地，喜看第二故乡的新变化，送来北京知青刘丹华创意的“幼儿趣味故事盒”，要为培育老区人民的后代，传播文明科学知识，再播种子，普洒甘露，为向阳沟山村，陕北父老乡亲们送上金色中秋的一份深情厚礼！

古人云：“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祝愿北京知青和陕北人民的乡情，血脉相融，共同化作继承延安精神，建设新延安的“中国梦”宏图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文作者何翔﹙满成），2016年9月13日写于向阳沟，来源于《北京知青在志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