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博物馆里有我几张照片， 

   记录得却是一代人的青春 

原创王骥    来源公众号“30号院"

我喝了五年半的延安水，怎么能够忘记延安的乡亲们？那是我曾经落户生活的第二故乡，抹之不去的那份情感，让我也是“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回去看看知青博物馆。

 

我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

延安知青博物馆正面

 

我是知青，一个在陕北延安插队五年半的北京知青。“知青”是咱们中国各阶层、各阶级中的一个空前绝后的特殊群体，是一场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一个群体。作为中国2000万知青中的一员，当年在烈日下辛勤劳作，插秧、种玉米、收麦子；三九天学大寨，脱掉棉衣光着膀子，抡起十字镐破开冰冻的土地……从来就没想过有朝一日我的名字和照片居然能进博物馆。

在我们这代人眼里，博物馆是神圣的殿堂，从小就去过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回北京参加工作后，又去过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罗浮宫艺术博物馆、军事学院博物馆、马博物馆以及彼得堡冬宫艺术博物馆、埃及博物馆、意大利电影博物馆……利用工作之便，还参观了欧洲几家有名的性博物馆，真可谓五花八门、丰富多彩。

不过，一码说一码，参观归参观，这些博物馆对于我，是走马观花、追溯历史、体验人类文明的场所，除了肃然起敬，与我个人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然而，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却是带着温暖气息，实实在在和我有着直接联系的博物馆。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记录一代人的青春

在延安知青博物馆中展出两张与我有关的照片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是目前我国最高规格的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过程的博物馆。博物馆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路中段，于2016年9月30日对外开放。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的表现对象是群体，是健在的现代人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28000名北京知青陆续到延安地区14个县插队落户，成为继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的又一个来延安的外来群体，也是又一次重要的文化交流融合，它构成了延安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知青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没有参观过知青博物馆，2017年，我们中央电视台《谁是棋王》摄制组去西安和户县围棋寨等地拍摄电视专题片，听说延安知青博物馆已经建成并对外开放，在反映北京知青文化体育生活的展厅中，有两张与我本人有关的照片。在博物馆看到过照片的人告诉我：“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悬挂着习主席2014年出访德国时，接见正在柏林参加中德青少年友谊赛的延安市志丹县少年足球队的大照片，右边一米五的地方就是你的两张照片。”

 

博物馆内两张照片的故事

我和同村知青叶尔强打拳击

 

延安知青博物馆展出的两张与我有关的照片中，第一张是我和一起插队的，我们师大二附中的同学叶尔强在进行拳击训练对打时拍摄的。

下乡的时候，我们这群师大大院儿喜爱拳击的孩子们，一共带下去六副拳击手套，其中有四副手套在宜川县，因为师大的那些孩子一部分是海淀区学校的，分配在宜川县插队。其中，杨中海带了两副拳击手套到云岩镇插队，宁嘉华带了两副去党家湾公社西平原大队，那两副拳击手套是全新的、深棕色羊皮面，里面的填充物全是白色羊毛和羊绒，打在脸上“舒服”极了。

我带到村里的两副拳击手套相对比较旧，填充物是猪鬃和羊毛混合物。在村里经常打拳击的是我和褚永琦，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知青宿舍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打一打拳击，开开心心出上一身汗。

无论是在上工前、还是收工后，只要我们知青打拳击，手套发出击打的“砰砰”声，乡亲们就都来围观，胆子大的年轻人还敢带上拳击手套闭着眼睛互相抡打，要不就在我们知青住的院子里转着圈追打，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也有小青年向我们学习打拳击，褚永琦和我总是耐心地教他们，第二天，他们会带来两根家中自留地的黄瓜或一把小葱……

村里有个叫小利民的青年，也想练拳击，大冬天，脱了破棉袄，光着嵴梁戴上拳击手套，模仿我们的样子来交手，我用前手拳轻轻点了一下他的鼻子，他捂着鼻子就蹲在地上了。我们以为他的鼻子被打流血了，正在找棉花给他止血，突然他站了起来，一大把鼻涕流到了拳击手套上，真叫一个恶心。我们用了二两白酒，才把拳击手套消毒干净。那以后，和村里乡亲们打拳击，我们就只打他们的脑门（北京话：前额）和上肢，不再打鼻子。

村里小学校的孩子们对于拳击的兴趣，很快就超过了对篮球的兴趣。但是因为年龄太小，只能观看，不让他们参与。

宜川那里的情况和我们村差不多，知青们打拳击也是新鲜事一桩，在乡亲们中口口相传。我们师大大院的孩子头刘钢，插队前在北京中学生拳击圈中就有很高的威望，到了陕北黄土高原天天用宁佳华带去的拳击手套练习，拳击技术突飞勐进，打得风生水起，威震一方，知青中无论是“老兵”还是“顽主”，没人敢惹师大子弟。当然，更多时间是让当地的乡亲们见识了一项他们从未见过的体育项目——拳击。

延安运输公司去宜川县招工，负责招工的人听说有个叫刘钢的知青会打拳、还会打篮球，点名要招刘钢进厂当工人，遭到当地主管部门拒绝，借口是“刘钢表现不好，不能当工人。”招工的说：“你们不给刘钢，我们一个都不招了。”主管部门没办法，只好让运输公司把刘钢和当地推荐的知青一同招走。负责招工的人看了看刘钢一身结实的肌肉，又用拳头打了打他的胸大肌，当下就拍板了“你去锻工车间打铁。”不谦虚地讲，我和我的那群热爱拳击的小伙伴们，是最早将拳击运动带到陕北黄土高原的人，让世世代代在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陕北乡亲看到了打拳击，同时，也在那些喜爱拳击、并有兴趣了解这项运动的后生娃心里，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今天延安各县已经有了年轻的陕北人创建的多个拳击培训机构。

褚永琦后来被分配到汉中代号“100号信箱”的单位，即根据林彪一号令，撤出北京先到西安再转到汉中的原北京机械学院工作。他从我们村带走了那两副拳击手套去汉中，有一次练习时被人报告给公安局，警察来没收了一副拳击手套，并被告知拳击手套是凶器。

我转回北京后，加入由王国钧、于福山、费志成、赵时英等教练创建的北京拳击队。因当时国内没有生产拳击手套的厂家，训练器材严重缺乏，褚永琦将一直保存的、没有被警察没收的另一副拳击手套寄给了我，在训练中使用。

日后组建国家拳击队时，我又作为中国拳击队的一员，一位曾经的延安知青，身着国家队运动装，胸前佩戴国徽，凭借拳击手套行走于世界各大洲之间，靠拳击手套敲开几十个国家的国门。

第二张照片是我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担任医务仲裁（Medical Jury）时，在拳击比赛决赛中和拳王霍利菲尔德交谈时的工作照，拍摄于雅典奥运会拳击比赛馆。

决赛那天美国拳王霍利菲尔德光临我们拳击馆，他希望更多的奥运会冠军能够加入到职业拳击的队伍当中。我提出了不同意见，为此，我们产生了争议。谈论过程中，当时在现场的中国第一位在奥运会执法的国际裁判王家波拍下了这张照片。我是咱们延安地区所有知青中，唯一能够代表中国进入国际最高体育赛会担任重要职务的人，这让我感到十分荣幸。也要感谢陕北的父老乡亲们在插队期间对我的呵护！

王骥和霍利菲尔德在奥运会决赛时争论

 

另一张没有展出的照片

十年前，我在“富县北京知青网”发表了一组在英国工作的照片，看过照片的知青都说好，其中一张又由马平安转给了知青博物馆，时间要比前两张照片晚两年。有的知青说在博物馆中见到了这张照片，有人在博物馆转了一圈说没找到。有可能是没有放到展台上，或许是展出了一段时间，因某种原因又撤了下来。

那张照片是我在央视工作时，中央电视台《谁是球王》栏目组组建之前，着名导演辛少英带着我们去拍摄英国的足球训练时留下的工作照。

首站，我们选择去利物浦拍摄埃弗顿足球俱乐部。到达伦敦后，我们住在假日酒店，参观并拍摄了英超总部、大英博物馆以及伦敦其它比较知名的景点：白金汉宫、伦敦塔、伦敦桥……都被收入到我的摄像机中。

酒店房间舒适安静，我住的那间房，含免费早餐一天费用将近一百英镑，相当于九百元人民币。想当年我在陕北农村插队时，一个男劳力撅着屁股在田地里辛辛苦苦干上一天，最高工分10分，合人民币三毛钱；女社员最高工分8分，干一天农活才挣两毛多钱。一个陕北农民一天不休息干上十年，才够交我在英国住一天酒店的房钱。陕北农民太苦了！

早饭自助餐，看着眼前十几种肉制品，全部都是英国或者说是欧洲特色的肉制品，一时又让我想起当年插队的那个小山村里缺衣少食的穷苦乡亲，他们几乎一年都吃不上一次肉。插队第一年的春节，我们知青和全村的乡亲们一样，吃的是没有一个肉渣的豆腐白菜馅素馅饺子，只有杨德兴家吃的是猪肉馅饺子，因为他家里有公家人（陕北话：国家干部）。

延安上边几个县的农民日子过得更苦，每年春末夏初青黄不接的日子，都有许多上面的受苦人（陕北话：农民）举家下来讨饭度日，从我们村走过。陕北的农民，这些受苦人，人穷志不短，不偷不抢，就是要饭，也不在吃饭的时候到你家门口去要，而是坐在村口的月牙树下，或是坐在井台旁边等候……

村里的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特别厚道，不管我们干活儿多少，挣下多少公分，都保证我们粮食的供给。没粮吃了，就到队上去“借”，写上一张借条，保管员打开仓库就给我们拿粮食，我们村的知青从没有挨过饿。村里的乡亲们关心照顾，把我们当孩子一样对待。

在延安插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坐在餐桌前，我一手拿餐刀、一手拿餐叉，身上穿的是一件崭新的白色绒衣，我脱下这件绒衣，拿了几个小盒的草莓果酱，用食指蘸着果酱在绒衣上面写下了“陕北后生富县北京知青”十个红色的大字。

吃完早饭，我把字迹未干的绒衣穿在身上走出餐厅，在街上迎着初升的太阳走了很远，一直到果酱写下的字迹干了，才返回酒店。

到达利物浦，我们和埃弗顿的球星进行交流。一位球星问我：“你以前是运动员吗？你是哪个俱乐部的？”我告诉他，“我是延安北京知青俱乐部代表队”，他听了之后一脸茫然。我给他做了解释，告诉他陕北在中国的地域范围，我把“知青”翻译成“刚走出中学的年轻农民”，那位球星和周围的英国朋友们都笑了。我穿着那件写着“陕北后生富县北京知青”的绒衣，和球星们在一起合了影。

我穿着写有“陕北后生富县北京知青”的绒衣和埃佛顿球星合影

 

博物馆布展，延安市政府征求知青意见

早在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秋分后的第二天，上午9时，我应邀出席了延安市委、市政府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的《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展览馆陈列布局大纲征求意见会议》。

金台饭店地处北京古皇城平安大街，毗邻北海，眺望景山，与紫禁城箭步之遥，也算是一个闹市之中难寻的静处。

延安市主要负责人和曾经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一共五十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北京知青三十多人。会议由延安市市委书记姚引良主持，市长梁宏贤全面细致地介绍了延安的发展情况，和建立延安市北京知青文化博物馆的构想及具体实施方案，希望听取北京知青们的意见，做进一步的细化和更新。

那天参加座谈会的北京知青中，有延安各县北京知青联谊会的负责人，现任和退居二线的部级、局级领导干部，有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知青代表，以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知青代表。我可能被会议主办方错误地列入代表中的最后一类，而受到邀请，其实我真没做出什么优异成绩，说实话，我是胸无大志、吃喝玩儿乐、过松心日子的知青代表。

会议室里由一些小桌子围成了一个长方形会场，延安市来的五六位领导同志坐在了这个会场的东面，算是“主席台”吧，主席台后面的墙上挂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展览馆陈列布局大纲征求意见会议”。知青代表们坐在长方形会场的南北两面和西面。

 

延安博物馆在北京征求意见会场

 

我走进会场，看到一些老朋友，有我们富县的北京知青，捐款20万为延安当地建设希望小学，从事石油、化工及天然气长输管线自动化工程的“北京贝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朱学夫、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兼党委书记王书伟、富县知青联谊会会长贾维岳、安塞县知青联谊会会长、北京旅游投资总公司总经理荣乐乐。乐乐的爸爸是我们体委的老领导荣高棠，平日里我们一见面就是聊体育新闻和体育形势，再就是聊文革前他们家住在王府井时的往事，那天依然如此。

除了老朋友，还有见面脸熟叫不出名字的人，也有听说过名字，又不知道是哪一位的“只知其名，不识其人”的，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在会场的正北面，刚坐下，抬头第一眼就看到坐在对面的*志强，人称“*大炮”，他面无表情，看上去似乎很疲劳。

梁市长介绍，要建造知青博物馆（展览馆），一个是建设用地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经过市委和政府研究，最后决定把外部结构已经盖好的延安市图书馆，改建为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博物馆，会议室内，事先挂好的宣传板上有馆舍照片和地理位置图。梁市长介绍了每一个房间，也就是将来博物馆内每一个展览室的布局和功用。针对这些布局与设计，延安市领导想听听我们北京知青的意见。

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南北两边的北京知青和我一样，互相之间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也不知道谁的职务高，谁的社会知名度大，发言也不分先后，谁想发言，举手表示，工作人员迅速把麦克风送过来，然后就说两句，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提出来，延安市来参加会议的同志里有专人负责记录。

会场气氛相当活跃，不断有知青对博物馆的建设和布局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同时也为延安地区的整体发展建言献策。

近三分之一的北京知青发言之后，主动要求发言的知青逐渐少了，全场慢慢安静下来，似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什么。此时，姚引良书记打破了寂静，直接问曾经在延安插过队的*远（房地产）集团董事长*志强，“*总是有名的房地产企业领导人，请说说你的看法和意见？”*大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依然睁得很大。沉默了几十秒钟之后，*志强说道：“要听我的意见呐，那就只有一句话，拆了重盖。”全场一时鸦雀无声，发表完自己意见的*大炮，提前退场了。

为了缓和会场中的尴尬气氛，我主动提出要发言。我的意见是“支持延安市政府建设北京知青博物馆，作为知青，我会积极配合”。同时，我建议拍摄一部有关延安北京知青的纪录片，在博物馆中开辟一个影像放映室，每天开馆时循环放映。这个建议得到了姚书记、梁市长和延安来的同志们，以及到会的北京知青朋友们的认可。

会后荣乐乐和我说：“你的建议提的好，把你参加奥运会的照片和国家队的队服都捐献出来，放到咱们知青博物馆中……”“好，一定捐献。”我立刻点头答应了。

我在会上讲话

 

想回家看看

距那次金台饭店开会已经整整过去了七年，文中提到的当年参加会议的贾维岳、荣乐乐也因病离开了我们。如今知青们都已是双鬓花白的老人，时间的飞逝，让我有了一种紧迫感。

把自己代表中国拳击队出国比赛时的运动服，以及参加重大国际比赛必须挂在胸前的金丝线绣制的国徽，亲自捐献给延安知青博物馆，一直是我的愿望。原计划2019年十一国庆节期间回延安，后来因为有事去了欧洲。从欧洲回来就赶上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至今全国还在防控之中。为配合国家防控措施，不便轻易出京，一直想着等疫情彻底过去，我再去捐献。

我要为知青博物馆·捐献我的运动服和胸前佩戴的国徽

 

今年“五一”又有了回延安的冲动，想回去参观知青博物馆，看看陕北的乡亲们。我几次用电话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王瑛联系，她总是热情地说“欢迎回家”。由于诸多原因，又未能成行。

我是延安将近3万北京知青中，唯一离开陕北黄土高原后进入国家体育代表队，胸前佩戴着国徽，代表国家去参加世界级各种大赛和运动会的人。这里有许多体育前辈的帮助和指导，有我个人的努力，也离不开陕北乡亲们在我插队期间，对我的关爱与呵护。

“离别延河久，延河照样流，流入黄河流入海，千年万年永不休，永不休啊爱延河，从前延河尽是歌。多少战马在此饮，多少战士从此过，多少英雄杀敌回，钝了的战刀延水磨”。这是我经常想起的戈壁舟《延河照样流》那首诗中的句子。诗人说“喝上一口延河水，走遍天下不忘本”，我喝了五年半的延安水，怎么能够忘记延安的乡亲们？那是我曾经落户生活的第二故乡，抹之不去的那份情感，让我也是“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回去看看知青博物馆。

 

写在后面的话

很多知青，以至不少“上山下乡问题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伟大领袖的天才发明，其实并非如此。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在此之前，1955年4月（中国）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回来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伟大领袖的首肯。

同一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去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从而掀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随后，在这一年（1955年）伟大领袖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等一系列指示，从此“上山下乡运动”一发不可收拾，一度成为我国稳定社会、解决大量城市待业人口的基本国策。大量城市青年离开城市，去农村定居并劳动，直到老大哥苏联变成苏修，双方打得头破血流，坚决执行上山下乡政策，却没有丝毫动摇。截止至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近25年中，上山下乡知青总人数达到2000万人，占到当时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作为主角的2000万知青们，特别是文革中被动员上山下乡的知青，因为这场运动，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而受到伤害和磨练，命运的轨迹也因此而改变，许多知青回城后至今依然生活在社会底层。上山下乡成了他们血泪浸泡、永不磨灭的记忆。

最早搞上山下乡运动的苏修（苏联）解体后变成了俄罗斯，我国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因经济体制的改革，变成了“自主创业”和“自谋出路”。新的政策让新一代的年轻人有了更“广阔的天地”，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依靠国家，全凭自己闯出一条路子来。无论如何，日子肯定要比我们当年上山下乡强的多。

五十年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今日祖国的强大，有知青一代的奉献。我建议全国凡是有知青上山下乡的地区都应该建立知青博物馆，纪念2000万知青为国家付出的牺牲，以及在后知青时代为国家改革开放做出的卓越贡献。

 

作者介绍：王骥，1969年1月赴延安插队，1974年7月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做过医生、担任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委员，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担任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等职务。调到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在《运动休闲》《世界体育报道》《全明星猜想》《体育人间》《体坛风云人物》《谁是球王》系列及人物纪录片担任导演，责任编辑等职务。退休后担任纪录片导演和体育推广工作。

 

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