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光，有些地方，终将与主义、理想无关，只是因为我们曾经走过，它便成了故乡。

“大院”这个概念源于军队。改革开放前，公主坟向西非常寂静，或者说是荒凉。但是，在这寂静的西部，却用围墙围起来了几个军队大院，从公主坟向西，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渐渐的北京有了“大院”概念，这些大院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并丰富了北京文化。

我小时候就生长在总后大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军队大院，上世纪50年代末，为打通万寿路南口向西的道路，总后大院被分割为两个，就是现在的总后大院和后勤学院大院（注：万寿路南口向东的道路至今没有打通，因为海军大院没有被分割）。目前总后大院约有28个足球场地的面积，总后大院里面办公区和家属住宿区用一堵墙分开。改革开放前，由于军队的特殊性，相比普通市民，大院生活算是稍微好些，虽然也需要用票证来买米、买油、买肉、买鸡蛋，但军队的孩子们还是很幸运的。

“总后、总后，什么都落后”，这是我们小时候津津乐道的一句玩笑话。因为其他的军队大院都有游泳馆，我们总后大院没有，夏天大人们就去海军、炮兵大院游泳，我们这帮孩子也就跟着大人们去“蹭”，于是孩子们就说出了“总后、总后，什么都落后”的玩笑话。1975年，全军开运动会，总后特意修了一个游泳馆，算是弥补了我们的遗憾（可惜这个游泳馆2007年拆了）。实际上，玩笑终归是玩笑，这句话准确说应该是“总后、总后，什么都不落后”，三个典型“地标”就是总后“很先进”的最好说明——比如，总后大院第一个建立了毛泽东的巨大的汉白玉雕像。北京市第二个标准的草坪足球场也诞生于总后大院。在1985年以前，偌大的北京，有草坪足球场的就两个，一个是工人体育场，第二个就是我们总后大院的草坪足球场，这一点不是吹牛。那时候，全军开运动会，足球比赛基本是在我们总后大院进行。

总后大院值得骄傲的还有它的大礼堂。它是我们总后最值得骄傲的地标。据老辈军人讲，1952年开始建设总后礼堂，1954年完工。在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外出坐飞机在天空上看到这个正在建设的庞大的雏形建筑，于是询问，才知道总后勤部正在盖这个豪华礼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于是给予了批评。当时建设到了一半，于是总后礼堂被迫修改设计图纸，原来第三层要盖舞厅，后来取消了，用剩下的材料又盖了后勤学院礼堂，剩下的材料还能盖一个新礼堂，可见当时总后礼堂设计的豪华程度。即使修改了设计图纸，但是总后礼堂盖好后，其外观、建筑质量、内部装饰、舞台的立体空间、座椅的舒适性、雕梁画栋、音响等扩音设备和豪华程度仍然是数一数二的，多年来它被称为是第二个人民大会堂。

总后礼堂可以说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比如：我听我父亲讲过：1955年我军的尉官、校官授衔仪式在总后礼堂举行；由于其他军队大院没有礼堂，所以当时全军文艺汇演等都在此举行；此外，总后礼堂还承办过刘伯承元帅、乌兰夫副主席的追悼会。至于全军的重要工作会议，总后礼堂承办的就数不胜数了。

我作为总后军人的孩子，在总后礼堂看过无数的电影和文艺演出。记得“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等），有一年，全军搞文艺汇演，每晚在总后礼堂演出，天天晚上重复演出这些样板戏，我们小孩子天天看也不烦，台词和唱段都背得滚瓜烂熟。白天孩子们就在一起，分别扮演不同角色，自娱自乐。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前被打入冷宫的电影开始解禁。1977年10月，总后在全北京（或者说是全国）第一个在总后礼堂放映电影《洪湖赤卫队》。当时人们十多年没有看过电影，精神上饥肠辘辘。所以第一次放映《洪湖赤卫队》，总后大院的军人和家属几乎都倾巢出动，外院的人听说后也绞尽脑汁“混进”总后大院来。当晚总后礼堂门前人山人海，一票难求。电影开始后，没有票的上千人堵在门口，人们都疯了，拼命呼喊着：开门，开门。场面颇为壮观。这时候人们试图冲进去，结果把总后礼堂的大门差点挤垮，幸亏总后礼堂建筑质量一流。

为了不出人命，总后领导赶紧作出紧急对策，马上在总后大院的大草坪上露天放映《洪湖赤卫队》，就是总后礼堂放映完的拷贝马上拿到草坪上放映，这时候人们马上涌到草坪上抢占最佳位置，一瞬间，草坪上座无虚席。大屏幕支起来后，屏幕后面都坐满了人。那天晚上，人们就像过节一样，拥挤不堪但是又兴奋不已。

第二天，看过《洪湖赤卫队》的总后孩子们，跑到院外给那些没有看过的人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总后带头解禁放映了《洪湖赤卫队》后，又先后放映了“文革”前被打入冷宫的许多电影，像《铁道游击队》《51号兵站》《巴黎圣母院》《流浪者》等等。那时，电影票紧张，孩子们每天晚上都绞尽脑汁搞电影票，我们院一个小孩子，画画特棒，他就画一个电影票，我们屡次都蒙混过关，混进总后礼堂看电影。

可是这样一个被称为第二个人民大会堂、承载着太多记忆的总后礼堂2011年5月2日被拆除了。

当天，我专门去了阔别十多年的总后大院，我看到总后礼堂已经被施工围挡围起来了。我安静地坐在总后礼堂的不远处，听着挖掘机隆隆洪声，默默注视着挖掘机的机头狠命地砸向汉白玉砌成的总后礼堂那强壮的外墙身躯，伴随我长大的总后礼堂就这样一点点消失。

我56岁了，我的“哥哥”总后礼堂58岁，我无语，我心如刀割。我内心在问：北京的四合院都要保护，难道军队内部这样的历史文物不需要保护吗？

这时走过来一位老军人，我问他：“老人家，您贵庚？”“85岁了。”“总后礼堂要被拆了？”我指着那台挖掘机。“为什么啊？这也是文物了。”“哎……”老军人眼色黯然，一声不吭走了。

总后礼堂已经夷为平地了，第二个人民大会堂消失了，我拿出相机，咔嚓，留作纪念吧……心有不甘，意念贪婪。实际上，不光是总后礼堂被拆了，电子工业部的礼堂已经拆了，后勤学院礼堂、红塔礼堂、物资部礼堂，三里河那里有好几个部委的礼堂，命运也让人担忧。礼堂，我们儿时的记忆，在电视机、录像机、VCD、DVD、特别是网络的冲击下，完成了自己的文化使命。

也许什么都可以拆掉，但是记忆是无法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