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这些人的故事

说说我们这些人的故事

（后知‍青‍时代的晚年生活）

‍作者：余杰 说说我们这些人的故事来自老知青家园

说说我们这些人的故事

朋友告诉我，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别太相信。我们该相信什么呢？

记得十年前我记录了十几位朋友简短的口述，都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上山下乡后回城的一些经历。那时的讲述人都是刚刚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朋友，在“谢幕”之际的一些人和事。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这些讲述才是真的，才是可信的。

如今，这代人都开始进入七十奔向八十了。我的一位好友在微信里给我留言——

“别折腾啦，都到了快见上帝的时候了。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这辈子活得真不容易。你们这帮子人就是喜欢瞎搞，还研究什么知青历史啊，有用吗？谁还会听你们自说自话般的唠唠叨叨，自言自语的喋喋不休啊。”

确实，在现如今的微信上还能够看见一些朋友在忙碌着。那些打着“中国”、“中华”、“长三角”之类旗号的组织依旧在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只是参加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喜好舞文弄墨的朋友还在想方设法出本书，据说是为了留下历史，但可惜的现在还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读书和研究呢？诸如此类的事情真的不少。

对此各种看法都有。有的认为是吃饱了撑的。也有朋友感到这些只是丰富一些老年人的生活。还有的发问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研究？亲历者还有几个人对此感兴趣？甚至有人认为在当前讲“正能量”的大背景下……（此处省略）不可能！

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们“蠢蠢欲动”了，各种约会、聚会不断。都是一个信念，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多聚聚，多聊聊，都七老八十了，聚一次少一次了。

这是一代人的感慨啊。

每当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不少朋友对于生活酸甜苦辣的讲述。在这些感叹中有着许多生活中点点滴滴，这是生活的真实。

记录这些口述，也许才是记录一代人真实的历史。我们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朋友，到了感叹人生的时候在私下的场合讲得那些事才是可信的东西。

就像十年前我写《后知青时代的故事》一样，需要有个声明：在此说的事，我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用了一些代号。不少的知青朋友其实不希望我把他们“不幸或者说是不顺利的”事公开，因为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希望我能够为他（她）们说上几句话就很满足了。因此，请大家就不要“对号入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老林告诉我，到了退休后才开心了，因为退休工资要比在干活的时候还多。他说，那时就想着早点退休。

十多年前老林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他是69届的初中生，1970年上山下乡到了云南农场。大返城的时候是通过办理病退手续回上海的。老林家里与大多数同辈人一样孩子多，兄弟几个都是那个时候回来的。一下子家里都住不下了，父母只好在家里搭建起阁楼，让这些风尘仆仆从“广阔天地”回来的孩子们有个窝。不久街道里把老林安排到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9毛钱。老林说，那个时候苦啊。回到上海以后，一把年纪了，快28、9岁了。要成个家实在是奢望的。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人家一听我们从农场回来的，家里又这样困难，上海的姑娘哪个会嫁给我？

老林直到34岁的时候，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老林的对象也是在生产组里上班的，女方家里也是多子女的家庭，生活也较为困难。老林的对象比他小六岁，同病相怜啊，女孩子不嫌弃老林的条件，半年后两人结婚了。他们先是挤在老林的家里，晚上睡觉就拉块布。后来总算分到了一间亭子间，8个平方不错了。老林说当时已经很满足了。

老林的老婆生女儿后得了产后糖尿病，以后一直靠药维持着。那些年我们只要一见面，老林就会叹气：“开销大啊，没办法，我只有拼命地工作，总想多挣点钱来维持这个家。”

每次说到这些，老林都会感谢大家：“我们知青朋友都很同情我，经常给我一些帮助，这份情一辈子忘不了啊。”后来街道生产组倒闭了，老林成了“下岗工人”。他四处找活干，陆陆续续在不少的企业打工，每个月仅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费。苦熬了十几年，老林的女儿中专毕业工作了，他稍微可以喘口气。令老林难过的是，女儿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拿来想给妈妈买点好吃的，结果就在那年老林的爱人去世了。从此后父女俩相依为命。

老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退休前他曾在一所大学当保安，因为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刑事案件，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一批保安全部辞退了。那时这1000元的工资对老林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可没办法。

老林感叹地说：我们一没有文凭，二没有靠山，有的就是在农场锻炼的力气。现在这样的社会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人的位置了。我们能找到一份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已经不错了。

老林的女儿出嫁了。对于老林来讲最大的幸福是女儿找了一个好女婿。女婿在陆家嘴写字楼里工作，收入蛮高的。女婿常常劝老林再找个老伴，好好过日子。老林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赶紧生个孩子，让我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女儿笑了笑回答老林，一言为定。老林说，快十年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唉，也理解孩子们，他们的生活压力也很大啊。

我一直记着老林在他的生活最不如意的时候说的一句话——“生活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借酒消愁的独白

借酒消愁的阿九没有活到退休的那一刻，还差一个月就可以退休的他走了。

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在说，他是被酒精送上天的。阿九，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了，排行老九。名字上有个“九”，唉，难道这就与“酒”结缘了？

此时此刻，我仿佛听见他在天上喝着小酒不停地讲述着自己的那些事——

我是搞病退回上海的。家里兄弟姐妹中我最小，可我跑得最远，到云南去了。真是生不逢时啊，79年回来以后，到街道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8、9毛钱。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要文化没文化，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大家叫我“阿九”，我就是爱喝上几口酒。久而久之我是离不开酒了。弄得一身是病，最最严重的是心脏病，发起来可厉害了。

我不是不想做好工作。从云南回来以后，这些年来什么活没干过？可我们这些人没用。就是有点力气，这又不是农场。那时种橡胶，我上山干活不比别人差。现在不行了，老了，讲到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读过书啊。后来我也干过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一个月就是千把元钱，上海的生活水平那里够开销啊。我喝的是最便宜的酒，抽的是最便宜的烟，反正能过得去就可以了。后来，保安也做不成了，一病就什么也没有了。

你们都劝我说少喝点酒，你们不知道，我这是借酒消愁啊。反正这一生不顺利。读书的时候，碰上了倒霉的“文革”。要工作了，来了一个上山下乡，白白浪费了我们十年的青春。回上海了，好不容易成了家，又要文凭了，你说我们这样的人拿得出吗？国家又不会管你的，他要改革开放也没错，倒霉的是我们啊。下岗了，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待业”，真是胡说八道！连个保安我也干不了。怪谁呢？你们会说，谁叫你回来以后不去好好读书的？你想想，我们回来以后，都快30岁的人了。生产组的收入这样低，要成家立业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在单位里每天要好好干活，就是想多赚点钱好养家煳口。这样的环境下，我还去读书，要么书读我吧。

都是一些牢骚，没用的。我们知青中混得好的人不多。我绝对不会嫉妒他们。这是命，我认了。

他还在说着，像祥林嫂那样唠唠叨叨地说着。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们还一起聚过。阿九说，等到退休后有个愿望，要带着老婆到各地去旅游。这辈子就是有点对不起她，让她守着一个酒鬼过着苦日子。

唉，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啊。

大返城的时候我哭了三天

小琴是在儿子在上海工作了才回来的，那时她已经50多岁了。大家伙儿为她高兴，真的不易啊。她说，你们不知道了。那年大返城的时候，我躲在家里哭了三天。

是啊，同一个屋檐下相处了十年的同伴们突然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去了，对于已经结婚的小琴而言如同晴天霹雳。她边哭边说，上当了，上当了。说好了都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怎么说变就变了。

好几次知青聚会的时候，我都听到小琴在反复一件事情。那年（1979年）春节，当连队里的知青们争先恐后逃离的时候，连队只剩下三个没有回家的上海知青。三位都是在农场找了当地人为对象结婚成家了。大年三十晚上，三位无法回城的上海知青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与其是过年，不如说是无奈地思念亲人的哭泣。还没有吃完饭，三个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说起这段往事，小琴说：“我是整整哭了一晚。就像1970年我们到云南的时候，太伤心了。怪谁呢，谁叫我嫁给了他。（老工人的儿子）我的命就该在云南了。那时你们还在，大家都是一个学校一起来的，好像也感觉不到什么。你们一走，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靠山一样。这么多年来，好在老公对我还不错，总算熬过来了。”

如今小琴已经70岁了，她最自豪的是宝贝孙子。考进了一所重点中学，还多次在市区的各种作文比赛中获奖。每当说起孙子，小琴总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我都知道小琴一路走来的不易。50多岁回到上海的时候，靠着农场给的800多元的退休工资过日子，不易啊。兄弟姐妹都成家立业了，谁来接济小琴呢？那时小琴与儿子一起居住在租来的8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靠着帮人带孩子挣点钱熬过了几年。儿子争气啊，工作不久在单位里入了党当上了高管，每月有上万元的工资收入。小琴说，那会儿听到儿子的月工资要上万，我还以为他在吹牛呢。

在我的记忆中小琴有段非常感慨的话：“当时你们大返城以后，农场里一下子冷清了。学校没老师了，拖拉机没人开了，医院的医生不够了，这时大家都会说起知青在的时候的好处了。可你们都在的时候，那些领导怎么就看不到呢？你们一走，知青就留下几个了，连队里的人都很怀念你们。大家对我很好的。就是我太想你们了。我还是照样干我的工作，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这是你们体会不到的。现在想想，我们这些人很苦的。我回来以后，好像是乡下人进城，什么也不懂。有时心里在想，我还是一个上海人吗？真的，我太希望大家经常聚聚，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在一起上山下乡过，一起吃过苦。”

是啊，这份情谊难忘，那段岁月难忘。

自己闯出一条路

再次与阿海相聚的时候，我们是相约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后阿海说，老了，不开车了。我的车包租给一位朋友了，哈哈，我当起了小老板了。

我一直很佩服阿海，他是一位有自己主见的人。回城以后我们有过几次相聚，每次阿海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阿海告诉我，因为他在厂里工作上很勤奋，很快就当上了班组长。用一些年长的老工人的话讲，混了一辈子都轮不上一个小官当当，还是阿海有能力啊。阿海则说，农村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了，懂得了两个字，珍惜。不久，车间的支部书记动员阿海写入党报告。再后来阿海被批准入党了。大家都祝贺阿海是我们这些同一个学校一起上山下乡后回城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

几年后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阿海告诉大家：我辞职不干了！原来阿海所在的车间老主任要退休了，支部书记建议厂部提任阿海接班当车间主任。结果场部不批准，说现在都讲文凭了，阿海那个69届初中文凭只能算小学毕业。阿海非常气愤，他说我们这些人哪来文凭啊。该读书的时候都上山下乡了，回到城里忙着成家立业，好好工作挣钱养活一家，哪来读书啊。不久，阿海所在工厂不行了，快倒闭了。怎么办？阿海告诉我们：“等死吧，我确实有点不甘心。我提出了辞职报告，离开了工厂。”今后怎么办？阿海说，休息一下自谋生路。现在市场经济了，总会有办法的。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前夕，我们有一次聚会。大家都很关心阿海这些年在干什么。见面后阿海似乎知道大家的关注，一开口就说开了：“这些年我开过摩托车载人挣钱，要养家煳口。后来我去考了驾照，开大客车。先是帮人家开车，慢慢地有了积蓄，现在自己买了一辆大客车跑起运输来。挂靠在旅行社，生意还不错的。当然，这说说是很简单的过程，谁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酸甜苦辣啊。”

那天阿海的这番话我至今还记得：“靠谁？只有靠自己。我们从农场回来时都快奔30的人了。结婚后生孩子，买房子，哪一样不要用钱。可国营企业在80年代勉强可以吃吃饭，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干，而是不知道怎么干！还是那句那句老话，靠自己！好在经过这些年的拼搏，自己的日子渐渐好起了。我每天出车挣钱，老婆在家管孩子，平平静静的生活。相比较我们一些知青朋友，我现在的日子还是可以了，就是不能生病，一生病就麻烦了。我是‘个体户’，自己为自己干，一天不干就没有收入。所以，身体是我的挣钱养家的本钱。”

如今，阿海退休了。他告诉我，现在日子好过了。儿子媳妇同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明年孙子要上中学了。趁着自己还走得动，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们照看了，只要有空我和老伴就会到各地去走走。明年想到农场去看看，听说当年与我们一起生活过的老工人剩下的不多了。

陌生的上海

在《中国知青史》一书里我看见刘小萌教授有一段话：“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色女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

那时，当我们目睹着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城里人结婚离开农村的时候，感叹自己是个男性的悲哀。我们不知何时能够以什么方式回城呢？

十几年前，我们一起上山下乡的同学们基本都退休了。大家都想一起聚聚，聊聊昨天，感叹今天。在几位热心朋友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一次大聚会。

那天，老林说，最难得的是小云特意从江苏赶来了。是啊，当年我们是看着小云一步一回头地向大家告别的。她远嫁千里之外的江苏一个小县城，是老家的亲戚介绍的对象。几十年过去了，大家都不知道小云生活如何。这次是还在警察岗位上工作的老刘想方设法找到小云的。

几位当年与小云同住一个宿舍的女友早早地到长途汽车站等候小云。当小云出现在聚会的酒店时，大家都鼓起掌欢迎小云。有的与小云拥抱，有的甚至掉下了眼泪。那份情感是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无法感受的。

当天聚会时小云说——

这次同学聚会，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从70年离开上海到云南去了以后，后来嫁到江苏。这以后我就几乎很少回到上海。你们不要笑我，现在我连上海的话说起来都很生硬了。要不是你们来接我，这个地方（指聚会的酒店）我都不认识。上海的变化太快了，我现在是外地人了，对这里实在是太陌生了。算起来，我在上海就是待了18年，从此就是外地人了。这一晃就是38年了。想想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现在，我跑到上海的马路上，不要说是不认识路，就是看见这么多的汽车心里也会发慌。

那个时候，我离开农场的时，你们都很羡慕我。终于可以离开云南了。随后我到了江苏（具体地点这里隐去。----编者），在父母的操持下我结婚了。我进了一家工厂工作，生活很平静。比起在云南的日子，那里要好多了，就是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因为在农场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总是有个照顾。一下子与“集体”脱离了，无论从习惯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好了，也算过来了。加上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的变化，日子还可以。不过心里总是想着上海。毕竟我从小在上海长大的。现在每个月有千把元的退休工资，家里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寂寞。所以，你们以后有这样的聚会，一定要记得叫上我。

那天小云很激动。

那天我一直在想，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当我们老了，回首往事留下了许多遗憾。

我能怪父母吗？

在小云参加的那次集体聚会时，阿娟一直在默默地抹眼泪。我们都知道她与小云一样，也是远嫁他乡后离开农场的。但结局则与小云不一样。阿娟现在住在上海，户口还在安徽。她是不辞而别离开安徽的，为了生活在上海当起了保姆。那天阿娟对我们几个说——

当年我们一起乘上火车离开上海去了云南，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说句笑话，我那个时候认为男女坐在一起就会生孩子。所以在火车上我是死活不会和男同学坐在一起的。在农场这些年，我们渐渐长大了，也渐渐懂事了。唯一的心结就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78年初，父母来信说为我在安徽找了一个对象，是铁路机修厂的工人。只要结婚就可以把我从云南调到安徽的工厂去。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我的前夫是个酒鬼。每天三顿饭就要喝三次酒。特别是晚上，总要喝得大醉。我是希望他醉了。不醉，就开始找我的麻烦。都是结过婚的人，说说也没有关系。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就是我例假来了也不放过我。唉！后来有了儿子，我们的生活就更加艰苦了。厂里的效益很差，工资常常拖欠。特别是我听不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不是嫁给我，你还在云南修地球呢！好像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就这样混到儿子上高中了，我下定决心离婚。我们大吵了三年，法院就像是我的娘家，三天两头去调解。最后法院判了我们离婚。他要儿子，行，只要结束这个婚姻，我都同意。现在，我一个人回到了上海。

父母都过世了。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我在上海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我借了一间房子，才8个平方，就像过去石库门里的亭子间。每个月300元，等于把我的工资三分之一交了房钱。怎么办，我就到保姆介绍所去，好歹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东家也是知青，人家混得真不错，两口子每月上万元。他们很同情我，对我特别好。就这样做下去吧。

今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我就这样了。我不怪我的父母，他们是好心，想把我从云南调到离上海近一点的地方。如果我遇上了一个好男人呢？唉，不说了。

十年后再次遇到阿娟，我有些不敢相认。满头的白发，满口无牙。唉，我叹了口气。

阿娟说，老了，没用了。我准备住到养老院去了。

我们知道，阿娟那个安徽的老公前几年去世了。唯一的儿子没有读完中专就跑到深圳打工去了，至今没有一点音讯。

苦命的阿娟啊。

平淡的生活普通的人

十年前遇到小庆（应该称之为老庆）的时候，得知他从原单位辞职了。我本想用点手中的“小权”请他来我们单位开车，盘算了半天还是因为他家里住得太远无法来我这里上班。

曾经与小庆一起上山下乡的我非常同情他，回城后一直在当驾驶员的小庆因为原单位倒闭后，到一家运输公司开大型卡车。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感觉力不从心，想换一个安稳一些的工作。确实，小庆的爱人身体一直不太好，儿子刚刚就业。他一直在外跑长途，很难顾及家里。小庆曾经对我说，自己是靠帮别人开卡车跑运输养活家人的。当时的收入还是可以的，就是人很辛苦。

小庆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我们都是靠汽车轮子滚出来的钱。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没有什么休息天，没有什么节假日。”

唉，劳累了一生的小庆真是命苦啊。刚退休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追悼会的时候，小庆的爱人对我们说，小庆是累垮的。为了这个家，他什么苦都难吃。

是啊，小庆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无论是上山下乡那些年，还是回城以后，他劳碌了一生啊。我记得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的得知消息后，连夜从外地开车赶了回来。那天他喝了很多酒，感慨地对我说了这些话——

我们知青的命不好。就说我吧，回到上海以后，什么都没有，进了厂能干什么呢？好在我抓住了一个机会，学习了驾驶的技术，今天还可以混口饭吃吃。你看，我们多少朋友现在只能当当保安什么的。没有一技之长，没有文凭，当不了官又混不到好的差事，只能卖苦力了。现在我就怕生病，一生病就倒霉了。过几年如果儿子可以工作了，我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一些了。因为自己有了儿子，我总想要为他作些准备吧。我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办的婚事，工薪家庭，一句话，没钱！我是在拼着老命为儿子打工，只是希望他们将来的生活要比我们好。

生活平平淡淡的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走过的路啊。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在握手再见的时候，小庆的那句话：“谁叫我们赶上了呢？谁叫我们是知青呢？！”

我们比别人付出的更多

我们都老了，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好在现在有了微信，彼此都能够在网络上问候聊天。

最近几年大家都非常羡慕老刘的生活。隔三岔五老刘就会在群里发出他与爱人在周游大好河山的“九宫格”照片，真的是潇洒快乐啊。老刘说，各位，趁着走得动的时候，抓紧！

退休前，老刘在一家合资企业担任车间主任。在我们这群“小学本科毕业”的同龄人中间，老刘真的不容易啊。在一次聚会时，我和老刘同桌。等到酒后三巡，不少人开始从“豪言壮语”直奔“胡言乱语”的时候，老刘是清醒的。那天讲起自己一路走来，我听了很感动。

老刘说——

我是顶替我的母亲进厂的。刚到上海工厂的时候，我一下子很不适应。什么要八小时上班，迟到早退要扣工资的，我们在农村时哪有这样的习惯。我干的工作是钳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都胡子一把的人了，派给我的师傅是71届的小阿弟。他命运好，中学毕业就进厂了，现在可以当师傅了。我暗暗下了决心，为了更好的生活，好好学吧。由于我们在农场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上我也不笨，很快我就能独立操作了。

后来，成家，生孩子。到了85年，我当上了我们钳工组的组长。日子就是这样平平淡淡过来了。96年，我们厂与一家日本企业合资了。一下子我们的收入就提高了不少。我被日本老板看中了，当上车间主任，负责全车间的生产调度。合资企业就是管理很严，各种规章制度很多。我感到严一点好，总比收入少好吧。现在干什么都要钱，你少一分钱就叫你上不了厕所弊死你。

老婆是我到厂里认识的，原来是到江西插队的知青。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和语言吧。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小姑娘很争气的。大学毕业跑到美国去读研究生了。所以我和老婆现在的任务要多挣钱，供她读书。老婆退休后，我们厂里留用。日本老板才不管你那么多，看中的就是我们当过知青的人能吃苦，认真！

这辈子过得还可以吧，其实我们比别人付出的更多。如果当时我去读个什么大专文凭的，现在可能还会好一些。当然，人家外国人主要看你干得怎么样。我们不能与我们知青中混得好的人比，但是我自己感到，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马马虎虎过日子

路过阿黄家门口的时候，他们这一片弄堂正要拆迁了。我看见他躺在一张老旧的躺椅上闭目养神。

阿黄见到我后很开心，非要我陪他一起吃午饭。他说，难得遇见啊，我们都老了。这里的房子就像我们一样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阿黄说，我们这些人啊，前半段过得坎坷。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些人心中永远的痛啊，没有书读了结果后半段过得不顺。与大家伙儿相比，我还算是幸运儿一个。

原来当年阿黄是靠着享受独子政策比我们早几年回到上海的。对此，阿黄不屑一顾。他说，其实你们也知道，我是被领来的，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还因此沾了便宜，74年的时候继父来信告诉我可以回上海了。

我们这些出生于五十年代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多子女家庭。能有阿黄这样的“福气”是风毛菱角的。那时我们都是用羡慕的眼光欢送他离开农场回家的。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下午。

阿黄告诉我——

我回来以后进了xx厂，那时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回来后我的心里一直有个念头，想想你们还在“广阔天地”啊，真苦。和你们比比，我实在是太幸运了。

我是77年的时候结婚的，你们都是过了一年后有了大返城才回来的。我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我与继父继母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老实人。我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他们是在八十左右去世的。

我所在的工厂在1995年的时候关门了，大家都回家了。这日子总是要过的，怎么办呢？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去学开出租车。一直开到退休为止，就是人辛苦的很。那时在我们的车队里，我是年龄最大的。刚开始开车时，前几个月几乎是月月吃“白板”，自己还要倒贴钱进去。好在老婆一直很支持我，家里安排的舒舒服服的。到了退休前我已经是老师傅了，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不错了，日子可以过了。那些年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一旦生病就结束了。

一个连队的知青朋友中，我的日子是马马虎虎可以过了。我们不能与混的好的人比，我感到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没有知识（文凭）。从农村回到城里，我们这一代人最吃亏的就是没有文化。在什么都要讲文凭的时候，我们吃了这个亏。怪谁呢？大家心知肚明。现在我们把希望寄与孩子的身上了。我的女儿不错，考上大学。现在又考进公务员，在区政府工作。我的脸上也很光彩啊。

……。

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聊不完的话。阿黄对我说，这回拆迁家里拿到了一大笔钱。有了三个计划，一是留给外孙，二是留些养老，三是趁着走得动与老婆一起游山玩水。

我对阿黄说：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待续……

文章来源：今日头条上海余杰




			说说我们这些人的故事作者：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