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线上接难侨   

工作组刚抵达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马上召集我们开会，介绍边境上越南难侨的涌入情况，要求我们尽快到边境考察和接侨。第二天早上，马正国处长带我抵达东兴，实地察看难侨处境。当时的东兴，是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边境小镇，涌入的难侨已达二万多人，每天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远远超出了当地的承受能力。

我们的计划是，尽快摸清情况，向广东省侨办和省农垦总局直属农场管理局（接侨后改名为广东省华侨农场管理局）汇报，然后做计划逐一落实接收难侨的运输、接待、生产、生活、住宿等各个环节。可是，我们一到，东兴镇政府就好像落水的人抓到了救生圈，马上要求我们把人接走。面对一堆堆乱哄哄的难侨，还有东兴镇方面的强烈要求，原来的调查考察计划全打乱了。

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们与东兴方面只用一天时间，就确定了第一批接送到广东的难侨名单。我们到达东兴的第三天上午，一支男女老少1300多人的难侨队伍，就从东兴出发开赴南宁了。从东兴至南宁车程约10个钟头。这个车队浩浩荡荡，一共32辆车，16部大客车编号载人，另外16部大货车对应编号拉行李。

这件事，今天回想起来，简直是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我们一再跟广西方面说明，我们只是考察实情的先遣组，接侨工作必须向广州方面汇报并作出各环节相应安排后，才能开展接收工作。可是，边境上的巨大压力根本没有条件给人讲道理。我们两人刚到东兴，人家就要求你即刻带人走。

马处长是解放战争年代的老团长，有一条腿负伤残废，走路十分不便，他必须留在东兴协调各方面工作。交给广东的第一批1300多人的难侨队伍，就交给我一个人负责带了。一千多号人，32部车，我，一个28岁的年轻人，承担起这副担子，还必须保证把队伍平安带到南宁。那时的公路全是泥沙路，中间还得经轮渡过河，一个人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这时恰好有两位从广州同往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准备回程，我灵机一动，找到他们，告诉他俩车票紧张，请他们直接跟我们的车队走。他俩同意后，我请他们路上协助照看车队，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我先请一位记者坐上车队的第一号车，另一位则坐到最后的第32号车，我自己坐中间的16号车。车队半路上休息了几次，每次车队一停下来，我就向后跑，边跑边察看，跟32号车的记者交流情况后，又跑步到最前头的1号车找记者了解情况，然后才通知车队继续前进。半路上，有些老太婆晕车呕吐，死活不肯上车，有的妇女给婴儿喂奶未喂完，都得劝说她们上车赶路。就这样，终于在黄昏日落前，把车队带到南宁临时接待点。

此后，工作组的人手增加了，我们也加快了在东兴、凭祥边境的接侨进度，把一批又一批的难侨，送上归国之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广东省属的28个华侨农场（含当年广东省属的海南5个场）一共接收安置五万多名越难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这么多人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农场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对难侨来说，他们被逼抛家弃产、携老带幼，受尽越南当局及逃亡路上军警抢劫欺凌，走向茫茫的逃难之路，其艰难困苦的经历，当年中国和世界各国媒体都有过不少披露，这里就不再累赘了。在这里讲一点我自己亲身接触难侨的一些人和事。

越南北部边境，居住着一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华侨华人，大都以务农为主。由于越南经历了抗法、抗美的多年战争，农村劳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青壮年男人死的死，伤的伤，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自从越南政府掀起反华排华浪潮，驱赶华侨华人后，他们就更加悲惨了。从家里逃出来前，凡是值钱的、有用的，已经被越南当地干部和军警基本上洗劫一空，这些边民逃至我国境内时，大部分人只有随身的几件简单衣服，背着提着的是十分简陋的瓢盆碗筷，小木箱子，一小扎一小扎的柴火，有的还用小竹笼装着几只活鸡鸭，很难见到一件象样或值钱的东西，闻之观之，令人十分心酸。

尽管如此，他们能活着逃出越南，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从河内、海防、蚬港等北越城市逃出来的，看上去处境稍微好点。一些原来生活在南越西贡（胡志明市）的华侨华人，大体上都比较有钱。我接触过一些从西贡堤岸逃出来的难侨，很多都是潮州人的后代，大都是生意人，他们操着一口发音纯正的潮州话，我很自然地用潮州话与他们交谈。

他们说，逃亡前，不少华侨华人向越南政府买通行证，每张证得花几两至十几两黄金。有的人带着细软，用绳子把成串的金戒指绑在身上出逃，碰上拦路的军警，就用金戒指买通他们，一路多次如此，才逃出生天。许多无证出逃者，有的路上被杀，有的海里沉船，惨死在路上或海里，其惨状真是一言难尽。

西贡的华侨华人大多经商，他们原来的生活是挺好的。有一位从西贡逃至凭祥的中年妇女，听说我们准备安排他们去农场后，对我说：“阿叔啊，我们原来在西贡生活得好好的，被越南当局迫害回国，但是你看看我的双手，哪里种得了田啊？”她还讲：“我原来在西贡，每天上午把米放到电饭锅里后就去上市（上市场买菜），一返来就有热饭吃啦。”1978年，虽然我住广州沙面，全省最大最威的百货商店“南方大厦”就在附近，当年国内最时髦最高级的商品这里都有，但我却从未听过、见过什么叫电饭锅，所以无法相信、也无法理解这位潮州老乡的话。直到几年后自己用上了第一个“三角牌”电饭锅，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西贡潮州老乡难侨中有一位中年男子，南北越统一前当过南越伪军，跟着美军与北越打仗。一次聊起他打仗的一段经历时，他说：“当年美军带着我们在山区与北越兵打，有吃亏也有占便宜。北越兵很精，地型又熟悉，开始我们吃亏了，于是就撤。回去后，改变战术，先派飞机过去轰炸。可炸弹一扔，北越兵就往山洞里钻。美国佬学精了，轰炸机装上录像机，一扔炸弹就录像，拍下北越兵进洞的实况，接着马上返程。等在机场的班排长以上军人，立即集中现场观看录像，边看录像边按北越兵钻入山洞的人数和位置指定各班任务，然后坐上直升飞机跟随轰炸机出发。轰炸机炸弹一扔，北越兵又往山洞里钻，我们马上从直升飞机上下来，按既定分工分头往山洞里打，手榴弹、汽油弹、火焰喷射器、机枪一齐上，洞里的人没一个能活着出来。”听完他的话，我觉得自己几年前在茶场当民兵时学的一些战场基本常识，跟70年代初期这种越南战争模式比，差距还是不小的。

归国越南难侨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差别很大。到农场后，北越、特别是边境侨民，大体上都能适应农场的生产生活环境，安心农场工作。来自南越、特别是西贡的难侨，到了农场后，大部分又千方百计逃渡去香港，再设法转去欧美澳等第三国。

1979年2月17日上午，我们按计划在南宁送走了最后一个装载1300多名难侨，开往广州的专列（注：每个专列当时的定员1300人），紧张而疲惫的广西接侨工作，至此正式结束了。我们亲手接回的这五万多名越南难侨，与自解放初开始安置的来自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等24个国家的归侨职工和家属一起，成为华侨农场的新生主力军。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解放军部队根据运送最后一批难侨确定的日子作出的决策，1979年2月17日，正当我们接侨组松了一口气的这天清晨，我人民解放军万炮齐轰，无情的炮火倾倒在越军的阵地上，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包括我的一些同学和曾经一起下乡到茶场的知青农友），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毫不犹豫地冲向战场，在残酷的战火里拼博杀敌，不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性命。这一天，最后一批难侨结束了漂泊和苦难，开始和平新生活。而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就像一股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涌向战场，冒着枪林弹雨，用他们的青春热血谱写着人生的光辉诗篇！

我们的专列朝着和平北去，勇士们的战车迎着死神南下……两个方向，一个目标。这是我对那段历史的点滴回忆，也是一段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作者：李魁舜　广东省英德茶场知青　原潮安一中（潮州金中）“老三届”初三（4）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