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泽/爷爷马寅初在文革中幸免于难

马思泽 张琴 来自公众号“新三届2”

1949年7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全体常委合影。二排左2为马寅初

原题马寅初长孙马思泽我爷爷文革中没受过迫害

 受访者：马思泽整理者：张琴

也许，就连马寅初本人也没预料到，自己日后的命运会因一篇文章而发生转折。

1957年，当他写下那本名为《新人口论》的文章时，两者的命运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8年，《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北大开批判大会，马寅初不肯来，派人去“请”来了，他搬张椅子坐在台前泰然自若。并发表一篇言辞铿锵“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马寅初在北大

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欲言者难，言人之不敢言者就更难。”

在北大学生的回忆里“马校长也是一块不择不扣的硬骨头”，“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季羡林也曾表示钦佩，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一个是梁漱溟，一个就是马寅初。

这便是外人眼中的马寅初了。

而作为马寅初长孙的马思泽，自1953年出生就和祖父共住一个四合院，他对马寅初的晚年命运则有与旁人不同的解读。

以下文章为马思泽口述内容。

马寅初长孙马思泽

书和资料都被烧掉

1959年12月，马寅初处境恶劣，对他学术批判已经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第二年1月，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搬离燕南园，来到旧宅院——东总布胡同32号。

这一年，马寅初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

“爷爷发表《新人口论》被批判的事是五几年的事，那时我才四五岁，所以直接感受并不强烈。当然，家里气氛的改变我多少有一点感觉。

我记得之前每年五一和十一天安门上都有游行，晚上有联欢。每年这个时候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城楼里看到那些演出、联欢，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国家级领导人。但到了1958年的庆典，我们觉得到时候了，爷爷却说不去了，身体不舒服。那个时候我们很失望，觉得这么大一个活动没机会去。”

1953年，江隆基（左1），马寅初（右2），汤用彤（右1）与苏联专家在未名湖畔合影

外界传言我爷爷辞职后就闲赋在家20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我记得1961年夏天，那时我上小学一年级，爷爷说要带我去浙江嵊县莫干山老家。其实那次去既是回家探亲，又是考察。

那次回去，他仔细地询问当地相关人员当年新添了几口人，死了几口人。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跟他同睡一个房间。当时他每天晚上会写东西写到很晚。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写的是什么书，现在想想，应该就是文革时被焚烧的那本书——《农书》。

实际上从1961年回家以后，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究，不断在看书。从他1962年大病一场以后不能再外出，他社会调查的来源就没有了。到了1966年以后就更不要说了，整个研究环境没有了，他的书和资料都被烧掉以后他大概才不再研究了。”

“总理保护了我们家”

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学校休学了，工厂停工，大字报席卷各个校园，马寅初曾任职的北大成了大字报“集中营”，大家都在家里，不敢出门。

马家所住的东总布胡同也暗自起了变化，首先是胡同被更换成一个很革命的名字，而当时住在这条胡同里的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都被纷纷抄了家。那个时候，马思泽路过那些空旷的院子看到熟悉的邻居都低低的弯着腰、挂着牌子，拿皮带抽打他们的都是红卫兵。

这时，马寅初一家人也坐不住，觉得有些不安，“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早晚会来，就是等着，等着一场暴风雨的来袭。”

马寅初（左一）陪同周恩来视察北大

“最初大家都不太理解，闹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和姐姐都去北大看大字报，那时候人山人海，报上写着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就把大字报内容抄在小本上拿回家给爷爷看。他很关注这件事情，但他也不明白是发生什么样的大事。

很快，形势变化，大字报从校园里蔓延到社会，红卫兵也走到社会了，大字报也跟着贴到了胡同里。那时候全家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们就是等着，觉得这件事早晚也会来的。

那些被批斗的人有我同学的父母，也有我们平常的街坊邻居。我们家一直没有被冲击，但说起来也进来过一次，确实是红卫兵。那天晚上很晚，印象里是十点多钟，进来了不少，大概有二十来人。我们就问你找谁？他们回答说来抄马思通的家。我弟弟叫马思东，还有一个弟弟叫马思忠，音很像，但两人他们都还是孩子呢，所以对他们说“你们肯定搞错了。”对方听后就走了。这样一场虚惊，也让大家紧张很久。

从那之后，我们家就自己开始整理东西，爷爷的学术书籍、珍贵的往来信件，还有一些字画都被烧掉了。

刚开始是父辈们觉得贴在墙上字画对联这些东西可能属于“四旧”，已经跟当时形势不相符了，所以就跟爷爷说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吧，不要再墙上挂着。他们先是卷起来，后来才发现这些东西收起来还是“四旧”，并没消失，唯一的想法就是销毁——烧掉。我们找了一个很大的箩筐，把爷爷书房里的书找出来。他们筛选书是什么样的标准我现在也不明白。反正觉得只要是与当时形势无关的书可能都被挑出来销毁。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大人把那些东西挑出来，然后让我去烧。那些书好多，堆在那里，我们烧了整整一天。

现在想想，如果我再大几岁可能会阻止这些事情，或者至少会从里面挑一些书保留下来。实际上，最后我只保留下一幅总理对联，那是我在送进火之前挑出来的。当时我打开看到上面的落款是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这三个人我想没问题的，就卷起来放到一边。等到把所有其他东西烧完，我把那幅对联放到炉子里。火已经灭了，它就在炉膛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

当时还有一幅是何香凝送给我爷爷的《下山虎》，这是我爷爷非常珍视的一份礼物。从他搬进这个院子就一直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当时我把它打开看了一眼，但是不知道何香凝是谁，也烧掉了。

整个过程爷爷没说什么，都是父亲挑书，挑完后最后请爷爷看了一下，同意以后烧毁的。爷爷后期那份百万字的《农书》也是当时烧掉的，它是在一个箱子里，手写的，一张张纸，把纸再接起来，接到很长，然后再卷起来，就像古代的卷纸一样，打开一卷一卷的。后来我才知道自己烧掉的是爷爷未完成的书稿。

烧书过后一段时间，派出所的人来说:“周总理有指示，你家是保护对象，不准任何人闯入，我们负责保护。”因此，“文革”中我爷爷本人并没有受到冲击，他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多干扰， 而且可能是跟总理的关系，他的待遇都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和警卫人员等等。”

马寅初与北大学生在一起

“死也得去悼总理！”

马寅初和周恩来感情深厚，1941年他被蒋介石抓捕，周恩来就曾营救他出狱；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他，还是在周恩来安排下，他躲在了一艘去香港轮船上得以逃离上海到香港，后来又辗转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那个年代人的感情方式不像现在，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但关键时总会不同寻常。总理在爷爷生死攸关时曾给予帮助，而我爷爷也在总理去世时流露出我从未没见过的情感。”马思泽说。

“1971年爷爷患直肠癌，第二年他住进北京医院。院方对一个91岁老人的治疗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要求直接手术，一种害怕出事要求保守治疗。最后周总理做了批示:“病人本人有动手术的要求，医务人员就应当从手术着想。由天津的金显宅、王德元主持手术，议后望告。”周总理总在我爷爷生死攸关的时刻，给予他极大的帮助，所以我爷爷很敬重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那天是礼拜天，早晨我一打开收音机，听到周总理病故的消息，我都愣了，不相信这是真的。大家没敢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爷爷。1月10日，我家接到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的请柬，这回怎么也瞒不住了。吃晚饭时，父亲把报纸给爷爷看。他看了，什么话也没说。我们建议他不要勉为其难去参加告别仪式——他患直肠癌后做了手术，大小便失禁，大家担心有什么意外，影响不好。我爷爷非常大声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

马寅初与北大学生在一起

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是11日下午举行。那天我爷爷早饭、午饭都没有吃，连一口水也没喝，他怕进食进水以后要排泄，不方便。直到下午三点钟，他就躺在躺椅上等着那个时刻到来。

当时是我和三个弟弟陪他去的，那是个寒冬，他穿着很厚很厚的大衣，戴着帽子。穿了这么多衣服以后，他已经坐不进去轮椅，基本就是我们把他塞在轮椅里，无法动弹。

到北京医院以后，站在总理遗体前，大家都鞠躬，但他动不了，他就给我做出要鞠躬的表示，我明白了，就在他的后背往前推，他努力往前欠了欠身，这样也是一种敬意。

给总理鞠完躬，大家都绕着总理遗体转圈，按常规来说转完一圈就出去了，但他坚持还要再回去再转一圈。后来我发现他哭了，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1958年春马寅初到北大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迎接从十三陵义务劳动归来的学生

“他走的时候很安静”

1979年7月26日，中央人民个广播电台播发了题为《党组织为马寅初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

此时马寅初已经九十八岁了，历史终于在他活着的时候，有机会向老人道歉。

“爷爷去世时是在北京医院，他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北京医院负责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好几次住医院了。每次住院时间越来越长、间隔时间越来越短。在这期间已经有过三四次病危通知了，但每次发完病危通知他都缓过来，最后这一次非常突然。

那时我在班上，回到家里以后，我爱人给我在门上贴了一张条，就让我立刻赶到北京医院去。当时感觉不好，赶到医院时我是最后一个。那会儿爷爷已经去世了，家里人都在。我用手摸一摸，他的身体还是热的。

老人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话，我想他走的时候应该很安静。”

北大校园的马寅初塑像

原载《新校园：阅读版》2011年第2期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