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航:青弋江在诉说 作者:刘晓航


刘晓航:青弋江在诉说

来自老知青家园

 

刘晓航

青弋江是长江流经皖南的支流,发源于黄山。我曾经在青弋江畔一个村庄插队长达7年之久,至今,我仍然珍藏着这十几页发黄的信纸,这两封信诉说着30多年前,我们的风雨人生。

——题记

 

晓航:

刚读完高而基的短篇小说《老板》,我的心好像随大地一样飘在群星之中,而地上夜生活的蟋蟀声响,使世界和我们的心灵奇妙地融合为一体时,日常生活的琐细和可怕,从脑海里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自全县工农兵文艺调演以来,我们已经三个多月未见面了。这次调演,你们弋江公社代表队人才济济(几乎全部是知青组成的)出尽了风头。

尤其是哪个在《洗衣舞》中扮西藏姑娘的范卉,在台上翩翩起舞,像是黑色的精灵,又像是星空中的一镰新月。但是,在台下,她是那么高傲,冷漠,我忘不了她那一对忧郁的大眼睛。我们几个被称为“秀才“的评论组成员,白天和大家在一起看演出,晚上挤在稻草垫的地铺上,为你写的小戏《卖猪》中的公与私的戏剧冲突争得面红耳赤,

一言不发的品越最后说;“那社员不就是让猪吃饱喝足,再牵到食品收购站,乡下谁家卖猪不这样?这算戏吗?“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都不言语了。还有调演期间的伙食特别好,8人一桌,6菜1汤,那“虎皮扣肉“肥而不腻,

霉干菜特别香,我盼望这种调演一年能办几回。

再说说我的近况,这三个月我成了大忙人,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个生产队抽调一人,我作为“笔杆子“被点名抽去,每天记10分工。如果是文艺宣传队也好,男男女女在一起,满耳是歌,满堂是笑,岂不热闹,可我们是“以批修整风为纲,促进春耕生产“。现在,学习和批评两个阶段已经过去,眼下已经进入整风阶段。我的差事自然是“遵命提笔“,我自嘲已成为鲁迅笔下的绍兴师爷,每天忙于处理民事纠纷。每天忙于办简报,写报道,还有计划啦,报告啦,红夜校啦。另外还兼个跑腿的差事,隔三差五去公社取文件,这村那庄地跑,找人谈话的时候,人们脸上都挂着尊敬和亲热的表情。我也就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甚至挂上一丝微笑,逢上饭头,人们客气地邀请地我入座,有时还能灌上一杯水酒。这里的沟沟坎坎印满了我的脚印。从白发苍苍的老汉到十来岁的放牛娃都一律用“大施“这两个字称唿我,这称唿里既有一个大字,我心安理得地应了。

生活是丰富的,精彩极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被他嫂子打伤了,闹了十几天,还在闹,要大队干部给他作主,捂着肚子赖在合作医疗所里要这药,那药的。我认为他是无病呻吟,故意装的,令人讨厌。

昨天,我去李村布置红夜校,生产队长下地去了,在家的妇人泡了一杯茶,生怕我这个城里人喝不惯乡下的东西(其实我白开水也将就的),细声细语地对我说;“这是谷雨尖子,好茶哩。“,我照例说声谢谢,她没有说这茶是多少钱一斤买来的,我想它一定是个吓人的数字。许是谷雨尖子的诱惑,或是怕拂了那妇人的好意,也是真有点渴,我端起茶杯呷了两口,觉得它跟其它茶没有什么不同。那妇人见我喝了,便满意地西灶去了。屋里剩下我一个人,便开始认真构思起来;几个栏目划分好了,“学习园地“下画本书,加两个墨水瓶,再插上一枝笔,觉得还差一点什么,又在背景上添一张大格格的稿纸。“竞赛栏“里画什么哩?画个火炬必不可少,底下画台拖拉机,远景画山,近景画座高压铁塔。画罢,我为自己笨拙的画技直摇头。可是,当家的回来了,还夸我画得好。“吃饭了”他将桌上的调色板,颜料,纸笔一古脑儿挪到一边。妇人端上一碗香喷喷的蒸腊肉,一碗嫩黄的水蒸蛋,碗面上一小块猪油还没有化开,蔬菜正青黄不及,桌面上却摆着炒韭菜,辣椒酱,蒜苗儿,腌香菜,盘盘碟碟将一个饭桌都挤满了。妇人并不上桌,当家的还歉意地说;“就便饭了,上街没有搞到酒”。

你看,我都说了些啥,生活五光十色,有时也觉得挺无聊的。

大队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成立革命大批评小分队。先让我整理出几个批斗对象的材料,然后由民兵营长领着,我们几个押着他们去21个生产队巡回批斗。我们将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打,他就不倒”的语录牌插在田头,正在干活的社员们就歇工围拢来,那4个挂着牌子的坏人在我们的押解下被推到田头,然后一一宣读他们的罪行,念完一个,我领着大伙儿喊一阵口号,再念下一个。

一个姓张的地主分子将自家的阴沟里的污泥混杂在猪粪里,交到生产队里记工分,被人发现。在群众愤怒的“不许地主分子反攻倒算“口号声中,他被按下头,腰躬成90度。

另一个是姓汪的富农子弟,他精明能干,农闲时从山里拖柴火卖,倒也温饱。但是一顶富农子弟的帽子压得他抬不起头来,连入团的资格都没有。去年冬天全公社会战孤峰河水利工地,他拖着板车参加了运输队。一天大早,人们发现所有的板车内胎都瘪了,眼看影响工程进,大家一愁莫展,他自告奋勇去补胎,忙碌了2个多小时,他将20多架板车全部修理好了,他一身油污,大汗淋漓。公社书记非常高兴,表扬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水利会战立了功。不料,当天晚上,公社专政队来了几个人将他押走了。根据有人揭发,半夜出来小解,看见就是他车棚里捣腾,那些车胎都是他用钉子扎破的,第二天又作好人去修,图个立功好表现。真相大白,顺理成章给他定了个“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我望着他那副自作自受的可怜像,觉得既令人同情,又愚昧无知可笑。

另一个是坏分子,姓章,这人是一个孤儿,还当过3年兵,因为小偷小摸,被部队开除回家,。其恶习不改,平时游手好闲,依旧小偷小摸,连“窝边草“也不放过,成为当地一害,批斗他,无人不拍手称快。

第4个是姓万的下放居民,罪名是不安心生产,到处上访告状,仇狠贫下中农。

每批斗一场,照例由这个生产队管一顿饭,一般落在队长家。伙食不错,4碗4碟,有鱼有肉。在此时批斗人的与被批斗的同坐一桌,不分彼此,吃个痛快。尤其是那个惯偷狼吞虎咽,像过节一般。

只有那个姓张的地主趁我上茅房时,偷偷地向我诉苦,他说他是无罪的,将阴沟泥混在猪粪里的不是他,而是他婆子。这人有点文化,懂点中医,原先靠当游方郎中煳口,文革了不准他行医。我知道全大队的四类分子每月要训一回话,每年还要出一定的义务工,缴一定的粮食,上面没有这个政策,却是沿袭的乡规。

那个姓万的一直不服,也不肯低头,他向我诉苦;“我们都是下放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上访,大队长见我老婆漂亮,利用我上水利工地时,半夜敲门去调戏她,我上哪儿去评理?我们是外来户,全村人都是他本家,还不许我上访。”

我木然地听着他们的申诉,似乎自己作错了什么事,但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在耳边响起,情况是复杂的,我不能听他们的。

写得太拉杂,到此打住,我想有时间去看看你和品越——他是否还在研究他的数学和哲学?

五月柳絮纷飞,青弋江畔一定很美丽,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大施

1973年5月11日于沙滩脚

 

大施:

桃花谢了,李花也谢了,只有荠菜花盛开在田头水边,烟雨蒙蒙,蛙鼓声声。

中午邮递员送来你寄自沙滩脚的信,我兴奋地读完它,简直像在读一本有趣的书。

近2个月来,我们弋江公社的知青都陷在一种悲痛和压抑中。我要告诉你的是:范卉,她死了。就是你信中说的那个跳洗衣舞的范卉,那个高傲,冷漠,有着一双忧郁大眼睛的姑娘,她才22岁。

她在离我们8里路的邱村教民办小学,20多个学生。学校是新盖的3间草房,她住1间,另2间是教室。那天,上学的孩子们都来了,教室的门紧闭着,他们敲了半天门喊范老师,无人答应。路过这里的生产队长觉得奇怪,因为平时这会儿已经上课了,他敲碎玻璃,扯下窗帘,吓得直往后退;只见范卉颈上系着一根塑料电线吊死在屋梁上,脚下是她踢翻的一张方凳。全村的人都来了,撬开门将她从梁上放下,用一块白布盖上。那20多个孩子哭成泪人儿,几个大妈哭着说;“昨天下午和我们还有说有笑的,好好的,这就走了?”

等我们闻讯赶去,公社书记和治保干事已经赶来了,他们将现场隔离起来,我们作为她的知青同学,获准留在教室里等候她的父母亲友。清点她的遗物,在学生花名册里发现一封简单的遗书,交代了三件事:抽屉里的34元是孩子们交的学杂费的结余,口琴和《外国民歌200首》送她弟弟,枕头下的“上海”牌手表只留给这所民办小学的继任老师,不能把孩子们的时间耽误了。听了这三条,全村的人都哭了。

她的死因不详,她为什么要自杀?令人费解,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非死不可?范卉下放5年来,一直表现很好,连年被评为上山下乡先进。她的艺术才华是公认的,她文静的气质和清纯的外貌成了许多知青(包括一些农村青年)心中的偶像,近年3次招工,她都被推荐上了,最后一次是全村社员联合署名和按手印报上去的,结果都被刷下来了。理由只有一个,她父亲曾是国民党少校军医,在淮海战役中随部队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县医院工作,是外科一把刀。但在“文革”中被揪出来,戴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当然株连其子女。为此她整天愁眉不展,但全公社知青中像她这样出身不好的很多,她为什么要死呢?

傍晚时分,她的父母和弟弟从县城丧魂落魄地赶来,人们立刻闪开一条路,在他们哭天嚎地中,我苦苦思索。人求生本能是强烈的,包括那些绝望的癌症患者,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要挣扎着活下去,她为什么连一丁点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我百思不得其解。

她的丧事3天后才办完,她的父母一下子衰老了许多,默默无言,我们任何劝慰也无法使他们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根据她父母的意见,范卉的骨灰就葬在青弋江边,她的青春,她的灵与肉都殒落在着块土地上。

葬礼空前隆重,她的亲人,甚至她读中学时的老师都来了,公社和大队干部,全公社一百多知青,全村男女都去了。弟弟捧着她的骨灰盒,紧跟其后的是她的学生娃娃们,一个个都哭红了眼泡。我们在江滩上选了一块地,掘好坑,安放妥她的骨灰盒。在纷纷的鞭炮纸屑和纸钱的灰烬中,我们环立在这新土前泣不成声,来年清明扫祭时,她的亲人将为她立一块石碑。

这事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它仍然像一块沉重的铅压在我们的心头难以化解。近来,关于范卉的死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根据有关人士透露:那天她父母俯尸痛哭时,她当医生的父母发现女儿已经有了身孕,她和蠕动在胎中的小生命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但男的是谁?这也许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被埋葬了。

生活就像坎坷不平的土路上的独轮车向前滚动,平凡而平淡。我任教的大队小学附设了一个初中班,有24个学生,我和一位姓胡的下放干部包教了这个班的全部课程。我同时教语文、政治、化学3门课程,负担够重的。老胡快50岁了,原先是地区林业局的技术员,除了他和他大哥外,全家人都去了台湾,因此“台属”的帽子一直扣在他头上。他妻子是一位小学教员,有3个女儿,夫妻因性格不合感情不好,由争吵发展到互相伤害。“文革”中,他老婆为了和他划清界限,多次提出离婚,他就是不答应。他每一次回城看女儿,老婆就是不让他进门,有一次他老婆的两个弟弟将他打得头破血流,因为是家务事,别人也不好多干预。他害怕孤独,将远在昆明的侄儿小康接来同住。他大哥是云南大学的讲师,因为家人在台湾被定为“特嫌”,关在牛棚,他大哥想不开,吞咽玻璃碴自杀了,留下妻子和两个儿女。当时云南教育质量很差,小康读初二了仍错别字连篇,有一次将妈字的女写到右边去了,我们经常以此笑他。叔侄相依为命,我们3个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下,在一个锅里吃饭。

我们这里是沙地,是棉区,池塘和水井很少,每天的饮用水必须到二里外的青弋江去挑,春夏江水奔流,到了秋冬枯水季节,江水成了一束溪流,要踩在河床上的鹅卵石前行100多米,弯腰用葫芦瓢一勺勺舀在桶里再一步步地挑回去。夏天江流湍急,我们3人去江边挑水,顺便将衣被拿去洗了,然后再铺在河滩上,一会儿就晒干了。我们像鱼一样在江中游泳,然后躺在河滩上晒太阳,听江水哗哗流淌,这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光。老胡的兴趣来了,还用俄语唱起《喀秋莎》、《山楂树》,平日的忧愁和烦恼无影无踪。

品越这学期调到弋江中学教高中数学,我每次上街都去他那儿坐坐。前天我去时,他正在煤油炉上烧菜,一个萝卜几根大葱,过得很清苦。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书和稿纸,他明显地瘦了,正陷于双重痛苦中。他告诉我,半年前,他给北京刚复刊的《数学导报》寄去一份关于“质数”的研究论文,一万多字,这是他两年的心血,然而泥牛人海、杳无信息。前几天县教育局长来校检查工作,让校长唤他去谈话,要他安心本职工作,不要胡思乱想,少写那些异想天开的论文。当时投稿,刊物的编辑还要审查作者的政治表现,这样,刊物的一封公函寄到县教育局,惹来局长大人的一顿训斥。也难怪局长发火,他写稿经常写到半夜,难免有时起不了床耽误指导学生的早读。

他的第二件烦恼是,他的女朋友最近与他吹了。他们青梅竹马,她在市里一所小学当音乐教师,人很漂亮,两人几年来鱼雁传书,感情已经很深。现在她父母坚决反对他们谈下去,因为他还是一个知青,谁知道他何年何月能够返城?

我把这位老夫子从学校里拖出来,陪他在青弋江边散步。我劝慰他,书依旧读,文章依旧写,女友的事要顺其自然,你还有过女友,我和大施至今依旧是孤家寡人,一切慢慢来,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说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我和品越盼望你早一点来青弋江做客,再过半个月就是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指示发表五周年纪念,我们公社将举行民兵篮球赛,现在各个大队都抽调一些知青在练球,那时你来一定很热闹。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晓航

1973年6月27日

 

后记:

30多年过去了,这两封信中的人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大施在80年代多次返回那个叫沙滩脚的小山村,他是去招工的,他已经从这个县向上海的浦东开发区输送了几千名民工,县政府将他视为上宾。这与当年知青下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劳动力与人口的逆向转移。今年他已经从上海金山区工商局退休。

品越在文革后,成为第一批未经大学学习,直接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因为着作多多,在90年代初即被评为教授,现在为上海财经大学博导。

老胡在1975年返城后,终于与老婆离婚,80年代移居美国,与海外亲人团聚,以后没有了消息。他的侄儿胡康在90年代也去了美国,后来听说他为婚变殉情而死,令人感叹。

前几年我重返阔别20多年的青弋江,特别去江滩上寻觅范卉的坟,它早已经淹没在深深的荒草中,只有青弋江的涛声陪伴着她。不知何年何月,一粒香椿树的种子飘落在坟前,经年长成一棵大树,关于范卉的死因,至今仍被当地人偶尔提及,它仍然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

 

刘晓航:安徽省芜湖人。1947年8月出生于杭州,1965年毕业于安徽芜湖三中,“文革”期间先后在安微定远十八岗农垦学校及南陵弋江公社插队,二次上山下乡,长达十年,1975年招工返城,1977年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1980年毕业于安徽师大中文系,曾任武汉广电大学二轻局分校副校长,湖北审计干部学校教务主任高级审计师,武汉科大中南分校系主任,民盟省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4年以来致力于中国知青文化事业,他的成名作《我们要回家》,曾先后参与策划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主编《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和《我们曾经歌唱》。是全国大型知青文化丛书《知青人生感悟录》(远方出版社)和《中国知青岁月》(广东旅游出版社)的编委,发表知青题材的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达百篇。

 

文章选自《我们曾经年轻》一书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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