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悠悠 往事悠悠
作者：陈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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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悠悠 往事悠悠
作者：陈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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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悠悠 往事悠悠 陈 韩 星 粤东汕头老知青 薄暮的黄昏，一个身体孱弱的少年独倚在残旧的房门前，栖在枯树上的乌鸦声声哀号，秋风卷扫着满地的落叶，少年的心被莫名的悲哀和忧愁紧紧地攫住，泪水汹涌而出，止也止不住，打湿了发黄干枯的岁月…… ——庄园：《陈韩星的艺术世界》 这是一个遥远而清晰的意象，记者这段描述中的少年就是我。 1956年初，我陪同患了严重肺病的父亲一起被遣回到普宁农村。当我“独倚在残旧的房门前”时，堂兄陈汉元（占陇小学校长）正忙前忙后，安置刚刚抵达老家的父亲躺下休息。 那时我刚满十岁，几乎从稍为懂事时便开始生活在一种无从逃脱的时代阴影中，浓重压抑的家庭气氛和随时可能遭遇的厄运，注定了童年的我忧郁而孤傲的性格，早熟而内向。 1955年5月16日晚，胡风在北京地安门太平街住宅中被捕；同年6月9日午夜，潮汕地区仅有的两名“胡风分子”——林紫叔和我父亲陈志华同时被收审，一同关押在汕头市中山公园前附近的一座楼房，林紫叔关在二楼，父亲关在楼下……这就是震惊海内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文字狱。
当时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 宣传资料
上世纪80年代，胡风问题经历了三次平反：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1986年1月，在胡风逝世后，中共中央通过对死者的评价，公开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中共中央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明确指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错案”。（第299页）至此，胡风问题尘埃落定。 从1955年到1980年，整整25年，假设一个正式涉及此案的人的家庭以每家3人计算，则共触及6，300人。而其实，受株连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受株连的程度也远非“不幸”两字所能概括。 就我的家庭而言，父母兄弟姐妹就有7人。从株连的程度看，1956年，即父亲被收审并开除出队翌年，我的第二个弟弟出世了，小名阿鹏。以当时的家庭处境，是没法养育他的，只好送给家乡的一户农民；谁知在他5岁时，养父便让他去放鹅，有一天不幸摔下水沟淹死了…… 当时，除了我跟着父亲回到普宁老家之外，汕头还有母亲文晓原、大妹陈敏华（5岁）、弟弟陈朝行（4岁）和细妹陈小英（2岁）。原先供给制的干部待遇全都没有了，这几个孩子怎么办？经过朋友介绍，这三个孩子全都送到澄海新溪一位后来我们都叫她为“澄海姑”的家中寄养，每月母亲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8元作为寄养费。（若干年后，我们兄弟姐妹中的前三个都因父亲的这段“政历”先后上山下乡去了海南军垦农场，那是后话。） 就这样艰难地撑过半年之后，1956年初夏时分，事情有了转机——吴南生到汕头视察工作来了！吴南生来汕以后，很多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都去他住的地委招待所与他晤面，一两天过后，吴南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怎么陈志华没来见他？一问，才知道陈志华已经被“处理”回乡了。吴南生立即说：“陈志华这个人我知道，高高瘦瘦的，当年我们还一起参加潮汕抗日游击队的，还有他的老婆，广西人，都曾经在一起过，怎么他就成了胡风分子了？他又不会写文章，也少开口，老老实实做一些宣传工作，他会刻腊版，字写得很好，当年日本鬼子投降的《告潮汕人民书》就是他刻的腊版。他身体又不好，患有肺病。——赶快叫他回来，不然就死在普宁了！”吴南生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有一定权力，在旁陪同的汕头市委组织部长立即记下这件事，隔天就发了一个通知到父亲原工作单位——《工农兵》杂志社。 但是，通知发到《工农兵》杂志社后，当时的负责人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竟然把通知扣下了！父亲早已在乡下听到消息，喜出望外，天天盼，天天等，还跑到占陇镇邮政所去问，还是一直没有收到任何信件和任何消息。 终于，父亲忍不住了，大约等了三个月后，父亲跑回汕头，亲自到杂志社编辑部去问该负责同志，该负责同志倒是不敢否认，说“那我找找看”。结果在抽屉里的一堆各种信件中真的找到了这封组织部的通知书！ ——父亲和我就这样回到了汕头，几个弟妹也都从澄海回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上世纪50年代的吴南生，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
父亲虽然回来了，恢复了工作，但“胡风问题”是个全国性的大案，组织部门也不敢撤案，另外想了一个名目——“坏分子”，属于当时盛行的“地富反坏右”中的一种。从1955—1980年，二十五年间，被划为“胡风分子”、继而又被冠以“坏分子”的父亲，每次政治运动，都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惨不忍睹。父亲本已病魔缠身，又这样横遭折磨与侮辱，真是苦不堪言！但生性诚实刚直的父亲一直不屈不挠，拒绝在任何“处分”上签名，他也不向任何领导讨好求饶，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陈述事实，表白心迹。我眼睁睁看着生身之父如斯不幸，泪血直往心坎里流！ 但不管如何，父亲的生命被吴南生部长保下来了！我们一家也被吴南生部长保下来了！ 1980年，父亲终于得以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成了离休干部，还在1997年获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50年”荣誉证书。父亲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仍坚强地活着，直到1999年去世，享年85岁。 2005年，吴南生、许英夫妇参加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时合影。
历史翻过新的一页。吴南生始终是我心心念念的一个名字。苍天有眼，我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关于这次拜访，汕头市作协主席林继宗事后写了一篇文章《南公风骨》，开头是这样写的： 夏日炎炎，心绪切切。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艺术委员会管善裕主任、陈韩星副主任、秘书处肖少亮和我一行，满怀景仰与诚挚之情，从汕头出发，专程驱车前往广州拜访慕名已久的吴南生先生。当我们穿过东湖边翠绿的垂柳，叩开一所平常居屋的门扉时，迎接我们的是满头银丝的南公！哦，八十六岁的老人家，竟然那样硬朗健旺，炯炯有神。我心中又浮现出印在潮剧基金会会刊《潮韵》第二期封面上的彩照：满树灿烂的红棉，映衬着银发童颜的南公。此刻，他正从封面上走出来，伫立门边，还是那满脸祥和的微笑，把我们迎进挂满字画的客厅。
这一天是2008年5月25日，初夏时分。大家坐定后，轮到我开口了，我先送上几本我写的书，然后问吴老：“吴书记，您好！我叫陈韩星，您可能不认识我，但您可能认识我父亲？”吴南生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陈志华。”“哦，我认识，高高瘦瘦的，有肺病，人很老实。”“听说您和我父亲曾在同一支抗日游击队打过游击啊？”“是啊，他在宣传组，写字很漂亮，刚直，端正，跟他的人一样。”“谢谢吴书记夸奖。吴书记，今天我随基金会的同事来拜访您，其实我早就想拜访您了，只是没机会。我是想当面向您道谢——您是我父亲和我们家的救命大恩人啊！”“噢噢，话不能这么说。”吴南生停了停，回忆了一下，似乎想起来了：“当时也就是说让你父亲回来，什么胡风分子？都是胡扯嘛！”我忙说：“是啊，1980年彻底平反了。”“就是。老人家现在还好吧？”“已经在1999年去世了，享年85岁。”吴南生点点头：“那也算是高寿了。”“谢谢吴书记！吴书记，您的恩情我们就是用金山银山也答谢不了，今天我带了两斤您喜欢喝的普宁炒茶来，想请您收下。”“好的，这两斤茶我收下。——许英啊，你来收下韩星同志送的两斤茶。”吴南生的夫人许英应声而来，我站了起来，恭敬地双手将茶叶呈送给许英同志。
…… 除了大大小小的事件，历史往往还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节和许许多多偶然的瞬间构成的。这一天的到来，距离1956年那个初夏，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自然，我们家的历史应该就是中国当代历史中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一个缩影。
静静的东湖，也许并不知道在它身边的这位老人，走过了多少坎坷的道路、有着怎样的沧桑岁月和辉煌的人生。但湖边的垂柳年年都会长出新绿，轻轻地随风飘拂；水平如镜的湖面也时时都会漾起美丽的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让这位世纪老人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颂下去…… 天地悠悠，往事悠悠。 2020年9月23日
陈韩星，广东汕头老知青，1965年上山下乡到广东农垦海南垦区的红岭农场（后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四团）。历任兵团的团、师、兵团文艺宣传队编剧。1978年调任汕头市歌舞团编剧。1997年结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高级编剧研修班，着有歌剧、电视剧本多部，其中《大漠孤烟》《巴山夜雨》获全国戏剧文化奖 · 大型剧本金奖。陈韩星是国家一级编剧，退休前任汕头市艺术研究室主任。 来源公众号“一壁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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