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盛龙:  湘西人，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发表文学作品千多篇，出版散文集《西湘记忆》《二酉散简》《心心相依——中华５６个民族散记》等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十多种文学史着论着专节专题评介。

 

我家今昔

作者：杨盛龙

我们国家经历过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其中的人民公社化时段，实行一大二公大集体，计划经济推向极致，物资短缺，生活困难。家国命运相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在我的家史上史无前例，值得记述。那个计划经济时代与“前计划时代”、“后计划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祖父多年给地主做长工，勤拔苦做，勤俭持家，积攒下些许钱粮，买下一处地基，修了一栋小木屋，先后买下9处田地和几块零星山林。我大伯父参加红军，长征之后参加南泥湾大生产，接着是参加南征，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于湖南平江。

祖父辛勤一生，只上过几天夜学，可以看《三国演义》，在我父亲一岁多时就过世了。土地改革，我父亲即将成年时被划为中农成分。祖父一个做长工的人，辛劳几十年将家境盘成那个样子，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进入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官僚主义盛行，瞎指挥，大唿隆，农民没有种什么怎么种的自由，失去生产积极性，生产队连年减产，农户生活困难。我家缺吃少穿，常年借粮，靠瓜菜代和挖蕨根度日，艰难至极，多少代人从未经过那样的日子。

 

瓜菜草根聊以果腹

实行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农民的土地都收归公有，各家都没有了土地，生产队统一出工，年终决算分配。全民大炼钢铁，上山挖矿，植被遭破坏。一些封禁多少代多少年的树林都被砍倒，用以炼钢铁。生产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几块田的稻谷挪到一块田过秤，虚报粮食产量。人民日报的高产卫星已经放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在那样的形势下，我们哪能落后！

开办大食堂，百多人拢在一个锅灶吃饭，实行军事化，看起来似乎热闹红火。以前各家做饭烤火需要的柴火是零星从树林捡的干柴，蓄积山林。食堂烧火做饭，就便砍附近的山林，砍保河堤的树，山林破坏严重。伙食标准一降再降，成人每顿4两米的饭（使用老秤，16两为1斤），小孩对半折，做繁重体力劳动的人哪里够吃！我和妹妹将全家的晚饭定量一起领回家吃光了，尔后我妈收工回到家，只有炒野菜充饥……

办食堂那几年，许多人只能挖野菜，挖蕨根，有的砍挖芭蕉蔸煮吃，有的吃观音土，一些人饿死了。我们那些村寨很多人浮肿，妇女普遍患“吊茄子”病（子宫脱垂），那几年没有生小孩的。

食堂办不下去，只能停办，恢复各家各自开伙，各家屋嵴瓦角炊烟丝丝拉拉升起，如同一个个停止唿吸的人恢复起令人欣喜的喘息。

上面的政策放开一点口子，允许人们在出集体工之余开挖点边角荒地，种点什么东西。我母亲起早贪黑，挖了6块地。父亲从工作单位申请退职回到家，两人一起又挖了3块。都是些零碎的丝茅草地或者芭茅茏、葛麻蓬，有的是难以站稳的陡坎，大多是每个岩窝只能种几蔸苞谷的烂岩窠。

那样的开挖被称作“小自由”，种点苞谷、洋芋、红苕之类的，收获不少，吃了一些日子的饱饭，我妈还用余粮换了十几个坛子。那些烂荒边角地只种了两季，就不准再种了。

人民公社大集体生产大唿隆，生产上瞎指挥，讲求密植便是越密越好，提倡深耕便是翻出老生土，忽而打倒冬泡田实施水作改旱作，忽而易涝地区钻山洞寻找地下水，农民没有种什么怎么种的自由。有的人做重活，有的人开会或者在哪里遛跶玩儿，有权有势的人贪占公家的便宜，多劳动的人并不多得分配，大家丧失劳动积极性，收成连年减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开展革命大批判，停工停产，混乱不堪。

高寒山区盲目推广双季稻，说是收不到稻谷收稻草，收不到稻草收精神。劳动量大增，粮食大减产，收入大降低。我们生产队那些年每人平均口粮两三百斤，有一年只有195斤，是包括稻谷、苞谷、洋芋、红苕等种类的毛粮，只够吃半年。我家8人，4个劳动力，全年1万多工分，是全队最高的，但是分不到多少粮食和钱。每个劳动日值一角多钱，不如老母鸡下个蛋。

我家十年没有年饭米，借米过年，债务丛集，越累积越重。各生产队大多数人家生活困难，借粮也很难。

生产队实行计划用粮，将本来只够吃半年的粮食分成更多月份，每月发放一点。领回当月的口粮，只够吃半个月，就去借。下一个月领回口粮，还了借债，所剩不多。领回或者借来的粮食，拌以瓜菜，放很多水，煮成烂啪饭，当时肚子填饱，不多久就饿了。

父亲常年借粮，跑东家，走西家，求爹爹，告奶奶，借得十斤八斤，敷衍三天两天，再去借。很难一次借到几十斤上百斤的。各村寨大家都困难，各生产队每个月发口粮日子不同，互相接济，东拉西扯，一次也就借到两升三升的。我家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头天晚上现借第二天的早饭米。有一天，我在家摘菜烧水等，母亲去借粮，没借到，空手回来，痛哭一场。

到比沙沟借红苕，挑一百来斤，上一重高坡，再上一重连二坡，衣服湿透，腿脚打颤。想到每借一百斤红苕以后得还一百斤稻谷的高利盘剥，心里发冷。

心里更发冷且发憷的是借麻风村的苞谷。那些麻风病人是上面专门建立医疗站，将其拢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山窝里自种自食，防止与外界交往，防止传染。我们被饥饿逼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忍受被传染的危险去借苞谷。吃过以后，心里一直因为这事打鼓，担惊受怕。

三十年后看到有关资料上载明，科学家经过多方研究，得出结论，只有对麻风病菌没有免疫力的人才会被传染，这种人在人群中只占十几万分之一。借过麻风病人粮食吃的人很难中到那个“彩”，心里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因为穷困，喜欢秋天。秋熟季节，自留地以及山坡上这种那种东西成熟，可够伸手处多。红苕、南瓜、冬瓜、豇豆等和大米或者苞谷粉煮饭吃。山上野果很多，秋熟沉甸甸的。

冬天挖蕨吃蕨粑，煮萝卜饭吃。

将大头菜剁成豆粒般细碎的颗粒，三份大头菜粒一份大米，煮烂啪饭吃。我家４个劳动力，冒着风雪上山挖蕨，砍除荆棘杂草，挖地三四尺深，挖翻的新土很快被雪覆盖。到天快黑时，得几大捆，在积雪中一步一滑，挑背回家，洗掉泥土，晚上将其捣细碎，捶捣到半夜。

第二天早晨将头天沉淀一昼夜的蕨粑淀粉取回家，做全家人的早饭。三四个人将蕨根粉渣不断淋水杵捣，做成几大缸汁水，一瓢瓢舀起，过滤，沉淀在水渠边。吃过蕨粑早餐，再上山挖蕨。每天就那样现挖现做现吃。

害怕春来早。春天来了，天气转暖，蕨发芽，蕨根淀粉大多“跑”到枝叶上去了，蕨根淀粉不容易沉淀，不能挖蕨了。挖芭蕉树蔸，挖野芹菜、鸭脚板、执耳根、刺夹菜、白蒿、饭佬儿根等各种野菜吃。

春荒连夏荒，让人焦心。很少的自留地春节前后种的洋芋，要到夏至才成熟，离成熟还差一个多月就开始挖洋芋吃，只有小鸡蛋大，才长到一半，挖得心疼，没有办法，只有每天挖一点。天天吃洋芋，或者和一点大米煮洋芋饭，或者完全吃洋芋，蒸洋芋坨，煮洋芋粒，炒洋芋片，熘洋芋丝，做洋芋泥，磨洋芋粑粑，多种花样吃洋芋。

那一天，天刚亮，我和父亲、妹妹上坡薅草，薅了三四个小时后，母亲做好了早饭送到域口上，是一大盆洋芋煮豆角，一粒米都没有，吃完，四个人接着薅草，挨着饿，薅完生产队指派的那一块跨越几个山湾的坡地。

 

白布土染与补巴艺术

我家多年缺粮食，吃的很成问题，穿的更难以顾得上。

上面每年给每人发放1丈4尺5寸布票。手边宽余的人家布票不够用，贫穷人家没有钱买那些定量的布，将布票卖给别人。

年度布票使用期限通常延长到来年3月底。每年在布票快要过期的日子里，父母想尽办法，东家借，西家挪，凑钱，将所有布票用掉，买来那种每尺三角多一点的直纹白布，到街上的土染匠那里用土靛染成蓝布，全家每人做一套衣服。给我做的当然也是布扣子便装。我那时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课失学，十三四岁就当农民，好想有一套每一尺四角多的斜纹学生蓝，做一套有三个衣袋的缝订塑料扣子的学生装，但那是不可能的，父母花掉那些布票买下直纹白布已经特别的不容易。

那种价钱最便宜的劣质布衣服，很不经穿，过不多久就破了。当农民的，衣服最先烂处是肩和背膀处，其次是手肘处；裤子最先烂的是臀部和膝盖处。母亲做家务很忙，舂米，筛米，磨苞谷粉，筛苞谷粉，做鞋，剁猪草，做饭，等等。补衣服需占据相当的时间和精力。

补衣服是一门艺术，有很多讲究。一是选颜色相近的布；二是补面要平整；三是针脚细密，如果针脚长就很不好看。母亲补的针脚细密，很是好看，重新缝合的肩背膀很好看。过不多久，补的补巴烂了，又补上一层。我们全家人经常穿的是补巴重补巴衣服。

上坡到地里穿草鞋，经常打赤脚，冬天赶场或者走人家得有一双胶鞋。全家每人买一双胶鞋，对于我们家来说又是一笔大的开支，也得想尽办法置办。胶鞋穿破了，到补鞋摊打上补丁，也是补丁重补丁。

家里置办不起多的被子，三四人合盖一床被子，被子也是补了不少补丁的。夏天冬天都是铺垫竹凉席，寒冬腊月上床睡竹凉席，觉得冷进骨头里了，真是严峻的考验，用体温捂热床。夏天蚊子很多，买不起蚊帐，本来缺吃少穿很瘦弱的身子还得被蚊子吸血。

 

难以实现的奢望

农民家庭，人口增加，一代代延续，每一代人是否翻修或者扩建房屋，体现一个时代的殷实与否，体现一代人的能力。

我祖父几十年做长工，积攒下钱粮，买下地基，修了一栋木屋。父亲和二伯父继承他的房产。随着人口增多，住房紧张，父亲和二伯一直想合伙修一栋新房子，修好后一家住老屋一家住新屋，然而几十年都一直没能新修房屋，那奢望难以实现。

家里缺吃少穿，没有用具。只有一个旧碗柜用以放碗。没有箱子，一些破衣服放在竹篙上。母亲在开边角荒地年代以余粮换得十几个坛子，用以装这种那种东西。

很少有活钱。等鸡下蛋，攒起来卖掉买油盐。打点野麻、构皮、棕片之类的，卖给供销社，凑零用钱。弟妹上学，每学期每人两三元学费，老师催了又催，好不容易才凑齐。父亲偶尔上街买点油盐或者办事，两角钱一碗的面条都没钱买，或者舍不得掏钱吃。

表述生活，记录衣食住行各方面。行的方面，天天都在出行，都是爬坡翻山，活动在本生产队范围，出远门就是到公社所在地赶场，顶多到县城。

吃穿等基本问题都没有着落，我们没有奢望以五六块钱买个闹钟，根本拿不出那几块钱。需要赶早，估摸时辰，听鸡叫，看日头。有时候起早了，到地里劳作一阵，坐在地上打个盹，天才亮。买不起雨鞋，想着能有一双塑料凉鞋，但却买不起，雨天穿水草鞋或者打赤脚上坡。到县城去赶场，听到鸡叫二道起床，出门爬坡，翻过几座山，往返百里，两头走黑路。

根本没有畜力车之类的，全靠肩挑背负。有两次出行记忆特别深。一次，我挑五六十斤腌制大头菜，徒步50里，到红岩溪卖，很不好卖，只卖掉两三斤，再徒步50里挑回家。我17岁那年，和父亲抬一头130斤重的猪，去县城缴派购猪，两个人抬，拉拉扯扯，比单独挑同样重量难多了，翻越高高的沙子坡，走45里，到县城收购公司缴纳。生怕收购公司刁难说猪不够肥而拒收，如果再往回抬，哪里还走得动！

我参加修筑了5条公路，25岁时出门上大学前从来没有坐过客车，没有出过县。

 

后计划时代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闹剧终结，大集体大唿隆体制解体，田地和山林分到户经营，返回到单干体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自主决定种什么怎么种，爆发出极大的劳动积极性，农产品以及各种物资逐渐丰富起来。

国家改革开放推进，经济搞活。对于我们家来说，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温饱问题逐渐解决，不再缺粮食。以前我父亲借粮食，借的大都是十斤八斤的。有一次从一位大叔家借到100斤粮食指标（即相当于粮票，可用那指标从国家仓库买到平价粮），再借钱买来那粮食，解决了我家一个时段的大问题，我家几十年感谢那位大叔。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对家中缺粮耿耿于怀，自己的粮票有结余，加上同事赠送的，将积攒的北京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寄回家。父亲写信说，不要再寄了，家里不再缺粮食。

新世纪初，我家修建了新楼房。现在，我家发展成为十个小家庭，几家住在县城，有的在州府，有的在省府，有的在深圳、北京工作生活，各家都有了汽车。以前连一个闹钟都买不起的家庭，难以想象现在这种生活。

我家以前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常年借粮，总是瓜菜代烂啪饭，吃树皮草根。改革开放多年后，再也不用为吃的发愁。以前吃瓜菜代，吃得清肠寡肚。现在总是想着怎么少摄入油脂，怎么少吃荤的，怎么减肥。这年头，穿的是应有尽有。以前总觉得衣服烂得太快，现在就觉得一件衣服老也不坏。往往是，夏天就要过去，夏装还没换完。

精神生活方面，更是丰富起来。以前，家里仅有几套古典文学名着，藏掖转移，挪多个廊场，还是被抄家当作封建黑货没收，家里很难找到几张有文字的纸片。新时期，我父亲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民间艺人，获得省文联颁发的民间文艺家荣誉证书，我们大家庭出了不少读到本科、硕士毕业的读书人，每个小家庭都有许多藏书，这也是以前难以想象的。

以前的体制将人绑定在生产队，在那些地块忙碌，在那些坡岭来回，一年到头很少外出，顶多就是到公社所在地赶场，到县城赶场，从来没出过县。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我想从北京回一趟湘西老家探亲，心里还划算着拿出这一笔路费后会不会影响生活开支。现在，我们大家庭的人们想到哪里旅游就去哪里。

现在的生活，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来源公众号“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