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我的人生第一课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17岁到19岁，我在那里整整呆了三年。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验。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一开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因为去兵团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去内蒙跟其他人心情不同。离京那天，记得是爸爸和堂姐到北京火车站去送我。几乎整列列车都是去内蒙的知青，送站的人群非常拥挤，简直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因为我们这些兵团战士都岁数太小（我们连队最小的一个女孩才15岁），而且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火车启动的一刻，随着咯噔一下晃动，全车爆发出一片哭声，现在想来真是再自然不过，可是我当时的感觉却很意外，因为我没有一点想哭的情绪，而是一种跃跃欲试走向火热的生活的期待。我只是向父亲和堂姐挥了挥手，思绪早已飘向远方，飘向我期待已久的生活。

记得刚上中学时，流行着一本书，叫做《兵团的女儿》，写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战士的生活，她患了瘫痪，但还是努力奉献，把个人的病痛放诸脑后。看上去很像身患瘫痪的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像忍受病痛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也是歌颂在边疆奉献的青年（我记得是杨在葆出演的，他是我的第一个青春偶像），同时批判了一个千方百计逃避边疆艰苦生活想回上海的反角（好像是达式常演的，记得从那么年轻时我就不喜欢奶油小生型的男人，而偏爱粗犷性感的男人）。我们当时都很狂热地希望过一种献身的火热生活，而不愿意当逃避艰苦生活的自私自利享乐主义的落后青年。记得在初一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做一个勘探队员，因为《年轻的一代》中杨在葆所饰演的英雄人物就是勘探队员。我当时最爱唱的歌是那首《勘探队员之歌》，那支歌曲调动人，歌词浪漫，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是那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火车开了很长时间，进入内蒙境内，周围景色越来越荒凉，是典型的戈壁滩、大草原景致。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粗犷感觉。后来，去云南插队的知青有很多都爱写小说（王小波也是其中之一），去内蒙的却很少有人写小说（只见过《狼图腾》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我想其隐蔽的原因恐怕跟两地殊异的气候地貌及风土人情不无关系。云南的绿草茵茵和边寨风情使人能够寄托浪漫的情怀，而内蒙的戈壁沙漠和粗砾寒冷的景致使人的精神变得粗糙和干硬。

下了火车，又坐卡车，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把我们连人带行李卸在了沙漠中间一块荒凉的洼地上。好在我们是自己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不是像自卸卡车那样由一根自动升起的钢柱把车厢前部顶起来，哗啦一下子卸下来的。后来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的回忆录，有句套话：一见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可是那不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心中的准备太过充分，周围景致荒凉则荒凉矣，但是还是不如我期待的那么荒凉，我的心也一点儿没凉，而是充满了火一样的狂热。

我们的连队是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三连，那是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一片平坦的空地上有几排土坯房，是用沙子下面的粘土直接合水脱坯盖起来的小房子。这土房还有另一种盖法，就是把前后各放一块木板，相距一墙之宽，然后用粘土掺水直接灌进去，打成一面墙，俗称“干打垒”。

兵团组建前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叫做太阳庙林场，顾名思义，是以种树为主的，负责在沙漠上种沙枣树，另外还有飞机播种能在沙漠中存活的红柳和白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一到此地，林场就被改为农场了。可能是因为这么多人要吃粮食，所以不得不把种树改成种粮食了。可惜，这个决策大错特错了，因为此地属于黄河河套地区，农地有灌无排，土地长期被水浸泡，很快就盐碱化了，远远看去，土地不是黄色的，而是白花花的一片，那都是水流走之后剩下来的盐碱。听说盐碱的成分是硝，是做炸药的材料，对于庄稼有极大杀伤力。多少年了，我们挥汗如雨辛苦种下的麦子，亩产才七十斤，而光撒下去的种子每亩就有三十斤。里外里，每亩只能收获四十斤麦子。我们去收割麦子的时候，劳累倒在其次，主要的感觉是辛酸——那麦子长得稀稀拉拉，麦秆都很少有超过一尺长的。多年之后，我旧地重游，发现农场又改回了林场，充分证明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

70年代李银河在山西大学

同样是兵团，东北兵团跟内蒙兵团的人心情就不一样。后来看，主要是亩产700斤和亩产70斤的区别导致的。去东北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心情就比较愉悦；去内蒙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什么也没收获到，而且还被周围的牧民骂，说开荒破坏了他们的草场，造成了沙进草退，心情就更加沮丧。合着大家拼命流血流汗，不但没有建设成果，反而是搞了破坏。这就从根儿上破坏了大伙儿的好心情，所以当其他地方的知青大讲“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们就不爱听，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完全地虚掷了。这也是我们连总共才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个人的原因。那个癔病发起来就像一般的神经病一样，程度轻些，更精确的说法也许该叫“精神崩溃”。连里专门辟出几间土房，把这些得癔病的人单独关起来，倒也不是私刑的意思，而是保护他们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周围的人。因为癔病发作起来，有很强的攻击性，摔盆打碗是轻的，如果打了人就会酿成灾祸。发作人多的时候，一人一间屋子不够用，可是也不敢把两个病人放一起，他们要是互相伤害起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相对于内蒙很多的牧区，我们在这个农区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盖因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庄稼。不但没有种出多少粮食，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岗，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的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的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的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种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北京，我没见过内蒙那么雄壮的蚊子，得有两公分长，看去像架小直升飞机似的。蚊子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一种叫做“小咬”的飞虫，也就一毫米长，可是咬起人来，狠劲比蚊子一点不差，一咬就是一个红疙瘩，更恐怖的是，小咬体积小，人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它们会钻进人的耳朵眼儿，搞得人生不如死。这都是我们刚去第一年的事情，后来时间一长，就再也没人在乎蚊子小咬了，它们不但从记忆中消失，而且好像也从现实中消失不见了。看来人是世界上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再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有口饭吃，有口水喝，人就能活下来。我们去的地方毕竟不是夹边沟，在那里，人才会像没水的秧苗一样，大批地枯萎死去。

在兵团最值得记忆的是沙漠之旅。在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在兵团的三年间，我们到沙漠中去过几次，好像是为了军事训练去的。内蒙兵团的定位是“屯垦戍边”，这是古代留下的一种做法，我们的编制方式全都是按准军事编制，分师团连排，连长和指导员以上的干部都是现役军人。给我们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发津贴（而不是像农场那样发工资，男兵每月6元，女兵每月6.75元，多出来的是卫生费）。刚去的时候还搞夜间紧急集合，拉练，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第一次见到绵延无际的沙漠是令人震惊的。大沙丘有好几层楼高，一面陡，一面坡，我们从坡的一面爬上去，然后在沙丘顶部坐下来，从陡的一面滑下去。后来在一些沙漠旅游地也玩过滑沙，那是专门开辟的滑道，用专门的滑板来滑沙的，而我们当年的滑法才是最原始的滑沙。

在沙丘之上行走，常常能看到小动物一串串细小的脚印，据说是狐狸留下来的。有一次，我们去沙漠拉练，真的在几米的近距离见到一只狐狸，它恐怕一年也不会遇到一个人，所以一见到我们就飞快地连窜带跳地逃走了，但是我们见到它却全都是惊喜。在大沙漠中跋涉了一阵，抬头一看，连长在远处的一座高高的沙丘上骑马伫立，像青铜骑士的雕塑，使人心中莫名感动。他那威风凛凛的风姿让人想起战争中真正的军事指挥员，可惜他领导的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士兵，只是一些干农活的农工，也没有真正的战事，只有以苏联为假想敌的煞有介事的拉练。

在沙丘和沙丘之间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空地，全是龟裂的坚硬如石的粘土，植物大致只有两种，一种是红柳，是一种枝条呈紫红色的灌木；另一种叫白刺，也是灌木，但枝干是白色的。最让人惊喜的是白刺上会结一种黄豆大小的果实，非常甜美多汁，俗称“酸溜溜”，是非常好吃的野果。最不可思议的是，每棵白刺上的酸溜溜味道不同，有的偏酸些，有的偏甜些，所以每次吃酸溜溜都是一种冒险，有意外惊喜，不像你吃香蕉苹果之前早就知道它们会是什么味道。在北方那缺水也缺水果的地方，这种野果简直就像天赐美味，可惜数量有限，只能偶尔吃到。沙漠中还有一种水果，那就是沙枣了。沙枣树就像北方的枣树，只是树叶仿佛在绿色中掺了一些沙的颜色，成了带白色斑点的浅绿，沙枣比起大枣也多了一种沙沙的味道，个头不大，像酸枣。总之，口感不清爽，让人缺少吃它的欲望。

说起吃，那可真是乏善可陈。饿倒是没有饿着，我们因为是准军事编制，粮食定量是很高的，每月45斤粮食，女生觉得多一点，男生觉得还差点，所以，男生常常找我们女生要吃不了的馒头。因为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所以就连女生也能每顿饭吃两三个馒头。米饭是没有的，因为北方不种稻子。蔬菜也很单调，有一个女生排专门种菜，她们种出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什么熟了就吃什么，有了萝卜吃萝卜，结了茄子吃茄子，没有太多的种类可以调换，所以有时能连着一个月吃一种菜。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甜菜，像萝卜一样的圆球形，看上去很好吃，可惜这东西并不适合直接食用，而是用于榨糖的。也有肉，但是不多，多数是猪牛羊，偶尔也有骆驼肉、狗肉。有次过节，男生吃猪肉，女生吃骆驼肉，我们很纳闷，不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后来听说是因为骆驼肉太“热”，男生是阳性的，本来就属热，再吃热的怕上火；而女生是阴性的，属冷，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不会太上火。这些中医道理听上去永远是似是而非的，用方舟子的话来说：所有拿不出实验室证据的说法都不科学。

有一次，连里出了食物中毒事故。忘了是过个什么节，改善伙食吃炸油条，可能是因为用的油不对，是胡麻油，吃了之后许多人开始呕吐，神志恍惚。据说有的人已经口授遗言，准备告别人世了。我那次反应不是太厉害，可能跟吃的多少和体质有关，很多人用牙刷把儿捅嗓子眼，让自己把吃下去的油条吐出来，逃过了一劫。最终，经过抢救，症状缓解，一个人也没死。那些留遗言的被人们传为笑柄，被大伙儿嘲笑了很长时间。

那时，医疗条件是很差的。虽然按照部队编制，每个连有一位军医，现役军人。叫军医，可也就是个军队卫生员的水平。有一次，我咳嗽，发高烧，军医给我开了病假，打青链霉素，折腾了很长时间才让我复工。当我问他我得的是什么病时，他却始终缄口不言，不知道是因为以他的水平无法确诊，还是因为怕吓着我，反正这位大夫任我怎么问，就是铁嘴钢牙，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口风。病给你治好了就行了，其他就别多问了。所以那次我得的到底是普通肺炎还是肺结核之类的病，我始终也不知道，只是在几十年后的年度体检中，总是会有肺部陈旧钙化点的报告。公理公道讲，我去的兵团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去的小山村的医疗水平还是要好很多，很多知青就因为痢疾一类的常见病死去了，再也没有能够从乡下回来。

物质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的苦闷才是致命的。在那个地方，我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做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15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13岁了，等等）当做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40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遭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由于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如前所述，我们连总共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之后）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骚动。妈妈会告诉她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她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神经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回到北京的家，再见到过去的家园，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20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经历对我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我们当时虽然根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20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们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从我们的肌肤血肉上得到的经验呵！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血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来源：成蹊当代艺术中心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