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插队出发日的感想——回顾五十周年前的出发前后

 

近日来，与国人一道，心思几乎全部受牵挂于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之中，尤其是被国内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指挥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情形所激动着；今晨，看到部分白衣皮甲、奋勇抗战的援鄂医疗队凯旋的视频，更加振奋。

时至今日（3月18日），已临我与同伴插队出发满50周年的日子（3月20日），相比当下的抗疫情，我们那件事，算不了什么，或可忽略不计。但是，看到一些插队同伴纷纷在微信群里发纪念插队50周年的感慨，有文字、有图片、有资料，边看边生联想，还是欲吐心声，与同伴共勉。

那是1970年的3月，当年元旦，中央通过大刊发表《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文章，激奋人心。接着在就读的学校（上海市打浦中学）里，开展了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动员。我与同伴在当年属于“有志少年”，不甘寂寞与落后，凡是有“场面”的事情都抢着做。一听到不能升学、全部下乡的消息，沮丧之下，转而“抢风头”，积极报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选择到黑龙江逊克县插队。学校老师很欣赏我与同伴的积极表现，安排我作为本校代表、在卢湾区“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发言（表决心）。我很高兴，写好了发言稿，给老师看过后带着，准备在大会上发言，“露露脸”，觉得很得意。

不料在那次大会上发生了很难堪的场面，大家都觉得“没面子”了。

会场设在上海体育馆（当年在陕西北路上、临近淮海路），开始阶段由老师（领导）讲，还是顺利的，会场秩序正常；到了各校学生代表发言阶段时，头一个刚讲完，第二个正往台上走，不料突然接二连三地冲上去好几位，争抢主席台上的话筒，个个都想“越位”发言，互不相让。抢到话筒的那一位，拔高嗓门喊着发言，边上的几位也不甘示弱，也贴近话筒可着嗓子喊叫。那个混乱场面，绝对是难得一见。我看得目瞪口呆，看着本校带队老师，他也无奈。很快，主持人见状，宣布立即散会。各校带队老师领自己的学生回校。我悻悻而归，发言稿白写了。本想对姐姐自我夸耀一番，也没“资本”了。这件事，我一直记得，不解“小将”们如何这番，简直是“疯狂”。直到近年，看到本县一位插队同伴写有回忆此事的文字，他说：那是会议主持人事先特意安排的“抢话筒”动作。但是，演砸了，效果适得其反。本是一次庄严的仪式，却成了一次反面宣传，也成为“极左”的印记。

随后，到了出发的正日，3月20日上午，我们在各自学校集中之后，拉到了彭浦火车站，站台上送别的人群真多，整个场面难以用一词形容。说“热闹”吧？其实出行者多半心酸。拿我自己说事，我算是敢出头、抢先报名的，但是随着离沪的日子迫近，已经是焦虑得很。表面上不紧张，还“嘴硬”，不说“软话”。其实内心很恐惧。到了彭浦火车站，精神麻木了。无精打采上车，怎样与亲友告别的，至今完全记不起来。火车开动之后，车内一片哭声，我没有哭，但在悲哀。

出发火车走了四天，我的意志力发生作用，决心既来之，即安之，努力表现就是了。到了目的地——逊克县松树沟公社东发大队，我果然有一番“表现”。这个事，我自己也忘了，是当年东发大队的大队长王树东哥哥在近年的一次同村知青聚会时说的：你（指的是我）在头一天到村的当晚，就拿着一个小本子，问我村里有哪些贫下中农？哪些地富人员？呵呵！这个细节，可以说明我自己当年的“极左”思想，也可以说明当年“金训华事迹”对我们的影响。这件事，我自己已经忘记了（毕竟不算是好事）。我自己记得是，到村子里，是夜里九点之后，天寒地冻，很冷。我看到一位戴着皮帽子、一脸“白霜”的“老人”，道：“老大爷，您好！”谁料这位“老大爷”就是年轻的王树东哥哥。这个事，也成事后的笑料。

但今天我要严肃地说，作为当年下乡的组织者搞宣传动员是用足了脑筋，对下乡的城市娃却缺乏必要的关照。我记得从上海出发时，气象上是春意浓浓。但到了东北，还是冬天景象。绝大多数同伴者身有“标配棉衣”，但脚上还是穿着一双单鞋。在北安开往逊克的长途客车里，个个冻得跺脚。走出汽车，踏上村道，都是积雪，行走难，还有摔跤的。

到村子的第一夜，也难忘。我们都被安排到老乡家里暂住。我与四五位同伴被安排在村东头一家老乡家里，进屋后，一股从未接受过的猪食味，但是热炕很舒服，蒙头大睡。第二天上午，没有安排活干，我独自出村到了村北的山坡上，踏着厚厚的积雪，觉得好玩。不大一会儿，遇到梁立新与吴同生，一同打雪仗。当晚开欢迎会，有一道餐——“忆苦饭”。吃了一口，赶紧吐在手心里，藏了起来。可不能“辜负再教育”。近年，我曾问一位女同伴：到达的头一夜有什么回忆？她说：到了老乡家，五个人没有打开行李，团团坐，不敢睡着，干瞪着眼到天亮。对她的回忆，我不能置否。但可肯定的是当晚的那一种浓浓的悲剧色彩。

接下来的一年，经历了北疆农村的各种滋味，酸甜苦辣咸，各式各样。总之对一个还不能生活自理的少年，是很艰难的。近年，我问一位同村的女同伴：你觉得第一年算最苦的吧？她豁达地说：还好吧！我服她。她有一个较为富裕与有文化修养的家庭背景，却能从容对待过去的困境。

是的，时过境迁，如今的我们可以平静地理性地看待下乡这件事。首要前提是跳出个人的视野，从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在新中国的七十年历程中，有无数位国人为了祖国的富足强大，抛弃自己的理想选择，响应组织号召，到艰苦的岗位、到需要的地方，埋头苦干。我们知青就特别委屈吗？就拿北疆农村而言，同村的老乡也是在吃苦受累，甚至比我们年少的孩子也与我们一起出工干活。就因身份不同，城市娃吃的苦算啥？农村娃吃苦就不算个啥吗？再说，下乡后不过数年，当地（本县）的农村，知青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几乎各个村都有知青村干、乡村教师、农技员、赤脚医生、马车“老板”、农机手、财会人员，等等。有很多上得了台面的好事可以陈述。不过话说两头，对待我们上海市69届初中毕业生“一片红”下乡，是有看法的，应当指斥为极左的做法（同一年天津市69届初中毕业生是有比例下乡）。那是组织者的错，作为知青没有错，在农村的历练，上对组织与父母，下对自己可当无愧！

在今晨电视里看到凯旋的白衣战士说：武汉的一个多月，将终生难忘。待疫情完全结束的时候，会再来武汉，好好看看。我想：我们在北疆的生涯，也是珍贵的，我们也各自回去看看了，还会再回去看看的。

 

(2020-03-18 10:28:55)

 

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225   劳作坊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