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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使蒙城县朱集生产队的八位知青声名远播，成为全国知青的样板，其中的两位带头人，就是后来结为伉俪的赵国屏和俞自由。

 

                               

 

1．从公平抓起

赵国屏所在的1967届高中仍有毕业分配。但是那时赵国屏却一心想去农村。他的父亲赵祖康在国民党溃退时当过四天上海市代理市长，赵国屏因此被打上了“伪官吏出身”的印记，这使得他特别想要离开，更重要的是，下乡与实现他的梦想有关。

赵国屏："第一条就是我本来就喜欢生物，这从小下了这么一个决心。当时的梦想就是要考北大生物系。想来想去，如果还要搞生物的话，那么只有去农村。"

                                  

                               

不久，赵国屏和知青们怀着战天斗地的豪情，遵循“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最高指示来到蒙城朱集生产队。

蒙城县地处安徽淮北平原，千年以来，黄河多次夺淮入海，洪水泛滥，加上战乱频繁，让这块土地极为贫瘠和穷困，人称“安徽的西伯利亚”。赵国屏他们在走家串户向农户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集生产队共120多人，分为4个姓氏，每个姓氏之间矛盾根深蒂固，而且因为沾亲带故的关系，凡事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当干部的多吃多拿，对亲戚又收不上帐，所以生产搞不上去，副业也办不起来。

赵国屏等三名年长的高中生成为八名知青的领导核心。其中俞自由出身工人家庭，出身好，有组织能力，在学校就是红卫兵的首领。她被推选为团小组组长。团小组决定从办事公平抓起。

绝不偏袒，行事公平的作风，使知青赢得了老乡们的信任。朱集生产大队的生产蒸蒸日上，豆腐坊、油坊、砖瓦坊，酱色坊，粉坊等副业办得红红火火。在淮北农村，一个以俞自由、赵国屏为领导核心的知青集体户崭露头角。不久之后，朱集的知青们被推向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2．我们的知青劳模

1974年12月20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通讯《胸怀大目标建设新农村奋斗一辈子》，颂扬朱集知青过去六年的努力，并在第三版整版刊发了赵国屏撰写的未来六年规划。

喜爱生物的赵国屏，一心想用生物知识改变农村。开春，赵国屏便开始了他的杂交玉米制种实验。他拿着一根草绳，在地里丈量，种子还没种下，地已经踩结实了。第一次种玉米实验受挫，赵国屏静下心来向农民学习，他感佩农民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

赵国屏："我现在跟学生说，我这一辈子学对照的第一个老师是个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如今赵国屏带研究生，首要的一条，就是不断纠正他们在对照实验中这类频繁出现的错误。

                                                                                

                                

1976年，从安徽农大毕业的知青朱军来到朱集，帮助赵国屏组建了农科队。农科队将南非高粱育种成适合淮北的高梁，引进高产的美国棉花和大豆与当地品种杂交，并选育玉米和高粱远缘杂交后代，还超前试验了杂交小麦。赵国屏也在玉米良种选育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芦沟之上横跨着崭新的水坝，是去年将知青们修建的旧水坝推倒后重建的。当年，赵国屏带领着知青们修筑水坝后，七十亩旱地成功地改种水稻，实现了亩产将近千斤。为水坝修建绘制地形图、设计桥梁的知青王东风，也成为《文汇报》报道中的典型。

赵国屏和俞自由不曾预料到，数年后，他们都选择了离去。

                               

1978年高考招生，复旦大学在安徽只招生两人，赵国屏如愿考上了复旦生物系。王东风也以阜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罗芸则考入了安徽劳动大学农学系。不久，而立之年的赵国屏离开了他守望了十年的蒙城，从此洗脚上田，回归曾经渴望，也曾经放弃的学术深造道路。七年后，在天长县任副县长的俞自由也设法脱离了政界，跟随赵国屏的脚步，远渡重洋求学。

 

3．无尽的生命追寻

                               

对于赵国屏来说，知青经历还是他不断出发的坚实基石。  

赵国屏：我一直说我上了三个大学，第一个大学就是农村这个大学，那实际上是一个实践的大学，人生的道路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做了他想做的一件事情，而且要把它做成。   

                              

44岁那年，赵国屏从美国普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学成归国，向国际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前沿进军，推动着合成生物学的发展。1999年，身为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在“知天命”之年“一夜转行”。当时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通过DNA测序的方法，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为研究疾病健康和基因遗传的关系探寻密钥。中国承担了完成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和识别人类表达基因的1%的任务。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赵国屏担任理事。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仍是一个空白的领域，赵国屏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十年的知青经历教会了他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经过多年的努力，赵国屏和同事们在浦东建立了一个从基因组到新药研发的体系。2003年，另一个挑战毫无征兆地摆在他面前。非典型肺炎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从来没有做过病毒和流行病学研究的赵国屏，再次临危受命。

当时，国际上有声音认为SARS在中国首发，中国却没有自己的研究。赵国屏再次当仁不让地踏入了分子流行病学领域，他冒险南下疫区广东寻找一线样本数据和传染链，率领着来自各地的60多位工作人员，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型能与相关的传播链对应，研究工作争分夺秒。

中国的SARS研究论文于美国东部时间2004年1月29日在《Science》上发表。SARS的变异和传播规律，从研究到发表，只用了八个月。

这一科研成果为人类今后预防、诊断、治疗等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方法学范例。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以肯定他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期间，在美国获得农经系博士学位的俞自由，在香港岭南大学管理学院教书育人十二年，并两度担任亚太风险和保险学会主席，推动了中国保险学界与国际同行的合作。夫妻俩难得相聚的时候，俞自由总是安排休闲活动，为赵国屏调剂忙碌的工作状态。

2009年，俞自由被查出罹患肺癌晚期。

                                       

                                

数月中，62岁的赵国屏白天陪护妻子，上半夜不放弃一线希望地寻找和比对治疗方案。下半夜修改不容停滞的学术论文。在妻子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赵国屏每天睡眠不超过两个小时。2010年4月，俞自由病逝。过度悲伤的赵国屏留院治疗，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苏醒后不久，他就召集学生们，在病房开始了工作。在所有他展开了前沿科研的领域，他仍然以厚积薄发的学术视野不懈地指引着航向，甚至推动着科技向现实的转化。

                                

赵国屏：“俞自由走了以后特别忙。她在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她是一个刹车，有些事情可以帮我刹一刹，这个她走了以后，刹不了了。”

 

  

                                                                                       俞自由走了，走在这个多雨而阴冷的春天。

告别那天，她穿着中式服装，戴着有帽舌的银灰色薄呢帽子。不知道这是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喜欢自己安排自己的一切，包括墙上的那幅正看着大家的照片。耳边回荡着二胡曲《江河水》，这也是她选定的。音乐时而强劲，时而哀怨，有时细弱得似乎要断了，但总连着，好像有一根结实而韧性的丝带，牵着，像她的人生，从来没有闲散过。

                                 

俞自由等知青插秧

 

那天，我遇到了很多当年的知青，看到不少熟悉的脸庞。41年前，我们坐同一列火车去蒙城。俞自由是67届高中生，下乡时已有一定文化基础。后来，她的小组在改造农村中拉电线、修水利、育良种，做出很多成绩。再后来，她由妇女队长、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而至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不满23岁的她，主管公安司法、组织、农业。在一个农业县，这三项几乎占了整个县城工作的大半。

俞自由规划农村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整顿干部队伍，整顿城镇户口，伸张公平正义。这些举措在蒙城如惊雷，自然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在后来变幻的政治风云中，有人写了威胁信，在信封里放了两粒子弹，塞在她宿舍的门底下，说小心你的狗头。俞自由被要求写检查、遭批判。我那时已在复旦读书，当时我们已回上海的知青们，无时不在为她忧心，因为我们就像了解自己一样，清楚俞自由们是怎样的人，为了建设蒙城，他们是可以奉献出自己一切的。

后来，俞自由被调往较为富裕的天长县当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副县长。她提出天长县要办工业才能富起来。她把李斯的《谏逐客令》拿到县的四套班子会上念，说我们要用“客卿”。县里就授权她来上海寻觅人才。俞自由到上海电台发广告，说愿意到天长工作的相关专业人员，可以解决家属的城镇户口。一些来自外省农村在上海学习工作的年青才俊，就这样去了天长。县里用一百十多个户口，引进了21名人才，结合同时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和项目，办起了一批工厂，使天长县成为安徽省发展地方经济的榜样。当时，有位公社的老干部抱怨，说革命了一辈子家属还没解决城镇户口呢。俞自由说，现在得解决年轻人就业，你要是能办起工厂，解决100个人就业，我也给你家属解决户口。

  

 

天长县的领导给予她的，不仅是工作环境上的支持，还有身为老同志的品格力量。县里有一个规定，县领导的子女不能进县委大院工作。县委书记的女儿在招工录取后却被安排进来了，没人提出问题，俞自由找老书记谈了这件事。这位书记在班子大会上说，你们大家都是在害我，只有俞自由是为我好，是为我好啊！书记的女儿后来去了公社做电影放映员。书记的老伴为此找俞自由整整谈了两个半小时，哭诉说跟了书记那么多年，吃尽了苦。俞自由同情她，但她觉得自己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书记。

这时，俞自由的丈夫赵国屏已是复旦大学生物系学生。他把自己做过的数学题寄给她，她规定每天晚上十点半之后，人家不能来找她，她坚持自学，做完了两千道微积分习题，她的“高等数学”科目就是这样完成的。那时我在复旦留校做学生指导员，中文系的学生宿舍有我一间，生物系的宿舍就在对面，俞自由回上海来复旦时，有时就在我的宿舍里和赵国屏见面。记得那时她总是来去匆匆，有时也抱怨。毕竟他们一年只有两个假期相聚，一次在天长，一次在上海。

                               

后来丈夫赴美深造，她也去美国陪读了，我们的来往就少了。直到她八年后回国，我才断断续续了解到，她在大洋彼岸的艰辛和奋斗。原先学俄语的她，从26个字母开始学英语，在打工时和婴儿一起开始学说话。还要照顾赵国屏的生活，做家务。她说逢到考试，厨房水池里堆满碗碟，到考完试一起洗，要是有人来，就在门口堵住，免得看到不雅。每天都要凌晨才能睡觉。就这样，她竟然直接被美国普度大学接受为研究生，奇迹般地攻下了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当时我国为数不多的农业经济学留美博士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学校看重她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她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勤于思考，注重实践又异常刻苦的学风，给了她很大的助力。

                               
1993年夏，俞自由获得普渡大学农经系博士学位，于1992年先行回国的赵国屏来普渡大学参加俞自由的毕业典礼并接她回国。图为典礼后两人在学校草坪上合影

俞自由回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当教授，当过系、院和校的领导，后来去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1998年起，受聘香港岭南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以后就一直在沪港两地来来往往，并在香港用学校给的房贴，在钻石山靠近地铁处买了一套公寓。

                               

俞自由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和香港的多所大学任教，讲授数理经济学以及风险管理和保险学。图为2006年，岭南大学毕业典礼上，保险专业毕业生向俞自由赠礼：“诲人不倦”

我曾去过那里，俞自由和她的学生们出出进进，在那样的环境里，很惹眼。据说在香港，这套七八十平米的房子就是豪宅了，她说在整个楼盘，如她这样的“家”是唯一的。她总是匆匆地走在通往公交车或是地铁站的路上，和她同行，走着走着就会跟不上。那次回上海，从家里打包开始，她拖着很大很重的行李车，从家里出发，坐地铁，到罗湖口岸入关，再到深圳机场上飞机，一路敏捷利索，直看得我目瞪口呆。

            1999年，俞自由和赵国屏在知青下乡30周年演出筹备会议上

我们在星期天一起去过离岛，坐那种简陋的船，在海边小摊上吃最新鲜的鱼。俞自由总是兴致勃勃，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Verynice。晚上回来，到超市买很多吃的，到家里，学生们熟门熟路地洗、切、炒，一会儿就摆了一大桌饭菜。饭桌上的谈笑是有趣的。俞自由和赵国屏的爱情像一首诗，自然是常提起的话题。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俞自由的学生有钱，赵国屏的学生有才，两边牵牵线，婚姻一定美满。俞自由会发表看法，她认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价值观要相同，要谈得来，她和赵国屏是在下乡插队的艰苦岁月里相识、相知和相爱的，他们是可以没完没了地谈的。他们也确有无数谈资，从20岁开始的共同经历，那是一种怎样的积累啊！

我们在一起聊天，艺术、文学、社会现象、两岸关系、金融形势，俞自由总能对她有兴趣的话题侃侃而谈，那是些多么开心的时光。有时，她会说起儿时的艰辛，说起如今的工作压力很大，要完全用英语工作，要每年在国外杂志发表两篇英语论文。但她并不絮絮叨叨。

去年一月，我病了。六月，她病了。她原本是回上海过端午的，她的教案还摊在香港家里的桌上。八月八日，蒙城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来上海看我们，他们带来了蒙城父老乡亲的关心祝愿，带来了我们蒙城上海知青联谊会资助的蒙城二中学生折叠的千纸鹤。录像里，孩子们一个个对着镜头，祝愿俞妈妈早日康复。那天，俞自由激情洋溢，她说我们可以组织讲师团，给蒙城老师培训，孙小琪讲语文，我讲数学，讲经济，我们一定受欢迎的。当时，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头上的帽子，我的因化疗脱落的头发还没长出来。

                           
2009年6月，俞自由查出肺腺癌晚期，于2010年3月29日不治逝世。图为2010年2月，赵国屏陪俞自由在病房里度过她最后一个生日

而俞自由，我看了看她坐在椅子上还撑着拐杖的手。赵国屏在边上说：精神支柱，精神支柱。

俞自由去世后，关于她的生平简介里，提到了她曾任职的许多头衔，她在专业领域的科研和教学，在各种相关协会、学会的积极工作。她的香港同事为她写的悼词中，提到了卡里·纪伯伦（Kahlil Gibran）语录：“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生命最深的秘密。”认为俞自由就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称她“执著于真理，又善解人意，并敞开心胸与人讨论”，“是极少数会对学校高层的政策及决定直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士之一”。我想，她是从来如此的。

她是一个敢爱敢恨，活得真实而生动的人；一个从不虚度光阴，努力奉献于社会的人。在从蒙城调天长工作时，她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如果明晨我将离开世界，

今晚也要将爱留在人间；

无论富贵或贫贱，

无论职高或位卑，

要像“人”一样的生活！

我并不追求惊天动地，

我只追求做人的尊严！

那时，她35岁，经历了蒙城的大起大落，她这样来解读岁月和人生——“尽情地将爱奉献于世，在你爱的雨露被泽的地方，便是你人生价值的所在。”由是，她的一生，都在自由地为爱而活而工作，伴着那风雨兼程的脚步。

告别那天，已是中科院院士的赵国屏泣不成声。他说到，俞自由临终曾让他转告知青朋友：她要走了，她真的要走了！这不舍的依恋，引出大厅里一片抽泣。化不开的知青情结——这一代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