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无声的群落（续）》

首发式十年回望

邓鹏

壹

2009年12月26日，星期六，重庆一个寒冷多雾的冬日。上午9点钟左右，雾气逐渐散开，一缕阳光洒在重庆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使人感到一丝暖意。师大正校门左侧不远处的综合教学楼大门上方悬挂着一条醒目的红底白字横幅：“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续）首发式”。综合楼十楼的学术报告厅里春意盎然，主席台的屏幕上赫然显示出十六个大字：“还原历史，告别极权；关爱生命，呵护和谐。”三百多名文革前老知青和来自美国、法国、北京、上海、长沙、成都、西安和贵州的朋友们让报告厅几乎座无虚席，好一个高朋满座的盛会！到会的贵宾包括法国学者、当代中国政治和知青史专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知青史：初澜》的作者定宜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知青史：大潮》和《中国知青口述史》的作者刘小萌；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中国知青文学史》的作者杨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一万个上海人》的主编金光耀；我在大巴山里的挚友、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李尚志；美国南加州知青协会主办的《知青》杂志的主编邱新睦；还有其他省市知青中的著名人物丁惠民、李健中、郭晓敏等。文革前赴新疆的老支边青年赵令如不顾病痛，千里迢迢从上海赶来参加首发式。

2009年12月26日首发式部分宾主合影。左起杨健、刘定强、严崇伟（大巴山64年老知青，律师）定宜庄、潘鸣啸、邓鹏、刘小萌、赵令如（上海文革前赴新疆支边青年）、黄良。（田野青青摄）

首发式由《无声的群落》编委、重庆师大教授黄良主持。我受《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编委会的委托发言，题目是“走出暴力的阴影，拥抱生命的尊严：《无声的群落（续）》编写报告”。主编助理刘定强、编委赵永智、唐龙潜、两部《无声》的责任编辑戴前锋相继登台发言，与会的朋友定宜庄、刘小萌、潘鸣啸、李尚志和杨健也上台发言，向文革前老知青表示祝贺，高度评价我们的回忆录。在中国的知青史上，这个首发式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1964年老知青、《无声的群落》主编助理刘定强在首发式上发言。田野青青摄

贰

磨剑岂止十年。在首发式精彩一瞬间的背后是一个长达十余年的梦和许多人在七年里不计成败、矢志不渝的艰辛跋涉。

1992年，我刚在一所美国大学获得教职不久，就萌生了编写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的念头，希望用文字来纪念我们这批老知青下乡30周年。1994年秋，我从自己执教的大学留职停薪一年，回国到沈阳协助一位知青朋友创办一所民办学校，“华新国际学校”。1995年初我组织一帮老朋友到位于大巴山腹地的万源县乡村旧地重游。虽然一时触物生情，还是没有能将愿望诉诸行动。自1992年以来的27年里，我每逢暑假都回国讲学，探亲访友。

1997年，我重访华新国际学校。离开沈阳之前，国际学校的一位年轻老师送给我一本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这本书再次拨动了我心里的那根弦。回到重庆后即与老知青朋友聚会，再提回忆录的事，众人纷纷赞同，但就是提不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更没有人自告奋勇出来牵头。主要原因是，虽然老朋友们已返城多年，但还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生存状态，工作忙，负担重。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人对编写和出版回忆录心中无数。我受身处大洋彼岸条件所限，也没有能力正式发起这个前景模糊且注定举步维艰的事情。

不过有意无意之间，我在准备、积聚实力。1995年底，我完成了中文学术专著《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至2002年之间我先后与朋友合著了《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中国社科出版社）、《文明与暴力：美国社会暴力探源》（四川人民出版社）两部中文专著并主编出版了《透视美国书系》（共八部，中国社科出版社）和《近观美国丛书》（共5部，四川人民出版社）。这些著作帮助我恢复荒疏了十余年的中文功底。更重要的是，通过它们，我对出书的门路和程序有了第一手的经验，建立了自信，在朋友中说话时多了点底气。

我凭经验和直觉心里明白，编写出版文革前老知青的回忆录将会是一件旷日持久的工程，为此我需要在国内有一个可以长期落脚的地方。但是，我出国之后被原单位除名，失去了两室一厅的住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在2000年与曾执教的母校四川外国语大学达成协议，从第二年起，每年5月初至7月初到该校教授两门西方文化专业方向研究生的选修课。这一安排不仅让我能回报母校和故乡，而且有了落脚之处，为收集资料、编撰出版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建立了一个基地。学校除了提供国际旅费之外，还付给一定的报酬。虽然为数有限，但除了满足我在国内的日常之需外，还略有盈余供编书、出书之用。启动老知青回忆录的时机终于成熟。2006年因为川外条件有变，我又通过老朋友，《无声》编委张诗亚的介绍，得到知青出身的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李立的知遇，到西南大学外语学院任教英语专业研究生的短期专业选修课，直到2012年《无声的群落（续）》修订精装版问世。

2002年5月，三十几个1964、1965年到大巴山的知青老朋友在重庆郊外的缙云山上的一处“农家乐”聚会。一顿佳酿美食之后，大多数人回家，余下15个人下山到西南大学共商回忆录大计。七嘴八舌一阵之后，仍无具体结果。如何操作实为第一大难题。因为文革前下乡的重庆知青主要安置在达县地区的九个县的六百多个林、茶、牧场，多达一万五千余人，人员众多，动员筹稿，有如大海捞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拜访了达县地区一些其他县的老知青，组织人马。大家命运相似，一拍即合，主意不少。但如何具体操作、包括筹集必要的资金却难以落实。尽管如此，我仍然固执地希望在两年之内出版一部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以纪念我们上山下乡40周年。时间紧迫，不容迟缓。8月上旬，我离渝回美之前，再次邀约七八个老朋友在重庆的卫星城北碚聚会，旨在落实回忆录的牵头者。这个人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首先他（她）必须认可老知青回忆录的意义并愿意为之付出；其次他（她）在老知青当中具有一定的感召力。我表示，因为自己长期不在国内生活，不宜牵头，但愿效鞍前马后之力：参与编辑，为出版跑腿等等。遗憾的是，我认为德才兼备、深孚众望的朋友却婉言拒绝。主要原因除了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之外，恐怕还是因为心中无数。

老朋友当中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刘定强。刘定强，黄埔后代，身材魁伟，浓眉大眼，性格开朗，且足智多谋。他重友情，明大义。与我同年下乡、落户的茶场与我的茶场一山之隔。我俩文革相识，即结成莫逆之交。1978年我们成为同科大学生，他考取西南师范大学，我进入四川医学院。一年后我考取四川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教书，他回到国有企业工作，担任了中层管理干部。自我提出老知青回忆录的设想，他就表示支持。此后十年，他与我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从未动摇。但在当时，定强是厂矿下岗职工，靠社会低保维持生计，实在难为无米之炊。分手的时候，我给他留下了一千美元。这笔为数区区的“起伙钱”，让他购置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纸张等必要用品。回忆录于此艰难起步。

首发式部分与会者合影。（田野青青摄）

回到美国家中，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有感于作者对文革前老知青这个群体“素质较差”的总体评价，给定强写了一封信。信里我写道：“话语权跟其他政治权利一样需要争取，如果不争取，那你就没有、也不配有这样的权利……老知青将自己边缘化，至今成为一个沉默的群体。而如果我们听任时间来尘封自己的过去，那就不能责怪时代和他人，只能责怪自己的谦卑和无为。” 事实上，我所在的四川省万源县新店公社青山茶场一共有四十名重庆知青，在64、65两年间分三批到达。其中1964年10月抵达的一批21人，这批人大多数是学校的尖子生，因为政治歧视失学。改革开放后，有6人上了大学。“素质较差”说大谬！

定强的努力和成果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走后不久，他联络通江、邻水、万源的文革前老知青黄良、韩子渝、廖重力、吴波、张益廷、邹克纯、陈为岱等在重庆七中聚会，为成立回忆录编委会做了重要铺垫；10月，他出面召集了一百余位万源县老知青在重庆体育馆聚会，宣传我们的想法和计划；他只身分别到重庆市、渝中区、万源县、达县地区档案馆，查找到关于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宝贵资料；他以特有的执着全面铺开回忆录的文字和老照片的征集和整理。

2003年5月初，学校刚放暑假，我就踏上了归途。在飞越太平洋途中，我草就了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一文，为《魂系大巴山》定下了基调，表达了我们的初衷：“长歌当哭，应该在痛定思痛之时。作为一出悲剧的幸存者，我们有义务记载这些年轻时代伙伴的故事。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希望那些阴郁的日子不再重复，希望中国不再有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路线、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狱、不再有株连、不再有‘黑五类’、不再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再有革命。”这篇文章后来几经修改，成为《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的前言。只是正式出版时，删去了“不再有革命”几个字。

回到重庆后我发现，由于定强和其他朋友大半年的努力，回忆录的局面已经基本打开：信息传出去了，获得了不少朋友的热烈响应。五月份我们先后召集了两次征稿和筹备会议。第一次在重庆南岸区南山上的南帝山庄，参加者是重庆下乡到达县地区的万源、邻水、大竹、南江等县的老知青二十余人；第二次在重庆两路口的巴渝茶楼，到会的有曾下乡到万源、邻水、大竹、通江、宣汉、达县的二十个老知青朋友。两次会议的首要成果是组成了14人的编委会，他们是曾在万源、邻水、大竹、通江几个县务农的1964-65年老知青刘定强、夏先争、李忠公、任宗景、邹克纯、宋晓涛、刘长宜、黄良、韩子渝、卢晓蓉、潘良炽、张诗亚、涂德民和我。这年冬天，我再次回渝筹措回忆录，编委会增加了下乡到巴中和南江的老知青章孟杰和何隆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收集了一百五十余万字的来稿和数百张老照片。首先由各个县的编委对自己县的来稿进行筛选和第一次修改，然后编委会对稿件进行交叉校改。一些稿件文字水平稍逊但题材非常可贵，我将这样的稿件分配给文字能力特别强的编委进行反复打磨、提炼。编委邹克纯对老照片集《永恒的一瞬》里的内容提供了逐个和整体上的文字说明。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先生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的知青史专家刘小萌拨冗为我们的书作序，并向外界推介我们的这部书。

经过两年的努力，《魂系大巴山》初稿完成，此间我先后联系了北京、成都、香港的几家出版社。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结果令人失望。此时我突然想到了两年前结识的一位在重庆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戴前锋。于是约他在重庆南岸的老君洞茶园与我和刘定强会面。见面时我才了解到，当时他已是出版社社科中心的编辑。我用大约三十分钟时间向前锋简要介绍了我们的书的背景、由来、内容和意义。前锋的反应令我又惊又喜：“你们这部书由我来出好吗？能够出你们的回忆录是我的光荣。”真是掷地有声，一诺千金！会后不久，戴前锋就说服了重庆出版社社科出版中心的同事和出版社的领导，双方很快就《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签订了出版合同。暑假结束我回美国之前，编委会再次集中，用一天时间，对稿件进行了最后一次统校后，我将八十多万字的文稿和几百张老照片打印出来交到重庆出版社社科中心，该中心的主任陈慧和副主任朱之文热情而充满信心。根据合同，我们的书稿将在2005年11月付梓。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们以为胜卷在握的时候，从北京下来了一个“29号文件”。这个文件将上山下乡和知青列入敏感题目，强调凡是这方面的文字必须经国家出版总局审查批准方能出版。它实际上对我们的书稿亮起了黄灯，出版社社科中心的两个头头都却步不前，《无声的群落》就此搁浅，我们一时无计可施。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无声》遇到了“贵人”——重庆出版社社长罗小卫。罗曾经是赴云南的支边青年，其父57年曾被打成右派，他当过“狗崽子”。几年前他担任重庆市南岸区分管文教的副区长时，我曾以旅美华裔学者的身份拜会过他。2005年春节前夕，罗小卫在出版社的餐厅遇到戴前锋。当他得知书稿搁浅之后，向前锋索取了全书的的三审稿并利用2006年春节休假期间通读全书，做了如下批示：“无声的群落回忆录是老知青用他们的心血写成，关乎一段重要的历史，于情于理都应该出。”罗社长的批示使我们的书稿化险为夷，2006年初夏，《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出现在重庆和其他省市书店的柜台上。

2005年夏《无声的群落》编委会会议结束后合影。（田野青青摄）

《无声》在老知青、出版界和学术界引起的反响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由于编委卢晓蓉大姐的联络和感召，定宜庄、杨健、徐友渔、老鬼、丁冬等知名学者通过《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对我们的回忆录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评价。《重庆时报》刊载了记者范时勇的专题报道；《博览群书》刊载了本书的《前言》。《中华读书报》还将我们的回忆录列为2006年中国大陆图书百佳之一。一年之后，5千册《无声》在出版社的书库里告罄。

重庆出版社的朋友为此感到鼓舞，根据我们的建议，委托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向文革前老知青征稿，开始编撰《无声》的续编。我们随即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在原有编委的基础上增加了成都的文革前老知青唐龙潜、饶克诲、长沙的张健夫、谢几何、西安的张德安、沈阳的翟雅萍和贵州安顺的赵永智。此外还邀请严家炎、刘小萌、定宜庄、杨健和金光耀等知名专家学者组成12人的顾问委员会。我亲自到沈阳、长沙、成都征稿。两年之后，《无声的群落（续）：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编撰完成。第二部《无声》除了大巴山的老知青之外，还收集了成都、长沙、上海、广州、北京、沈阳、安顺、西安等地文革前老知青的文章。它2009年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广泛的反响。特别是体制内改革派主办的杂志《炎黄春秋》，该杂志不仅为我们的回忆录长期广告，而且代销了800套《无声（续）》。继重庆首发式之后，美国南加州知青协会于2010年8月28日在洛杉矶为《无声的群落（续）》隆重举办了洛杉矶首发式，将这部书推荐给了在美国的知青朋友和其他各界人士。

2010年8月28日洛杉矶首发式。

左起：主办单位会长马家傲、文章作者施明、主编邓鹏、编委宋晓涛。（胡柏松摄）

重庆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为文革前老知青这个“无声的群落”制作播放了专题节目。2015年，欧洲老字号的出版社Brill Publishers出版了《无声》的英文选译本Exiled Pilgrims: Memoirs of Pre-Cultural Revolution Zhiqing【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自此，中国大陆文革前老知青的故事走向了世界，也走进了历史。有了这样的经历和积淀，我开始着手撰写一部英文的上山下乡史Journey to a Utopia: The Rustication of Urban Youth in Mao’s China, 计划在2020年底完稿。

叁

回顾过去的二十年，除了教书之外，我基本上就只干了一件事：挖掘、保存文革前老知青的群体记忆。特别是在2000至2012年的12年里，每年夏天我都在中国大陆工作两个月以上的时间。2000年那年，大女儿元姝还在念高中，小女敏姝而儿才8岁。因为编书的需要，我错过了两个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大女儿的哈佛法学院毕业典礼。作为父亲，我问心有愧。好在她们通过自己努力都争取到奖学金进入了美国第一流的大学。妻子新元的家庭背景与我的相似，因为岳父的所谓历史问题在乡下生活了8年。她以中国的知识女性特有的智慧和在长期逆境中养成的坚韧，无怨无悔地支持我的事业。话说回来，凡是参与《无声的群落》的收集和编写工作的人、特别是编委会的一班人，无论在精力上还是经济上，哪一个没有做出无私的奉献，哪一个的家人没有作出无言的牺牲？还有那虽然比我们晚几年下乡却随叫随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图片资料的田野青青。编委邹克纯的一拨年轻朋友听了我们的故事后感叹不已：“邹老师，你们的这事儿真是太费油了（成本太高）！”我请克纯兄这样回答他的年轻朋友：“我们这帮人就偏偏只找费油的事儿干。不费油的事儿谁都能干，我们不干，也轮不上我们干。”

2010年冬，《无声的群落（续）》部分编委会议。（田野青青摄）

我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一条艰难的路。因为文革前老知青是个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不仅因为他们人数少，不到知青总人数百分之九，而且因为他们过早地被剥夺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的底层，失去了话语权。所以有的人明明有曲折而丰富的经历，却因为父辈遭遇的前车之鉴，宁可让它烂在心里，也不愿意将其诉诸文字。有的人经历非常丰富，却无力表达自己。一位平昌县的女知青获得我们的征稿通知后很快就交来一份长达五万多字的稿件。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最后不得不放弃；有的稿件辞章华丽，却又落于文革假大空的遗风……

此外，从那个残酷而野蛮的时代过来的人、包括我自己，内心深处也难免有些自己没有察觉到的阴影。有的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执意收回他们的稿件；有人认为我们在沽名钓誉，甚至不愿别人的文章中牵扯到她的亲人的姓名；另有人因为不喜欢编委对他们的文字的改动要求撤回稿件；还有的人因为不满编委会（不幸恰恰是我）对他的文章的改动，就断定改动他文章的是“一个混饭吃的人”……凡此种种，让我逐渐体会到“苦其心志”一语的含义。有些苦厄只有我一人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分担。

出版社方面，尽管责编戴前锋与我们风雨同舟，仍然难免遇到他也无能为力的局面。首先是出版社领导层的限制。《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里有几篇关于老知青在文革中经历的文章，包括杨兴全的“南江知青大惨案”和李仲梅的“凋谢的青春”，被出版社主编（我的川大校友）“建议删除”。文革是老知青农村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关于老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如何全面反映他们的经历？于是我们在编辑《无声的群落（续）》时怀着侥幸心理将这几篇文章再次纳入稿件，希望这次主编对它们网开一面。但是主编仍然维持“原判”，只有杨兴全的“南江知青大惨案”因为标题换成了“南江故事”得以蒙混过关。李仲梅的“凋谢的青春”通过《无声》的英文选译本才得以流传后世。其次还有资金方面的障碍。《无声（续）》签约前夕，风云突变，出版社突然要乙方自筹出版经费。好在我们编委会一班人众志成城，大家都义无反顾地将不多的退休金用于筹款，不少老知青也慷慨解囊，在不知能否收回成本的情况下，不到一个月，就筹集了14万元，大的垫资一万元，最小的、也让我最感动的一笔垫资仅200元。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勇于奉献的群体！最后一次编委会上，我们用几分钟时间就组成了由何隆华、刘定强和李忠公组成的基金管理小组，立下了出书后返回垫资的原则：经济困难的垫资者最先退，外地的朋友随后，普通作者其次，编委其再次，我最后。书出之后，垫资很快回笼。由何隆华经手一一付还，毫厘不差，给《无声（续）》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邓鹏（左一）在成都与老知青聚会。

右起第三人是《无声的群落（续）》编委和作者唐龙潜（已故）。（夏先争摄）

人生如寄，必有得失。回顾过去的近二十年，我无怨无悔。这些年我的获得大大超过我的付出。组织编写出版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就像一个长途旅行。我清楚应该抵达什么终点，却不能预见路线和一路上那美不胜收的风景。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何况编委会的一帮朋友，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文字功底都在我之上。几百个作者其中不少人都经历丰富，见识超群。还有那些理解、支持、提携我们的朋友。文字上面的进步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对上山下乡、特别是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个体到整体、由表象到本质的转化。这一过程很容易从我在2002至2014年写的几篇文章里看出来：“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无声的群落》前言）、“永恒的一瞬”（《大巴山老知青剪影》序）；“走出暴力的阴影，拥抱生命的尊严”（《无声的群落（续）》前言）、“文革前上山下乡与乌托邦理想”以及“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收集、编写老知青回忆录最初只是“物不平则鸣”的简单冲动，想给一个当年遭到不公待遇、后来被边缘化了的群体发声的机会，进而延申到在极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去解释老知青的遭遇，从个体的故事发掘出群体的命运，再透过老知青这一群体的经历去观照整个民族在文革前后的生存状况和经历。

在《当年谈辛苦》一文里我写道：“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老知青上山下乡迄今，四十年过去了。今天旧事重提，究竟有什么意义？老知青的经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二十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这个世纪的战争、动乱和暴力革命给世界留下了深重的创伤，因之也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教训。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整个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文革前老知青这个群体在1949年前后出生，在新中国长大。下乡之前，他们是一群品学兼优、奋发向上的中学生，照说他们理应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气候，他们的学业中断，前途渺茫，最后不得不选择了上山下乡、为父辈赎罪这条不归路。中国政治的株连传统和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两相结合，造就了文革前老知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在中国的当代史上，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是个无声的群落。跟后来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的知青相比，文革前老知青的数量（130万）当然显得少。但是在历史的撰写和研究中，一个事件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涉及人数的多寡，而更在于其参与者本身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1964、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以其特殊的品质和内涵，构成后人研究当代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可以说，不了解文革前老知青的经历，也就不能全面和准确地把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风云，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和血统论。

在《上山下乡与乌托邦理想》一文中我写道：“上山下乡运动归根到底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是违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举措，是领袖意志的演绎，是极权政治在经济和教育领域里的延伸，它起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它的实施依靠不实的宣传、教育领域里的政治歧视、行政上的压力和违反宪法的户口制度。它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形成声势，但终究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所以迟早要遭到知青的怀疑、社会的拒斥，迟早要面临危机，迟早要受到历史的否定。”（邓鹏：《永恒的一瞬：〈大巴山重庆老知青剪影〉序》，《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第94页。）

在《被放逐的朝圣者》一文中我写道：“乌托邦的一大悖论即在于此：一方面，它宣扬着某种民粹主义并将众生平等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另一方面，它的斗争哲学却导致一个新的的等级制度。而为这样的等级制催生的不是别的，正是阶级斗争理论。在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当中，很多人从有记忆起，就从自己家庭或其他亲属的遭遇中逐渐意识到自己低人一等，尽管起初这种认识是感性的和模糊的。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的失学正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他们的贱民身份。”

所谓“出身不好”，实在是那一个荒诞时代的词语典型。大多数文革前老知青的父辈其实是国家的宝贵人才，有的还曾经为抗击日寇浴血疆场。他们之所以成为革命的敌人，往往不是因为敌视新政权，而是因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内在机制。政治贱民是那个时期的必然产物，因为革命的核心是对旧体制的叛逆，而革命的主力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民众；在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的过程中，革命力量一定会打击旧秩序的中流砥柱。这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釜底抽薪、得不偿失的破坏，但来自西方的阶级斗争学说为它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被打击的对象包括原生的敌人和新生的敌人。原生的敌人多为旧体制的中坚或基础，即所谓的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旧政权留在大陆的军队残余和特工人员；新生的敌人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政治运动的产物，包括右派、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等等。根据中国官方发表的统计数字，截至上个世纪60年代初，属于革命的敌人的数量已经达到1300多万，如果加上资本家，这个数字就超出1400万。这些人的亲属、子女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和歧视对象。（邓鹏：《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社会科学论坛》）

文革结束以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是“运动治国”。这些运动大多是政府发起的，它们的政治环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言堂，其动力来自国家强制或思想灌输，而不是产生于群众的首创和自动参与，在这样的运动中，参与者不过是缺乏独立思考的“群氓”。上山下乡就是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按官方的定义，它从1955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历时26年。如果我们把196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那个《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作为运动起点，它就历时17年。即使将毛泽东的那个“12.22指示”当成上山下乡运动的起点，它也长达12年之久。作为一个群众运动，上山下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应该是最长的一项典型的“社会工程”。研究上山下乡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成熟、衰落直到失败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去考察。反过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也必然丰富我们对文革前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问题的理解。

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的意义何在？这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在多篇文章中进行过探讨。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无声》不仅是全国第一部、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单就这唯一就可以看见它的难能可贵。首发式期间，北京的几位学者朋友告诉我，《无声》是一个“奇迹”。窃以为此话不是恭维，而是内行的肯定。那么在上山下乡研究和知青史的研究上，《无声》又有什么价值？142个故事，40余首诗歌，十余篇有关文章，两百万余字，涵盖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的文革前老知青下乡的背景和他们在乡下的经历；他们的奋斗、探索、失望、觉醒、抗争以及漫长的回城路；他们的恋爱、婚姻、家庭、劳动、学习诸多方面，为后人研究文革前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勾勒出真实的轮廓，提供了可信的原始资料。更重要的是，《无声》里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它所特有的人本主义叙事是对官方历史的颠覆和对部分知青研究里的国家主义叙事的挑战。“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一百二十九万老知青，除了少数“标兵人物”之外，从来只是名册档案中苍白的统计数字，从来无声无息。但是，无论作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还是乌托邦的寻觅者，老知青的经历都有无可取代的价值。透过他们平凡而悲壮的人生，后人可以窥视他们甚至整个民族走过的那段无比艰辛的历程。（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606页。）

从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无声》反映的是上山下乡的一个特殊阶段。在1963至1966年间，上山下乡不仅成为一项长期执行的国策，而且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机构。这一国策从设计到实施都是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核心的政府机构为主导，它旨在解决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的经济问题，是以牺牲大批青少年的权利为代价、以乌托邦宣传为先导的名义上自愿、实则强制和半强制的群众运动，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初始设计。这种按部就班的“周式上山下乡”与1968后的一锅端的“毛式上山下乡”截然不同。文革前下乡的知青多半来自“非劳动人民家庭”，研究这批知青的来历和经历也为研究当时社会实行的阶级路线、政治歧视及其在教育领域和社会其他层面的影响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1964-1965年下乡的这批知青在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上跟后来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知青也有明显的差异，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发式上，当我提到《无声》的作者杨兴全的去世时，一时竟声音哽咽不能自已。过去几年里，又有几位作者朋友相继离开我们，包括编委唐龙潜和饶克诲。也许，这部回忆录就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最大奉献。

知青一代正在淡出中国社会，走进历史。我们的功过将留给来者评判。上山下乡结束已经将近40年了。然而直至今天，知青这个群体内部还在为上山下乡的性质、目的、意义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我以为，若干年以后，新一代的学人在知青一代的文字中会清理出两种虽然时有交叉、屡有重叠但却是根本对立的叙事：一种是人本主义叙事，另一种是国家主义叙事。时至今日，国家主义的叙事在知青群体里还极有市场。因为要撰写英文的上山下乡史，最近我查找到了郭晓东编撰的《中国知青文学史稿》。郭晓东在该书中写道：在“各种知青晚会、回忆录的‘青春无悔’主题，作为自娱自乐自伤自怜自慰的个人宣泄，也许情有可原无可厚非，但如果还是把自己当作唐吉柯德为荣为傲，坚信唐吉柯德精神的某些荒诞性是必须坚守的真理，不知今夕何年，也许更可悲。唐吉柯德犹在，以铜盆为帽的桑丘和风车在哪里呢？”（郭晓东：《中国知青文学史稿》，第42页。）在这本书里我也意外发现作者对我们的两部《无声的群落》的一番力透纸背的评价。

《无声的群落》和《无声的群落（续）》以民间书写的力量，推翻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权威武断，修正、补充、完善了知青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这本书的作者大多数是普通知青。他们坎坷、苦难的人生体验，折射出几十年政治经济政策的变迁史。在这里，不同的阶层和人群所遭受的苦难与挫折，得到了集中的展示。（郭晓东：《中国知青文学史稿》，第486页。）

《无声的群落》的意义即在于此：它既是我们的故事，又是我们的一份证词。通过这些文字，我们至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全文完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邓鹏，男，重庆知青。1964年初中毕业后到川北大巴山区的万源县新店公社青山茶场务农，此后在大巴山区生活了14年。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因波特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来源：《知青》杂志第22期第4—11页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作者：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