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河到上海，回家的路，他们走了20年……

1960年代末，将近17万的知青坐上火车，从上海奔赴了黑龙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此漂泊异乡几十年，再回家时已经是一身风雨的中年人。

盛文秀：总是错过的花期

“实际上，我真正回到上海，发现这个户口对我没什么用处。买房子不需要户口，找工作也不需要。”

盛文秀

受父亲的影响，盛文秀从小热爱文学，她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记者。

但当盛文秀正值花季时，她也不得不和同龄人一起，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成为了一名知青。

当盛文秀和同班的知青们在土路上颠了一路，终于来到了位于黑龙江黑河的爱辉公社时，看着她们落脚的地方，几个女孩子目瞪口呆。

这些生长在大城市，从小没吃过什么苦的女知青们，在将近零下四十度的环境下，开始了战天斗地的生活。渐渐地，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考虑着什么。可盛文秀认为自己是没有出路的，自己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正当盛文秀看着同宿舍的知青们悄然离去的时候，父亲的一封信改变了她原本悲观的想法。

在南京的父亲和在爱辉的盛文秀，两人之间通一次信就需要个把月的时间，而所谓的干部落实政策又似有似无。当盛文秀给父亲写了回信之后，有关她离开黑龙江的事情又音信全无。

在徐州的日子，盛文秀又期望着父亲去找找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疏通关系，帮她返回上海，父亲拒绝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盛文秀只好接受成为一个徐州人的命运。她结了婚，有了儿子。每逢过年过节，盛文秀也会带着丈夫和儿子回到上海和亲人们团聚。而盛文秀的父亲退休后早已返回上海，每次回到上海，父女俩都有说不出的隔阂。

直到二十世纪的末尾，命运给了盛文秀最后一次机会。从1969年11月1日，盛文秀迁往黑龙江爱辉县，到1998年，户籍最终返回上海，盛文秀走过了人生的30年。

丘保华：再回家已是一身风雨中年人

“现在只要我有时间，能够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儿，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会对别的产生奢望，这大概是上山下乡对我的培养吧。”

1970年代中期，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在黑河插队的丘保华，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连队中少有的，还留在当地的上海知青。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原本想扎根边疆好好干的自己，在农场待了几年后，只剩下失意的现实和麻木的强体力劳动。

入不了党，升不了学，提不了干的丘保华，看着上海知青们陆陆续续踏上了返城之路，而自己还停留在原地，毫无出路。对于他的未来，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在意。

就是在这个时候，丘保华的身边出现了一个齐齐哈尔的姑娘，她爱上了丘保华，鼓励他参加高考。怀着满腹心事，在极其压抑的心情下，丘保华完成了高考的初试。

考试结束后就是填报志愿，大学志愿的选择直接关系到丘保华最终能否顺利返回上海。就在这个关头，原本希望能够和大家一样返回上海的他选择了齐齐哈尔。

丘保华和妻子

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报道的第二天，丘保华就和一直等待着他的女友登记结婚。四年后，丘保华大学毕业，他选择留校当了一名大学老师。

直到1990年代初，随着一股南下的浪潮，丘保华也想往南走一走，当时的往南走就是去大连。但种种机缘巧合，他最后还是回到了上海。

2006年，曾经陪伴丘保华度过了人生中最绝望的岁月的那位齐齐哈尔女知青，也是与他共同生活26年的结发妻子，因病离开人世。

现在，已经退休的丘保华在静安区的一家老年大学教授外语和外国文学，做着他最喜爱的教师工作。

郑良：遗憾，没能当面感谢张师傅

“张师傅对我非常严厉，骂我也非常凶。献血也不让去、当老师也不行，有一段时间我就想不通，一直以为他在故意刁难我。”

和盛文秀和丘保华不同，上海知青郑良到北大荒后，倒是找到了自文革以来，许久不曾有过的快乐。

郑良从小爱写爱画，因为画了一手好画，从小受到学校老师的表扬，经常代表学校去为来华访问的外宾现场作画。文革中，郑良的父母双双被打倒，父亲选择了自尽，母亲被关牛棚，那是郑良在少年时代感到最黑暗绝望的日子。

车间书记张师傅不仅是林场的领导，还精通业务。郑良跟着他，学到不少手艺，但是在郑良的记忆中，张师父对自己非常严厉。

尽管师父严格，但和很多上海知青不同，郑良并不惦记着返城。相反，他在林场被提拔得很快。林场当时已经有人在议论，郑良马上就要成为副厂长。

1978年，郑良的父亲获得了平反，匆匆返回上海的郑良，从此再没有回来，他离开了林场，也离开了张师父。

伴随着人生的起落得失，北大荒林场的往事早已远去。直到郑良因为档案在黑龙江丢失，要补办各种证明的时候，有关张师父的记忆突然浮现出来。

但是，郑良一直没能当面向张师父表达感谢。2009年当郑良再次回到东北，回到林场的时候，张师父早已过世。

黑龙江黑河是当年上山下乡知青的根据地。到这里来插队的有黑龙江省内的，来自北京天津的，还有大批来自上海的知青。但回忆当年，上海知青是北大荒知青记忆中最不适应的一个群体。在北大荒他们留下了怎样的青葱崔月？回到上海的日子，他们过得好吗？

编辑：林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