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双版纳的密林

作者：安哥

来源：作者博客

“文革”前夕，苏联在西双版纳拍了一部电影，叫《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那是关于野生动物的纪录片，纪录大象、猴子、鹿、老虎和孔雀等在森林里的原始生态。这部片子当年的影响很大，因为那时的中国政治空气很浓，比如“四清运动”，各种政治学习，还有“抗美援越”。在那样的时代，这部片子就显得格外清新。不久，“文革”开始了，全国都卷入了革命的激情里。但激情过后，尤其在1967年之后，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年龄已经20岁了，既没工作也没事可干。在八亿人民八亿政治家的政治运动中，西双版纳给了我们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刚到西双版纳的时候，那原始森林，那云雾，还有傍晚在生产队场院上吃饭时见到那变幻着色彩的夕阳。傣族的佛教文化跟当时“文革”的狂暴，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加深了电影给我的神秘感。可能这就是我们那么多知青热情奔赴西双版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有对政治运动的厌倦，也有对大自然的依恋和向往。

我们55个北京知青去得早，当地还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当地的生活水平也还好，所以虽然干活辛苦，但我们还是比较认同那里的生活。后来，很多知青耻笑那些当年到北京、上海、昆明和四川去招工的干部在动员会上形容西双版纳是“脚踩菠萝，头顶芭蕉”。那样作介绍当然不对，不过，我们1968年2月去到那里的时候，正是水果收获的旺季，在每个寨子都可以买到甘蔗、波罗蜜、芭蕉和菠萝，才两分钱一斤。而我们的工资是每月28元。即使是淡季，一般也能买到芭蕉、三牙果或者酸角。那时少数民族不用交公粮，所以，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

西双版纳属于哀牢山的余脉，这里没有很险峻的山。山上原本都是原始森林，森林里有数百年的大树，树下有茂密的灌木，空中有各种粗藤缠绕，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即使像篮球场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原始森林，人走进去都会迷路。山里有大大小小的河流，河流都汇入滔滔的澜沧江。当年的澜沧江是野性的江，旱季时开阔的江面平静而清澈，而雨季时它裹挟着大量枯枝败叶咆哮着从山里冲出来，黄色的江面布满旋涡。

当地的原住民基本没有汉族人。他们把盆地叫坝子，坝子周围住的都是傣族人，他们的农耕水平挺高的，傣楼里也挺干净的，不过水牛都是放养的，所以到处都可见到牛粪。我们戏称这里的风光是：“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牛屎成堆。”每个寨子都有个寺庙，叫缅寺。有的大寨子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佛塔。当时傣族寨子的后边都有一片山林，是他们的柴山，里面有很大的芒果树，要两人才能合抱；有各种灌木和菩提树。他们的水田很多，今年种这一块，明年种另一块，是轮耕的，所以土地很肥，不用施肥也能收成好。他们的大米是用来喂猪的，自己只吃糯米。每到甘蔗收获的季节，在勐龙河边的每个寨子都竖起五六米高的大水车，他们榨甘蔗的滚轴和榨辊机齿轮都是用木头雕的，水车日夜不停地转，河边支起数十个大锅熬糖。两三毛钱就可以买一坨用竹皮包好的焦糖。耕田用的水牛平时就放养在山上或休耕的田里，长得很壮，经常可以看到公牛在田里打斗。傣族人的马车可漂亮了，他们的马个子小但很壮实，脖子上套着一串马铃，头顶上戴着红缨，三匹马拉着一个不大的车，人站在马车上持缰赶马，跑起来像古代的战车，马铃哗啦啦地响。

讲到西双版纳的傣族风情，自然要提到北京国际机场里那幅由画家袁运生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当时就因为他画了傣族人天体裸浴的风俗，被扣以“自由化”的帽子，画作也被遮盖了。此事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对傣族人的裸浴感兴趣。

傣族人以裸体示人并不觉得是丢人的事。有一次我骑车经过曼飞龙寨（现在已经是有名的旅游景点了），天气很热，赫然见到公路边的菩提树下，一群姑娘赤身裸体有说有笑地洗衣和洗澡。她们见我过来也不躲，其中一个体态丰盈的美女坐在石板上，还挽起长发扭转身对着我笑。我不好意思地低头过去了，身后传来少女们的笑声。我回到生产队将此事请教我师傅李承安，老李说：“你低头就不对了，她们会以为你看不起她们。你应该望着她们，表示你很赞赏她们长得美丽……”我真是很后悔。

傣族人特别好客。农场的人路过上傣楼歇脚，他们不仅端茶，还拿出芭蕉、甘蔗来款待。临走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两三毛钱买上一大串芭蕉或一个十几二十斤的大波罗蜜。傣族人信佛教，性情特别平和。他们的男孩长到五六岁就出家当和尚。学傣文，学念经，也学算术。一直长到婚龄青年，就还俗。还俗以前，他们浑身上下都刺上佛教的花纹，刺得越多表明他的文化水平越高。所以傣族男人洗澡的时候，只要把双腿一夹就跟穿了衣服一样。

他们的牛过夜都在傣楼的下边，所以村子里都有一堆堆的牛粪，显得很不卫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最讲究卫生的，比如上楼要脱鞋，傣楼上也擦拭得很干净，因为楼上有火塘，所以住在上面很少有蚊子叮咬。他们没有厕所，大小便都是到河里去解决。每天收工后，经过村边的小河，他们都要在河里洗个澡。

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是傣文化，非常平和。我们农场的生产队一般离傣族寨子都挺近，在大会战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住在傣族人家里。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傣族人吵架，连夫妻吵架的都没有，更没见过大人打小孩的。后来“文革”运动传到西双版纳时，也不见傣族搞武斗。一些知青偷了他们的鸡，他们即使抓到了人，也从不见老傣族采取很暴力的手段惩罚，而是把人交回给连队，教育教育了事。只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寨子因交了公粮以后，到了旱季他们实在没有粮食吃了，于是整个寨子的青壮年手持火药枪、砍刀和弓弩到粮库去抢粮食。

原汁原味的泼水节实际上是一个狂欢节。白天，不论在寨子里还是在路上，人们用大盆大盆的水相互兜头泼去，像是在玩打水仗。到了傍晚，男女老少酒足饭饱以后，敲锣打鼓来到田坝上，点起篝火和土制的烟花，放起高升，通宵达旦地在田坝里跳舞。跳累了就继续喝酒。

196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年以后，政治运动才真正传进西双版纳。傣族的缅寺都被取缔了，很多大和尚不见了；傣人的农耕方式也改成学大寨、记工分。不仅要求他们种双季稻，还要求他们施肥，但是傣族一直不接受用厕所，积人粪尿。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下降了。以前，边民是没有户口的，他们本来可以在中、缅和老挝的边境随便移民的，但这时，也要登记户口，还要交公粮。他们的水果、蔬菜和糖都不准自由买卖了，只许卖给国家，国家收购了油、肉、糖和粮食等物资，一车车拉去胡志明小道援越抗美了。

山上的少数民族，有哈尼族爱尼人、拉祜族和布朗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刀耕火种的。刀耕火种就是将原始森林砍倒，然后烧坝。经过烧坝的土地很肥沃，不用翻地，只用一根竹竿在地上戳上一个个的小洞，再往每个洞中撒进几粒种子，到秋天就可以收获了，产出的稻米叫旱稻。他们也在山上放养一些鸡和猪，男人在白天更多的时候是进山打猎。他们生活比较贫穷，也没有什么文化，有些寨子还有很多吸大烟的，因那里靠近金三角，是鸦片烟的产地。1969年以后，境内的少数民族吸大烟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农场知青还曾提着烧酒去山寨，帮助他们戒烟。山上少数民族跟边防军的关系很好，因为边防军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1969年以后，大批知青来到西双版纳。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去到我曾参与盖房子的新建农场，为刚来落户的上海知青们作慰问演出。当天下了雨，泥路湿滑，这些新来的上海知青不会走夜路，摔了跟头，有的还滚了一身泥。很多女孩子都哭了。在西双版纳，知青们被蚊虫叮咬以后，忍不住了就抓，天气潮湿，腿上胳膊上抓破的地方就生疮、溃烂、发炎，直至长疮。一站起来腿就胀疼。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那时西双版纳还属于瘟疫区，在澜沧江大桥之前有个检查站，来往车辆都要进行消毒，人也要下车走过消毒池，每个人口里还要喷药水。有很多知青得过瘟疫，比如我就每年都打一次摆子、拉一次痢疾，每次都发烧到40度以上。

好在大部分的打摆子和拉痢疾并不会死人。不过，西双版纳有种脑型疟疾却是很可怕的。我们五营五连有个昆明女知青叫林政莉，聪明伶俐，很能干，是个班长。我1971年夏天回家探亲之前，她还是欢蹦乱跳的。等我一个月之后回到连队，队里的人告诉我她去世了，她得的就是脑型疟疾。听说是疟原虫攻进了脑子，堵塞了脑血管。她的坟墓就在我的同学凌瑜的墓旁。凌瑜得的是中毒性痢疾，也是得病以后几天就去世了。还有一种我们以前根本没听过的病叫钩端螺旋体，是一种血液的寄生虫，是通过牛粪污染的水源传染到人身上的。我的同学陈新增就得过钩端螺旋体，发烧40度不退，脑子都烧得有点迟钝了，后来终于治好了。我们那儿还有一种病叫登革热，也是会死人的。

原始森林的环境其实是不适合我们这些城里人生活的，它真的是大自然各种生物的残酷竞争的环境。我曾在雨季走进森林，里面很黑，到处有树藤缠绕，那树藤一尺多宽，像大蟒蛇一样盘来绕去，原始森林里的确很恐怖，我只走进几十步就走不进去了，地上的蚂蟥一只只闻到人味就都直直地立起来左摇右晃，一沾上脚，它就钻进衣服里，在人身上吸血。我们上工的时候，身上常有蚂蟥爬上来，不知不觉它们已经吸饱了血之后滚走了，而我们身上的血还在渗着，直到衣服里或者是鞋里感到黏糊糊的，才发现。

我虽然在原始森林中生活了七年，但很少见到原始森林里的动物。那些被抓回的穿山甲、大蟒蛇都是在市场上卖的，或是进饭锅的，真正像电影里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太少了。那时常有从北京、上海派来的医疗队和慰问团到大勐龙来，他们饶有兴趣地让知青带他们去看老傣族洗澡，他们的感觉和我们住在那里生活的感觉其实是两码事。

西双版纳密林是我们生活中的大背景，神秘而荒野。各种突如其来的灾难和奇怪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所以我讲的密林是与电影里的密林根本不同的。

我舅舅送给我的相机是德国30年代的产品，是135单镜反光相机。牌子是Praktiflex，镜头焦距50cm，光圈2.9。这部相机在西双版纳七年很难有机会用，一是因为难有地方冲胶卷，二是因为工作很累，衣服几乎都有补丁，整天破衣烂衫的，显得很丑，那时候咱还不懂“西方的丑学”，更不懂纪实摄影的意义。我只在西双版纳拍过一些纪念照和风景照。有一次，在北京探亲时碰到邻家大哥哥吴超明，他已经退伍，身体大不如前了。他业余时间沉迷于照相和冲彩色胶卷。他能自己配药，冲洗保定产的彩色电影胶片。他还送给我两筒这种胶卷。我回到西双版纳拍完以后寄给他。他冲好以后又寄给我。在这两卷彩色胶卷里有两三张很好的，一张是我和宣传队的北京、上海、昆明的知青一起爬上大勐龙曼飞龙塔上的合影。当年我们爬上去时，周围杂草丛生，近年那里已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了。当年那卷彩色胶卷直到80年代初，我才在广州的彩色扩印店把它晒出来了，还有颜色。虽然有些褪色，但它比当年的主流媒体上的照片要接近真实一些，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一点儿少得可怜的影像。我现在非常惋惜，我当年因为受思想观念的束缚，没有拍下我们更多、更真实的生活。

因此，我后来当摄影记者去采访的时候，时时警醒自己：要尽量逼近真实的生活。

《孽债》是90年代中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我们云南知青的故事。故事说的是，有的知青在逃离西双版纳时把自己的亲生子女留在了西双版纳的老百姓家，改革开放后，这些孩子到上海探望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故事。这电视剧在全国热播的时候，就有不少小同行在酒桌上不怀好意地追问我：“当年在西双版纳，你有没有过孽债呀？”我说：“没有，真的没有！”当年农场规定，职工在没有结婚之前，每两年可以请一次探亲假。当年我们知青虽然在一起劳动生活，但不敢谈恋爱，更不敢结婚、生孩子。即使有了“孽债”也不结婚，宁肯让自己的孩子被人称作“私生子”。其实就是因为怕结婚之后就不能享受探亲假，不能报销路费了。而探亲假对知青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北京知青年龄相对比较大，思想也比较成熟些，这种“私生子”的事情好像没听说过。其他地方来的知青有些年龄较小，像七一届的知青在“文革”开始时才读小学四年级，来到农场时也才16岁左右。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有的写家信都比较困难。农场的生活又很枯燥，发生性关系时也无法避孕。有一次团里开会，各个生产队都停工到大勐龙。有一帮女知青在去大勐龙的路上，钻进老傣族的柴山去解手。解完手的女同学都站在路边等着，有一个女同学很长时间都没出来，大家千呼万唤，她才系着裤带走出来。后来老傣族在柴山的林子里发现一个死孩子，据说是那个女知青在林子里趁大家解手的时候，把孩子生下来了。为了不让别人知道，她立刻把这孩子给掐死了……后来事情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1970年的时候，有一个昆明知青调来我们宣传队，他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转到这里来的。他的“错误”是和一个女知青生了一个小孩。那时大家对这种事情还很好奇，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老实地告诉我们，他们是有感情的，他现在当了爸爸感觉很好；在上山劳动之余他还在山上找木料让我们帮他扛回去，准备做家具，他的木工手艺也挺不错的。他们那时已经有20多岁了，按宪法应该可以结婚了。但是上级不许他们结婚。上级规定，年满25岁才可以结婚。有的知青有了孩子以后，两个人固定了恋爱关系，并有了小孩，领导也准许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就是不办结婚手续，宁肯背上一个记过处分。因为他们不愿放弃回家探亲的机会，所以不结婚。其实，很多私生子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生子。这些所谓私生子在许多连队里都有，而且“私生子们”都长得特别漂亮，成了知青们的小玩具和小宝贝，人见人爱。

知青下乡已经5年到7年，或更长的时间，年龄已经是20到28岁了。但是当地的生活太艰苦了，大家都不敢在那里安家。那时不结婚也没有什么避孕的方法。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有上海知青告诉我说：上海知青之间相互传授一些避孕的偏方。比如用一种叫“十滴水”的清热解毒药物，一次喝十多瓶就能打胎。那时不时传出在鱼塘或是厕所里发现死胎儿。

1973年有一天，我正在大勐龙参加团宣传队排节目。我们五营的保卫干事丁士奇叫人通知我回去一趟。那时候，我还是五营的青年干事，我们俩经常配合工作。我们一见面，他就给我看某队的两份材料。一份是：有一个女知青怀孕了，经查有两个男知青都承认和她发生了关系。他们都说，那女知青说孩子是谁的，谁就当孩子他爸。另一份材料是：一个男知青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钻进女生宿舍，与他的女朋友同床共枕。他还“交代”，他们两家的父母在他们下乡之前已经同意他们“确定关系”了。当天晚上，我和老丁一起去到那个生产队，参加他们队召开的全队大会。会上，对这几个知青进行了批评。我也上台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理想之类的话。

会议结束以后，我还要连夜赶回大勐龙的团宣传队。路上要穿过勐龙坝子。那天没有月亮，我走下山坡，来到勐龙河边，脱了裤子，趟过河去。我踩着田埂往前走，前边有一片黑心树林。黑心树是老傣族种来砍柴的，树干都有一抱来粗、一人多高，树干的顶端，密密地向上长着手腕粗的树枝，远看像是怒发冲冠似的。我刚走进这黑心树林，只听得头顶上“轰”的一声，飞起一群大鸟，它们尖叫着四散而去。吓得我浑身的毛发都倒竖起来，腿一软，就蹲在了地上。等我清醒以后，才想到那大鸟可能是一群猫头鹰。我穿过树林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河边，我趟过河去才发现，我又来到了我刚才从生产队走下的山坡。于是，我再趟回河对岸，蹲在河滩上向远处望，找大勐龙的方向。可是，到处一片漆黑，连一点灯光都望不到。我只好又走上田埂，穿过黑心树林，继续往前走……我又来到了河边。早就听说有“鬼打墙”的事，这回真的让我遇到了。就这样，我继续在田埂上的小路上转着，我同时仔细观察着一路上的每一个可能的岔路。我终于在一个路边的荆棘间发现了另一条小路。我穿好裤子，迈过那带刺的荆棘，往前走，那路越来越宽……我终于来到了勐龙河边……

农场发生现役军人性骚扰甚至强奸女知青被枪毙的事件以后，上级就制定了政策：被侮辱的女知青可以回城。我们宣传队的一位“老昆明”知青，在出差到景洪住旅馆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女知青。可能是他在房间里与之交谈的时候有所动作，那女知青突然大叫着冲出房门，告他“强奸未遂”。于是，我们这位“老昆明”被判劳教一年。那位女知青回城了。我们宣传队那么多靓女，我们的“老昆明”也长得挺帅，从来没见他有不轨行为。我才不信他会“强奸未遂”呢。类似的事，后来，在农场还时有听说。

我的同学李再延和北京知青杜志强是最后一批离开西双版纳的知青。他们回城后给我讲了许多知青大迁徙时的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李再延说：有一天清晨，在景洪大街上支着一辆自行车，车上绑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面传出小孩的啼哭声。当路人翻开里面的襁褓时，见到里面有一个初生的小孩。在小孩子的胸口上有张字条。字条上是这样写的：“我们是这小孩的父母，是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现在我们要各奔东西回到各自的城市了，未来的命运也不知是怎么样。我们也没办法带着这孩子回城。哪位好心人如果收养这孩子，这辆自行车就送给您了。”

1973年，西双版纳最轰动的事就是惊动党中央的现役干部对知青性骚扰事件。后来，在景洪举行公审大会，有三个现役干部被五花大绑押上大卡车游街，并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说，他们个个抬头挺胸，表情坦然自若，不愧是曾在越、老、柬一带“抗美援越”的战争中身经百战的英雄部队里出来的。

他们中有一个是我们二团六营的一个连长，姓张，是彝族人，他们连的指导员是我的一个同学，这同学是所谓“革命造反派”。造反派认为这支现役部队是保守派。张连长的罪行主要是：早上在橡胶林地里用语言和肢体接触调戏正在割胶的女知青；晚上，曾去女知青宿舍里“查铺”。至于是否构成强奸，好像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些事情最后被汇报到中央，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批示：杀。这个张连长被枪毙时，我的这个同学还到刑场上去看了。

张连长该不该枪毙、是不是真犯有那么严重的罪，其实也很难说。

贯参谋就曾在办公室当着许多人的面说：“我们部队从前线下来，根本不了解地方上‘文化革命’的情况。发了点儿牢骚，就被划成了保守派、‘炮派’什么的，给下放到你们这鬼地方来了。这些老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也要当英雄，不能给部队丢脸。下到地方不开心嘛，就想着犯点小错误，落个处分，遣送回家种田去算了。这次把张连长枪毙了没什么，我们部队早晚是要撤走的，他留下的婆娘和几个小孩子将来都得你们农场养起来……”几年后，部队撤走，张连长留下的婆娘和几个孩子，都留在了农场。他们是少数民族，生活困难，都靠农场补贴。后来，我的师傅、湖南移民、老工人王广丰娶了他的遗孀，帮助她养大了几个孩子。王广丰当时大概不到40岁，个子不高，身体也不壮，还有一条腿是残疾，但他是一个种菜能手。我在疆锋五队时，他是我的师傅，是我们的种菜组长。我们种菜组何时翻地、播种、育苗、锄草和采摘都是他指挥。后来他被调到六营营部机关去种菜了。1999年，我去看我师傅的时候，他已退休了。那几个孩子也培养成人，都出去工作了。他的太太也退休了，身材有点发福，挺富态的，挺漂亮的，总是笑呵呵的。当时，老王光着膀子，还是那么瘦，只是背好像比以前驼一些了。他还是操着湖南祁东方言，拍着我的背，亲切地把我领进家，不断地让我抽烟、吃东西。告别的时候，老王又像当年一样，往农场送我的车上塞了好多他自己种的菠萝。回到宾馆，我切开菠萝，味道可甜了，就是和别人家的不一样。

1958年，中国为发展橡胶事业，有大批退伍军官来到西双版纳办起了农场，这些退伍军人有抗日的老英雄，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老英雄，有些还是从国民党起义部队参加解放军的。退伍兵还有一批是1964年下放来的，他们来自修筑成昆铁路的铁道兵部队，钻山洞打炮眼是他们的特长。这些退伍兵里很多是少数民族和云南的山里人，其中不少是彝族和哈尼族人。“文革”中，许多老场长都被批斗，靠边站了。我们前哨分场的老场长曹明身材高大，曾是国民党青年军的，被俘后加入了解放军南下部队。“文革”中被批斗后，老胃病常犯。“文革”后退休，他拉家带口回老家甘肃天水了。王金魁原来是总场的领导，“文革”中被打倒以后，在风光农场七队劳动，和我们的几个同学在一个队。有一天他在砍树的时候，不小心一斧头下去，劈在自己的脚上。伤得可重了。2006年，我去东风农场新辟的龙泉公墓，给王开平和凌瑜扫墓，正好碰见他。他告诉我，他“文革”后当了几年场长，现在已经退休了。现在，他在公墓旁边承包了一片香蕉地，让他的侄子帮忙管理。他指着王开平墓碑旁的一块墓碑说：那是他的战友，是在解放后剿匪的时候牺牲的，是烈士。他还告诉我，王开平是因公牺牲的，你们可以给他申请烈士称号。

大约在1960年左右，从湖南的醴陵、祁东和湘潭毛主席家乡来了一批支边的移民。他们大多拉家带口地来到这里。他们都是干农活的好手，我们农场种菜、养猪、种粮食，自给自足主要靠湖南的这些农民。90年代，有一次我回农场时，在聊天的时候问一个老工人：“我们知青来了以后，又偷东西又打架，给你们添麻烦了吧？”他说：“知青来了以后，我们活得才像个人了。你们来以前，我们很多人还是临时工，每月才18块钱。每天天不亮，队长就敲钟，起床、上工；到傍晚的时候，队长拿着一根一米来长的棍子上山来，量我们挖的梯田和树穴合不合规格，如果尺寸差一点，或者在树穴的回土中找到一根茅草，今天的工资就罚没了。是知青来了以后，大家才都拿固定的28元工资了……”我记得，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湖南老工人，和我一样也姓彭。他朴实憨厚，力大无比。他曾在1950年当志愿军援朝作战，爬冰卧雪、出生入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退伍回乡务农。1963年移民到西双版纳。他每天赶着一头水牛上山砍柴、割猪草。他爱人生了5个闺女，一家7口人。他们两夫妻的工资收入是56块钱，而我们生产队食堂入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8块钱。所以，他家每月的工资正好够交伙食费，一分不剩。他家经常要申请救济。

我的同学李再延是北京65中老高三的。因为他已经和上海知青周月琴在当地结婚了，有了孩子，所以直至1979年，他才拉家带口最后一批离开西双版纳。他那时已当了五营的教导员，他告诉我：1976年，“四人帮”打倒以后，农场里靠造反起家的领导因为是“四人帮线上的人”，都被隔离审查了。我们同学里升上省里去的那几个人也被隔离审查了。

记得在80年代中，有一次，我在台湾歌星侯德健的家里和他聊天。他问我：“你们大陆人怎么个个都在发牢骚。人家外国在传染爱滋病，大陆却传染‘恨滋病’。”我想想也是，此前的几十年，咱们大陆的各个阶层的人几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多少都受到过各种各样的委屈或者冤枉。

1969年从北京新来一批知青之后，昆明的知青也来了。

刚来的知青很喜欢打架，我们的一个北京知青朋友在打斗中手被砍成残废，头皮掉下来都遮住了眼睛，后来到总场医院才把头皮缝上。有一次，我们去山里砍竹子的路上，正好看到部队的营房门口放着一副担架，都被血水浸透了，血滴还洒了一路。伤员被抬到部队的医院抢救。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新建连队安置了几十名昆明知青，而这些知青分成了两派，大打出手。他们在昆明就见过枪林弹雨的武斗，在这里他们用砍刀、锄头对垒，生产队成了他们的攻防战场。据参与制止武斗的一个昆明知青干部后来讲，那场面实在是惊心动魄，热血喷张，轻伤、重伤的有好几个，仍没有停战的迹象。在他与分场领导紧张讨论制止武斗的方案时，在争论中他情绪激动，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领导的耳光，被关了禁闭。事后他对我说：自己当时也不知是怎么搞的。他其实是个挺斯文的小伙子，篮球打得特好，动作姿势很像从昆明队打入国家队的篮球明星杨伯镛。

我的同学李大明在当连队指导员时，有一次他去团部开会，队里的几个小四川拦路抢劫了刚从上海探亲回来的别的生产队的知青。到了晚上，一群上海知青挥舞着锄头砍刀冲进他们连队，见到小四川就砍，把一个老实巴交而且是生产模范的小四川的头盖骨都打破了。据说后来是动手术镶了一块塑料的头盖骨。在混战中，有一个小四川捅死了三个上海知青。据李大明说，他们生产队这几个调皮的四川小知青已经被他调理得很听话了，在山上干活，手上打了许多血泡，包上手绢还继续干。但是在李大明出去开会的时候，这几个小四川又旧病复发了。他们抢劫了从上海探亲回来的知青。上海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知青探亲都带回来大白兔奶糖、香肠和香皂等日用品；小四川的家境一般都较穷，有的16岁就背着一个小包到云南来了。而且在“文革”中，四川、重庆的武斗是最惨烈的，不但用枪、用炮，还用上了军舰。有不少小四川来云南时还带着自制的火药枪。那天晚上，几个上海知青冲进小四川住的宿舍，这小四川枕边放着匕首，他躲过了对方的砍刀就抄起了匕首。当对方把他从后抱住的时候，他向后一戳就戳到对方的肚子。杀红了眼的小四川追着上海知青就捅，从背后又捅死了两个上海知青。后来，其他上海知青跑了以后，老工人把几个小四川抓起来审问，这小四川马上承认是他杀的，没有其他人的事儿，而且说出了凶器扔在哪里。后来据说这小四川被关押在景洪的死刑监狱里还跟其他犯人打架呢。

听说，四营有一个知青平时挺蔫的，总被别人欺负。有一天，他请了病假。但是，他在家里磨砍刀，等人们下工回家的时候，他冲出房门、挥舞着砍刀向欺负他的知青同学砍去。

有一次，有个我们二团的小四川步行60公里去景洪城里吃米干、买东西。路过景洪农场的一片橡胶林地的时候，从林子里冲出一个一团的小四川，手持自制的火药手枪指着他，让他交出钱来。我们二团的小四川伸手从怀里也掏出一把自制的火药枪，一枪就把对方打倒了。他过去摸了摸，那个一团的小四川好像死了。于是，他从容地重新把自己的火药枪装上火药和子弹，然后把枪口对向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当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而那个抢劫他的一团的小四川后来被救活了。

我当青年干事的时候，上级曾发下一个女尸的照片，让各营调查有没有失踪的女工。后来查出是一个女知青在放假的时候到其他营去见同学。那时勐龙河的桥被大水冲断了，她在趟过河的时候，被河水冲走了。

在二营，有一天晚上放电影，电影散场以后有一个连队的年轻人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座搭在大榕树上的竹桥。可能是他们一群人热热闹闹、蹦蹦跳跳地过桥，那竹桥不胜重负垮了，十几个人跌进了河里，被水冲走了……听说那一次死了好几个人呢。

十二营有一个北京知青叫赵玉生，1973年他在山上砍树的时候被树砸死了。我曾经在1999年去看过他在橡胶林地里的墓碑，并与他的好朋友，至今仍留在那里的上海知青孟根生在墓前合了个影。

我有一个同学叫黄强祖，他来的时候是我们当中最小的，比我小5岁，那时候大概17岁，我们都给他起外号叫“小孩儿”。黄强祖歌唱得特别好，后来被分在三营的工程连。再后来他当了排长，带着一帮上海知青砍柴烧砖。有一次他在山上砍树，在陡峭的山崖上和一个上海知青锯一棵树，因为经验不足，本来应从靠山崖的地方锯，但他们直接从山坡上锯。那种树是很脆的材质，锯着锯着，当树锯到一半时，那树便开始往山涧方向倒，发出嘎嘎吱吱的怪响，那声音在山涧中回响，很渗人的。只见树干突然被劈成两半，一半仍直直地撑在地上，而带着树冠的另一半被撑上了半空中，嘎嘎作响地倒向对面的山崖。当树冠轰然撞到对面山崖以后往回一顿，两半树干咔吧一声就挫断了。那悬在半空中的一半树干就轰隆隆地砸下来。他们两个人惊呆地坐在树根的两边望着天空，脚下是陡峭的山崖……那树干砸向了上海知青的一边，把上海知青砸到地下，头都砸进了土里了……惊魂初定的黄强祖拼命爬过去，用手往地里扒……但上海知青在被抬回到生产队时已证实死亡了。

那上海知青的父亲来到西双版纳办理后事的时候，脸上毫无表情，那孩子可是他家的独生子呀！

还有一次，黄强祖带着一群上海知青进山砍竹子。当大家扛竹子往回走时，有一个上海知青从简易的竹桥上跌进河里被冲走了。黄强祖跳下去几次，也摸不到人。当时水流湍急，他也不敢游太远，于是跑回队里汇报。上级派来一帮人沿河漂下，去找这个上海知青。他们在路上曾经见到一个人的骨架漂在河面，从河里一拎出来，见这个人下半身还没烂，身上有刺青，一看这刺青就知道他是个傣族。漂了两天，在一个傍晚时分，一群人漂到中缅边境上的澜沧江边，于是他们就在江边过夜了。这时带队的领导干部在擦枪的时候突然走火了，把自己的屁股打了个洞。第二天大家扎了个担架，抬着领导往回走。经过两天的跋涉，回到营里，大家已经是破衣烂衫的了。这时上海知青的父母已经从上海赶来了。看他们那个模样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家长从行李包里翻出一条肥皂来送给他们。

有一个北京知青叫李二兵，他报名参加开辟东风农场的九分场，当时叫二团九营。他在山里劳动的时候抓到一只小蛇，小蛇的直径就像火柴棍那么粗，大概也就十多公分长，很漂亮。我在疆锋五队的时候见过王开平玩过那种蛇，他平时就把它放在火柴盒里带在身边。在一天吃完晚饭，大家在打篮球，李二兵在场边看别人打球时把小蛇拿出来玩。突然间小蛇张开小口，咬了他的虎口一下，当时不太疼，他也没在意。轮到他上场打球了，他把装小蛇的盒子放在凳子上，就跑去打球了。才打了一会儿，他突然晕倒了，大家发现他中了蛇毒。于是大伙儿七手八脚地用担架把他抬去医院。但是，因为山高林密，路很难走，结果走了不很远他就去世了……后来他的父母把他的骨灰带回了北京。

三营的一个北京女知青曾在北京学过针灸、按摩和赤脚医生的知识。她在给他们队的一个长期瘫痪的“老昆明”知青看病的过程中，医疗效果非常显著，那个“老昆明”已经可以拄着双拐站起来走路了。“老昆明”对她产生了感情，但后来“老昆明”发现她有一个北京知青的男朋友……

在一个漆黑的雷雨过后的夜晚，她发现“老昆明”不见了。凭着直觉她追到勐龙河边，只见“老昆明”拄着双拐，站在桥上。当她正要冲上桥去时，他喝令她：“站住！”双方一个在桥上，一个在桥下，说了很久……“老昆明”突然把双拐扔进了河里……又谈了很久，他让她回他的宿舍帮他取东西，并把他的箱子的钥匙扔给她。于是，她捡起钥匙转身跑回连队……当她再回来的时候，桥上已是空荡荡的了，桥下是波涛翻滚的河水……

后来，她和她的男朋友都被关了禁闭，调查“老昆明”的死因。那期间，她曾经自杀未遂。后来，她的神经不正常了，被送回了北京……

三营有好几个北京知青都对我讲了她和他们的故事。每个讲故事的人都会讲出更曲折的细节和更离奇的猜想。张瞎子告诉我，那个“老昆明”是和他一批来到东风农场的，他在没瘫痪以前曾经是个有名的劳动模范。

不是吹牛皮我们分场宣传队所在的五营五连一共有一百多人，除了我们宣传队十六个知青之外，还有二三十个上海知青。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林政莉因为得了脑型疟疾去世，接着还有一个叫胡国权的上海知青也去世了。小胡去世时正好我也在场，当时我已是代理副连长。那一天，大家上山砍柴，小胡在山沟里砍了一根碗口粗的树，有两米长。他正扛着木头顺着小溪往回走的时候，突然就一头趴进溪水里了。恰好有个我们宣传队的北京知青王泽田与他同行，见到这情况，就把他抱上岸，却叫不醒他了。王泽田喊来其他人守着胡国权，然后跑回来叫我。我叫上几个宣传队的人一起跟着王泽田跑进山里，我们轮流替换着把胡国权背了回来。本来胡国权比较瘦，体重并不很重，但他浑身是软的，我背起来就显得特别费劲。他一路口吐白沫，流在我的背上。到了连队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呼吸了，老昆明知青魏宁对他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也不起作用。等营里的医生来看时，确认胡国权已经死亡了。后来，医生给的结论是先天性心脏病发作。后来我和其他知青把他的身体洗干净，换上新衣服。老工人给他准备一个棺材。大家把他停在生产队的会议室中间，旁边点着蜡烛，轮流给他守夜。第三天全队男女老少给胡国权开了追悼会，把他埋在凌瑜和林政莉的墓地旁边。

我觉得胡国权的死，其实并不是因为劳动强度大，除了他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之外，估计跟营养不良也有关系。我们连队是老连队，生活条件在农场里应该算是最好的了，但是，油、菜、肉很少，全连老老少少二百多口人，每餐的大菜锅里只撒上一小酒盅的油；常吃的一种菜是把萝卜叶晒干，加进辣椒淹成的咸菜。我们蹲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的时候，一笑都会把碗里的菜吹飞了。有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电，我们吃的玉米是没有碾碎的，混在少量的大米里一起蒸熟的，吃饭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吐玉米皮儿。

我们一年就只能吃两三次猪肉。生产队的猪瘦得很，肉也老得很，杀一次猪，每个人能分一碗肉，一半是肥的，一半是瘦的。我把肉端回来先把肥肉狼吞虎咽地吃了，再慢慢品尝瘦肉。第二天早上，连队的厕所就排队，很多人都拉肚子。我们的男女厕所下面的粪池是相通的，那拉肚子的声音也是交响的。

有一天晚上，我就着马灯翻看着那本已经被我翻旧了的小说《红岩》。看到地下工作者闲来无事，在书店里吃着花生米聊天，我立刻口水直流，书也看不下去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花生米了。

1974年，上级允许每户私人可以养一头猪了。我们连的老工人多，私人养的猪也多。上边规定，私人杀猪要分一半给连队，没过几个月，我们连队几乎每个月都能吃一次猪肉了。可是那些新建的连队很多都是老知青带新知青，大家都不会种菜、养猪，经常要吃“韭菜一汤”，就是在米汤里撒点儿盐和一些韭菜就当菜了。长期以来，在大部分连队里，一年到头，油、肉、蛋和蔬菜几乎少得等于没有，又由于种橡胶的劳动强度很大，再加上西双版纳是瘟疫区，很多知青得了肾病、肝病或者疟疾等疾病。

1976年1月，我刚回到广州一年，就从西双版纳传来噩耗：我的好朋友，同班同学王开平出车祸去世了。他当时在九营的一个连队当连长，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他到五营旁边的寨子里买了一车甘蔗，又在五营借了一部带拖斗的四轮拖拉机把甘蔗拉回九营。在押车回山里的路上，拖拉机在一个湿滑的陡坡上突然打滑，向后倒。王开平从车头上跳下来推车，不幸被夹在了车头和打斜了的车斗的中间……知青同学们在山上给他开了追悼会，并给我寄来了照片。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年前他送我回城，我们在九营路口告别时，他告诉我，他上次回北京探亲时，我妈曾对他说：“我们安哥太老实，他要是被人欺负了，你们可要帮他呀！”开平说：“阿姨，您放心，就因为安哥太老实，大家都会帮他的。”我妈又开玩笑说：“我们安哥可是跟上你才去的西双版纳，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可跟你要人啊。”开平对我说：“你现在回城了，这我也就放心了，也算是可以向你妈交代了。”如今，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西双版纳。

王开平比我大一岁，我属猪，他属狗，我们高中同窗三年，加上“文革”两年，西双版纳7年，共相处了12年。他为人热心、诚恳。在西双版纳每逢同学聚会，他都会到傣族寨子去买许多芭蕉、甘蔗、菠萝或是芒果，光着瘦弱的脊背，挑回来给大家吃。他去世的时候是29岁，再过10个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再过一年多，就恢复高考了，我们“老高三”的同学很多都考上大学了，我想他如果健在，会去参加高考的，也一定能考上很好的大学，他应该去学无线电……

记得在上高中时，受他的影响，我也喜欢上了自己动手装电子管收音机。有一次，我将全部材料都准备好，到他家去“总装”。他的收音机很快就装好了，而我的收音机却只会发出刺耳噪音，急得满头大汗，仍不肯罢手。直到他们家父母、兄弟都钻进被窝了，我才抱起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告辞回家。

王开平是我的好兄弟，32年来，我已经回东风农场六次，在那里他和凌瑜的坟墓是我和同学们最牵肠挂肚的。几乎每次都是我的老连长张良和好朋友张瞎子，陪我去给王开平和凌瑜还有林政莉和胡国权的墓锄草、扫墓。

从1973年以后，农场里通过各种途径回城的知青越来越多，有当上工农兵大学生的；有走后门当兵的；有因落实“父母身边没子女可以回城一个”的政策回城的；有“病退”的；尤其是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后，大批知青考上了大学。于是，留在西双版纳农场的知青就更慌了。1978年由于一次医疗事故，一位待产的女知青去世了。这件事引发了知青们抬着女知青的尸体游行，后来发展成大规模的抗议、绝食、请愿……

正是由于西双版纳知青要求回城的抗争行动特别强烈，才促使中央制定了知青回城的政策，才使全国上千万知青得以回城。1978年发生在西双版纳农场的事情，云南的“小四川”知青邓贤在1993年出版的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里已经都写出来了。他在这本书的开头就讲到我们北京55个首都支边红卫兵所做的一个“梦”。

我近年在与新闻界同行小朋友们吹牛的时候说：“要不是我们西双版纳的小知青们1978年罢工、绝食、游行、请愿，就不会有全国上千万知青大回城。如果没有知青回城和其他大批落实政策的人们回城，改革开放就没有这么大的社会基础，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哥哥我又在提虚劲儿了。

我第一次回农场扫墓是1987年4月。我与广州的作家舒大源和黄茵等人一起去云南老山前线采访。舒大源的叔叔就在前线当师长，他们部队正准备打一次大的战役。我们在进入前沿驻地的时候，还不时有对方的炮火轰隆隆地响，部队的司机很警觉地根据炮火声在盘山路上时快时停地开行。我们在阵地上采访了两天以后，上级传来消息说：中苏谈判成功了，中越双方也停火了。

我们在老山麻栗坡的烈士陵园采访的时候，正好是清明节，陵园的山上有许多烈士们的家属来扫墓。他们的哭声让我动容。在回部队的路上，我和陪我们一起来的作战部长老陈和后勤部参谋贾来朝讲起了我在西双版纳去世的同学。于是他们两位经请示领导后，在送我们回昆明的路上，绕道去了西双版纳给我的同学扫墓。在凌瑜和王开平的墓前，他们端起了冲锋枪，向着橡胶林上的天空，“哒—哒—哒—哒”地打了两梭子，那凄厉的枪声在山林里回荡。王开平的坟墓所在的橡胶林地下方，是九分场的小学校，小学生们也表情肃穆地聚拢过来。他们的老师告诉我，他们每年清明节都来给王开平和他旁边的几个知青扫墓。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合影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开平叔叔的照相技术比我好。”2006年，东风农场“为了感念知青对祖国橡胶事业的贡献”，把当年在西双版纳去世的知青的坟墓，从各个分场的橡胶林地里迁到小街旁边的一个墓地里，还给每个人都竖了一个墓碑，一共有71个。因为李二兵的骨灰已经被父母迁回北京，所以这71个墓碑里没有他的。据说，还有些知青的墓找不到了。我的同学王开平和凌瑜的墓排在最前面。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不久前，有一个从北京来扫墓的女人趴在王开平的墓前哭了很久。她哭得好惨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