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

作者：张宝林

来源：微信公号 新三届

作者简介：张宝林，1947年出生，高级编辑，资深媒体人，残疾人事业理论工作者，作家、书法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0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78年），文学硕士。历任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市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二版主编、中国物资报社长兼总编、华夏时报社长兼总编、中国残联理事兼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主席兼秘书长、法人代表。

解放初，高汾与两个子女合影日记，是非常私人化的文字。每天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既可加深印象，又能备日后查阅，所以许多文化人有记日记的习惯。

日记既是写给自己看的，按说应该有什么记什么。但不幸的是，在假话成灾的年代，这藏于密室的玩意儿也可能被翻腾出来，甚至被写进文件，登在报上，广受批判，给人带来灭顶之灾。聪明人终于明白，要避免“文字狱”，就得远离文字，于是不少人放弃了这个习惯。可惜的是，中国现代史也因此湮没了许多珍贵史料。

也有坚持记日记的人，他们或许以为，自己还是个忠实的记录者。但实际上，在那样的氛围下，下意识的警觉，已使他们“口将言而嗫嚅，步将行而趔趄”。即使不想说假话，也难以完全说真话了。

最近帮助岳母高汾整理回忆录，她在北大荒的一些日记，就是这样一种亦真亦假，半真半假的文本。

（一）

这是一个已经褪色的黑漆皮簿，从一大堆材料里翻出来的，时间从1959年5月14日开始，到1960年2月14日结束（由于1959年11月20日以后，她已经回到大公报工作，此后的日记已与“北大荒”甚少关联，所以只留几天，其它从略）。

高汾今年（编注：2007年）87岁，在大公报当编辑时划为“右派”，1958年4月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不知是没有记，还是丢失了，开始的那一年多，她没留下一个字。就是后来这半年，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有时几天一记，有时一个月只记一天。有的笔迹不同，显然不是一天所记，但又没有记录时间。这实际是一批随感录，有的长，三四千字；有的短，比如9月14日，只有三个字：“割大豆”。

找到这本日记，她颇感意外，因为她完全忘了自己还写过这些东西。最近几年，她的北大荒难友吴永良、殷毅分别出了书，记录“北大荒岁月”，都讲到了她。殷毅说，当年她私下给过他一个馒头，也许就是这个馒头救了他的命。吴永良记得他和黄苗子、高汾一起办墙报的许多细节。她说他们的记忆力真好，自己许多事情都记不得了。这些老朋友的书，帮她记起一些往事，但印象依旧模糊，她简直不知该怎样叙述这段历史。还好，这本日记帮了她的忙。

她先把日记看了一遍，用笔画出重点，然后交给我。我看完后，和她有如下对话：

问：当时这些思想活动，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答：有的是，有的不是。

问：比如说？

答：改造思想的那些大部分是，当时是真想改造，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回北京时的那些想法是非常真实的，当时激动得不得了。但批判自己的话有些是言不由衷的，大家都得那么说。歌功颂德的部分，大多也不是真心的。

问：吴永良和殷毅的书都写了非正常死亡。按说这肯定是最让人震撼的，日记怎么没有记载呢？

答：哪敢写啊！“兔死狐悲”，心里难受，但不能流露出来，更不能写，让人看见，打了小报告，那就完了。他们当时也不可能写，只能记在心里。

问：北大荒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答：累，干不完的活；还有冤，有一回，我肚子疼，像刀割一样，我嚎啕大哭，把周围的人吓坏了。当时的感觉是这回活不了了，要把骨头扔在北大荒了。

（二）

这部分日记，虽然只有一万多字，但作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的实录，包含了很多真实的信息，反映了我国五十年代不正常政治生活的一些片段。

把右派分子罚到北大荒“锻炼”，是要他们脱胎换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以后不要妄议朝纲，臧否时政，所以，必须把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比如伐木、挖沟、修坝、种粮、割豆······安排得满满的，让他们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显然，这种做法奏效了。

高汾日记里多次写道：“全神贯注于紧张的劳动，时间就过得快，思想就变的单纯、集中、愉快。”“现在除了劳动，就是劳动，最大的调剂是看信、看报，有盆水洗衣服，或买到半斤粗粮饼干。”“当你全神贯注于伐一棵木，挑一筐土的时候，对于蚊虫小咬就不会在意了，就不会觉得不可忍受了。”“全神关注”，这个词出现多次。只是闷头劳动，凡事不必入脑，整天累得贼死，看信、洗衣服已是享受，还会有什么奢求吗？时间一长，思想倒是“单纯”了，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东西——理性思考也就销蚀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中。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请看这句话：

“思想还是健康的，主要表现是：对一些错误思想没时间去想它。”这句话的逻辑有点奇怪。“思想”还没有“想”，怎么判定它是“错误”的？等“想”了以后再分析对错不行吗？看来不行。要在“想”之前就扼杀在萌芽之中。那么，怎么知道它是“错误”的呢？我琢磨半天，只能是这样：与“上面”一致，就是正确的；不一致，就是错误的，那怕是一些常识，比如说一亩地长不出两万斤麦子，“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铁疙瘩派不了什么用场，难友们的非正常死亡只是因为饥饿和超限付出等等。古人说：“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我们毕竟比古人聪明，“防口”算什么？我们可以“防思”。

高汾（前排左一）与北大荒难友合影“右派”们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涯无疑是艰苦的，但日记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抱怨。我认为这是故意不写，写出来，岂不是态度不端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细节揣摩这种艰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8月17日，日记中写道：“来之前，做了一件不得体的事。我的酱油膏还剩一点点，就匀了一半，兑了一些水请大家喝。小夏嘀嘀咕咕，说一点点东西，兑那么多水！经她一煽动，大家也埋怨起来。我原意是还可以吃一次，想省一点。”所谓“来之前”，是指高汾调到云山学习拼音准备当扫盲员之前。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走之前，请大家吃点或喝点什么，这当然是好意。但是请人喝什么呢？竟然是用酱油膏兑水冲的酱油汤，还舍不得一下子喝完，要留一半下次再喝！但听高汾说，这种酱油膏在当年是很稀罕的东西，是从北京寄来的，北大荒根本买不到！这个匪夷所思的小事，把北大荒正在经历的饥荒暴露无遗。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并不是只有北大荒才有饥荒。当时，大饥荒像瘟疫一样，正在向全国蔓延，只是我们把它称作“三年自然灾害”。

也许，我们可以从高汾在回京列车上的思想活动，窥见这种饥荒给人带来的磨难。

“这几天思想复杂，想着回去首先应搞什么。想狠狠地吃，菜一定要多搁油，不行！怕闹胃病，其次影响也不好。现在花些钱，思想上不在乎，因为要补这一年半的亏空。”“到北京我计划适当地吃一吃，决不能大手大脚，如果胃病因之而发就太蠢了。切记！切记！”高汾18岁参加革命，长期当新闻记者，抗战时，在桂林、重庆新闻界就很有名气。解放后也采访过许多重大的政治活动，在采访开国大典时，毛主席还曾和她开玩笑，说她穿了一双“空前绝后”的鞋子。这样一个见过大世面、修养和趣味都很高的女记者，回北京“首先搞”的竟是“狠狠地吃”，而“狠狠地吃”，也不过是“菜里多搁油”。读了这样的文字，我不禁眼眶发胀，鼻子发酸。

其实，早在离开北大荒，去牡丹江总场的时候，她的目光就常常被“吃”所吸引。在列车上，甚至回到北京后，还是对“吃”保持着高度敏感。在日记里，经常看到与“吃”有关的记述。

——“饭厅里有大米饭，有肉，有鱼。工作人员吃的粉条白菜，油很多。”——“密山饭店卖面条，像灯草那样雪白的面条，一年半没吃过了。菜是油炸土豆片，茄子罐头冷盘，我饿极了，觉得一定别有风味。我一边排队等面条，一边吃刚打来的菜，显然很不雅观。”——“餐车里有大城市买不到的鱼、肉。”——“回家吃上了小馒头。小巧、精致，又白又松，到嘴里就滑下肚去了。还有那样稠的大米粥！”——“去食堂买菜，花样很多，很新鲜，有咸鱼、土豆炒肉片、贴饼子、芝麻甜酱等。以一个从北大荒来的人看来，物资太丰盛了。菜的味道太可口了。”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低级趣味”，她忏悔道：“回来后，有放松之处。如老想解谗，买零嘴吃。这样太浪费了，也分散精力。”39岁的高汾，瘦小、单薄，早过了“口壮”的年龄；况且，口腹之欲，不过是人第一层次的需求。她现在对“吃”有那么大的兴趣，我们只能说，她挨饿的时间太长了，肚里的油水太少了。

（三）

劳动，当然要“劳其筋骨”，但主要的还是改造思想，脱胎换骨。所以无休止地自我批判，像囚徒一样反省自己的“罪行”，是“右派”们的必修课。高汾的日记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内容。比如：

7月6日——她总结搞“三反”的收获，检查了如下问题：

“1，捡小便宜：钢笔，梳子。

2，浪费粮食：窝头常常吃不完，留下。不新鲜了，就倒给猪吃······有一次，剩了半个馒头，给了老康。

3，不爱护公物：如丢了锉刀等。

4，自由主义：小广播。上次肖村同志来信，说要来看我们。陈敏凡听到了，她去传播。我也跟吕瑛讲了。”11月17日——“过去做人方向错了，表现在几个方面：

1，自私自利，以至对党忘恩负义。

2，政治上软弱，害怕阶级斗争，对人不从原则出发，感情用事。

3，好虚荣，好名位，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眼光狭小，庸俗小市民的胸襟。

4，浮夸，好取巧，不塌实。

5，思想方法偏激，处理问题又优柔寡断。”前面的四条算什么呢？芝麻绿豆小事竟要扣那么大的帽子！后面五条就更严重了，但大帽子下面，并没有什么内容，遑论分析归纳。我们看到的只是无限上纲，拼命糟蹋自己。而且，无休止的检讨、忏悔、思想汇报、自我批判，这在当时几乎是社会常态，并不只是“右派”们的专利。

但是，光糟蹋自己是不够的，还要相互糟蹋，相互批判。

中年高汾日记里两次提到管宗祥，两次都是批判他的一张题为“我是聪明人”的大字报。管是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从引述的内容看，他无非是针对北大荒的现实发了一些牢骚，比如说北大荒蚊虫小咬多，死了人没人心疼，自己得心疼自己等，并没有触及什么敏感问题，但这也犯了大忌。的确，这种言论与当初许多人被打成右派的言论有什么不同？改造了半天，思想没有丝毫进步。这当然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于是，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受到严厉批判，这并不奇怪。但是高汾在日记里也批判了管宗祥，这是为什么？高汾坦承：“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认为他说这些话太过分了，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的表现，是应该批判的。”高汾的看法显然代表了绝大部分“右派”的看法。在长期的政治高压和精神驯化下，他们早已习惯了主流的话语系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唯上是听，唯官是从，成了他们的思维模块和行为定式。在一派单一的声浪中，谁哪怕有一点点自己的观察，发出了一丝丝不同于官方的声音，他们头脑中的矫正系统就会立即启动。更为可怕的是，有时候并没有什么“事件”，也要他们相互揭发，开展批判，非要把人们心里残存的那一点自尊彻底摧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循规蹈矩，保证思想永远“纯洁”。

高汾自己就受到过这种待遇。7月19日，她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陈怀绵：1，有意见没完没了地唠叨，非说得人下不了台······2，贪小便宜检查得不够。

小戴：年底提意见，说比反右还尖锐，心里不服。

小冯：无组织无纪律，大小姐气派，浪费。”从语气判断，这显然是别人在批判她的“错误言行”。

（四）

高汾是江苏省江阴市人，从小在学校读书，１８岁就参加工作，从没干过农活。挖沟，割豆，收麦子，锄草，打草绳，这些对她来说，都是陌生而又困难的营生。虽然她也抱怨自己“笨手笨脚，没有效率”，慨叹“腰快断了”，“全身淋得精湿，把我冻坏了！都不敢弯腰，一动，凉风就往身上灌······”但干起活来，她还是全身心投入。某项技能稍有提高，就兴奋起来，毫不吝惜对体力劳动的礼赞：“劳动是有趣味的”，“劳动时一定要付出全部精力，越使劲，越不易觉得疲劳。”“人，当他掌握了一种技术时，是会极度愉快的。”“感情是通过劳动改变的。”如果说，高汾对劳动的赞美是真诚的，那么，在紧张的劳动之余，频繁地写下欣赏自然风光的文字，我总觉得她在掩盖或逃避着什么。

“土地是湿润的、柔软的，踩在上面，像踩在厚厚的地毯上。肥料颗粒落到苗叶上，发出轻盈的‘沙沙’声，美妙无比。最愉快的时刻是一阵微风吹拂过来，身体和心情都舒畅，加上阳光普照，蚊子、小咬都跑了。”“黎明时刻，旭日东升，天边有两道雾带，一道是兰色的，一道是浅灰色的，血红的朝阳镶嵌在中间。近处的丛林层层叠叠。我们沿着公路的斜坡，往东方走，仿佛是走向天边的神话境界。”“天上，云卷云舒；地上，麦田像绿色的地毯，向远方延伸出去；远处，有深山密林；身边有鸣唱的百灵鸟，粉色的土豆花，初展的南瓜花······对生活该满足了，一切个人的得失该抛弃了。”她的观察很细腻，文笔很优美，大自然也确实是美丽诱人的。但请不要忽略这句话：“对生活该满足了，一切个人的得失该抛弃了。”对一个政治上饱受歧视、人格尊严屡遭践踏的“异类”来说，周遭的人，包括同类都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但是，身边的环境是友好的，蓝天白云，绿树红花，和煦的微风，明媚的阳光，不仅不会害人，还可以抚慰你受伤的心灵。那就尽情地欣赏吧，陶醉在其中吧！这样，你就忘记了苦痛，免除了烦恼，至少可以暂时远离现实。何况“清风明月不用买”，你一个钱都不用花，那么，何不寄情山水，醉对烟霞？

我在这些美丽的文字中，读到的是隐忍、酸楚、无奈和哀伤。

尽管想在疲累中忘却，想在良辰美景中逃避，但那无时不在的牵挂，还是紧紧地缠绕着她：

“孩子们都很好，叫我放心。宁参加了六一中山公园的盛会。小兴画画没大进步。”“昨日接永姐来信，叫我作两年打算。洁夫来信也说，要‘思想上安家落户’。但想到孩子，心里着急。”“看人民日报几个儿童故事，描写五个孩子心灵的成长，很有风趣。将来很想研究一下儿童心理。想到家中孩子无人照管，又有些焦急。”在农场，她是克制的。这些记述完全没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她把思念压在了心底。

在终于获得“解放”，坐上回京的列车，已经没有这种刻意的掩饰了。这几页日记泼洒了她多少炽热的情愫，披露了她多么真实的心态啊：

“我兴奋过度，这几天睡不好，惦着如何与孩子、亲人见面。我打了电报。他们可能来车站接。原不想打电报，但希望他们思想有个准备，否则我白天找不到他们。

“快到北京站了。时间觉得过得太慢。思想是紧张的。北京啊，当我与你分别的日日夜夜，充满了多少思念！亲爱的北京，还有我的亲人，我的儿女们，我的爱人！“我要买瓶酒，举杯说：‘没有离别的痛苦，哪有团聚的欢乐！’“北京的每幢房子、每个窗口，都向我伸出友爱的手！有许多话要讲，但又无从讲起。我只是说，离开了北京，才知道做个北京人的幸福；离开了亲人，才知道团聚的可贵！

“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从头开始。40岁不算晚！”

我觉得，这几句话，比日记里所有的话都更加真诚。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