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反思着文革，因为那个时代耗去了我的整个青春。但我决不忏悔，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我要为之忏悔！那年我还没满十八岁，依照法律，尚属未成年人。国家应该保护我，可恰恰是这个国家，它的独裁者毛泽东，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法定权利！难道要我为此忏悔？我本来是一个普通人，却无可奈何地被戴上了“老三届”的帽子。无论这顶帽子我以为荣还是以为耻，它都是一个扭曲了的时代的私生子。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生下的同性恋杂种，罪决不在这个孩子。
一个人，却有权力把成千万“祖国的花朵”给摘了，统统插在牛屎上。只有那些特权子女，躲进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难道我要为插队忏悔？我没有干过那些毫无人性的事情，正相反，却成了身受其害者。但我也不怪罪那些同龄人。因为他们不具备辨别的能力，恰是那位伟大导师，他用那个阶级斗争的邪教理论，扭曲了几代人的心灵，使他们成为嗜血的动物。还记得雷锋吗？“对敌人要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又还记得吗，“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人性，这个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成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被“批深批透”了。残忍，成了坚定，成了革命。
剩下的只有一件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只能是圣人毛泽东来决定。“他说是灯你就添油，他说是庙你就磕头”，他说谁是敌人，你能说“不”吗？即使是当年的“老大红卫兵”，也不过只是某些人的工具罢了。而我自己，也曾经成为工具之一，对象不同罢了。所庆幸的是，反思得早一点，觉醒得早一点，于是又成了罪人。那就是说，我只是搭错车的同路人而已。
毛泽东早年曾经说过：“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有许多道理是对的。但不能让他们去管国家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懂得天下国家的道理。”同是他老人家，却对着三岁小孩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于是不能不糊涂了，这到底是何居心呢？
我至今保存着美国记者威廉所写的《柏林日记》，以及据此拍摄的《噩梦年代》影碟。从那里边，我看见的是文革年代。希特勒时代与文革竟然如此地惊人相似，它们势必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决不是忏悔所能解决的。忏悔是个别人的行为，是勇敢的良心发现。它能化干戈为玉帛，能够修复一度失去的人性。却不能掩盖全部丧失的良知。对于那个年代，更需要的还是反思，没有反思的社会，本身就在沦落；压制反思的社会，也注定会消亡。人间正道是沧桑。只有文明进程是不可抗拒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些个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这早已被历史证明了。我始终不改地认为，利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去打击政敌，其卑劣并不亚于强奸幼女。
作为“老三届”的一份子，我倒是想给后人留下一点回忆，让他们知道过去。最好让他们能自己回答：“老爸，你们当年为什么那么傻？”之类的问题。这才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所在。因为对于文革，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现在讨论文革，一说就是红卫兵如何如何，好象这些青面獠牙的妖魔，除开高层的几个野心家，其余全都是这些青少年。这是不折不扣的混蛋逻辑！以我们学校来说，文革一开始，整老师的是上边来的工作队。工作队被赶走了，老师们和我们处得并不坏。等到军宣队、工宣队一进校，老师们又倒了霉，我们校长和一位慈祥的女教师被整死了。
继承了毛泽东庞大遗产的人们中，本身就有文革中青云直上的；本身就有整治右派的。要忏悔，只能是他们的事，因为大权在握。君不见，德国的部长，年轻时朝警察扔了石头就得引咎辞职的吗？对于小老百姓，有人苛求他们忏悔，实在也是无聊。强求来的决不是忏悔，搞出一个忏悔风潮来，决非英雄。有种的就找那些当官的忏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