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塔西：我们是“党的剑与盾”，我们无处不在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原题为《真相的救赎》

序

《窃听风暴》中的东德史塔西特工——卫斯勒，像一部机器一样，忠实履行着极权主义的最高核心传来的指令。然而，他发现自己无法彻底变成一个无情的机器……

他是德国特殊年代“暗黑势力”中将人性、心灵挽救于万一的代表：监听过程中，他渐渐对剧作家德瑞曼的艺术自由、异见生活产生了兴趣，不仅篡改窃听报告，瞒报情报，甚至发展到最后，藏匿证据，帮助当事人脱离险境……

后来，柏林墙被推倒，当时受到监听的剧作家德瑞曼亲自去查明真相，试图找出幕后的窃听者究竟是谁。他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自己未被捕的原因是全程受到特工卫斯勒的秘密保护，深受感动，写书回赠救命之恩。

对于这部电影，有人调侃说：千万别让文艺青年做秘密警察，因为他们一定会把事情搞“砸”；有人却没有因为结局明亮而有一丝宽慰，因为：“我们一直歌颂的事情，却是这个国家从未发生过的。”

《窃听风暴》的故事绝非无中生有。德国一代人的精神死亡和重新崛起令人深思，这不仅关乎德国人，更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东德成为现代史上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最严密、最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而新德国却成为最积极、最诚恳、最不惜一切代价坦白过去极权罪行的政府。”

究竟是什么力量，是我们所没有的？

一

在东德，有个词曾经像柏林墙一样坚不可摧。这个词就是史塔西（Stasi）， 国家安全部的简称。

从1950年到1989年，史塔西的毒雾渗透着整个东德。每间工厂都有史塔西派驻的官员，每座公寓楼都有一个以上的房客定期向该地区的负责人报告。超过十万条电话线路被长期监听，无数住宅被安置了窃听器，连公共厕所里都装有微型摄影机。而史塔西最重视的信息来源，则是数量庞大到令人咋舌的线民。在安全部的术语中，线民被称为“非正式雇员”，简称IM。他们秘密为史塔西服务，随时将邻居、同事乃至亲朋好友的一举一动汇报给上级。

据《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的作者约翰·科勒估计，曾为史塔西工作的人数高达50万，“一桌10个或12个客人中，至少有一个是线民”。科勒的数据或许有些夸大。根据东德内部统计资料，1988年IM人数达17万，其中11万是定期提供情报的积极合作者。安全部本身另有9万名全职人员，其中负责海外情报工作的不足5000。

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曾感叹，就镇压国内人民而言，史塔西比盖世太保更可怕：“盖世太保以4万军官监视国内8000万人口，而史塔西用10.2万名官员控制1700万人。”纳粹的恐怖统治毕竟只维持了十二年，而史塔西在四十年间一直以德式的一丝不苟进行着大规模的镇压、操纵、谍报与颠覆。他们不但关注一切涉及政治的活动，也关心人们生活中最隐私琐碎的细节：爱喝哪种红酒、患有哪种疾病和哪位有夫之妇有私情，都可能在当事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他的档案，成为秘密警察手中的罪证或把柄。

史塔西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这句似乎出自《1984》的话，用来形容史塔西绝非夸大。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人们可能因为饭桌上的一句玩笑就从自己家中被带走，从此人间蒸发，而他们的亲友直到史塔西垮台之后才知道他们早已被枪决。

二

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外国人是史塔西的重点监控对象。1978年，牛津大学历史系学生蒂莫西·加顿艾什来到柏林，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在近两年的时间中，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往返于柏林墙两侧，大量接触东西德各个阶层，并将他的见闻发表在《卫报》、《泰晤士报》和《旁观者》等报刊上。加顿艾什深知，像他这样的危险人物必定会引起安全部的注意。但他没有想到，十年后自己竟有机会重返东柏林，亲自查阅史塔西为他建立的秘密档案，并由此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调查。

柏林墙倒塌后，安全部高层匆忙下令销毁所有档案。由于数量过于庞大，碎纸机不堪重负，官员们不得不亲自动手撕毁文件。幸好销毁行动刚刚开始，东德民众就迅速占领了史塔西在全国各地的15处办公机构，大部分档案得以保全。这些档案日后成了追捕、审判史塔西官员的重要证据。

保存下来的史塔西档案约有21.25亿页，连在一起长达201公里，涉及约600万人。波恩政府就如何处理这些文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少议员担心公开如此大量的秘密档案将引发普遍的信任危机乃至造成社会动荡，建议将档案暂时封存甚至彻底销毁。然而，来自东德民众的声音最终压倒了一切异议：曾经被迫害的人们要求真相。1991年，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修复、保存、管理和公开全部史塔西档案。1992年初，第一批申请者经过审核，终于读到了自己的档案。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就像昨天一样。”当加顿艾什翻开他长达325页、代号为“罗密欧”的档案时，心砰砰直跳——他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真相是一把双刃剑，许多东德人的幸福生活被档案揭示的残酷事实击得粉碎。政治活动家薇拉·沃伦贝格从档案中发现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是安插在她身边的线民，作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发现他的亲生哥哥一直在监视他。“如果没有档案的话，他们或许还是亲爱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是爱是建筑在谎言之上的堡垒而已。”与他们相比，加顿艾什是幸运的，他一度怀疑自己当年的东德女友是线民，档案证实了她的清白，报告他的线民中确实有几位是他曾经喜爱甚至尊敬的人，但并无特别亲近的朋友。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兼侦探小说爱好者，加顿艾什决定挨个寻访他档案中出现的线民及史塔西官员。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成为反抗压迫的斗士，而另一个人却成为极权统治的奴仆？

每一个被采访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人因政治言论获罪，为了自保不得不做线民；有人因性倾向被要挟；有人相信自己是在保卫国家安全。从一个个故事中，加顿艾什看到了史塔西冰冷黏腻的触手吸住人们最软弱的部位，逐渐收紧，并一步步将他们拖进深渊。没有一个被采访者是邪恶的——一切都是人性，太人性了。

一位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老妇人一生追求共产主义，为此被驱逐、被关押、被折磨，却仍然不肯放弃信仰。她为史塔西做线民不是为了金钱或特权，而是为了见一见她在西德的儿子。得知加顿艾什的来意后，她冷冷地说：“噢，那我该怎么办？从窗户跳出去？”加顿艾什几乎希望自己不曾拜访她：“我没有经历过她所经历的苦难，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这样一位母亲、一位老人？”

然而，这些人是否应该被宽恕？“我是外国人，他们对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使我受到严重的迫害。我可以很容易地原谅他们，但有多少东德人因为他们的报告而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命？”加顿艾什讲述了一场他在南非亲眼目睹的审判：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庭上，一位黑人母亲第一次确认她失踪多年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告知她这一噩耗的正是当年执行枪决的白人警察。警察表示忏悔之后，图图大主教问这位母亲能否宽恕他。她是这样回答的：“你们这些审判员没有权利宽恕他；你，图图大主教，也没有权力宽恕他。唯一有权宽恕的人是我——而我还没有准备好去宽恕。”

真相之后未必紧跟着和解，痛苦与仇恨有时需要几年乃至几代的时间才能淡化，但真相是和解的起点，没有真相永远不会有和解。

九十年代初期，许多曾经深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因线民身份暴露而身败名裂，其中包括柏林洪堡大学的校长海因里希·芬克、前东德唯一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总理洛塔尔·德梅季耶及“民主觉醒”的主席、著名民主斗士沃尔夫冈·施努赫。这些高大形象的倒塌并未引起某些人宣称的社会危机。据加顿艾什回忆，事实恰恰相反，档案公开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仿佛经历了一次净化。

新德国政府直面真相的勇气源自历史教训。二战之后，许多曾为纳粹服务的德国人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的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向父母发出质问：“你们究竟做了什么？”得不到回答的疑问就像高压锅里的蒸汽，不断膨胀，终于在1968年爆发，化作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老一辈德国人谈二战时常用一个长长的复合词 Vergangenheitsbewlti-gung，意为直面过去，新德国对这个词的诠释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能否正视过去是一个民族能否前进的关键。加顿艾什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历史的进步如同划船，你必须面对来时的方向奋力划桨，船才能前行。”作为英国人，他最自豪的是英国政府终于选择了正视“血腥星期日”惨案。1972年1月30日星期日，英国军队在镇压北爱尔兰群众游行的过程中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造成13人死亡，多人重伤。二十多年间，英国政府面对北爱尔兰人愤怒的质问一直闪烁其词、推诿责任，使北爱问题不断恶化。

1998年，布莱尔政府终于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以负责的态度全面调查“血腥星期日”的真相。整个调查耗时十二年，耗资1.9亿英镑，最终于2011年6月15日发布了由2500多名目击者证词组成、长达5000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证实，当日在游行中丧生的民众都是无辜受害者，英军士兵枪击平民的行为是“不正当和不可原谅的”。报告发布当天，卡梅伦首相代表英国政府向死难者致歉。

从1995年至今，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复原被史塔西官员销毁的1.6万多袋档案碎片，预计耗资将达3000万美元，已有275万人申请查看自己的档案，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被恢复，这个数字将继续增加。加顿艾什根据他的调查写成的《档案》一书留给我们许多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东德成为现代史上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最严密、最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而新德国却成为最积极、最诚恳、最不惜一切代价坦白过去极权罪行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