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第一次进妈妈家的蒙古包，我便成为这个家的孩子，成为妈妈最疼爱的孩子。

我不敢想像，再回草原的时候，没有妈妈的家会是什么样子。我怕见那个空空的枕头，怕想起妈妈的亲吻，怕见那个挂着锁头的小柜子。

“当我举头望故乡，泪水中晃动着你的身影；当我看到大雁飞远方，我就想呼唤你，我的妈妈。”每每提笔写到这里，泪水便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的蒙族妈妈去世一年了，总想写点儿东西纪念她老人家，也纪念我们之间35年的母女情缘。把发生在遥远边疆的动人故事，把一个蒙族妈妈的淳朴、宽厚、博爱的情怀，讲给知道和不知道那个年代的人们。

35年了，自从第一次进妈妈家的蒙古包，我便成为这个家的孩子，成为妈妈最疼爱的孩子。妈妈，30多年过去了，第一次走进您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70年5月，刚刚结束“内人党”平反工作的军代表进驻我队。当时，因种种原因，当地个别农牧民和知青的关系有些紧张。军代表和大队革委会为我们办了三天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精神，谈个人感受，讲民族团结。学习班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的三四十名知青被下放到各个牧点，到蒙古包中和牧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更好地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

那天，大队的三套马车拉着我的行李来到东旭海，这是一个坐落在小山窝里、只有两座破旧蒙古包的畜群点。妈妈和一家人远远地迎了出来，七手八脚地把我的东西搬进蒙古包。虽然我听不懂蒙语，但手捧奶茶，看着孩子们的笑脸，我知道这是个非常和睦、友善的大家庭。虽听不懂他们的问候，但我知道从此这里就是我的家了。不知为什么，低头喝奶茶时，大串热泪滴入碗中。

妈妈夫妻俩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我，一家七口人挤在一个只有五个哈那（组成蒙古包的圆围，由木棍和牛皮绳制作的可折叠、便于拆装的网状栏，蒙古包的大小由哈那的数目而定）的蒙古包里，很是拥挤。另一座蒙古包更是破旧，只有四个哈那，地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马靴子、马绊子、背篓等物品，木架上常年放着牛羊肉。此时五月份，肉已经风干了，散发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5月的草原，虽有青草长出，但早晚温差很大。羊群回来的时候，我穿着下乡时发的绿棉衣，依然冷得直打哆嗦。晚饭后，我被安排在蒙古包左侧，和妈妈家的女儿一起睡。油灯下，劳累一天的妈妈一边缝着羊毛毡，一边轻声细语地说着什么。孩子们围坐在周围，一声不响地听，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

后来我知道，妈妈那时五十岁，丈夫身体不好，只能做些简单的家务活儿。全家里外大事小事都要妈妈一人支撑着。十六岁的女儿最大，从小双腿因骨结核常年溃烂，全家人都要照顾她。大儿子十五岁，其他两个儿子还在上小学。至今想起来，我仍十分羞愧。那时我十九岁了，两手空空地走进这个家门，和他们抢吃一锅饭，分红时，还要从每群羊的固定工分中拿走属于知青政策中“同工同酬”的那部分给我。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妈妈还是敞开她温暖的怀抱，接纳被城市人“送”出的孩子。

妈妈不大爱说话，满是皱纹的脸上常带着微笑。每天羊群出坡后，她就背上背篓，走出很远去捡拾干牛粪，日子久了，两座蒙古包的后边又堆起了三大堆干牛粪，这是一家人做饭取暖的“煤”。时至今日，我只要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妈妈慈爱的目光，和她辛勤劳作的背影。那时我听不懂蒙语，整天不说一句话，妈妈似乎并不在意，常常用蒙语对我讲述着什么，每次吃饭总是先给我盛上，尤其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每天早上，妈妈总是把我那床军绿色的棉被单独摆在小柜子上，而不是和家人的皮被叠在一起。妈妈没念过书，也从没走出过草原，却能理解和体贴我的不适应，格外地照顾我。

这里的羊大多在春节后产羔。到了5月份，也有个别去年春节期间下的羊羔发育较快，开始产羔。这些小母羊自己还是个羔子，根本不肯让小羊羔吃奶。它用头把小羊甩出去好远，跌在地上爬不起来，非常可怜。我抱着小羊羔不知该怎么办，正在羔棚里干活儿的妈妈，招手让我过去。只见妈妈蹲在那只羊的跟前，用蒙古袍包着小羊羔，嘴里絮絮叨叨地不知说些什么。我放眼望去，生机盎然的春季草场，到处是嬉戏的羊儿，它们早已吃饱了奶，欢蹦乱跳地叫着“妈”。我下意识地抬着头，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如果不下乡，我不也是父母身边的孩子吗。触景生情，此时的我更想家了。再看看妈妈，嘴里不停地说：好嘞嘿，米尼胡（蒙语：可怜呀，我的孩子）。只见妈妈用手拂去它身上的羊粪，放在自己的大袍子里，蹲坐在母羊身旁，一手抚摸着它的乳头，一手将小羊羔送到滴奶的乳头上，嘴里哼唱起悠扬的蒙古长调。这是我第一次听妈妈唱《劝奶歌》。歌子没有词，悠扬、深情的长调中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泰格—泰格—泰—格”，歌声似乎具有神奇的力量，凄婉地表达出儿女对母亲的思念，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情感一点一滴地融合在这个饱经风霜劳作的蒙古族母亲的歌声里。歌声里，小羊妈妈歉疚地低下头，用舌头在它孩子的身上不停地舔着、嗅着，羊羔半跪着，贪婪地吸吮着乳汁。歌声中，我的眼泪悄悄地流下来，已经三四天没和人交谈的我，突然感受到草原母亲和家的温暖。从那以后，在喂养小羊羔时，我也像妈妈那样，唱起“劝奶歌”。虽然没有妈妈唱得好，但时常被其中浓浓的母爱所打动，特别是在想家的时候，常常一边唱一边流泪。妈妈的歌声伴着她老人家慈爱的眼神，至今仍烙刻在我的心头。从那以后，我便称她为“妈妈”，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很快学会了简单的蒙语，慢慢地可以和妈妈对话了，弟弟、妹妹们取笑我，说我和妈妈俩说的话是“蒙汉结合的发明创造”，别人听不懂。

每个月末记工分的时候，妈妈总是把大家一块儿干的活儿记在我的名下。有时天气不好，两个人放羊，也记成我一个人的。这样每个月下来我总是能有二十七八个工，相当于队里男劳力挣的工。对此我虽心存感激，却很不踏实，因为，每月记工时，家里的气氛总是有些紧张，但一直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

直到妈妈去世后，2006年5月我回内蒙古，二弟彭斯格醉酒后才无意讲出：“那时候，每次记工后我都要跟妈妈吵，为什么我放羊的工要记在二姐（因我姐妹三人在牧业二队下乡，我在家中行二，弟弟妹妹们因此称我为二姐）的名下？”妈妈总是说：“你放点儿羊算什么，生活在自己家里，不愁吃，不愁喝的，你不知道一个女孩子离家那么远，生活起来太困难了。我们不能替她做什么，多给她记几个工分她的心情会好些，也许就不想家了。”妈妈，谢谢您。正因为有了您，我下乡时就和别的知青不同，闲暇时候，可以回到您那里休息；想吃羊肉时，可以有弟弟在杀羊后为我送来一只羊后腿；我的住处总是有各样的奶食，我回津探亲时，您总会让我给天津的父母带点儿黄油、奶食和羊肉……现在，您去世前给我的黄油和酸油，仍保存在我家的冰箱里。

我永远忘不了离开妈妈家的那一天。

1979年春天，我就要离开生活10年的草原了，除了简单的行李外，我将其余的生活用品给妈妈送去，向她老人家道别。十年了，妈妈的背更驼了，中上等身材的她个子变矮了，草原的风霜雪雨，在妈妈的脸上蚀下深深的皱纹。妈妈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脸上的泪水，轻轻地说：“你能回到自己妈妈身边，我也就放心了。你刚来的时候，个子又小，人又瘦，现在长成了温都勒胡罕（大个子姑娘），你是在草原上长大的，无论走到哪儿，要记着草原，有时间要回来看看。想吃羊肉和奶食就来信，让弟弟、妹妹给你寄去……”当我问妈妈希望我给她买什么东西时，妈妈抬起头，眯着眼睛，轻轻地说：“你再来看我时，能给我带个好看的保温瓶，要铁皮带花的，我就很高兴了。”35年过去了，如今，我不知回去了多少次，每次总是大包小包地给妈妈带去许多好看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却总觉难以报答妈妈，愧对她老人家的养育之恩。草原深处的家，是妈妈生活的地方，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常常夜半醒来，还记着我在梦中从劝业场找到了一条回草原的近路，心里想，早知有近道，就可以天天回去看妈妈了。常感叹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下乡时不知自己是在天堂，不知蒙族妈妈的怀抱最温暖。

返回天津后，三十岁的我忙于学业、事业、家庭、孩子。有十年未能回到草原，未能去见妈妈。虽有书信来往，但终究难解思念之苦。直到1992年，我的孩子五岁时，我终于可以带孩子重返草原。从那儿以后，我每年都要回去一两趟。妈妈年岁大了，身体佝着，牙也掉了，每天仍坚持劳作，听弟弟、妹妹说，每到寒暑假，妈妈总是倚在窗前说：“你二姐该放假了，快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健在的这些年，每年一放暑假，我哪里都顾不上去，总是带上早已买好的物品，尽快地赶回内蒙古。无论我什么时候到家，妈妈都坚持以最古老的方式迎接我。无论春夏秋冬，她老人家总是身着蒙古袍，戴上鲜艳的头巾。早些年，身体好的时候，总是在门外站立等候。

2003年秋，我刚刚参加学校军训回来，接到布达弟弟的电话。他问我能否回趟家，说妈妈希望我能参加她八十五岁生日庆宴。听到妈妈的召唤，激动的心情难以诉说，只感到热血奔涌，全身都在颤抖。我在内蒙古生活了整整十年，比在自己亲生母亲身边的时间还长，回到天津四年后，便失去了父母，没有了家。从那儿以后，我像个孤儿在都市中游荡，心中便格外思念草原，思念我的蒙族妈妈。这二十多年，虽多次回去探望，但对养育我十年的故乡和亲人始终魂牵梦绕。如今，听到母亲的召唤，哪个儿女都会克服一切困难，回到妈妈的身边。

10月30日，是妈妈的八十五岁寿辰。一家人早上五点多钟就起床忙开了。每个人都精心地梳洗打扮着，灶台上一大锅奶茶早已煮开，妈妈取出早已为我准备好的蒙古袍，我和她的其他儿女们一样，一身蒙族服饰，招呼着四面八方的客人。草原上自然条件不好，医疗条件也很差，那里很少能有如此高龄长寿的老人。因此，这一天好像是草原上盛大的节日，队里的人几乎都来了。我多次回队也不曾见到这么多人，这么隆重的场面。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每人都带着礼物，向老人祝贺。当我和弟弟、妹妹们身着蒙古袍，手捧哈达向客人们敬酒的时候，我为自己的归来感到无比的自豪，更为二百多客人中我是唯一的一位汉族人而自豪。当主持人向来宾介绍我是天津知青，是妈妈的干女儿时，客人们一起鼓掌，而妈妈还是那样静静地微笑着，脸上充满圣洁的光。

2005年春天，布达弟弟打来电话说妈妈生病了，经诊断是鳞状细胞癌，面部破溃流脓，经常疼得吃不了饭。那年的暑假，来得似乎特别晚，好不容易熬到放假，我立刻动身回内蒙古。到了呼和浩特，见到曾在妈妈家居住过的知青，他们听说妈妈病了，也都请假和我一同回队探望。

2005年夏天，草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寸草不生的草原，光秃秃的了无生机。被烤焦了的土地，红呼呼地刺激着我们。乡亲们说这是“红灾”。三十五年前热闹非凡的大队部、外宾招待所、发电站、供销社、学校等建筑早已是废墟一片，砖头、瓦砾、破旧门窗到处散落着。很难让人相信曾经那么热闹、生气勃勃的草原，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的场所，举办“那达慕”大会的场地，“红马连”民兵英姿飒爽的表演曾经真的存在过？只有大队门前的“知青井”无视百年大旱，依旧可以提出冰凉、甘甜的水。我的心异常沉重，难道往昔那些美好的记忆，都会随着妈妈将要离去而不复存在吗？老天，求你救救我的妈妈，救救草原吧！

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一行人走进家门的时候，妈妈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迎出门外，却仍是身着蒙古袍，端庄地坐在炕头，虽然已经无力站起来，却仍然微笑着张开双臂，将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拥入怀中。当时不止我，同去的几位知青个个热泪盈眶。

与以往唯一不同的是，妈妈脸上破溃的伤口里填充着纸巾，虽然疼痛难忍，她仍拿出自己锁在柜子里的冰糖，分到每个人的手中。我每次回来，总是一进门就先吃冰糖，而这一次我把冰糖包好，舍不得再吃掉了。直到今天，它仍保存在我的柜子里。

晚上，我打来一盆热水，拿出从天津带来的指甲钳，给妈妈洗脚，剪趾甲。妈妈的脚很大，因常年穿着蒙古靴，脚上的皮肤又白又细，不像汉族女人的脚，到了老年会长出老茧。蒙族女人的脚常年穿蒙古靴，趾甲被蒙古靴包裹挤压得变了形，像鹰爪似的扎进肉里。去年给妈妈洗脚时就发现了，因剪刀不得劲儿而没剪成。妈妈一生为子女操劳，却受不了孩子的回报。当她的双脚被我按在水里，她一边说舒服，一边却想抽回双脚，不肯让我洗。我一边洗，一边用指甲钳剪去一个个“鹰钩”。最大的钩子要慢慢泡软后，慢慢的，一点点“克”下来。我看着妈妈，她的脸红红的，羞怯地让我赶快洗手，好好洗手。

那几天，我的心情糟透了。中午的气温太高了，印象中三十多年前的草原夏日是最美的季节。现如今，我和妈妈躲在房山墙后的小木床上，妈妈擦去我脸上的泪水，指着脸上的伤口轻轻地说：“你不要哭了，我知道这个病会要命的。这些年你没少回来，是个好孩子。队里的人都说我有福，我死后你还得来，来看看弟弟、妹妹。下次你再来，就住在热西玛家吧，方便一些，他们会欢迎你的……”此时，我已泣不成声，伏在她的肩膀上泪如泉涌。

两天后，我打电话给四子王旗法院的巴特尔，他开车把我和妈妈接到乌兰花，住在布达弟弟那里。我买了中草药，配制了些草药纱布，又买来换药工具，教弟弟、妹妹们为妈妈换药，这是我能为妈妈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分别时的场景，像电影胶片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回津后，有朋友去呼和浩特开会，我托她带去妈妈最爱吃的桂顺斋糕点，又带去一大块宽幅的杭州面丝绸，留着给妈妈去世后使用。据弟弟说，妈妈很喜欢。糕点是妈妈去世前唯一能吃的食物了。那块白绸子最后包裹着她老人家的躯体一块儿火化了。

如今，妈妈已离开我8个月了。我的朋友们仍不敢对我触及这个话题。每次回内蒙古，晚上睡觉时妈妈都会把枕头放在她的旁边，告诉我睡在她身边。每天早晨，她总是起得很早，穿好衣服后总要在我的额头、面颊、下颏上留下亲吻，嘴里叨念着：米尼胡罕赛翁特哇（我的姑娘好好睡吧）。

我不敢想像，再回草原的时候，没有妈妈的家会是什么样子。我怕见那个空空的枕头，怕想起妈妈的亲吻，怕见那个挂着锁头的小柜子。大弟弟额尔登苏米亚说，那里放着妈妈的东西，等着我回去打开。想想在内蒙古的十个年头，我们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然而我相信那句谚语：“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又为你打开了一扇窗。”我十八岁离开了并不十分留恋的家（因我自出生五十六天就在幼儿园上整托，后又被送去大连，七岁上小学时才回到天津），却在草原找到了温馨的家和慈爱的蒙族妈妈。如今，这三十五年的母女之情，已融入我的生命中。

这就是我和蒙族妈妈的故事。她的博爱、宽厚、勤劳、朴实的品德，凝集了蒙族女性的精华，也展现着中国母亲的美好形象。我为有这样一位母亲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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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金亚农，原天津女三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4月到内蒙古乌盟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公社白音胡少大队插队落户。先后放过羊，当过民办教师、大队出纳员、外宾接待员等。1977年在内蒙古宝昌卫校医疗专业学习。1979年顶替母亲回津。先后在常德道小学、天津缝纫机厂保健站、天津冶金职业技术学院保健站从事医疗及管理工作。2006年春退休。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兵团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