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仪:金训华的"牺牲"实质上是一场事故 作者:陈鸿仪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经考试成为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人 生 如 戏(下)


 

金训华之死

 

         我所插队落户的逊克县,就是曾在全国名噪一时的知青英雄金训华插队的县,我后来被借调到县知青办的一大任务就是整理和宣传金训华事迹。事隔近五十年,还是常常为这样一个年青而充满革命热情的生命的逝去而感到可惜,因为金训华的“牺牲”究其实质是场事故,因为政治需要而被包装成英雄。


        那年他所在的大队搞副业,在兴安岭的森林里伐了些松木,打算卖给县里当电线杆用。松木堆在河边准备外运时,不巧天降大雨,河水上涨,有几根松木被冲入河中。到大队还不到三个月,对地形水势全不熟悉的金训华带着几个知青下了水,想把作为集体财产的木头捞上来。但因为水流太急,一下水他穿的短裤就被冲掉到膝盖那里,等于是绑住了他的双腿;河的两岸原来拉有一条铁链,为摆渡所用,这时水涨得淹没了铁链,挣扎的金训华被冲到铁链边,头部撞上铁链,连撞带淹,就这样把他19岁的生命留在了北大荒。


        金训华死后,怎么处理这样一个才下乡三个月就死了人的事故就成了大问题。当时上山下乡运动正直高潮,要继续动员更多知青下乡。加上金下乡前是上海市红代会成员,于是在张春桥示意下,金被树立为抢救“战备电杆”而牺牲的知青英雄。原本对他的死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大队/公社/县则因为出了这样一个英雄而受到很多关注和得到不少利益。只是金训华自己,却永远不再能享受他那早晨八九点钟太阳般的青春。

 

      说完金训华后细细回想,发现在我认识或知道的知青中竟然有很多人有着和他类似的遭际,却没有他那样死后的哀荣。因为这些年轻的被永远改变了的生命,我无法认同所谓上山下乡“青春无悔”的说法。没有人可以如此轻松地代表那些生命被完全改变了的人表态“悔”或者“不悔”! 

冬天到,演剧啦!

 

      黑龙江的秋天可真短。好象那汗流浃背铲三遍地还是昨天的事,一转眼,小兴安岭成了“五花山”,青翠金黄艳红夹杂,热闹而又灿烂。大田里一天一变样,这里的小麦黄了,那边的大豆摇铃了,玉米顶花谢完,棒子须枯焦了……大队干部们天天盯着,庄稼黄一片赶紧收一片,独怕一场雨雪毁了辛苦一年的收成。地里的庄稼收了,拉到场上了,我们就该日夜连轴转地打场扬场了。有时场还没打完,心急的雪花就飘飘荡荡地下来了。


        冬天来了,猫冬啦!队里开始冬季工时,每天两顿饭,中午不再歇晌。黑龙江的冬天日短,下午四点天就黑下来了。五点吃完晚饭,一个长长的无聊的冬夜就开始了。到底是年轻人,后来几年粮食没那么紧了,肚子没那么饿了,再让我们在炕上猫上十几个小时,太难了!得找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干!


      最开始,大队团支部组织办起了了夜校。夜校分两部分,一个是贫下中农夜校。由知青给老乡念报纸和毛选。另一个是知青夜校,由高中生教初中生学数学。那套《自学丛书》里的《代数》就是我们的课本,隔天上两小时的课,另一天做作业。很多68、69届初中生直到这时才知道除了正数还有负数,还有负负得正这一说;才知道了什么是方程和怎么解方程。


        大家热情高涨,知青宿舍新出现好多用各种玻璃瓶子做成的小油灯。在每一盏直冒黑烟的油灯下是看书做习题的知青。连几个平时调皮捣蛋得紧的男知青都在抓耳挠腮地做习题。可惜好景不长,知青夜校办了不到一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


        公社传言我们大队知青全是大学迷,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工作组干预下,知青夜校夭折(好在这个起点给了不少知青动力和能力,以后坚持自学,所以1977年到1979年之间我们大队知青考上大学和中专的人数最多,1977年县里预考几门课的第一名都是我们大队的)。继续运行的贫下中农夜校用不了几个知青,大多数人又没事干了。于是有了后来的“演剧”热。


          知青刚下乡时过年过节也表演节目,但多数是唱歌,跳舞,快板,三句半,吹笛子等等很革命但又有点文绉绉的节目。虽然有的节目也有老乡中的年轻人共同参与,但观众们感到不满足,提出要看“剧”,这就开启了我们队表演必有“剧”的传统。而且因“演剧”还发生过不少趣事。


          “演剧”是从演样板戏开始的。观众们不满足于听唱段,而是要看带妆演的选场。于是“红灯记”成了我们的保留节目。队里有个知青叫章郎,因为母亲是京剧演员,他打小在戏院的排练厅和后台混,混成了京剧迷。说是红灯记的戏和电影他前后看过十二遍,里面的每句台词,每个动作都记得滚瓜烂熟。于是他成了不折不扣的导演(而且确实有才)


        问题是章郎自个儿个子矮小,长相有点猥琐,既演不了英雄李玉和,也难胜任演鸠山。他退而求其次,想演王连举,可大家认为他个子太矮,演王连举也不行。把他气得直嚷“连叛徒都不让我演啊!”大伙说,要不你演磨刀人吧!他嫌磨刀人戏份少,不愿演。结果很多人在戏里都能挤上一脚,反倒是导演上不了台。


        我对唱戏是彻底门外,所以从未尝试。但我是后台总管。服装,化妆,道具,后台调度一手总抓。记得演红灯记服装是个大问题。问题不是在李玉和或者李奶奶身上。两个穷老百姓的衣服,知青和老乡中找找就有了。缺的是铁梅那件红褂子和鸠山的那件和服。老乡家闺女有穿花褂子的,也有红花的,但一是破旧,二是对襟而非大襟,无法做戏装用。队里也没闲钱买服装。


        后来不知是谁想到队里有面游行时用的大红旗,拿来让队里手巧的大嫂一量,说是正好够裁一件大襟褂子。这让几个大队干部好一阵为难,最后点头同意把这面旗帜变成了铁梅的红褂子。鸠山的和服更难些,因为除了电影上见过,谁也不知道和服该是怎样的。我从一个男知青那里借来一件灰色的中式棉袄罩衫,又从赤脚医生那里要来几大块纱布,在冲淡的墨汁里染成和罩衫差不多的灰色,在罩衫下接了一段,成了半长衫;又把袖子下面拆开再帡大。


        如此胡弄成了大家都认可的“和服”。(讨厌的是那个男生就两件罩衫,每次演完戏我都得把衣服给他改回来还给他。下次要用了,再借来照样复制。反正他那衣服让我来来回回改了有十来次。)


        演鸠山的是个有点像“老夫子”的知青,戴上眼镜穿上“和服”活脱脱一个“死啦死啦”的小日本。老夫子原是我们中学学生话剧团团长,也是个有经验的老演员了。可是在某次演出中却出了个不该出的洋相:鸠山正拿酒瓶要给李玉和倒酒,不知为啥那天的酒瓶塞塞得有点太紧,鸠山连拔几次没拔出来。急得一头汗,回头对在幕后的我说:“怎么搞得,拔不出!”


        我连连给他打手势让他别拔塞了,假装倒一下就是了。不知他被什么昏了头,就是一个不领会,又连着问了两次“怎么搞的?”本来台上也没电灯,靠几盏马灯照亮,你倒没倒出酒谁看得真啊,让他这么一耽误台下观众反倒看出问题来了。直到台下有了笑声,老夫子才突然醒了过来,赶紧装着倒上了酒,和李玉和唇枪舌剑起来。


      后来又演过“龙江颂”选场。演江水英的是我们隔壁宿舍的玲。玲是个爱美的女知青,有个在地质部门工作的父亲,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她父亲也很宠她,所以她是我们朋友中第一个用上无形眼镜的人。玲唱得好,也会演,尤其擅长用眼神。上台演江水英不能带眼镜,可不带她又看不清,就用上了无形眼镜。唱着唱着一个眼神,左眼的镜片竟然不告而别,悄无声息地脱落不见了!


        玲很有戏德,仅仅是楞了一下,就坚持着把戏演完了。演完了这段戏,后台大乱。玲急急忙忙在台上寻找,想要找到那片掉落的镜片。别人想帮她找,她又怕人多踩坏了镜片。那么黑的地方,哪里去找还不如小指甲盖大的一片透明的薄片呀?好不容易让大家安静下来,接着把下面的戏演完,玲就哭了出来。


        玲的男朋友建是我们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戏完到后台一看玲在哭,问明原委立马转身趴在台上又仔细搜寻了一番,还是没找到。他怕镜片顺着台板缝隙掉到台下去了,又拿来大手电,钻到才半人高的戏台下,几乎是匍匐着一寸一寸照看了台下的地面。可是台下一片泥地夹着草根,当然也是找不到的。建只好安慰哭哭唧唧的玲说,我明天再来找,真找不到的话,我再给你买一片。


        听说那时的无形眼镜一片就得二百来块钱,够我们挣一年工分的了。第二天再找,当然还是没找到。以后建是不是真的给玲另买了一片也不得而知,但“玲一个眼神,建一年工分”倒是流传下来,成了大家调侃他俩的桥段。


      观众的胃口是惯大的。演了一阵样板戏,大家又觉得看厌了。因为县里每天两小时的有线广播,除了毛主席语录,报纸社论,就是那几个样板戏。耳朵都听出茧来了。于是演话剧“年轻的一代”。林育生念他爸的狱中遗书,不但念哭了自己,还念哭了台下一帮观众。只是不久就听说此戏已被批判为大毒草,就没敢再演第二遍。再以后,就自己写剧本了。独幕剧,对口剧,快板剧,还有木偶剧(人演木偶,比现在街舞里那一类早多了)…… 每年过年演出,没有自己编演的“剧”那是不过瘾的。


        那年我把一个戏曲短剧改成了快板剧。戏里有个落后的“二嫂”,把自家的鹅放到生产队的地里吃庄稼,后来让小学生姐弟“小青”和“虎子”教育了一场。我演“二嫂”,但“小青”和“虎子”无法在知青或队里的青年里找,就想到了我的学生们。可一圈问下来,只有四年级的珍子一个主动请缨。那帮平时胆大包天的男孩们,这时都磨叽起来,你推我让,谁都不肯出头。


        考虑到太小的可能记不下词,大的比珍子高,又不像姐弟,就盯上了也是四年级的国全。国全长得英俊,眉目如画,但个子不高,演珍子的“弟弟”正好。经我反复动员,国全总算点了头。珍子演戏很有天份,毫不怯场。没排几次就已演得很好。国全词也记得挺快,可还是抹不开。但凡排练时有人在旁边看,他就脸红卡壳。就这么排着,练着,转眼到了演出那天。珍子眼睛比较小,化妆一画眼线,眼睛大了不少,人也变得漂亮。她自己瞅着镜子直乐。可国全在旁边紧张得都有点发抖。我拍拍他的肩膀,“上场!” 于是开演。


        开始还算顺利,可当虎子说到“我把鹅嘴来支上”时(虎子恼恨二嫂放鹅吃庄稼,摘来柳枝支鹅嘴,让它们无法再吃),忘词了!国全连说三遍“我把鹅嘴来支上”,硬是想不起下一句词。我在后台急得汗都出来了。这时只见珍子接了一句:你都支了几只鹅啦?国全猛一激灵,记起来了!顺顺当当接了下去:我把鹅嘴全支上,看它怎么再吃苗!戏演完了。估计除了我们仨,台下看戏的都没发现这个小插曲。可经这么一磨练,国全不怕了。后来演得越来越好。


      其实演剧,真正上台的人也不算多,但其他不演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全都起劲,积极参与。每天傍晚那顿饭后,总有人提前赶到排练的大队会议室升好炉子,把屋子烧得暖暖的,然后就看着我们排练直到结束。看的人有知青也有老乡,看着看着就有人跃跃欲试,参与进来。所以后来参加演出的人越来越多,知青老乡都有。


        那里面有个知青,长着一双贼溜溜的小眼睛,脸上还有一大块红色胎记,就得了个“红疤”的外号。红疤原本是个大坏事不干,小偷小摸不断的家伙。但他有个特点,就是学什么都很快,动作也很“挂架”。他每天在排练的地方蹭戏看,还不时点评几句。有次忘了排什么戏,里面演反面角色的人始终到不了位,红疤看急了,竟然走上来给他比划开了。


        大家一看,天!这不就活脱脱一个坏蛋的样子吗?于是红疤顶替那人成了正式演员,而且一演即不可收拾,成了我们演剧时反面人物的专业户。不管是地富还是坏分子,落后分子,只要他一上台,微微猫着腰,贼溜溜的小眼睛四下一转,台下就是一片笑声。他自己也演上了瘾,碰到编的剧本里没有他能演的角色,他还会来央求给他加写个角色。原本因为这家伙偷我们宿舍种的菜和瓜,我们和他吵过架,这时倒是成了不错的Buddy了。


      我们队演剧基本集中在过年那几天,一连得演三次。其实三次演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大家就是喜欢看。第一次演,只对本大队社员知青。后两次,就有社员或知青邀来其他队的亲友观看。后来演得出了名,就有其他大队来邀去他们那儿演。邀请的大队会在中午派马车来接,到地儿就开演,演完正好晚饭时分,邀请大队会好吃好喝招待一顿。东北人实诚,大肉包子,发糕,二米饭,手擀面管够。有时还有酒。


        再后来,别的队来请,人家派车接演员,自己队也会派几挂大车拉着还想看剧的社员一起去。当然招待的那一顿跟去看戏的是捞不着吃的。不过老乡们亲戚连亲戚的,自有吃饭的地方。所以每到这时就得热闹一整天。


        最热闹的是演“支鹅”的那一年。县里搞文艺汇演,听说我们大队剧好,特意邀请我们队到县里演一场。那天早上县里派来接我们的大客车开到了队里,几乎是全屯老少出动。其中有很多人还从未乘过这种跑长途的“大轿子车”,所以连带看新鲜了。家里有孩子参加演出的,像珍子和国全,父母亲戚都骄傲得不得了,说做梦也没想到乡下孩子能上县城舞台演剧啊!客车开动,车下一片挥动的手,就像我们是要开上前线为屯子增光的军队一样。


       冬天到,演剧啦!那年轻时的声音至今还在梦里回荡…… 

动物忆趣

 

        与住在城里相比,在农村插队落户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能见到和接触到很多动物。农村人和动物的关系很直接了当。一种是帮手,是伙伴,甚至是家里的成员,如牛,马,狗;另一种则是肉食和收入的来源,如猪,羊,鸡,鹅。至于“宠物”这一概念,那是不存在的。

      

        先说马。马是黑龙江生产队里很重要的财富。虽然没有牛有劲,但马能跑,矫健,不像老实巴交又有点犟脾气的老牛,干什么都慢吞吞的。春夏拉大车,拉各种中小型农机具,秋天拉收割机,冬天拉爬犁,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是干农活和运输的主要畜力。所以老乡们把马看得比牛重,马吃得也要比牛好得多。


        刚下乡时的知青,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向往着“骑马挎枪守边疆”的浪漫。不久,确实有不少人当上武装民兵挎上了枪。但骑马却没那么容易。我们队马倒是没少养,但除了一些已经“使”出来(就是习惯了役使)的马以外,大多数还是生个子马,套车骑乘都不行。队里怕知青骑马摔坏,所以一般都不让知青骑。马极其聪明,虽然对主人忠心耿耿,但也会欺负生人。


        不管是谁,第一次骑某匹马时,都会被下马威。也就是说那马会跑,跳,尥蹶子,千方百计想把背上的人摔下来。如果第一次摔不下你,以后再去骑,它就会乖乖的了。如果第一次被摔了呢?那好吧,下次你就等着更大的“马威”吧!骑上马,如果只是踱四方步般慢走,当然不够劲,得跑才有劲。可马小跑是很颠的。刚学骑马的人怕摔下来,一般会把马夹得很紧,就这么颠上半小时,准保会把大腿和臀部给磨破,疼痛难忍。


        真能骑马的人是半站在马蹬上,随着马跑而颠动,尤其是马“lou”(大跑)起来时,随马跑一耸一耸的,很爽。但大跑就容易摔,所以不少老乡教学骑马的知青用“后蹬”,即把脚后跟而不是前脚掌踩在蹬里,这样万一摔下来就不会因为拖蹬而出危险。


      我们队最早骑上马的是当代销店员的继红,因为她经常要来往于大队和公社之间办货结账什么的,十几里地走路太慢,所以队里容许她骑马。可是过了不多久,继红就不再骑马了。别人问原因,她打死不说,后来因为我也骑马,她才悄悄告诉我说是摔怕了。


        说是有一天她骑马上公社回来,半道上撒马快奔,正恣着呢,不知那匹馋嘴的马看到路边什么好吃的,突然“刹马”低头去够吃的。可是马停人不停,咱们的“老板娘”就着惯性顺着马脖子像坐滑梯似的,唰一下滑落到马头前的地上。还没等她回过神来,那正尝美食的马见有东西突然从天而降,吓得一跳,一脚踩在继红腰上。如果不是穿着棉衣棉裤,带着马蹄铁的这一脚足够让继红皮破血出的。


        还好那马总算看清摔在头前的不是妖怪是继红,所以没有跑走,而是等着继红好不容易忍痛爬上马背,慢慢捱回队里。继红的腰伤过了很久才好。从此她再要去公社,宁愿赶着慢慢吞吞的老牛车来回,再不肯碰一下马。


         我骑马不像继红那样名正言顺,而是有点走后门的性质。因为当小学老师,又和学生们玩得好,有些学生后来给队里当马倌,知道我爱骑马,就常常私下把马给我骑。我的平衡很好,骑哪匹马都没摔过,所以也没给他们添过麻烦。有次下完雨,田里没法干活,大家都歇着。我想起前些天从老乡家买到一斤黑木耳,就想上公社邮局给家里寄去。出屯走了不一会儿,碰到放马的小马倌。他看我走着上公社,就说你骑我的马去吧。


        那是匹小母马,名叫“小弹簧”。据说是腰软,跑起来上下弹动,骑着很舒服。我骑着小弹簧到了公社,就把马拴在邮局外的树上,自己进去办事。统共不到半小时的光景,等我出来,小弹簧竟然无影无踪!我到处找也没找见,不由急得满头大汗:我走着回去事小,要是马真不见了,我就得负大责了!


        我回进邮局给队里摇电话,队里只有一台电话,安在继红的代销店,我告诉她我骑到公社的马不见了,央她赶紧到马圈和小马倌说一下,问问他该怎么办。代销店在屯西头,马圈在屯东头,继红紧赶慢赶来回走了二里多地,回来告诉我的消息让我哭笑不得:小马倌说,小弹簧早就回到马圈了,正美滋滋地吃草呢!


        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在心里嘲笑自己:不是说老马识途吗?怎么一遇事就把这给忘了?还急出一头汗!后来认识了公社所在大队的知青,才揭开了小弹簧失踪之谜。原来那天县知青办组织的金训华事迹宣传队来我们公社演出,那几个知青演员下午没事在公社附近闲逛。见我骑马来公社,很是羡慕,趁我进了邮局就也想过下骑马的瘾,所以偷偷解开马缰绳牵走了马。


        第一个上马的就是那个“金训华”。只是他人才上马还没坐稳,就让小弹簧一个蹶子给甩了下来,小弹簧转身冲出重围一溜烟地绝尘而去,追都追不上。就这样,“金训华”还没在我们公社演出怎么抢救集体财产战备电杆,就先把集体财产“小弹簧”给整丢了!他们怕我向他们要马,就一哄而散,也没人敢来告诉我马跑了。结果害得我不但是四条腿来公社,两条腿回屯子,还白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找马,回到屯里连晚饭都误了。


        不过丢了小弹簧的这次的经验,在后来一次“历险”时倒是派了大用场。那时为了备战,沿黑龙江各个大队都要在小兴安岭的深处建备用的三线营地,我们屯也派了不少人去。有次不知上面来人调查什么事,需要我们队一个社员提供证词。正好那人被派到山里的营地去了,上面就要我们队派人到山里找到那个人写下证词带回来,俗称“打证言”。因为要书面证言,当然只能派会写的知青去了。而且按规定,“打证言”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在场,大队就派了我和那个“老夫子”去。


        三线营地离大队大约三十里地,去那里没有可以通马车的大路,只能骑马走小道。我和老夫子都没去过那里,不认识路。去时队里给我们派了个上那里干活的小青年一起走,所以一路顺利。一个小插曲是老夫子过去没怎么骑过马,一路跟着我们策马奔驰,所以特别兴奋。跑着跑着碰到一个弯道,我和那个小青年都很顺溜地转了过去。大概是想赶上我们,只听得跑在后面的老夫子高叫了声“嘚儿,驾!”然后传来林子里噼里啪啦一阵乱响。回头一看,人马都没影了。只好停马等着。


        过一会儿,见他一手牵着马,一手拿着皮帽,艰难地从雪里拔着腿,打林子里走出来。原来是他不会用缰绳控制马,“嘚儿,驾”以后马没沿着路转弯,而是带着他直直“驾”进了路旁的林子里。冻硬的树枝不但挑落了他的皮帽,还在他脸上画出好几道血痕。好在林子密,也没冲多远马就过不去了,他才能下马牵着回到小路上。


        打完证言,那个小青年要留在营地干活,不能再陪我们回队。我们想着反正沿来路回去,肯定迷不了路,就和老乡们道别踏上了归途。傍晚的天有晚霞,还很亮堂,我们一路聊一路走,不知不觉间天就暗了。要说暗,倒也不是伸手不见五指那样的漆黑。天上有窄窄的一小勾月亮,还有稀稀的几点星光,所以天是灰蒙蒙的,地上的雪也是灰蒙蒙的。


        一开始是在林子里走,因为两边有树林,反而知道哪里是路,沿着走就是了。等到走出树林,我们就傻眼了。眼前是混混沌沌一片雪原,完全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收割后的大田,哪里又是草滩。某位名人说,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到我们这儿是正好相反,地上本来有小路,没人走也就不成其为路了。极尽目力远望,既看不到灯光也看不到房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打马往哪个方向走。更要命的是好像起了点雾,看远看近都有点朦胧起来。远处还有忽高忽低的野狼嗥叫。


        我俩不由都心慌起来。迷了路在野外过夜是可以冻死人的,而真要碰上饥饿的野狼,也是可以被狼撕碎吃掉的。怎么办?我强自镇定对老夫子说:反正老马识途,我们今天就由着这两匹马走吧,看它们能不能把我们带回家。看来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我们俩就都松了缰绳,不再催马,也不再说话。就这样信马由缰默默地在雪原上走了一个多小时吧,突然看见了远处有隐隐的灯光。不等我们催动,两匹马自己就加快了步伐,打着响鼻跑了起来。再看,到屯子了。其实那时不过晚上八点来钟!


        要说和马关系最好的就数队里的马老板,他们每人都有自己使惯的两三匹马,宝贝得只怕比自己家里的孩子更甚。孩子可以随便打骂,马是不肯随便抽一鞭子的。要是别人使了他的马而没有善待,那是可以引发一场骂娘干仗的。


        遭水灾那年,队里一个马老板赶着马车去县里拉什么东西,回程时在离我们大队不远的一条江汊边被突涨的江水阻住了。平时这江汊水还不到膝盖,水流缓慢,这时却水已过腰,水流很急,还打着漩涡。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过江汊回不了屯,这马老板就冒险赶着两匹马下了水。本来马会游泳,就是一人深的水对马来说也根本不是问题,但这次它们是拉着重载的车!因为水深看不清水底,马车走到半途就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马老板赶紧从车上下来扑到车后拼命推车,一面吆喝赶马,想把车拉出来。车载太重,水流太急,使劲的辕马立足不稳倒了下去,辕马一倒又拉倒了套马。听老乡说不管水多深,马都可以踩水浮在水面,只要耳朵不进水就淹不死。可是倒下的两匹马,因为被套在车上,无论如何都站不起来,头就被水淹了。马老板这时弃车不顾,拼了命地要解开马身上的绳套,但车重,绳套浸水难解,两匹漂亮的枣红马就这么淹死了。


        那个马老板连家也不回,就坐在江汊边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叫着“唉呀我的妈呀!唉呀我的马呀!”直到有路过的村人看到回村报了信,队里才派人派车去把车上的东西拉了回来,还有两匹死马和那个哭得声音都哑了的马老板。本来死了两匹好马,大家都挺心痛的,但听了回屯报信的人学说的“妈呀马呀”,在场的人又不禁失笑,这个“典故”不久就传遍了全队。


        再以后有人和那马老板开玩笑,说别的都成,唯独不能学他的“妈呀马呀”。一学他就发急,要干仗。拉回死马后,队里给各家分了两匹马的肉。我们都吃了。唯独马老板不许家人要马肉。吃了后才知道所谓马肉酸的传言不是指马肉味道酸,而是吃了马肉很多人犯胃酸。

 

      说完马再说狗。不言而喻,狗是农村人家的重要一员。不知为啥,我们屯好像养猫的人家不多,但不管家里多穷多富,一条狗总是要养的。也没有什么名贵好狗,就是土生土长的土狗。黑白青花黄,各种杂色。名字也土土的,黑子,旺子,虎子,花花。狗最大的好处是不嫌家贫,看家护院忠心耿耿。哪怕屋里院里就没有一件值得小偷下手的东西,它也一样看得紧紧的。


         刚下乡时,队里要几个知青跟老乡学做饭,我自告奋勇当了一阵知青食堂的火头军。一起做火头军的几个男知青住在大队保管员老朱家,他们来食堂时老朱家养的那条大黑狗黑子有时会跟着他们来。黑子是条强壮的土狗,胸宽腰细,站着头超过我的腰。浑身黑毛亮闪闪的,就胸口有巴掌大一小片白毛。它那时大约两岁,是刚长成的帅小伙,精力充沛,力气也大。他的小主人,老朱十一二岁的大儿子华子常把它套在小爬犁上,它能毫不费力地拉上一袋二百来斤的小麦加坐在上面的华子嗖嗖地跑,到磨房去磨面。


        队里还有它的几个同胞兄弟,也是一样的高大威猛。而黑子就是它们的头。刚下乡,知青吃不惯带霉味的苞米面大饼子和没有油水的冻土豆汤,常有剩下扔掉的。那时食堂也没养猪,所以黑子来了,我就会把人家扔掉的食物给它吃。一来二去,黑子就成了我的buddy。


        每天晚上别人吃完晚饭回宿舍休息了,我们火头军还要在食堂把第二天早饭要用的面和好,发上,不忙到九点来钟回不了宿舍。食堂在屯东头,我住的宿舍在屯西头,中间差不多有一里地。走着不远,但吓人的是一路要走过很多人家,每过一家,那家的狗就会大叫着冲出来,好像我是要进他们家偷抢的强盗似的。我不好意思和那几个男同胞说,只好每天提心吊胆地走完这一里地,独怕哪天有条狗真的冲出来把我咬得皮开肉绽的。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走这条路时多了个卫士——黑子。它每晚等到我下班就陪我回家。一路上只要哪家的狗敢叫,它立马冲上去张口就咬,直把对方咬得出不了声才罢休。不久之后,每当黑子陪着我走过,就再也听不到有哪家的狗敢出声的。再后来,有时并没有黑子陪着我,也没有沿路这些人家的狗对我叫了,就好像屯里的狗首领不是黑子而是我似的。


      黑子的能耐可不单是当我的“卫士”,它是队里很有威信的“黑狗警长”。每当队里大田披绿,青苗欣欣向荣时,也是很多人家存粮告紧之时。人都吃不饱,家里养的猪就更没喂的了。于是就有人家悄悄打开猪圈的门,把猪放出去,到大田吃青苗。这是糟蹋集体庄稼的很严重的事,所以队里有规定,凡是放猪吃青苗被抓到的,秋后要罚口粮。定规矩时,大家当然都同意,因为毁了庄稼全队社员都受影响。但私下放猪出圈的还是大有人在。原因就在“被抓到”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明明看到有猪在田里,可你追得上吗?就算追上又怎么知道那是谁家的猪呢?可这些问题到了黑子这里竟然迎刃而解。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老朱就带着黑子到大田巡视。只要见到田里有猪,不用老朱招呼,黑子就会飞速扑过去,一口叨住猪的耳朵不放,使劲把猪拖到田边来,让老朱在猪耳朵上做上标记。这一招对中小猪百试不爽。有时遇到大猪,体重足有黑子两倍,个子也比黑子要高,叨耳朵就没那么容易了。几经挣扎猪逃脱了狗口,飞奔而去。这也没关系,黑子会撵着一路狂奔的猪回到自己家,然后它就守在那家人家的院门口,等着老朱来处理。奇怪的是,从来没听到过这样挨抓的猪的主人提出抗议或辩解的,也就是说这位“黑狗警长”的权威是得到充分承认的。


      因为黑子,我还做过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有次我们一帮知青被分配去收了苞米的地里刨苞米茬。正在田边等开工时,老朱带着黑子也来这块地了。一看见我这个有些日子没见到的buddy, 黑子一边欢叫一边直向我冲过来。跑到了我身边就撒着欢地跳,想要舔我的脸。我一面躲闪一面逗着它玩时,眼睛余光看到我们宿舍的一个女知青阿澄一直在往我身后躲,大概是怕狗。


        我想黑子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我偏要让你看看它有多可爱。于是我就引着黑子专门往她那边靠。她越往远处躲,我越引着黑子往她那里跑。阿澄跑着躲着,不小心在一个苞米茬上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裤子被坚硬的苞米茬刮开个大口子。她又羞又急就哭了起来。我见她哭了,一下愣住了。黑子也不解地停了下来。那时我心里感到了惭愧,突然懂得了即便是开玩笑恶作剧也得有个限度,如果让别人受到羞辱或者伤害的话,尽管心里并无恶意,也不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那以后,我再没有和人开过过分的有可能伤害别人的玩笑。


      中国有句老话叫狗改不了吃屎,把狗说得好像是有肉不吃就爱吃屎一样。这真是对狗的极大诬蔑,就像说当年的农民不爱吃大米白面,光爱吃烂土豆霉苞米一样。狗不吃草,养狗的人家也没余粮喂狗,年景好时还能吃几口主人吃剩下的苞米糊糊什么的,缺粮的年份连这都吃不上,只有人屎还带点粮食味,你不让它吃屎让它饿死呀?黑子也吃屎(所以我不让它舔我的脸),但被老朱训练得很好,就是别人给的东西除非主人点了头,那是绝对不碰的。饿死也不碰。(它开始时来食堂也不吃我喂的东西,要带它来的住它家的男知青们点头后才吃。)那老乡们吃狗肉吗?答案是“也吃”。有知青把老乡给的煮熟的狗肉带到食堂吃,说很香。但是不像杀了猪,杀猪人家要呼朋唤友喝酒热闹一下的,吃狗肉是悄没声地进行的。我想也是实在缺粮尤其是缺肉所致。到我离开大队回上海上大学时,黑子快十岁了,胸腹和尾巴毛都变成了灰白色,说是眼睛看不清了,也跑不动了,经常看到它趴在老朱家院子里晒太阳。听说老朱家一直把黑子养到老死,埋在了自家房后的菜园里了。

 

      说完了撵猪的狗,就说说猪吧。在人们的印象中,猪就是吃饱了躺在圈里哼哼的又肥又懒的笨家伙。其实在我们那时这个印象是大错特错的。除了不爱干净,老喜欢躺在混着屎尿的烂泥里打滚外,猪其实又矫健又聪明。因为猪是农家主要的肉食来源,售卖后又能得到一些现金贴补家用,所以老乡家对养猪还是很上心的。不管怎么缺粮,除了冬季,一天一顿涮锅水加点土豆皮,麦麸子煳的野菜基本是保证的。但除此之外,能提供额外饲料让猪上膘的人家就很少了。到了冬天,如果有当年没长到可以宰杀出售的分量的猪的话,那就惨了。养猪人家不再提供饲料,白天就把猪放到收割后积雪的大田,让它们自己从雪下去刨吃的维持生命。到了夜里怕觅食的野狼把猪吃了,才唤回家里的猪圈过夜。所以我们那时看到的猪大多瘦精精的,跑起来飞快,有时连黑子这样的壮狗都撵不上。


      说猪聪明,也不是说聪明到能在逃避“黑狗警长”的追捕时故意跑到别人家去嫁祸于人,而是说它们能凭着本能趋利避祸。记得有次早上去食堂吃早饭,只见食堂喂的三头猪围着厨房的门拼命嚎叫,人说“像要杀了它们似的”。其实呢,是那天当值的火头军睡过了头,没有准时起床给它们开饭。于是它们自己撞开猪圈的门从圈里跑了出来,围门抗议。还好有它们的抗议吵醒了那个当值的火头军,赶紧起来张罗我们的早饭,否则我们都得饿着肚子出工了。我们就听得那个火头军在那里骂骂咧咧,说,叫!我让你们叫,人还没喂完呢,能轮到你们?!看看,猪们和我们都几乎同等待遇了!


      最好玩的是有次过节知青食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有一些不爱出工的知青等在食堂外,说是帮忙,实际是想看看能不能得点油水,像火头军嫌麻烦不想要的猪大肠什么的。那天在杀猪的案板旁就围了五六个知青,都是男的。(女的看到尺把长的刀子捅进猪脖子直插心脏,然后鲜血喷涌而出的景象还是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围观的少。)两个负责杀猪的知青烧好了滚水,备好了接血吹气退毛的工具,就上圈里把准备杀掉的那头猪掀翻,拿绳子绑上四蹄,用根棍子抬了起来。那头猪从被掀翻在地时就感知大事不妙,开始凄厉地嚎叫起来,惹得另外两头还没到死期的猪也跟着鬼哭狼嚎。


        等来到案板前,抬猪的刚把猪放下,那头猪不知怎么竟然挣开捆着四蹄的绳子一个翻身掉到了案板下。还没等杀猪人和围观的知青反应过来,那猪翻身爬起,一头撞向人群,撞开个口子就唰的一下冲了出去。这下可是热闹了。只见一只猪拼了命地嚎叫着在前面狂跑,一群七八个知青闹哄哄地跟在后面猛追,从村东头的食堂追到村西头的代销店,又转身再往东跑,正巧我带着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学生都顾不上听我说什么,纷纷跑去看热闹了。我只看见一溜狼烟,从操场边穿过,然后看到有个追赶的知青往前一扑,像是拽住了猪尾巴,听到一阵“抓住了!抓住了!”的欢呼声。再接下去就见那个抓住猪尾巴的知青忽地摔了个嘴啃泥,然后“官兵捉强盗”的一帮子又随着狂叫的该死的猪跑远了。


        结果呢,那猪冲出重围,跑到屯外的野地去了,再怎么也追不上了。食堂也只好取消了杀戮的计划。直到几天后,大约是抵御不住饥饿,那头猪又自己回到了猪圈,宣告它的反抗失败。这次再把它抬上杀猪案板时,接受了教训的人们把它捆得结结实实的。

 

      马,牛,猪,狗都聪明,那什么动物笨呢?老乡们说,羊笨。我们大队养着一群绵羊,主要为了过年过节可以杀了分点羊肉包饺子(大葱羊肉饺子好吃得没话说)。羊是很将就很好养的家畜,不用喂什么精饲料,春夏放到江边的草滩上,冬天也只要喂点干草就行。而且羊老实胆小,爱挤堆不爱乱跑,所以队里就派了个已经干不动重活的老头放着那群羊。那时我们大队有两个牲口圈,干活的牛马在屯子里有个圈,便于饲养员夜里喂饲料。不干活的牲口都圈在江边草滩的大圈里,便于白天放牧。


        那年黑龙江涨大水,快把草滩上的大圈给淹没了,队里要把那里的牲口转移回队里来。牛呀马呀猪呀都会游泳,所以都是自己浮水回来,马倌牛倌带着几只狗看着水中的牲口群不让跑散,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轮到羊群就完蛋了!羊不会游泳,队里只能派了船去接运。可是那些只“熊”羊们,见到水吓得抖抖索索的,咩咩乱叫着挤成一团,怎么赶都没法让它们趟过一点点水流上船。结果只好苦了去接羊的人,还得一只只抱上船去,忙了整整一天才好不容易把羊们弄回队里。


      养羊还有一项用处,就是卖羊毛。每当春夏之交,羊生出新毛之时,前一年的旧毛就该剪去卖钱了。每当这个时节,就会有一两天的时间队里集中妇女和半大孩子在场上剪羊毛,有时也会有男知青加入。队里会派几个强壮的男劳力专门到羊圈抓羊(羊比猪好抓得多,也不晓得跑,反正一抓一个准),抓住了就绑上四蹄,拎到场上围坐的剪毛人面前。有两三个人一起剪一只羊的,也有单独一人剪一只羊的。因为场上集中了这么多人,热闹非凡。尤其是老娘们,叽叽喳喳的,说东家道西家,荤段子黄笑话满天飞,还特爱逗好脸红的男知青玩。说实在的,我的很多生物生理知识就是这样得来的。


        这时节的羊毛分两层,上面是去年的旧毛,下面是刚萌生出来的新毛,两层之间有极薄的一个过渡层。剪羊毛就得贴着羊细嫩的皮肤,沿着这个过渡层细心地剪开,这样剪下的不是散乱的碎毛,而是连成片的毛板。女孩们心灵手巧,很快剪完一只,解开捆着四蹄的绳子,拍拍羊头,羊儿挣扎几下站起身来,抖擞下身子,咩咩叫着自己跑回圈里去了。老娘们心不在羊,男知青有手笨的,再加上老娘们的骚扰,一不小心就会剪破羊的皮肉。每当这时,羊的皮肉会突地收缩,索索颤抖,伴随着细声细气但又像抗议的咩声。


        等剪完了,站起来的光羊身上挂着长长短短的伤痕,有的还在流血,说遍体鳞伤有些夸大,但也有点儿惨兮兮的。等到全部剪完,再到羊圈边一看,一圈的羊,全是只有头上和四条小细腿上有毛的光身子,滑稽透顶!这样剪下的毛每斤只能卖很少的钱。因为羊是散放的,羊毛很脏,夹杂着羊粪草秸,不能用于纺毛线织呢绒,只能用来擀毡。好在我们那儿天冷,毡鞋垫,毡袜,毡靴总是有人买的。

 

      我们大队还有一群梅花鹿,那是养着割鹿茸卖钱的。鹿关在单独的圈里,在屯子西头,有时出工走过会看一眼,但总的来说和我们关系不大,除非哪天有鹿撞死了,我们就能每人分几两鹿肉打牙祭了。鹿怎么会撞死呢?据说鹿的脾气大,急躁。什么事不顺心了,比如发情时没有交配对象,就往鹿圈的板障子上撞。因为鹿能跑能跳,又爱撞,所以鹿圈的板障子又高又厚又密。但就是这样也挡不住往死里撞的鹿。有个别的撞开板障子跑掉了,也有的撞不开反倒把自己给撞死了。


        每年割鹿茸是个大事。据说茸的质量根据割的时间差一天就可能差一大等级,所以快到割茸季节了,队里会早早派人先把割茸道给打理出来。所谓割茸道是一个陷坑,连着一条窄道。窄道两边都有障子,窄到只能让一只鹿前进而不能转身。陷坑的深度超过鹿腿的长度,上面架着网,网眼可以穿过鹿腿。到割茸时,鹿顺序被引导到窄道头上,再被窄道两边的人赶着往前跑,一跑跑到陷坑上,四腿陷入网中不能着地,再挣扎也完全使不上劲,于是只能任人宰割,被锯去头上的茸角。


        据说雄鹿心爱它的茸角胜过生命,所以割茸季节时有听说鹿自撞身死的。不过那时只知道有鹿肉吃是好事,倒没有人会“小资”到感叹鹿宁死而不愿受辱的刚硬。有知青向队里买鹿茸的,因为听说大补。很贵,纸样的几薄片就要好几元。没买过。听老乡说鹿茸极热,一般人的体质不一定消受得了,有人服用后流鼻血的。还说鹿肉也热,不过每人就分那么几两,就是热,能热到哪里去呢?

 

      被老乡说“傻”的动物还有不少,像熊,兔,狍子,都在此类。说兔子和狍子“傻”的理由,是说它们爱走老路。原路来原路去,不做变化。人摸到这个规律后就可以在它们走的道上放置套子或夹子,轻易将它们擒来做了口中吃食。但也有人不同意。象阳就认为走老道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智慧。因为毕竟老道已经走过一次或多次而没有出问题,另换其他没走过的道却很可能有危险。只不过是人更狡猾,利用了它们的智慧而给它们设下了圈套。


        我们屯有个善辨动物走道的老乡,冬天常常到林子里下套子,家里也就间不间地有点兔肉吃,偶尔还有狍子肉。队里有个姓楼的知青,外号漏斗。这小子农活不好好学,歪脑筋却很会动。他见那老乡常常能套到兔子啥的,就也整治了几个套子,可是又不知道该在哪里下套子。这小子贼得很,几次悄悄跟着那老乡出去,想偷偷学着下套子。可光看又看不出个名堂,这小子就想了个绝招:他看好那老乡在哪里下的套子,就在那套子的一前一后下上他自己的两个套子。这一招还真管用。漏斗竟然也套到了兔子!他鬼精鬼精的,怕那老乡发现,所以每天清晨赶在那老乡出去遛套子前先出去把自己的套子收回来。


        过了一阵子,那老乡发现自己套到的兔子少了,正百思不得其解呢,听说漏斗套到好几次兔子了,就生了疑心。但自己的套子仍在,没被动过,也不能就诬赖漏斗偷他套到的东西。那也是个聪明人,就悄没声地在天不亮时到下套的林子里守着,结果把赶去收自个儿套子的漏斗抓个正着。


        这事闹到大队部,大家当然都知道是漏斗的不是,但你也不能说这个林子只能那个老乡下套子,不许漏斗下吧?所以也只是把漏斗批评了一顿,告诉他以后下套子不许靠近那老乡的套子,也就算过去了。只是那老乡气不过,老揪着漏斗呛呛。再说离了那老乡找的“道”,漏斗凭自己也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后来他也就收手不干了。

    

     老乡管熊叫“黑瞎子”,说熊傻是因为熊贪心却得不到实惠。说是每年快到秋收时最怕黑瞎子祸害苞米田。那时刚灌满浆的青苞米甜丝丝的,好吃,但不顶饥,非得等黄熟老硬以后才出粮。这时要是招来了黑瞎子就惨了,一大片苞米田一夜就能给你祸害个精光。一是黑瞎子进了田里撒欢打滚,大片还没黄熟的苞米就折断了,结的苞米棒子也就断了继续成熟的机会。二是黑瞎子爱掰苞米棒子,吃了还不够,还要往家带。可是这蠢家伙掰一个往胳肢窝下一夹,接着再掰下一个,掰一个夹一个,前面夹着的那个就掉了。结果忙乎一整夜,苞米棒子掰了一地,最后只带走一个。第二天让老乡看着满地狼藉的半生不熟的青棒子,那可真是欲哭无泪啊。


      我们刚下乡那年,听老乡说大队建在屯外小兴安岭山脚下的蜂场遭了熊了。说黑瞎子连着几夜到蜂场偷吃蜂蜜,连蜂巢都给嚼着吃了。老乡说,黑瞎子头上的毛又长又厚,它把头伸进蜂箱吃蜜前还会用爪子把头上的毛捋下来挡着眼睛,这样就不怕蜂蜇了。大队决定派武装民兵带着枪到蜂场值夜,说看到黑瞎子就拿枪打。


        除了在动物园从没见过野外活熊的知青可兴奋了,悄悄议论要是打到了熊,每人能分多少熊肉,那被列为山珍海味之首的熊掌又该怎么做。结果武装民兵守了几夜,那黑瞎子却不见踪影。反而传来消息说山坡另一面的青苞米田遭了祸害。大队就调那几个武装民兵到苞米田埋伏。得,那黑瞎子不来啃苞米又回到蜂场偷蜜吃去了!等人再回蜂场,它又去了别的地方。谁说黑瞎子傻?都聪明得和人捉起迷藏来了,简直成精了一样!


        领导和武装民兵都火了,说,不守了,拿手榴弹炸死算了。于是把武装民兵撤回,在蜂箱上拴了两个手榴弹。有人说是当夜听到手榴弹炸响,我很怀疑,离着好几里地呢,再夜深人静也听不着那么远吧?第二天去蜂场检查,手榴弹确实炸了一个,可是没见着炸死的熊,连熊的血迹或者熊毛都没见着!不过那以后,蜂场的蜜再没遭熊偷吃过。只是我们也就没有了尝尝那个山珍之首的福分。熊肉后来倒是吃过,不过纤维粗粗啦啦像嚼木头渣子,一点也不好吃。


      其实我们大队靠着江边,离着小兴安岭还有段距离,所以和熊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我们县有一些公社是在小兴安岭深处,那里山高林密,和熊打交道的机会就多了。有个叫松树沟的公社,有次某个大队的知青进林子砍柴时捡到只比猫大不了多少的小熊崽子,也不知道是自己走丢的,还是让它娘遗弃的。知青们看着好玩就带回了队里,养在了食堂里。


        反正知青人多,这个给口小米粥,那个掰块窝窝头,那小熊崽子就跟狗似的在食堂长了起来,一年时间站起来就和人一般高了。这时那熊孩子就开始惹麻烦了。倒也不是它存心要惹事,只是它就像淘气的孩子,不知不觉就闯了祸了。比如,它好好地像狗那样四肢着地在桌子下面找吃的,不知想到哪出突然站了起来。好,桌子翻了个个儿,一桌子的碗啊盘啊稀里哗啦全砸地下了,可它毫不知错地又得悠悠地放下前爪到别的桌下找食去了。也有时哪个知青好好在路上走着,突然背后让人猛拍了一下,生疼,待回头想要生气骂几句,一看,是那熊孩子!笑也不是骂它也听不懂。


        公社的带队干部知道这事后,到那队里和知青说该把熊孩子送回林子里去。说这熊孩子越长越大,力气也越来越大,它又不知道轻重,哪天备不住一掌下去打出个人命就麻烦了。打死知青固然不行,打死老乡也得负责不是吗?知青们掂量掂量轻重,知道带队干部说得不错,就忍痛同意把熊孩子送回林子去。他们连赶带打好不容易把熊孩子撵进林子,可还没等你走呢,那熊孩子早就跟上来了,熟门熟路往队里走,走得比你还快。


        赶了几次不成,有人拿了鞭炮来吓唬那熊孩子。这次把它吓得逃进林子不露面了。刚想松口气呢,那小子却又在屯子里晃上了……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也许知青大回城后没人喂它,它也只能回林子自力更生去了;又或者继续在屯里晃悠,哪天让人剥了熊皮做褥子了吧?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北大荒,好地方,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铁锅里。等我们到那里时,前两件是见不到了,可野鸡飞进酸菜缸却是我亲身经历的事。那年冬天我被借调到县知青办办上山下乡小报,住在知青办,在县直机关食堂搭伙。大多数在县机关工作的人都在县城有家,在食堂搭伙的多是单身汉或者像我这样借调在那里的人,所以在食堂吃饭的人不多,尤其是晚饭时。


        说是县直机关食堂,伙食真的不咋样。除了吃细粮比较多之外,午饭晚饭都只有一个菜,厨房做什么我们吃什么,没得选的。吃晚饭的人少,也就十几个人吧。菜呢,基本是老三样轮着来:熬白菜,熬萝卜,土豆黄豆汤。午饭人多些,菜也稍好些,因为县领导有时会来吃饭。不过也就是白菜豆腐,酸菜粉条什么的,有时有点荤腥,会来个土豆炒肉片,或者木耳炒鸡蛋。


        那天晚上在食堂吃饭的大约有十一二个人,馒头土豆汤。正吃着呢,从厚棉门帘下不知怎么钻进只野鸡来。那只野鸡从清冷干爽的屋外一头钻进被笼屉的蒸汽和屋里的人气弄得暖湿浑浊的所在,一下失去了方向感,突然飞起来朝着还透着些亮光的窗户撞去。它这一飞,就有人叫了起来:飞龙!飞龙!(我们那儿的老乡管野鸡叫飞龙。我也不知道是所有野鸡都叫飞龙,还是只有某一特定品种的野鸡才叫飞龙。而飞龙是仅次于熊掌的山珍之一。)


        随着这个叫声,屋里就像开了锅,吃饭的人都站了起来。有摘下头上皮帽扑打的,有扬着手呼叫的。不记得坐在我旁边的是谁,反正是个一眼看到关键的聪明人,他一把拉起我就站到了门边。我俩一人一边抓紧了棉门帘,生怕有人这时掀起门帘走进来,放走了自投罗网的山珍。被人这么一赶,原本就晕头转向的飞龙就在餐厅里乱飞乱窜起来,整个餐厅鸡飞人跳,闹成一团。


      餐厅里的闹声引来了厨房做饭的大师傅。他随手抄起盖在餐厅一个大缸上的盖帘(一种用粗苇子制成的圆形器具,用于盖缸盖锅碗瓢盆的)挥舞起来。噗拉一声,不知是他的盖帘打到了飞龙,还是那只飞龙慌不择路,它竟然直直地掉进了缸里!那是食堂的酸菜缸,酸菜已经吃掉不少,所以上面是尺把深的腌菜水。那号称飞龙的家伙在又酸又咸的腌菜水里扑腾,拍着翅膀飞不起来,把腌菜水溅得围捕它的人一头一脸。


        还是那个大师傅眼明手快,他一下又把那盖帘盖到了那口大缸之上,这样那飞龙就成了缸中之“龙”,再没法逃走了。他让那只飞龙又在缸里折腾了一阵子,听听扑腾的音响小了,才慢慢揭开盖帘的一边,旁边的人几双手一起伸进缸里,拎出了那只战利品。那是只很漂亮的野鸡,麻红色毛,带着白色斑纹,还有尺把长黑白夹杂的尾羽。只是连惊带吓,又在腌菜水里浸得时间长了些,成了真正的“落汤鸡”,有点蔫头搭脑的。


      抓住了飞龙是好事,可接着又成了麻烦事。因为飞龙是当时在场的十几个人齐心协力一起抓住的,所以理该由这十几个人享受。但食堂的人说不能单独为我们做。也就是说只能是做了全食堂搭伙的人大家吃。这十几个人当然不同意啦,这又不是食堂买到的食品,是我们抓到的,就该是我们个人的啦,凭什么大家吃?争论不下后只好互相妥协,就是说定飞龙不在午饭时做,而是在晚饭时做。这样虽然不能只限于我们当时在场的人吃,但至少比午饭时人要少。


        可是,食堂要在晚饭时做飞龙的消息传得飞快,到第二天晚饭时,等着吃饭的人比平时吃午饭的人还要多。大约是那个大师傅看着人多,往烧着土豆飞龙的锅里多添了两舀子水吧,打到我们碗里的就成了间着几块飞龙肉的土豆汤了!一只一斤多点的飞龙烧了一大锅的汤,还能吃出什么“山珍”味呢?反正我是觉得还不如在老乡家吃的蘑菇炖小鸡好吃。

 

      最后说下鹅。当时老乡家养鸡受限制,所养母鸡数不得超过家庭人口数,而且养的母鸡数由代销店登记在册,得按数交售鸡蛋。老乡家也不愿多养不下蛋的公鸡,除了留一只“踏蛋”的外,其他的刚长成“童子鸡”就杀了炖蘑菇了。虽然我们屯靠着黑龙江,但没见有老乡家养鸭子的,恐怕也是缺饲料的缘故。不过屯里养鹅的人家倒是不少。可能是因为养鹅不受限制,鹅蛋个大,却没有交售任务,加之鹅能吃草,不依赖粮食饲料,所以经济效益比较高吧。我们那里养的鹅个头都很大,长成了得有十几斤重。鹅爱干净,浑身白羽,只有翅膀的硬羽是浅灰色的。


        鹅是我最不喜欢的动物,原因是因为鹅欺负人,尤其是好欺负老弱稚童。听老乡们说,牛那么大的个子,可从它们眼睛看出来,比它们小的人类却像天神般伟岸,所以牛对人恭敬顺从;可是鹅那么大点个子,从它们的眼睛看出来,人却非常之渺小,因而轻易就想攻击。


        有时人好好在屯子里走着呢,不知怎么惹得旁边闲逛的鹅不满意了,一群鹅拍打着翅膀,伸长脖颈,低着脑袋,咣咣叫着追着你跑。看到过有十来岁的小孩被鹅追咬跌倒了吓哭的。我的室友小河就曾被哪家的鹅追着在腿上狠狠咬了一口,把棉裤都咬破了。要不是我们下乡时发的棉裤又大又厚,那一口不咬出血,也得在她腿上留下条十天半月退不掉的紫印子,吓得她以后见着鹅就绕道走。因为鹅凶恶,所以也能像狗那样给老乡家看家护院,不让外人随便进院子。


      那年春节,我们宿舍八个女知青没人回上海探亲,都留在队里过年。食堂给大家分了白面和肉馅,让各宿舍自己包饺子吃。我们几个凑了点钱,想再添点过年的吃食。小敏向一家老乡买了只十四斤重的鹅,花了五元钱。买了鹅,知道鹅凶,自己不敢抓,就央求那家十三四岁的小子海子抱着鹅送我们宿舍来。路上小敏问海子会不会杀鹅,因为我们宿舍的人从未见别人家杀过鹅,都不知道咋杀。那小子满口牛皮,说那容易,一会儿我给你们杀了得了!小敏高兴得连声感谢。


        那时队里用知青安置费给我们盖的宿舍是一套两间的土坯墙草顶屋。里屋一铺大炕,是睡觉的地方。外屋靠里屋的墙边砌着一个灶头,上面有大铁锅。因为我们吃食堂,灶头很少做饭,主要是烧水兼烧炕用。灶边是口储水的大缸。另一边的墙旁放着我们各自的农具,铁锹锄头镰刀斧子什么的。外屋和里屋之间有道薄板门隔开。待小敏和海子带着鹅回到我们宿舍,听说有海子帮我们杀鹅,大家都挺高兴。就按着海子的吩咐,在铁锅里烧上了腿毛的滚水,备下了接鹅血的盆,还从屋外搬了劈柴的砧子进屋。一切齐备,我们都饶有兴趣地围着海子,想看他怎样杀鹅。


        海子让小敏和另一个室友帮忙,抓住鹅的翅膀连带压住鹅的身子,他左手抓着鹅头,把鹅脖子放到砧子上,右手拿起我们劈柴的斧子照着鹅脖子就是一斧子。手起斧落,鹅头和鹅脖子分离,那鹅突然发疯一样拍着翅膀挣扎起来,小敏和另一个室友说什么也按不住了。她们刚一松手,那只没了头的鹅奋力一挣站起身子,就在屋里疯跑起来,没了头的脖子还扭动着往外喷着血。那个刚才还牛皮哄哄的海子吓得脸色唰白,扔了斧子转身逃到门外,还反手给我们关上门,把我们和那只疯跑的没头鹅一起关在了屋里。


        我们几个同样吓得不轻。一面躲着这只发了疯的没头鹅,一面纷纷逃进了里屋,关上了那扇薄门,还在门后顶着,生怕那只鹅撞进里屋来。那只可怜的没头鹅,因为没了脑袋眼睛看路,在外屋东奔西撞,一会儿踢翻了接血盆,一会儿撞倒了铁锹锄头,外屋一片稀里哗啦的响声。过了差不多十几分钟,我们悄悄把门打开一条缝,七八个脑袋凑在门缝边,偷偷看着那只把血弄得到处都是的鹅跑得慢了下来,最后怦然一声倒在了地上。


      后来那只鹅煮了整整一大锅。我们请隔壁宿舍的女知青一起吃鹅肉,吃着吃着就有我们宿舍的人忍不住笑起来,笑得没法吃东西。这个好不容易憋住不笑了,另外一个又笑上了。如此再三。别宿舍的人问,我们又都绝口不说,把人家弄得莫名其妙。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可怕也最好笑的事之一。而且为了这个缘故,我有很多年不吃鹅肉,直到近两年品尝到“深井烧鹅”为止。

 

      不知为啥,我们那儿没有农村常见的毛驴,直到1975年公社建立水利营,才见到我们公社唯一的一头毛驴。那头毛驴是一个老乡回山东探亲时带回黑龙江的。因为我们那里的畜力车和农机具都是按照牛和马的尺寸打造的,没法使驴,也不能单为一头驴特意打造一套车啊什么的,所以那头驴自打来了黑龙江就一直闲着在草地吃草晒太阳。水利营按照各大队人口摊派劳力。有驴那个大队的头很精明,和公社讨价还价后说定一头驴顶两个劳力,于是这头养精蓄锐的黑驴就到了水利工地。只是水利工地全是原始的人力推独轮车,那驴别说推两辆独轮车了,一辆也推不了哇。公社干部觉得上了当,就想把驴退回那个大队换劳力,但让水利营管后勤的老乡拦下了。


        一个水利营三个连,三四百壮劳力天天要吃饭,按照规定各队要给自己队派的劳力提供口粮,可是副食却没法解决。公社让各个队送,也只能送些个土豆萝卜什么的。水利营的解决办法一是从哪里弄来一条船,到黑龙江主航道打鱼;二是开了个豆腐房,让各队送大豆来做豆腐。这样三个连可以轮流吃上豆腐。只是人多吃得多,一天得磨很多豆子。用老乡家自用的手拐的小磨当然不行,而大磨得人推着走。推磨这事不好做,很多人推着走几圈就晕得站不住了。这时那头灵秀的小毛驴就大显身手了,蒙上眼睛,它拉着磨走半天都不带歇的。而且那毛驴也乖巧,天不亮就自己跑到豆腐房门口,早早地等着“上班”了。待磨完当天的豆子,喂它点儿豆腐渣,它就开开心心上草地吃草玩儿去了。可真是比两个劳力都顶用。

 

        再要说动物,就是“进口物品”了。在我们极端饥饿的那年,真是不管什么能吃的只要搞得到都吃了。比如夜里掏屋檐下麻雀窝里的麻雀;到黑龙江江汊子里钓鱼;捡江里的河蚌等等。麻雀好掏,夜里拿手电一照晃了眼,呆呆地等你伸手抓来。没有渔具,拿大头针弯个钩,拿根线系上,上面拴一段玉米秆里剥出来的白芯做漂子,在钩上挂上蚯蚓,扔到水里,嘴里念叨着“鱼儿鱼儿快上钩,没有大的小的也将就”,看漂子一动赶紧甩上来(大头针做的鱼钩没有倒刺,慢了鱼就跑掉了),三四寸长的小鱼有时一钩挂俩。只是麻雀小鱼都小得可怜,折腾半天还不够塞牙缝的。大的是河蚌。黑龙江里有蚌,挺容易摸。因为老乡不吃那东西,摸上来一个至少有大海碗那么大。把壳砸开,挖出里面的肉烧着吃。只是蚌肉又老又腥,放多少辣椒大葱都去不了那股腥味,后来不那么饿了也就再没人吃了。

 

      说了那么多动物,没说牛,因为牛没有有趣的故事。一头牛打出生,到老迈,就是默默地辛勤劳作的一生。牛没有马的速度,但有马所没有的耐性和韧劲。拉犁拉耙拉重载的车,没见过牛撒气不干的,最多“哞”地一声表示下不满。干活的马吃豆饼,吃扬场中扬下的次等的粮食,夏天还有青黑豆(撒播的大豆结荚时连枝叶带豆荚一起割下喂马用),一样干活的牛最多喂点麦麸子。等到老了,干不动了,还要向人们贡献一张皮和一身肉。老乡们把马看得贵重,但对牛是疼惜。也许他们从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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