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草原人

 

晓鸣

 

按：本文作者是原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现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学生。文革前，师大女附中是北京最重要的“贵族学校”，是“皇亲国戚”公主们的聚集地。本文作者5岁就开始学钢琴。本文转载于原内蒙古北京知青马悲鸣先生编辑的《周末文刊》2016年第36期。

 

    1968年8月，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牧区插队，从最基本的骑马放羊开始，学会了牧民的所有劳动技能。在大队生活了八年後，入读锡盟卫校，两年後回到牧区，从乡卫生院医生、卫生院院长到旗计生委主任，又待了十几年。因为我在牧区嫁了一个蒙古族牧民，插队二十三年後，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举家返回北京。

当初插队时，我是自告奋勇去的：经历了两年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经厌倦了无休无止的运动，既然上学无望，就去保卫边疆吧。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经历了五六天火车-汽车-大车（四匹马拉的）和牛车的一路颠簸，我们六个同年级的女孩，来到×旗×公社×大队，在蒙古包开始了“新生活”。

    我们的大队是纯牧区，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草场上，共约13个浩特（属于生产小组，每个浩特放牧一群牛、一群羊，有2-5户不等的人家，羊倌和牛倌是主要劳动力，由家庭的男人承担，女人们负责轮流下夜，就是看住羊群不至于跑散。如果天气晴朗，羊儿会静卧一夜相安无事，刮风下雨就很辛苦。同时还要防止狼来偷袭，早上还要守住不让羊群过早启程。）每个浩特都有相对固定的春夏秋冬牧场，冬营盘设在背风的芨芨草滩里，夏营盘会在高坡上。那是真正的游牧，逐水草而居！冬春两季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长一些，夏秋季十天半月就会搬家。只有在冬天，才会用冻羊粪砖搭起羊圈，在夜里圈住羊群。其余三季全部是散放。

    放羊是牧区最辛苦和磨人的劳动，工作时间长，风雨无阻，需要紧盯羊群以免走失；放牛是最轻松的活计，只要按时给牛群饮水，它们熟悉了自己的地盘，基本不会走失，当然这种好活基本轮不到知青和外来人员。那时大队有三群马，每群马都由两个马倌（大马倌和小马倌）负责放牧。还有一群骆驼和一群种羊。由于干这些活计需要一定技巧和经验，基本是由德高望重的中年人垄断（小马倌则是“跟包”，负责套马、饮马等体力活）。平时牧区的劳动还有春天接羔、夏天剪羊毛、秋季配种等季节性劳动。

    冬天的草原，气温会低至零下四十度，白毛风刮起来，大地一片白茫茫，咫尺不见人，牛羊会顺风一路小跑，瞬间不见踪影。有经验的牧人，会早早选择背风的地方圈住牛羊，而我们新牧民们就只好跟着牛羊一起顺风而下了。

    遇上天旱的年份，草长得不好，还要到几百里外的地方去走奥特尔（借住别人的草场过冬渡过难关，主要是牛群，因为牛儿只能用舌头卷草吃，草被积雪盖住後，它不会像马和羊一样用蹄子刨草吃。我到草原的第一年冬天就去了。）那地方多是夏季的无水草场，只有冬天下了雪才能够进驻，往往方圆百十里无人烟，由于没有过冬的储备，相比留在冬营盘过冬格外艰难。

    很快，我们就融入了牧区的生活，我们师大女附中几个初中的小女生分别成为所在浩特的羊倌：草原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0度，牵着骆驼跟随羊群在野外一整天，严寒和饥饿都不算什么，刮白毛风雪时要顶住羊群不让它们顺风逃窜实在是个考验。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几个会在芨芨草滩的背风处相聚，除了忧国忧民，还会脱下内衣找虱子！（分别住在牧民家实在不太方便）。我们的羊群也很给面子，从来不往一起掺和（羊群要是掺了群，分开它们就是浩大的工程，得一只一只的拽出来）。

    最难的其实是春天，青草刚刚露头，羊群追逐青草跑得漫山遍野，骑乘的马经过一个冬天，早就跑不动了，这儿那儿还不时有一两只刚下羔的带羔母羊怎么赶也赶不动。那才是叫天天不应呢。刚开始没有经验，我们总是把羊毛还没有干的小羊直接捡起来装在接羔袋里驮回去，结果它们串了味道，羊妈妈都不要了（应该是把它和母羊一道留在原地晚上再跟群赶回去）。（谢小庆注：在狼群出没的草原上，将羊羔母子留在自己视野之外的草原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每天在羊群里追逐丢弃小羊的母羊，让我们个个都成了短跑健将。

夏天的劳动多是集体活动，剪羊毛、洗羊和给羊群打针，我们从最开始不会用剪子，磨破自己的手、总是剪破羊皮很快就成为所在浩特的标兵。跟着牧民训生个子马，为了多几匹乘骑可以替换。这是最具冒险的活动，因为小马的性子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尥蹶子、站起来摔人等等。牧区妇女从来不干，骑术差一些、胆小一些的男牧民也不敢。几年下来我先後训过七匹马，我们之中最瘦弱的小玲也不甘示弱，身手矫健的老邓和老蒋就更不在话下了。（谢小庆注：女附中的学生就是不一样。在我们大队，女知青驯“生颗子马”的事情鲜有闻。）

    秋天草原的技术活是打草和给羊群配种，我们当年就都成了主力。 第一年，牧民们怕我们这些知青熬不过冬天的寒冷，入冬前把我们分配到牧民家中插包。三年之後在我们的争取下，我们才又有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自己入住冬营盘的第一夜，我们全都冻得一夜辗转无眠，第二天一致决定，两个人睡一个被窝！

    知青到了草原，直接挤占了牧民们的生产岗位（我们大队十三个浩特，总共才有三十几个整劳力的岗位，知青一下子去了23人，大部分人始终也没完全学会必要的生产技能。冬天分吃羊，每个单身汉5只羊，知青们可一点都不含糊，有人冬天杀完冬羊就直接回北京了。（谢小庆注：于是，留在草原过冬的知青就可以专挑羊身上最好部位的肉吃。）

    有些知青延续着在北京的斗志，参与挖肃“内人党”（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扩大化，编造出内人党在解放後继续有组织活动并企图篡党夺权的故事，直接导致大批蒙古族干部和牧民受到迫害）的斗争，大队很多牧民都成了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在冬天劳动（打井修水利，在干旱的草原根本就是无效劳动），这斗争持续了近两年，最後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才逐渐停止。（谢小庆注：这与在草原插队的周总理侄女周秉建上报真情有关。周秉建后来嫁给了蒙古族帅哥，成为蒙古族媳妇。）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们，根本就是没人要的孤儿，是草原用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所有的知青，原谅了他们的无理和无知，把他们当作是孩子细心呵护。想一想我们其实给草原带来了多少困扰！最後都义无反顾地离她而去，但时至今日，草原依然像怀念远行的儿女一样思念着我们。

    我们因为直接住到牧民家中，对老乡多了一份了解，蒙古族牧民也给了我们更多一分的信任。大队很早就让我们北京知青参与了大队的管理，我当了大队的出纳，後来又当了赤脚医生。在冬去春来日夜兼程的奔波中，我置身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在与牧民耳濡目染的接触中，体会了蒙古民族的善良和浪漫，让我爱上了草原的牧人。

    後来，我赶上了最後一拨工农兵上学的机会，得以到锡盟卫生学校去上学（我上学那年，盟长的女儿上了北京医学院，旗长的女儿上了内蒙古医学院）。再後来，我又返回旗里继续当我的乡村医生和计划生育专干，直到北京的大门向我们这些弃儿打开的那一天。（马悲鸣注：不平随处都在。）

    为什么北京知青会爱上草原牧民？其实我也常常问自己。作为知名女校的学生，没少受各种文艺作品的荼毒，一直向往浪漫的爱情，也相信真正的爱情不受物质、地位和时空的阻隔。我们那代人虽说生活上晚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三四年後也都情窦初开。负责安置的知青办早有打算，将插队的男女生按比例分配到大队（我们大队分配了男女生各十一个），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结伴。但与牧民相比，知青男生们在生产和生活上都显得笨拙，特别是表达爱慕时也躲躲闪闪让人很费思量，自然难入我们的法眼。

    在草原我也算比较活跃，少不了有牧民小伙子来提亲，但过于直白也和我向往的浪漫相去甚远，自然是逐一回绝，为了减少干扰，还曾放言不到25岁不谈婚论嫁。

    和一般牧民青年不太一样，我的那个他每次来串门都客气的敲门；也总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奇的出现：帮忙追一匹脱缰的骑马，奔跑着在羊群中套丢弃羔子的母羊，我骑过一匹特别厉害的生个子马，刚开始几天他总来帮我给马上马绊子，遇到路远天寒的出诊，他总能找到理由像条小狗默默相随。几年下来，牧民的质朴和他默默的付出最终打动了我。我们开始一起憧憬未来：他计划去当兵，我也想去上学。

    可是，女儿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当时，东北兵团已经因为女知青受辱抓了一批人，我既不想放弃我的孩子，也不愿给他增加压力，只能选择尽快结婚。（谢小庆注：如果不及时结婚，“浪漫爱情故事”就可能演变为“迫害女知青”的刑事案件。实际上，在内蒙牧区也抓了一批蒙古族牧民。）当时和我一起在大队的同包们都理解和支持我，他们说早就觉得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远在北京的父母很难接受，当时回北京探亲的同包们也劝我要慎重：她们已经预感到春天即将来临，我们终会离开草原。

    我和他在冰天雪地里往公社跑了三趟才领到结婚证，在春天里举办了当时最盛大的蒙古族婚礼，来参加婚礼好几个北京男知青都喝醉了，据说在我婚礼的前夜，他们彻夜不眠，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她会嫁给一个牧民？！

    婚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差异立显：我行事节奏快，生活中心排位是工作、集体、国家；他生性散漫，生活重心是游牧、狩猎和伙伴。我们常常为了是否早点去饮羊、剪羊毛或换营盘（离开住了很多天的草场，搬家到水草相对丰盛的草地，让羊群可以少赶路，多吃草）发生争执。婚後一年半，孩子尚在襁褓中，我送他去就读锡盟牧业学院，希望现代教育能够改变他，事实证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後来我们都成为国家干部，曾在苏木（乡）旗（县）工作多年，虽然都算事业有成，但他的本性最终还是迫使我做了回京的决定。

    到北京後，都市快速的生活节奏让我立时就如鱼得水，可是我家那位自由散漫的牧羊人却难以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更让他无所适从。後来，我选择了放他回草原，承诺他等我退休後，跟他一起去放羊。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多年之後，我反思维系我们婚姻的基础是：共同对生活的热爱和相似的价值观（都不太看重物质，总是以他人为先），我也扪心自问：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是否会有别的选择？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对于和知青结合的蒙古族青年，虽然有娶（嫁）了一个北京知青的荣耀，但巨大的文化和习俗差距，会加大双方磨合的难度，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坚守下来的，终会有许多无法告人的酸楚。婚姻中弱势的那一方，总会生活在恐惧哪一天会失去对方的阴影中。

    虽然我和爱人生活了很多年，养育了一双儿女，我也对他呵护备至，人前人後给予了他应有的尊严；但从他的角度设身处地的看，我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反而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曾不止一次，我劝他为了自己选择放弃，但每一次，他都选择相随。

    我们的一双儿女，继承了蒙古族自由散漫的性格，没有似我在学业中的强势，双双在应试教育中败下阵来；但他们又都继承了父亲善良有爱心、具有超强的动手能力和富有创意的优点，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总能不输人後。

我常想：骨子里的东西，真的是无法更改啊。如果不是插队，我的孩子们很可能会是另一种人生吧。

    曾经，在走场地的冬夜，守着昏暗的羊油灯和四处漏风的蒙古包，听长风在天空怒号，合着远处此起彼伏的狼嚎，我不止一次的问：“为什么？！”

我们这些人，默诵着“相信未来”的诗句，度过了人生的低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知道了上山下乡保卫边疆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我们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留给了国家和民族太多的伤痕。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生不逢时，在成长的岁月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我们的生活、婚姻、後代，无一不受影响。插队知青因为缺乏竞争的技能，很多人晚境凄凉，成了社会的最底层。从我个人来讲，我又是相对幸运的，牧区生活让我有了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故事，蒙古民族的宽容教会了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

    二十三年的知青的经历，塑造了我不同寻常的人生；我们这代人正渐渐老去，如果老天能够假以时日，我们都该留下对那段生活的回忆，为让文化大革命永不重来，为让知青经历成为历史。

【附注】：挖肃“内人党”从67年开始，69年结束，与我们下乡的起始时间并不一致。特别是越往基层後滞越厉害，我们初下乡时还没有一片喊打，可是旗里和锡盟直到69年秋天混乱局面都没有得到控制，我和老蒋八月份回北京，路上走了十几天，交通全面瘫痪了，那印象实在是刻骨铭心，大夏天差点冻死在路上，半夜去投宿牧民家，把他们吓得够呛，以为又来抓内人党。

 

视频中弹钢琴者为本文作者晓鸣。谢小庆2014年11月14日拍摄于北京：

 

谢小庆跋：本文作者的叙述是非常节制的。我知道，她的真实故事具有更强的“戏剧性”，更精彩，更感人。作为曾在草原生活的知青，我完全理解作者的节制。实际上，真实的生活往往远比艺术作品的渲染更精彩。当我们讲述草原故事时，为了让听者感到真实，常常需要刻意淡化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对于那些生活在“商业文化”中的人，关于草原“快乐文化”完全真实的讲述，反而会显得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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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自公众号“文明与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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