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王立


我的知青生活
作者:王立

1

下乡

我下乡当知青是1969年1月,下乡地点在成都之南60公里左右的眉山县,现在的路程走高速路也就半个小时,而那时差不多要一天的赶路。记得下乡那天是从成都火车站乘火车前往,坐的是货车箱,即是所谓闷罐车,到了眉山车站。

当时的县革委会在火车站召开了大会欢迎我们,贫下中农们打着红旗列队迎接。因为人多,不可能象现在一样“大摆酒席招待”那是给每人发了两个大包子,算是午饭,各人就地啃吃,味道还是不错的。

我看大会进行中就爬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照下了这有纪念意义的两张照片。


那时记者也少,没有媒体报道。流传至今那天开会就这两张照片了。后来这底片我自配的微粒显影液冲洗的,所以保存至今还很清晰,那些农民穿的破棉袄、戴的破毡帽,还有的用白布包着头的装束现在已很难见到了。会后即由解放军军用卡车将分配到各地的知青运送到各个公社。

那时的公路是碎石子机耕道,只容一辆车通行,每个场镇(公社)都有农民打着红旗欢迎我们。到了公社又分到各生产队已是夜里很晚(因无手表不知几点)安排在农民家住下。


第二天我们即去上工,跟农民一起去修水渠。那水渠是生产队作灌溉引水之用的,沿着小土丘挖出一条沟。那生产队的刘会计有意想考考我们这些“知青青年”就问道:


“这水渠怎么才可测出它的高低呢?”


我看了看说道:“用水平仪在对面山坡上测一下就可以了。”


“那山坡转弯处看不到那一边怎么测呢?”他进一步考我们。


别人都没有经历过自然答不上来,而我曾帮助过测绘队,自然知道,就脱口而出:


“那就要转点嘛!”


这“转点”是测绘中的一个专用词。那刘会计听后大吃一惊道:


“啊!对!对!你晓得转点!你晓得转点!”

我为农民修理收音机

自此农民们对我佩服有加。柴油机坏了要我修,收音机坏了要找我修,闹钟手表要找我修,凡有技术问题都喜欢找我。我也尽力而为,每天收工之后就免费为贫下中农服务。 

2

农村广播

过了些日子,县上下了指示,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要村村通广播,让毛主席的声音传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个生产队都要安装广播网。我们生产队地处丘陵,是本公社最偏远的生产队,自然就要最先安装。分配的铁丝、瓷瓶先落实到我们生产队。而安装广播这一伟大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在学校早已熟悉广播技术,又安了不少广播站,这点技术自然难不到我,但那时的问题是这里无电,有的农民连电灯也没有见过,只见过我带去的收音机。农民家中无丝毫电器的影子,就连手电筒也只有在生产队公房保管处有一个,但电池烂在里面早已经锈坏了。当时无供电的情况下,这些边远地方安广播的通用方法就是在各生产队立上一根根木杆作电线杆,上面安一个瓷瓶,再接上一根14号铁丝。就这一根线就负责传播毛主席的声音。再用一台收音机,将喇叭处改为一高阻抗输出,一端接铁丝,另一端接地线。在每个生产队安一个舌簧喇叭一线一地,就可全队广播了。因为功率小,输出只有几十毫瓦,线路往往几公里远,损失又大,每个生产队就只可带一个喇叭。这喇叭尖声尖气,声如蚊蝇,但农民们每天收工都静坐在喇叭下屏住声,吸着叶子烟认真听着咦咦呀呀的样板戏声。

牧归(路边竖立的木杆就是广播电线杆)

这广播线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喊话,通知,开会了,都可以广播一下,而且远方的人们对着喇叭大声吼,大声喊,在我这边的喇叭也可发出微小的声音。为了听清远方的回话,我又改装了一下。用一个按钮开关切换远处喇叭的接入点,利用本地收音机的功放将远处喊话声放大。这样就实现了双方对讲,松开按钮讲话播出去,按下按钮对方讲回来,农民都非常满意。原来要走好几公里的山路才能传送的信息,现在一喊就通了。


其它生产队也来学技术,多悦、盘鳌等好几个公社都请我去给他们指导安装广播。而我们这里的广播当然是最“先进”的。我在成都又买了一台带电唱机的广播收音机,我改进后可以放广播,可以通话,可以放唱片。这在当时可是高消费,高享受了。我每天收工回来就放一会广播给全队听,再放几张唱片,那是“语录歌”,鼓干劲的,每张唱片转速每分78转,放一遍不到5分钟。有一天放完“语录歌”我又将一张我私藏的唱片放了一遍,那是一张黑胶老唱片,录的歌是“美丽的哈瓦那”那天电池已不行了,唱机转得较慢,那歌曲自然就更显抒情悠长,东边小山上一轮明月慢慢穿云升起,明亮的火星正在天空闪着红光,黑沉沉的田野里飘着低沉的歌声。听惯了革命歌曲之后突然来这一首抒情的歌曲还是别有风味。当我放完准备关机时,远处喇叭中传来喊话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原来是贫下中农们在公房的喇叭下听得入迷,舍不得走,一定还要听。我只好又放了一遍。当时心里还有些担心,怕别人说我放不革命的软绵绵的东西,万一影响了革命斗志那可是不得了啊!。好在当时人们都不知是什么歌,也无人过问。


在安装农村广播站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材料奇缺。当时所有器材都要分配,就连作为线路的铁丝都要分配,自己在市面上是根本买不到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但是你如果想象一下购烟要烟票,买糖要糖票,买米要粮票(还分粗粮、细粮)有的地方连卫生纸都要票的时代,买广播器材是多么的紧俏。

当时我们的农村广播网基本安好了,但方圆几十里只有五只舌簧喇叭,所以非常需要喇叭,生产队就叫我到县上去找广播站,看有没有计划外的喇叭买几个回来。


我步行几十里到了县城,找到广播站,那里的农村广播器材是由广播站分配的,所以要买器材得找县广播站。我到广播站他们的办公室看到一工作人员正在修收音机。我说我要买一些广播网用的喇叭,他哼了一声,也不知听到没有,只顾摆弄手中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只好站在一边静候大人指点。那人的收音机发出扑扑的汽船声,他左调右调还是无法。其实我一听就知道是“退交联不良”就是滤波电容不足或电池内阻增大引起。我看了一会太阳已西,实在忍不住了,就脱口而出:“你将电池换一下就行了!”他停了一下并未正眼看我,但将手电筒中的电池取出换在收音机上,收音机汽船声马上消失,声音恢复了正常。他面有喜色,转过头对我说道:“唉,我搞了几天也没有找到毛病,原来是电池的原因,你有什么事呢?”口气好了许多。我于是又将来意又说了一遍。他说:“这样,广播站刚运到一批晶体喇叭,一元一个,你要几个?”我说我们生产队要10个,于是交钱、拿货、走人。


赶到秦家公社天已全黑,公社朱社长吴书记留我吃了饭,说天已黑了就在公社住吧。我想自己从生产队到公社这条道已走过多少遍了,就是天黑了也不怕。就说还是回生产队吧,免得第二天又耽误半天。于是就拿着电筒离开公社往生产队走去。


走夜路我并不怕,那时没有拦路抢劫的,阶级敌人早已扫荡干净,而妖魔鬼怪我又不信,就连农民都说“知青阳气太大,鬼都害怕”所以我就摸黑前行。走了约半小时,那天就下起雨来了,打雷、闪电接联不断。我将草帽戴上,又用一点油纸盖住背篓里的喇叭(那时塑料布也是很少的)在田坎上走着。这时偏偏手电筒的光越来越暗了,只能照见面前一两米的地面,看来是没有电了,只好把手电关上,再开几秒钟。走着走着,我发觉脚下的小路没有了,变成了荒草,用手电光一照,四周都是荒坟野冢。我站住定了定神,这里听农民说刚解放时镇压土匪、恶霸地主,就在这里敲砂罐(枪毙),这里是乱坟岗子。我想平时很熟悉的路怎么就找不到了呢?难道真有什么“倒路鬼”么?我借着闪电尽量看看远处,发现我平时走的小路就在十米外不远,那小路拐弯了,我没有看见就直走进坟堆了。我马上重新回到小路,顺着小路前进。雨越下越大,看到路边有一户农家,那时农家都没有喂狗,我走到农家门前敲敲门,并无反应,我又用力敲了敲,还喊了几声,希望到农家躲雨,但门内没有一点声息,或者是农民害怕夜晚敲门的“鬼”他们不敢吱声。我看没有反应,看看雨又小了,就干脆一直顺着小路走回了生产队。回到生产队住地,其他几个知青都早就睡到半夜了,我叫开门他们都觉得奇怪,怎么会半夜回来个人。第二天这些喇叭就马上安上了有线广播网。

那时广播站周围几十里都能听见广播

生产队安装有线广播网,那线路通过木杆在山间穿越,我怕雷击造成损害,就用12号铁丝顺着木杆钉上,下边埋在地下,上边留了10公分出头,还作了一个尖端,算是避雷针,又在这避雷针与广播线路之间作了一尖端间隙放电,以保线路安全。这能不能保证安全我不知道,反正应比没有好些。我回成都过了些日子,返回农村后农民们马上告诉我,队上的历史反革命土匪某某被雷打死了,就是在公房广播线下打死的。我说那个地方我装了避雷针的,怎么会打死人呢?他们说:“就是那个反革命,把你的避雷针铁丝取走了,拿去拴牛去了,那天下雨,大家都跑到公房避雨,他把避雷针铁丝拔出来拴牛,就这样一个响雷打得大灰扑,马上就把他打死了!别人都没打死,为什么单打死他?他解放前干过土匪,抢过人,是反革命,老天还不是念他解放后参加了志愿军到朝鲜打仗有功,让他多活了20年阳寿,要不早死了!”


我知道他是每次队上开阶级斗争会都会把他作为活靶子来批来打,但也不应是死罪嘛。被雷打了,又属阶级敌人,他的家属也觉得很没有面子,悄悄把他埋在了后山坡。而当时在现场的另外两个农民则是贫下中农,被雷震倒在地,但没被雷击。农民们都说这两个是陪杀场的,搞得他们都觉得非常尴尬,好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来,就好像真的被陪了杀场一样。


其实在农村被雷击是常有的事,我们有一位同学是在接广播线时远处打雷,那线路接头在他手中就打了一个火花。幸好不是直接雷击,只是感应雷,所以没有造成伤害。


还有一次盘鳌公社的一个农民在山坡放牛,牛被雷击死。农民们就将上好的牛肉割下来先送到公社孝敬父母官。我当时也在那里帮他们修广播,也品尝了雷打死的牛肉,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里远近的农民都知道我会修收音机,有的“先富起来的”农民攥上几十元买了收音机,坏了没法修,就走几十里山路来找我修。我每天出工回来就忙着修收音机,这也是兴趣。除较贵的零件费外,绝未向农民收费。当时农村没有电,这是最麻烦的。因为收音机要焊接,没有电我只好用铜丝手工绞接,再包胶布。但有的收音机体积小,印刷电路板密集,就无法手工绞接了。我试过火烙铁,那东西补铁盆可以,修收音机就太大太笨了,根本无法用。还有一种用煤油灯烧的小火烙铁亦很不好用。后来我只好将要焊接的收音机集中起来,大约有十来部,我用背篼背上,带上电烙铁步行了几十里从王沟生产队到秦家公社,再到万盛区政府所在地,这里有电。在这里焊好各个收音机,又赶回生产队。农民们拿到修好的收音机表示感激我心情就满足了,绝不会收他们一分钱的。收钱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自觉抵制的。但收钱问题农民们不这样看,生产队长找我说:“要是你去修收音机,一定可以为生产队赚不少钱啊!”那时并无个体户开铺子之说,但只要想赚钱,肯定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自然不会去做。

公社发电站

公社社长知道我会电气技术就找我,要我帮公社搞一个发电站。因那时几乎所有公社都没有电,他们想搞个发电站给公社添光彩。我在绵竹见过一些小型发电站那大多是10KW左右的,发电机用20马力柴油机带动,或用小型水轮机带动。有的地方条件差的,没有发电机就用鼠笼电动机代替,只要你将鼠笼电动机用发动机带动就可发电,但要在电机的三个出线端并联三个纸介电容器。后来在南充蓬溪大石买了一台10KW的发电机,运回公社。可怎么发电呢,还要一个控制柜才好操作。当时并无现成的卖。公社的老社长就说:“我们这里有木匠,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画了一个控制柜的大体形状,长、宽、高是多少,面板上装电压表、电流表、赫兹表,还有几个开关、指示灯。我向木匠交待完毕就返成都到城隍庙去买电表及零件去了。几天后返回公社,社长说控制柜做好了,就等你安线路了。我一看,那农村木匠做的控制柜可真是个柜,他按照农村结婚嫁女做柜子的方式做了个大柜,四周用了上好的木料四根大柱,榫头联结,面板是用装板龛合,周边还刨了花槽装饰,最奇怪的是还用大红油漆刷了一遍。一看就是农村结婚嫁女的样式喜气冲天。我哭笑不得,只好将就让木匠在板上开了仪表孔,又将电表开关安上,板后用皮线(当时的一种电线)接上。再将发电机用一手扶拖拉机皮带联上,开动手扶拖拉机的柴油机,只听机器声响灯就慢慢亮了起来。在场人都鼓掌欢呼雀跃,这是秦家公社第一次亮起了电灯,那是1970年。


后来县上要我到成都去买扩音机作广播用。那时扩音机并不是随便可买到的,市面根本无货。我在处理品市场用很低的价买了两台,我又将它修好,运回了公社,准备运到水库工地。秦家公社的吴书记一见扩音机,眼睛发亮,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要我把扩音机接上喇叭,又把发电机准备停当,立即通知各生产队全公社社员到秦家公社中学球场坝开会。

开大会

那天全公社人员到齐后,吴书记、朱社长轮流上台,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听着自己的声音宏亮的在操场上响起,再也不用手拿铁皮传话筒高声大吼的作报告了,自己就像县上的领导一样,心里个个乐开了怀。公社的农民也都个个新奇,怎么秦家公社也有大喇叭开会了,别的公社干部听到立刻感到自己矮了一截。后来别的公社干部打听到那秦家公社的扩音机并不是秦家公社的,是我给县上“大寨水库”买的,秦家公社是路过,就借用了一下开个春耕动员会,心里才平衡了一点。

3

“大寨水库”广播站

眉山县在1970--1971年的时候要在盘鳌公社修一座水库,名曰“大寨水库”。是在山间筑起一座土坝蓄水,那土坝最长处在两山之间的谷口有100米,而这土坝的厚也达100多米。全用人力挑土筑成,每铺一层土就用人拉石滚子压一遍,没有一点机械。那时“人定胜天”知青一样参加,没有人叫苦叫累。这是县上的项目,所以财大气粗,我被派去安广播,另一同学周仁郁则编印“战地简报”每天一期,采访写稿、刻蜡板套色印刷,发行全由一人承担。

“大寨水库”土坝厚达100多米全用人力挑土筑成(高处小草房即是广播站)


广播站建在山坡上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草房里,我们在这间房里广播、编稿、油印、吃饭、睡觉,有时农民工还将开山放炮用的炸药、雷管存放在广播室。我只叫他们不要把雷管与炸药放在一起,这就算是安全了。这间广播室是用工地发电机发的电,那是开山放炮打涵洞要用风镐电钻。我们这就成了工地唯一有电的房间,每天就准时放广播,播放工地上的好人好事,表扬稿,还有广播电台的新闻。那时周围几十里都能听见。

挑土筑坝的农民大军

有一天来了一个农民,他穿着破棉袄赤着脚叼着叶子烟摸索着来到我们广播室门外。他半闭着眼睛,躺在坡边,晒太阳。我看见就问他道:“大爷,别人都在挑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万盛五保户,干不了活,我听到广播声就顺着声音来这里了,这里修水库热闹嘛!”我才看见他眼睛已是半瞎状态,估计是摸着来的,但万盛离这里好几十里远,那里能听到广播吗?但老人说的不会是假话。又见他把叶子烟杆凑到电灯上,说道怎么点不燃呢?我们赶快给他说这是电灯不是煤油灯,点不燃叶子烟的。他又看了半天还是不太明白,于是拿出自带的两块石头打火石熟练地打燃了捻子,点了烟。看看日落了,他又慢慢摸回家去了,也不知他走夜路能行不。

我用经纬仪加滤光片看太阳的黑子(背后是广播站,坐在门边的是赤脚医生)


有时测量人员还将经纬仪、水平仪放在我们广播室,我都把这些仪器拿出来摆弄。将水平仪作望远镜用可以看清远处对面山上挑土的农民,我将照像机接上目镜位还可以照下远处的人物,但清晰度太差。而经纬仪望远的倍数较大,我们用它可以看月亮上的环形山,看土星的光环。那时土星光环正好与我们视角成45度可以看到土星就象一个人的眼睛一样,呈橄榄形,中间有两个黑点,那是光环与土星之间的空白区。


这广播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赤脚医生医务室。那时有一个县上的女赤脚医生,就是农村的妇女培训了一下,可以处理小伤小病的但不脱产,平时一样参加农业劳动就叫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药箱的药很有限,最好就是治病不用药的针剌疗法。那时一根银针治百病,城里面大医院都实行开刀不用麻醉药,而用针剌麻醉替代,在农村就更是推崇这针剌疗法。所以修水库的几万农民只有一个赤脚医生但并不忙。大多数时间是坐在我们广播室门边看着挑土的农民。


有一天一个农民来到广播室外找赤脚医生要药,说是头痛。那赤脚医生就拿出一根长约10厘米的针来,说是针灸治疗。只见一根10多厘米长的银针直直的剌入了那个农民的头顶,那农民哇哇大叫起来。我吃了一惊,这还不算,那赤脚医生又将针在农民的脑袋中转动起来,搓捻着,口中还问道:“痛不痛?痛不痛?”那农民眼泪直流,脸都成了猪肝色,嘴里哼了两声,不知是说痛还是不痛。那赤脚医生将针拔出问道:“现在是不是好多了?”那农民口中唉哟唉哟的叫着说:“好了!好了!不痛了,不痛了!”又挑着装土的竹簸箕一拐一拐的挑土去了。我也不知道后来疗效如何,那脑袋里是否搅成了一锅粥,我也从不敢找赤脚医生扎针。

大寨水库大坝全靠人力拉石滚压实

在大寨水库工地上大坝越修越高,已达80多米,真是雄伟壮观,参加会战的农民亦有几万人之多,水库指挥部就在坝上召开表彰大会。会后即表演节目,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水库指挥部要我准备好广播,在坝上直播。这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麻烦了,这在坝上虽离广播室不远,但也有上百米。当时是除了百米左右的花线(双绞线)就没有其它电线了,就连电源线也是铁丝两根,架在电杆上送电。没有电线是比较困难的,但当时的革命精神是“任何困难都难不到英勇的中国人民的”我于是决定不移动扩音机及喇叭,只将话筒移到坝上,就可实现转播,这样又省事又省电线。而话筒线没有金属隔离线就用花线代替。用花线代替话筒线肯定会产生干扰及噪声,为了减少干扰,实现用普通花线传送语音信号我试验了一种方法,即是低阻抗传送。我用一支小喇叭代替话筒,喇叭引线采用花线送了近百米到广播室,再用一输出变压器反接,将作话筒用的小喇叭音频电流升压,再送入扩音机扩音。这声音宏亮悦耳,失真小干扰小,成本低,比起真正的话筒线传输效果还要好。因为话筒线的分布电容大,高音衰减严重,而低阻抗传输就没有这些缺点。到了晚上乐鼓喧天,歌声阵阵,各生产队修水库的农民都到坝上来看热闹,就连附近的老弱病残都来了。在几盏电灯照耀下坝上立起一幅毛主席像,干部们讲话完了后知青们就跳起了革命歌舞,而广播声实况转播几十里外都清晰可闻。

大坝上只有一盏照明灯的演出效果(1971)

土坝渐渐增高,每天几万人挑土垒坝,再有成百人拖着个大石滚来回碾压,号子声震天动地,我们的广播声几十里可闻,在县上是一件大事。我觉得应扩大影响,将战天斗地的精神广泛传播。于是打主意将扩音机改装一下成为无线广播机。一般人认为无线电广播很复杂,其实工作过程及机件结构可以很简单。我看过很多有关书籍,那无线发射机的结构早已知道,现在这广播用的扩大器,改成无线发射的播音机其实是很容易的。音频部分早已有了现成的,只需在两功放管(807)的输出中加一组发射线圈即可。这样此机既可以放广播喇叭又可以无线播音,那样一般的收音机都可收听我们的广播岂不妙哉?


说干就干我就准备了线圈、零件。但这时城市招工进行了,工厂的师傅到农村大规模招工。我也是招工对象,那时候要是能进工厂当工人就是最高理想“虚是虚有胸肌,瘦是瘦有肌肉,拙是拙有工作”是基本点。所以我自然就被工厂招工进厂了。也就没有时间搞无线发射,否则可能那时候还会引出多少麻烦,制造多少阶级斗争新动向,招工进厂,自然就“犯罪终止”没有里通外国是良民。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老知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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