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信念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留守在陕西宝鸡的老知青戈卫似乎给出了答案。

“中国最后的知青”这个称谓，他不敢接受，他觉得还有比他做得更纯粹的老知青。

一直生活在农村，但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普通农民。他想以农民的切身体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能脱离农民的局限，去观察、感受、思考社会问题。

戈卫一直留守的村子，被宝鸡当地人称为西部山区。“码头”这个村名，市区里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

连霍高速宝天段在宝鸡坪头有一个出口，一下去就是坪头镇。在这里问起戈卫，无论养路段工人还是村妇无人不知。

拐向码头村的路口，被一群提篮卖樱桃的农民挡住半截，不仔细看路边挂着的路牌，肯定就会错过了。

码头村村委会的大厅里挤满了老人，大厅隔壁，便是戈卫住的两间屋子。

门闭着，窗帘也拉着。敲一敲门，一个清瘦、光头的高个老人走到窗户边，掀起了窗帘。

老人正是戈卫。

记者说明来意，戈卫答应可以聊聊，但表情还是清冷而严肃，身上自带一种与窗外那些村里老人迥然不同的气派。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一个省城高等教育家庭出身的人，自从插队到这个山村，先后放弃招工、招干、上大学的机会，甚至处级官职也没能打动他，四十七年的时间，一直留守在这里。正如戈卫自己所说：“我这一生最难的不是在这里的生活，而是我的行为一直不能被人理解。”

多年以后，老知青戈卫面对一拨又一拨的来访者，讲起自己青年时代发生的种种时，心底里总会想起在那个狂热岁月里自己曾经度过的安静时光。

1947年7月戈卫出生时，他的父亲戈治理已经是当时的西安医学院（西安交大医学部前身）教授，也是国内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是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戈卫父亲有兄弟姐妹10人，9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那种家庭长大，戈卫上学后的志向也是偏向于自然科学，几乎不太接触政治。

但是，离高考仅剩八天时，即将在陕西师范大学附中毕业的戈卫和同学们接到学校的通知，高考取消了。“我和同学们一下子都懵了。”

那是1966年的初夏，毛泽东在5月16日那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后的同一天，已经是年逾花甲的戈卫讲起往事，让人有穿越时空之感。

“学校外面的世界早就热火朝天了，全国青年学生大串联进入高潮。”正处在青春期的戈卫也觉得热血沸腾，立即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然后再折向四川、贵州，到了云南后，又折向北，最后终于抵达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1969年，戈卫又置身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那年10月27日，他与他的弟弟戈健，还有另外25名陕西师大附中的同学，从西安坐火车，到陕西宝鸡陈仓区坪头镇码头村插队。

戈卫（左二）和父亲戈治理（右四）和公社社员合影

“到坪头都半夜了，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当时的坪头还叫永红公社，第二年又复名坪头公社。

虽然在城里时，学校也安排他们去郊区的农村帮农民收麦子，也算是接触过农村生活。可是，当戈卫和同学们来到码头村，还是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所震惊。“没想到农村会这么穷！”

幸运的是，这批来到码头村的西安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没有多长时间，当年公社就下来了招工指标。第二年，又有大批的招工指标分到了这个知青点。曾经说着豪言壮语一辈子扎根农村的伙伴们都忙着准备回到省城去，戈卫却向大队和公社写了一封决心书，“要永远扎根码头大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建设山区。”

戈卫住的“知青”房

多年后，戈卫似乎并不愿意让人更深入地探究他做出一选择的原因，只强调自己坚守下来最重要的一点：“主要还是因为有了感情，我接触了老魏他们后，对我太好了，确实和他们建立了感情。”

而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 戈卫是这样发的言：“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后，戈卫用当下的语言总结了他的行为，“我们要改变命运很容易，一招工、招干或者上大学就回城了，一切都改变了。我那时候就想，我走很容易，那这中国的七八亿农民不能都走吧？”

1975年10月28日，戈卫和另外11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一起，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这让他们名噪一时，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如今，这些人当中，只有戈卫还扎根在码头村。

在戈卫看来，他的坚守，源于他的信念。他觉得，信念就是一个人意志行为的基础，“没有信念人们就不会有意志，更不会有积极主动性的行为。”即便当年前妻选择了离开，依然也没能撼动他的这一信念。

好在戈卫有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有尊重他选择的父母，他选择扎根农村的这条路才能走到底。“这里的村民有了病，宝鸡看不了，就到西安找我父母看，吃住也全在我家。”

从没有干涉戈卫做出任何抉择的父母已经去世，他把他们的骨灰埋在了码头村的山上。

戈卫承认，在码头村的这些年，他真正完全改造过来的“就老魏一家人”。

1971年，村里的知青点就剩下戈卫一个人后，他就成了魏文杰家里的一员了。现在，他每天的午饭和晚饭都到老魏家里去吃，“工资卡也交给他们管理”。

戈卫已经习惯称比自己大5岁的魏文杰为老魏，私下里两人在一起时，甚至叫他的小名。上午九点多，老魏走进戈卫的房间，先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我让他多喝点绿茶，对降血脂有用。可他偏爱喝这个。”戈卫笑着摇了摇头说。

戈卫的房间极干净、整洁，这可能来自他医学家庭的影响。他住的卧室都铺着地毯，据说以前在知青点的土坯房里，他也是这样的习惯。

写字台上，整齐叠放着几份最新的《参考消息》和几本杂志。还有他喝茶的茶具。写字台的对面，靠墙摆着书架，畜牧养殖类和兽医类的专业书多一些。戈卫说，前几年他和弟弟他们合办了一个养鸡场，自学过这些用得上的专业知识。

戈卫现在喜欢用手机微信多一些。“每天除了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用手机上网。”尽管远隐于山区，但他始终关心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新时政和经济资讯。

先吃完午饭的戈卫想起吃降压药，便要过老魏正在喝的汤，就着吃下了两颗药片。然后，他又习惯性地递给了老魏两片同样的药。简单的动作，看得出是长久的默契。

“我们俩都老了，要保养好身体。我现在让他早餐多吃蛋白类的食物，少吃碳水化合物。”老魏在一旁淡笑不语，显然他是完全知道这些化学专用词语所指为何物。老魏和老伴现在与大女儿同住，院子里是一座新建的三层小楼。屋内的装潢清雅，客厅中间白色的地板上放着一大块地毯。戈卫的影响在细节处就体现了出来。

一位村民匆匆忙忙走进厨房，躬下身笑着请坐在饭桌前的戈卫和老魏去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村里人家办婚丧嫁娶的事儿，我只送礼金，都不去。”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村民们来请他的礼节，他们视戈卫为一位受尊重的村中长者，倒是当了多年村支书的老魏反而被放在了第二位。

“我现在就是这里的人，村子里的人就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在戈卫看来，要融入到这里，就不能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一样，得把自己从感情上与他们融合在一起，而且不能是刻意为之的。

从1971年开始，戈卫就当了村里的革委会副主任。他带领村民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山劈石，修渠引水。“当时这里的农作水平很落后，我给村民讲，咱这落后到啥地步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展出的西汉时期的锄头，跟咱现在用的锄头连样子都没变。”戈卫说：“当时这里真的还是刀耕火种，比山外的平原地区要落后很多。”

当了村支书后，戈卫才真正见识到了农民思想意识有多落后。“我从当时的西北农学院引进了新的杂交玉米种子，农民不相信，不肯种。”他比划着：“改变农民的观念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有村干部在旁边盯着的时候，他就种新品种。等你刚一转身，他就偷种他的老品种。到了秋收一打粮食，每亩产量的差距让他们一下子知道了新品种的好处，这才慢慢推广开来。”

戈卫清楚地记得一些统计数据。他刚来码头村时，全村的粮食总产量最多不超过42万斤，到1976年时，已经达到70多万斤。“种子、耕种的方法都让我给改变了，才让产量提高了这么多。”

老魏能如数家珍般地列出戈卫从1970年到1980年带着村民们干的事情。“除了办猪场，改良猪种，试制成功了‘黑曲霉醣化饲料’和‘酵曲粉’，还引进和培育玉米、高粱良种，培育出了村民们眼中的珍贵的滋补药品银耳。”

戈卫也有失败的经历。他曾给码头村试着引种茶树，便最终因气候、土壤等原因宣告失败。前两年，他又办了一个养鸡场，开始挣了点钱，这两年经济不景气，又办不下去了。

但是，这些失败在只读过两年小学的老魏的眼里，也是有“见识”的失败。

如今，老魏大女儿一家以种樱桃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每年光这一项就收入6万多元。

樱桃是上世纪80年代戈卫通过西农的教授引进来的。他现在很不满意村民们急功近利地早早就把不太成熟的樱桃摘下来去卖的做法。“樱桃红了以后还要膨大三分之一，甜度也能加深。”他不停地嘱咐老魏不要让孩子们早早摘樱桃，“得让人吃到真正成熟的好樱桃，这样价格才能上去。”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实行“大包干”，曾让戈卫心里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因为他发现，村民们承包了土地，他说的话越来越没有作用了。

那时，戈卫其实还有多次离开码头村回到省城的机会。“西安知青办领导对我说，回西安来吧，你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戈卫说：“宝鸡市还让我当宝鸡市团委的书记，我都没答应。”

习惯了遵守党和国家政策的戈卫虽然不认同“大包干”，但他通过看报、读书、听广播，思想认识还是跟上了形势。“当时的农村经济的确需要改革，‘大包干’确实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也有一些好的因素。”

于是，戈卫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做了一些变通。1980年，当地政府要加大西部山区建设，在坪头设了西部山区建设委员会，他被抽调去当了副书记。1986年，这个机构要迁到山外去，他不想跟着走，组织上就让他担任了坪头镇党委副书记。

即便成为了国家干部，戈卫也没有迁走自己的户籍，“我一直是码头村的村民。”他说，“但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我始终觉得自己要对农民有责任感，要对农村事业有所推动。”

戈卫离开村支书岗位后，老魏就成为继任者。戈卫现在也承认，自己的好多设想，其实都是通过老魏来实现的。“附近这些村子的发展，基本都没有什么规划，你看码头村就不一样。”戈卫说，“很早我就请了西农的专家来给村子做发展规划。”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码头村不仅发展农业，更是在山区里最早搞起了经济林业。通村公路和村民宅基地的规划，也是按戈卫的思路来进行的。村上的樱桃种植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但规模与戈卫的设想相差甚远。“当时推广栽种时，村民们很多家中只有老人或者妇女，他们根本不懂技术，也不愿意栽种，没有能形成产业。”

“我能说的就去说，他们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大包干’后，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声令下。”这是最让戈卫怅然若失的地方，在他看来，现在的农村并不是他理想中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

但是，戈卫能让老魏家按着他理想的状态去发展。这些年，老魏家就靠农业过日子，没人出去打工。家中供着两个大学生，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同村村民的水平。戈卫觉得，老魏家的生活就是模板和示范。

如今69岁的戈卫每天生活极其规律。早上七八点起床后，伴随着电视的早新闻，“做些高蛋白的早饭”。接下来读书、看报、喝茶，有时候也会会远来的朋友。无事的时候，他看到手机微信朋友圈里针砭时事的文章，也转发几篇，而转发更多的是一些世界名曲的视频与养生保健的文章。

码头村山青水秀，空气怡人，村里安静清雅，一派现世安好的景象。戈卫像隐士一般生活在这里，他的弟弟、妹妹和曾经插队的老伙伴们，也时不时会来看望他。

戈卫也承认，长期生活在农村，自己在精神层面的更深处也会有孤独的时候。“毕竟很多其他的东西讲出来，老魏他们不是都能听懂。时间长了，我也失去了诉说的欲望。”

戈卫所说的“其他东西”，就是他对过去、当下或者未来一些事情的认识与自省。

“好在我还有很多市区、省城的朋友们，他们经常会来看我，和我交流。”如今的戈卫，似乎已经从世事中跳离出来，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

他把自己观察的视点，依然放在了农村发展问题上。“我在农民中生活，更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使命感，为农民和农村做一些事。

他亲眼看着农村很多孩子早早辍学，进城去打工，这让他很忧心：“农村现在最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农民的广泛教育，道德、技术、文化，中国进入新阶段，年青一代要能跟得上，素质教育是最重要的。”他想象的农民进城，是“要真正在城市扎根，而不是仅仅进城卖苦力”。

生活在最基层，也让戈卫感到有一些社会矛盾在凸显，他认为，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

与戈卫交流，记者也能时时感觉得到烙在他身上的时代印记。在对当下一些政策作出评价时，他会习惯地跟上一句：“当年毛主席的说法是要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有时还接着跟一句：“毛主席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在码头村改造通村道路时，戈卫当年居住过的知青点的土坯房被拆除，知青点高墙上那句“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标语也随之消失，但是，那句标语所代表的时代理想，或许从来没有在戈卫的心中抹去。

“我这个人脾气有些犟，村里也有人说我是‘一根筋’，外面的人说我这人太理想主义了，我都知道。我承认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戈卫说。